【独家】防疫情、促经济，两手抓两手硬的八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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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冠疫情经济影响与对策”课题组，本文为独家首发。
●每一个老百姓均应知道各种风险可能性的概率，而非在疫情面前只有“生死”两项的模糊认知，进而导致“求生式恐慌”。
●全国上下一心，战“疫”取得巨大成绩。但一些地方也出现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过犹不及”甚至“过激”的现象。若这些现象继续，将肯定有损于当地百姓的民生福祉，甚至有违于党中央政策的初衷。
●中国的发展全局是一项战略任务，而防疫战役是一场遭遇性质的“阻击战”。目前出现的一些“重防疫、轻经济”、只顾严防死守而忽略发展大局的现象，可以说是部分人没有完全理解、吃透中央政策，把防控疫情工作极端化了。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在保证安全卫生的前提下，抓紧复工复产，必须要抓住、保证和稳固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保证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被改变，确保我们的库存永远都充足充盈，所以一定要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在战疫和顾安全的同时，丢弃生产、限制生产，也不能为了仓促复工复产不管防疫不顾安全。
●从舆论角度看，不应过分强调疫苗和特效药的预期，应侧重科学防控和正确、理性面对风险。从防疫角度看，不妨进一步厘清央地职责，激励各地科学防疫、依法防疫，精细化“疫情图”，根除“表格防疫”的新形式主义。从机制角度看，进一步完善疫情风险分级机制，堵疏结合，做好“战时”向“常态化”机制转变的准备。从生产角度看，避免“一刀切”，明确工厂复工标准，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允许防控达标企事业单位有序复工复产。从金融角度看，应把释放流动性应与疏通融资渠道最后一公里双措并举，可试行数字货币等创新方式推动改革。从产业角度看，应顺势而为，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从安全角度看，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及时总结，完善应对病毒的快速“止战”机制。从战略角度看，可适当对外释放“疫情影响、适当推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息。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如其来，使14亿中国人顿时开启“战疫”模式。在对抗疫情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员工来自全国20多省市自治区，通过春节实地调研，深度分析疫情对经济、社会与金融的影响。近日，我们注意到，在与病毒进行“史诗级”对抗的同时，一些地方存在“只顾死守，不顾发展”的现象，使本可少受影响的民生环节遭遇困扰。
2月6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出，当前除湖北外全国其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总体稳定、病死率低，要合理配置资源，避免不必要恐慌，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正常生产，既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好保障，又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从经济学上来看，疫情应视作风险，而非不确定性。每一个老百姓均应知道各种风险可能性的概率，而非在疫情面前只有“生死”两项的模糊认知，进而导致“求生式恐慌”。为此，本课题组对防范疫情中的一些过激措施类型进行梳理，研判其潜在后果，并纳入宏观历史维度中，得出八条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一、防疫效果值得充分肯定，但须警惕过激苗头
自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上下一心，针对疫情出台了各方面防控措施，阻断疫情传染途径，全力抓好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保供，战“疫”取得了一些成绩。根据全国疫情相关趋势图及其解读看，全国新增疑似病例数正在出现下降趋势，防疫成果值得肯定。
这当然与全国齐心协力、令行禁止密不可分。但从目前的形势看，一些地方也出现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过犹不及”甚至“过激”的现象。若这些现象继续持续，将肯定有损于当地老百姓的民生福祉，甚至有违于党中央政策的初衷。当前出现的措施“过激”现象可以概括为五“失”：
一是一些区域出现了“民生失稳”的迹象。“丰衣足食”是中华文化中春节福祉的具体体现，更关系到各地民意对经济的稳定预期。然而，据实地调查，近日多地出现新鲜蔬果、鱼虾、豆腐等商品短缺现象。即使在大城市的一些大超市，鲜蔬鱼果车辆多有因“防疫情”被阻隔进城的现象存在。
二是一些地区出现了“出入失控”的可能。实地调查注意到，全国多地出现了乡间甚至县镇道路遭阻隔的现象。特别在南方多省，一些乡间通行必经道路被人为中断，即使正常的访客通行、过路客也常有被阻止，导致本应正常的地方往来受到严重阻碍，致使物流供应系统严重失灵。
三是一些省份出现了“农业失时”的风险。据实地调查，东北三省、山东等省份不少农村已封村、断路，对养殖业特别是养猪业、养鸡业等养殖周期相对较短的行业造成打击。产成品运不出去，饲料等运不进来。一些养殖户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养成的猪、鸡饿死，或者直接杀死后掩埋。农业和养殖业中，农时非常重要，一旦失时，则很可能至少一年无法弥补。
