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蕴含了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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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刊于6月21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公众号，原标题为《刘元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具有世界价值和时代意义》。

刘元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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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党的百年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着全局性的引领作用。它不仅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同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具有引领世界体系走出当前长期停滞困境的思想与理论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最为深刻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价值，都具有超越区域价值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升华理论，同时还要用中外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在世界舞台上彰显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及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目前，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实现，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小康也全面达成，我们的实践和创新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决定了我们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将随之达到一个新高度。在这个新高度，只要我们能够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新的典型事实、新的规律、新的范畴和新的框架，用中外社会都能够理解的概念、范畴和表达，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难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案，我们就能证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创新史和政治经济学百年的理论创新史，不仅仅具有中国样本的特色，同时也具有世界价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国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世界意义首先体现在，“中国实践证明了现代化路径在当代世界并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现代化的路径存在多元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虽然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同时也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虽然其核心是阐释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过程中的一系列新规律、新方案和新思想，但这些思想也针对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面临的很多共性问题提出了实践创新和理论创的新方案和新思路，特别是它充分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范本和思想解放的路径；特别是它为不发达国家提供了理论本地化、实践本地化的基本蓝本和进一步进行思想创新的基本原则。中国不需要进行简单的制度输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胜利的支撑下自然在思想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形成了另一条现代化路径的思想。

这种现代化思想是以前西方主流思想提供的方案难以比拟的。

一是经济的赶超必须有适合技术赶超的制度设计；

二是制度设计的逻辑不仅要适合现代化的产业和技术路径，更需要与落后国家的社会文化资源禀赋相适应，必须在全球化的动态发展中来考虑激励体系的设计；

三是强政府不仅是克服市场失灵必要的制度安排，也是市场体系自身建设的基础和前提，西方社会并没有为落后国家构健强政府提供现成的方案；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证伪了传统理论的很多偏见和谬误，社会主义体系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证明了不同国家根据不同使命和条件在政府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进行多层次的组合和创新；

五是政府不仅要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者，同时也必须是自我改革的推动者，这需要政府在改革创新与发展创新中构健足够的激励体系，以在保证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自我完善；

六是宏观调控必须从宏观治理和经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进行设计，不仅要追求短期经济周期的熨平，更重要的是在防治体系性崩溃的前提下，保证静态资源与动态跨期配置的和谐，发展规划统筹下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体系以及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发展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七是不均衡、异质性是落后国家经济的核心特征，在全球化中寻求发展的平衡，在结构性突破中寻找到总量的动力是解决落后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效方法。这些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史所孕育的一些基本规律，都是落后国家赶超可以借鉴的一般性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

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百年发展史，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广大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世界性的智慧。

02

那么，中国的案例是不是只有对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借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对于世界各国在大转型、大变革过程中解决这个时代提出的超级问题都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养分和新的理论思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这个超级时代的一部分，中国实践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核心、最活跃的力量，它的发展就是这个时代迈向辉煌的核心动能。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回答这个时代命题的前提下回答中国问题，因此也必将在构建中国方案的过程中蕴含了解决世界问题的养分，甚至直接的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史中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市场经济体系如何成功地运行，如何在克服资本主义单一私有制下的市场体系配置资源弊病的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在静态和动态层面的最优。所以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全面拓展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拓展了对政府体系的认识，形成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政府与市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全面超越了古典主义所塑造的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划分法，突破了政府守夜人的概念。在这种深化中，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要引领生产力的发展，要在防止经济过度波动中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要在克服各种陈腐思想和传统利益结构中解放生产力的发展，要使人类技术进步走上一个新周期、新轨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生产力理论上有更深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走出目前的“长期停滞”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增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增长在市场层面、国家层面到底需要如何布局？在总体规划、产业结构、投资政策、宏观调控上如何配合中期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全视角的理论体系。

第二，在新的大国竞争格局中，各个国家都开始重新反思构建在新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政策哲学。大家会看到，印度已经旗帜鲜明地要求重整其计划体系的功能，美国国会也已将新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提上工作日程，甚至整个G7联盟在新一阶段对于民族产业链的规划也已经全面突破传统的思想。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对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发展的哲学思考和战略布局已经成为整个新时代、整个社会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可以进一步拓宽和优化，为世界各国提供新时代进一步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场景。

第三，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在大疫情时代中所展现出来的整体性崩溃，表明了传统宏观调控理论已经全面失灵，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范畴、全新的概念和全新的战略、政策、实施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总结了很多的范畴，比如以发展规划为引领，以货币财政政策为主体，以区域、投资、产业、就业等政策为配套的整个宏观治理体系，并将这个治理体系归到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理论的范畴之中。对于宏观调控，不是简单的就短期谈短期，而是中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它的主线也没有简单地按照西方的一些基本的教条来进行，比如货币政策独立性、财政政策规则性、短期预期的定位等，而是在充分地吸收现代经济学养分的基础上，提供了一整套体系化的思考，这对于解决目前宏观调控中的各种世界难题，可以提供大量新思路。

第四，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收入分配的思考、对于整个宏观层面动态资源配置价值实现的思考，在当代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世界性。一些西方学者已敏感地认识到，收入分配两极化已成为世界难题，而西方提供的传统解决方案难以在新时期发挥作用。解决的思路是什么？我们认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会看到一系列有用的东西。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的落脚点，这是很重要的思想。第二个很重要的思想是，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就收入谈收入，而是要围绕整个循环体系来做文章，特别是在所有制层面来做文章。如果没有在这上面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安排，单纯就现象谈现象，就很难触及到这个时代问题的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上述这四个方面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且提出了新概念、新体系、新规律、新战略举措，这些新的思想完全可以在实证层面和规范层面，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普适的政策工具。

下一步我们要在新征程中进一步加大力度，彰显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共产党百年历史，不仅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层面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蓝本，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人类社会走出困局提供了有用的思想养分，因此，我们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将具有世界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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