四是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业失序”的预期。在实地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北方一些地方工厂复工被无理限制。部分疫情并不严重的省市，企业希望复工、员工希望复业，他们承诺复工时做好防疫工作，但被当地政府“一刀切”地要求必须停工、停业，即使企业安全防疫工作到位，仍被要求无限拖延。悄悄“复工”遭举报的现象也频现。正常的工业生产秩序一旦无法维持，有可能导致区域性工业体系的运行紊乱。
五是一些国民出现了“社会失范”的行为。课题组的人员多次亲历和听说，有些地方对武汉乃至湖北籍人员采取的不文明、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极端做法与歧视态度。有的地方在挂横幅“不欢迎武汉返乡人员”、“途经本市必须隔离14天”等，有的地方在重点防控对象门上贴封条，还有的地方把武汉返乡人员的家门用粗木条封住、用钢管焊住。一些地方“拒绝鄂A牌照私家车路过”，到一些酒店“拒绝湖北人入住”等。此类现象已经有侵害公序良俗之嫌。
从总体上看，全国人民“防疫情”依法、按规、照律，个别民众出于对生命的重视付诸于严苛方式短期内也能理解，但若让诸多过激“防疫”措施持续下去，在阻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传染途径的同时，人流、物流、资金流可能都会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些影响通过网络放大，极有可能大幅降低市场预期，重创国计民生。
在“疫情”增量呈现降势之时，对经济“降势”的评估与防范应当呈升势。
一是餐饮行业正遭受重创。据恒大研究院估算，受此次疫情影响，餐饮零售业仅在今年春节7天内的损失就可能高达5000亿元。某知名餐饮公司董事长近日表示，全国60多个城市400多家堂食业务基本都已暂停，只保留100多家外卖业务，预计春节前后的一个月时间将损失营收7亿-8亿元。西贝目前资金链紧张，暂停营业的同时还要支付员工工资、租金等，以目前现金流撑不过3个月。“账上现金流扛不过3个月”。即使像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多数餐饮在元宵节前都呈现歇业状态。餐饮业是物料、人口、房租“三期成本叠加”的行业，大半月（可能会更长）的歇业，如同灭顶之灾。
二是酒店旅游行业进入冰冻期。此前，携程发布的《2020春节“中国人旅游过年”预测报告》显示，春节或将有4.5亿人次出游。疫情爆发后，订单退订如潮水般涌来，携程客服扛起10倍压力，退改数百万春节订单。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全球多个国家出台对华限制入境政策，涉及数千架航班、多个海外酒店订单的取消。在此期间，旅游业不仅没有收入，携程、飞猪、去哪儿网等线上旅游服务平台也多次升级免费退款保障时间和范围。酒店旅游业是当下中国消费的重头，春节期间的重挫可能还会产生后溢效应，如原本定在2020年2月2日、数以万计的婚礼取消或从简；数十个国家的国际航班取消往返中国等等。目前酒店旅游行业的冰冻效果如何，还深不可测。
三是工业生产遭遇“开工难”。除湖北省要求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得早于2月13日24时外，其余各地基本要求除防疫和民生相关的其他企业复工不得早于2月9日24时之前，有的还会更晚，企业的实际开工情况仍然要视疫情的防控情况。此外，异地人员返工基本还须经历14天左右的隔离观察，各种客运、货运运输方式目前都还没有恢复正常，企业复工复产也面临一定困难。
四是城市消费遇到“倒春寒”。在不少城市里，零售、餐饮、影视娱乐、会议展览等线下城市消费遇寒冬，仅日常食品、医药等还能正常营业。部分城市快递行业也由于社区封闭管理呈现物流递送不畅。城市消费商业的店租、人员费用等固定成本压力凸显。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二、“防疫情、抓经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2月6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再次强调经济生产的重要性。
当前，最需要避免的是，人为造成经济下行预期。近日发布的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中国的发展全局是一项战略任务，而防疫战役是一场遭遇性质的“阻击战”。目前出现的一些“重防疫、轻经济”、只顾严防死守而忽略发展大局的现象，可以说是部分人没有完全理解、吃透中央政策，把防控疫情工作极端化了。为了防控疫情而造成近乎全面停工、停产、停运，必须考虑是否存在为了战术目标损害战略目标的问题。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其实是源自某些官员的“懒政思维”。
疫情结束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切的时间表，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更长时间都是有可能的。为此，一些地方采取完全抑制经济的措施以控制所谓的“病毒”传染，势必会造成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强烈下行预期。这种预期持续下去，就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硬停摆”，最终表现为对内脱节，对外脱钩。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冠疫情经济影响与对策”课题组认为，“防疫”安全与经济生产之间需要达成一定的平衡：
消费需求可以减，但供应链不能断。在全社会限制生产、限制运输、限制供应的同时，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但实际上总需求只是被推迟，并不会减少。而没有了基本生产、阻止了基本运输、没有基础供应、耗光基础库存后，就可能导致对内供应不足，对外无货可出，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在原有的成本优势已经下降的背景下，如果因疫情的冲击而自动断供，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间地位和关键地位就有可能被取代。
消费欲望可以控制，但居民收入不应抑制。目前一些地方的措施是直接让大多数餐饮业门店关门歇业，居民无处外出消费甚至买不到过年所需的鲜鱼、水果。对比2019年春节，2020年超长“春节”造成实体经济损失数万亿元，交通运输损失超5000亿元。停工停产导致不少农民工不能够返城，个体工商户无法经营，由此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或没有收入来源，只是坐吃山空，而物价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上涨，长此下去这些人的生活都将出现困难，稳定性不保。
供给侧运行可以放慢，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倒退。不能复工的企业也只能苦苦支撑，特别是占到企业总数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一两个月甚至一个季度还可能勉强维持，时间长了，在职工工资、房屋租金、费用、银行贷款等等各种成本压力下，多数企业很难支撑下去，而企业大量倒闭将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影响社会稳定，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投资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循环下去，企业的债务高企，地方债上升，银行不良贷款率提高，资金流恶化，甚至导致流动性枯竭而引发金融风险，血脉不通经济肌体就很难存活。因此，从供给侧角度看，经济可能会脱节而陷入混乱，与不防疫一样导致经济生死。
需求侧短期可以承受，但长期发展空间不应被压缩。从需求侧来看，封城、封路、封社区导致了消费的下滑，出口的锐减以及投资的延迟，会导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三驾马车全部乏力。总之，无论是供给侧经济的停工停产，还是需求侧的停滞，都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停摆，因此亟需在全面战疫的同时，在保障安全卫生前提下，抓紧组织复工复产，可以组织专厂、专线、专车、专人和专区。从国际经验来看，2009年以来甲流疫情导致美国进出口下滑和寨卡疫情导致2015年巴西经济下滑甚至经济危机都需要严重警惕。
图1:1997-2019年巴西GDP增速，2015年因寨卡病毒疫情导致经济下滑。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
图2:1993-2019年美国进出口变化，2009年因甲流疫情叠加金融危机导致进出口断崖式下滑。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对此，全国各地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分类治理，分类复工。每个省市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恢复生产。
一是没有疫情的地区，要在确保不让疫情传入的同时，通过专人专车专厂专线的方式，推动恢复生产，抓供应、抓保障、抓运输。
二是在疫情不严重的地方而生产亟需的区域，则要在做好防疫，控制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生产。
三是在有疫情而生产不急需的地区可以考虑延迟复工复产。
四是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全力以赴要抓好抗战疫情，但也要派专人专车保障基本的国计民生。
三、科学风控，“堵”“疏”结合，尽快建立疫情管控长效机制
防疫情，其实就是防某些病毒风险。风险不仅是可以认识的，也是可以控制和掌握的。在现代社会里，有效地管理和承担风险往往可以得到高额的回报，管理风险已经成为挑战与机遇的同义词。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推动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人大重阳课题组建议如下：
第一、从舆论角度看，不应过分强调疫苗和特效药的预期，应侧重科学防控和正确、理性面对风险。当公众舆情对于疫情存在三种值得警惕的趋势，一是过于夸大病毒的致命性；二是贬低疫情的风险；三是将希望寄托在疫苗和特效药上。病毒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夸大和弱化病毒的危害对防疫工作都会带来阻碍。同时，由于病毒本身在变异，不排除短期内没有特效药和高效率疫苗的可能，这种情况下，强化公众对疫苗和特效药的期望，存在加剧未来社会性恐慌的风险。
此外，当前网络舆论混乱，以微博平台为例，有影响力的科普“大V”中鲜有一线医务人员。他们主要是靠翻译外文文献科普，对中国老百姓的情况缺乏针对性的指引。媒体资源应该向一线专业防控人员倾斜，将隔离、防治、后勤保障以及目前行之有效的新举措、新办法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反映出来。事实证明，信息越透明，越全面，越有利于防控工作的及时开展。
第二、从防疫角度看，不妨进一步厘清央地职责，激励各地科学防疫、依法防疫，精细化“疫情图”，根除“表格防疫”的新形式主义。对全国“疫情”的描述，可更精细化。在“疫情图”中，若以“省”为单位，则无一幸免。但全国300多个地市级行政区，有一些是没有出现感染的病例，全国“疫情”感染图中，若以“地”为单位，疫情的紧张感会减少；若再以“县”为单位，便更能缓解目前“全国一片红”的疫情印象。
疫情期，形式主义是病毒的帮凶。疫情爆发以来，部分地方出现了相关职能部门工作推诿、职责不清等问题，还出现部分地区截流其他地区物资，各自为战的乱象，例如防疫、医院、研究所的衔接问题，中央机关和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职责界定的细化等。与此同时，还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减少动辄“填表格”、封路等新形式主义现象的频发。
第三、从机制角度看，进一步完善疫情风险分级机制，堵疏结合，做好“战时”向“常态化”机制转变的准备。鉴于当前已感染人群的数量规模，不排除疫情长期存在的情况出现。需要将现代风险控制机制纳入到防控体系中来。其中的一项务实举措是，不妨做好疫情的分级、分地管理工作。
目前各地普遍实行的封、堵、停的措施，无益于消除社会的恐慌心理。随着越来越多患者治愈，病毒传播机理的逐步明晰，依托当前我国强大的治理体系、群策群力，是可以做到长期控制好相关疫情的。但如果社会长期处于应急机制，全民紧绷一条弦，反而更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
第四、从生产角度看，避免“一刀切”，明确工厂复工标准，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允许防控达标企事业单位有序复工复产。综合各地方的情况看，必须尽快推动复工复产。工业体系有着严丝合缝的产业链，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部分地区工厂复工被强制性限制。建议中央和各省尽快明确疫情期间复工标准，在防疫工作充分的前提下，尽快推进本地员工为主的企业生产工作。
在疫区员工较多的企业，也应克服困难，在科学隔离，及时观察防治的情况下尽快恢复生产。除湖北外，各级政府应尽快将“阻止工厂开工”转变为“对工厂生产防疫的监督”工作。例如口罩等防疫物资是否到位？工作空间消毒、员工健康管理是否及时等。
第五、从金融角度看，应把释放流动性与疏通融资渠道最后一公里双措并举，可试行数字货币等创新方式推动改革。央行节前释放超万亿流动性，对于重大疫情短期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同时更要关注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是否真正能够达到需要的地方？会不会出现流动性最后一公里阻塞的情况？建议考虑创新金融科技手段，试验性采用数字货币等方式实现流动性的精准、定向支持，切实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和成本，恢复企业经营者的信心。
第六、从产业角度看，应顺势而为，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此次疫情充分验证了我国近年数字化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逐步成熟的现代物流体系、数字社会生活习惯、远程办公、教育技术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疫情状态下社会功能停摆的危机。建议顺势而为，鼓励相关产业及衍生经济生态的发展，积极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七、从安全角度看，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及时总结，完善应对病毒的快速“止战”机制。比尔盖茨2015年TED演讲呼吁：“未来能杀死上千万人的不是核战争，而是高度传染的病毒。”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关要求，生化安全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此次病毒爆发的传播和变异速度表明，常规的疾控已难以应对这种来势凶猛的病毒“攻击”。目前我国的传染病控防只是疾控中心的一个分支，政府的防控体系更适应于慢性、长期的社会健康防疫工作，例如对结核病、吸血虫等疾病的防治和巩固工作等。对于极速爆发的疫情和生化危机，应视为一种战争来进行应对，应建立专业、快速反应的专门机制应对。
第八、从战略角度看，可适当对外释放“疫情影响、适当推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息。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诚如习近平曾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当前所经历的疫情前所未有，各地面临巨大考验，建议适度延后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考核时间。这将体现在重大疫情面前我党和政府联系实际、倾听民意、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经济建设基础的重要检验，建议在预留适当的时间内查漏补缺、集中治理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进一步夯实我国经济发展基础，整合基层治理能力，为全面小康后我国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历史雄辩地证明，在人类与病毒的共同进化中，生产组织有力，能战胜疫情则文明兴；生产失序，不能战胜疫情则文明衰。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与灾害作斗争、战胜灾害并发展兴旺的历史。
以历史上多次出现并被中华儿女战胜的灾害“瘟疫”为例，早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有记载“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后汉书·志第十七·五行》记载大瘟疫14次，其中记载发生确切时间的有9次，基本都在冬春时节。如“光武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尤甚”，如“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焦心，以为至忧”，又如“建安二十二年，是岁大疫”等。史实证明，越是重大疫情，越是考验我们的执政智慧，检验民族精神。抗击新冠肺炎，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从历史比较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从而做出最优决策。
历史无时不刻地警醒今人：时疫固然可怕，但比时疫更可怕的是人们应对措施的偏颇不力。2020年元宵接近，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两手都要硬，从而确保安全、发展两不误，是今年接下来的时间段各级政府和人民战胜时疫、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诚如风险管理经典著作《与天为敌》所说，是什么将几万年的历史与我们观念中的现代社会区分开来？一种革命的思想认为，风险的支配权界定了现在与过去的范畴。当人类发现跨越“风险”这条界限的方法时，未来就变成了过去的镜子。风险是一把双刃剑，既意味着危险，也蕴涵着机会。科学防疫，胜利终将属于中国！
（课题组执笔人：王文、贾晋京、曹明弟、刘英、刘玉书、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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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