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七大困境与四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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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5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金融主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盛大开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是论坛主要承办方之一，在会上发布了全球首个“双碳”监管平台并首次揭幕“碳中和2060”网站。同时，人大重阳在会上发布了题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契机、困境与出路》的研究报告，本文发表于核心期刊《学术探索》2021年第3期，作者为王文、崔震海、刘锦涛。以下为报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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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各国政治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得世界人民深刻意识到绿色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环境问题，更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各国要实现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其关键就在于推进绿色复苏。中国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2020年，中国正式提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远大目标并全面开启绿色低碳发展进程，这更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实现绿色复苏的必经之路。

➢新冠疫情带来的诸多影响提高了绿色复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体反映在五个方面：一是人们进一步加强了公共卫生意识；二是疫情期间数字智能互联互通和智能制造等技术被社会各界广泛投入使用；三是人们调整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进入数字化“智云”社会；四是全球化的重心转为区域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被重构；五是绿色复苏为各国提供了大量新业态工作岗位。

➢虽然绿色复苏将为疫情后的人类未来作出重要指引，但经实地调研走访发现，绿色复苏在中国也面临着困境，可总结为七种典型难题：一是绿色转型成本过高导致地方绿色转型能力不足；二是高污染产业的资源依赖导致绿色复苏出现转型瓶颈；三是污染企业利润诱惑过大导致绿色化动力不足；四是重污染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加大了绿色复苏的难度；五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处罚力度较弱；六是高排放企业的失业压力诱使地方保护滋生；七是一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能力不足，影响绿色复苏的整体进程。

➢为走出绿色复苏中的几大难题和困境，综合世界各国绿色复苏的重要政策和举措，中国可综合如下启示：第一，各国普遍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推动绿色复苏；第二，利用关键领域投资驱动绿色复苏；第三，采取绿色债券、信贷等多种金融方式支持绿色复苏。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和重大风险，中国将坚持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复苏，具体有四项重要举措：第一，在国家层面，重视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绿色复苏与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绿色复苏相结合；第二，在行业层面，推动各行业进行绿色改革，打造系统综合的绿色产业体系；第三，在企业层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加速中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第四，在保障层面，大力发挥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持作用。

➢绿色复苏将对传统产业带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全面升级，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走出一条开放、协调、包容、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生态环境部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分别占当年全国排放总量的83.7%、63.8%和80.1%，虽然在排放量与排放占比逐年略有下降，但工业污染物已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了极限。

近年来，中央决策层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三大攻坚战”，并在“两山论”的指引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6年，“十三五”规划明确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给世界经济与环境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使得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主席正式提出我国将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并与2030年“碳达峰”组成“双碳”目标，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碳中和”元年的绿色低碳发展快车道。2020年10月底，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内容。

2020年9月23日，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约翰·罗克斯特罗姆（Johan Rockstrom）在国际绿色复苏论坛表示，“人类将面临生态环境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最新的可续研究表明，亚马逊雨林减少17%，如果继续减少，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洋循环速度变慢、森林火灾以及干旱将导致人类逼近生态环境临界点的风险。未来10年是人类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关键时期，减少碳排放和保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跨越临界点的唯一出路。”罗克斯特罗姆的警示，再次提醒了全球经济绿色复苏在后疫情时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由此可见，绿色复苏不仅是中国在后疫情时代走出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最关键举措，更是中国探索“双碳”目标实现路径并追求绿色低碳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01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契机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深刻体会到健康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全社会开始从关注GDP数值转向提高生态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绿色复苏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绿色环保生存环境的要求，更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具体可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人们加强公共卫生意识，更加关注生命健康和生存环境。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绿色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环境问题，更涉及到每个人的广大人民问题，唤醒了广大人们群众的生态与健康需求。疫情期间，人们对大气治理、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生态环境保护特别关注，更多考虑居住在宜居宜业的绿色环保之地。各类重点污染和排放不达标企业纷纷关停或搬迁到了其他经济落后人口密度低的地区，或积极进行技术升级与生产转型。

二是数字智能互联互通和智能制造等技术被社会各界广泛投入使用。世界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智能互联时代，中国采取更为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企业必须直接参与国际产业竞争。传统高碳产业的高污染低产出已经无法在社会获得投资和市场支持，市场环境大幅调整，企业失去以往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产业（企业）如果希望可以继续发展，必须实现绿色数字化转型升级。

三是人们调整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进入数字化“智云”社会。“云”生态模式得到广泛应用，云办公、云聚会、云课堂、云社交、云婚礼、云毕业、云招聘、云答辩、云游戏、云医院和云就业等创新模式结合数字事务技术，使很多线下事物移到线上开展。疫情期间，全球超过20%机构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方式。iiMediaResearch（艾媒咨询）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新春复工期间，超过1800万家企业采用了线上远程办公模式，近3亿人开启在家办公模式。Facebook宣布未来10年调整业务结构，4.5万名员工中一半采取永久性居家办公，Twitter也选择大部分员工无限期居家办公。在美国每名员工一年可以消耗重达四分之一吨的物资，其中包括１万张打印纸。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自办公室的取暖、降温和照明，所耗电量达到用电总量的70％。仅交通一项，上班族们每年就要排放出13亿吨二氧化碳。此外，处于待机状态下的电脑每年要消耗价值10亿美元的电力。很多机构表示在疫情后继续沿用居家数字办公模式。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办公模式的数字化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颠覆了传统产业生存模式，对企业提出绿色数字化发展的高质量要求。

四是全球化的重心转为区域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被重构。由于百年不遇的疫情暴发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世界经济发展开始从全球化模式转为以地方性贸易为主的区域化模式。全球市场萎缩，原有的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由于疫情造成的阻隔断裂，各国为保持自身安全，必须重构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以保障本国的有效供应。其中，我国传统依赖的外向型经济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在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各国都希望在绿色产业链上处于高端位置，导致企业间竞争加剧。而高碳排放企业在绿色发展之路上的生存空间非常狭窄，必须快速调整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实现转型升级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五是绿色复苏为各国提供了大量新业态工作岗位。德国环境部长加布里尔指出，德国经济如果能完成生态变革，那么到2020年就可增加100万个就业岗位，而目前该行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8万人。韩国政府认为，发展新能源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将是制造业的2-3倍，尤其是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产业的发展，将创造相当于普通产业8倍的就业岗位。法国政府估计其新可再生能源计划的实施，能够在2020年之前为法国创造20万到30万个就业岗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课题组曾估算，绿色投资累计将会给我国经济创造520-530万个工作机会，其中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投资约可带来208.4万个直接与间接工作岗位；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可带动233.9万人就业；农村民生工程（沼气池建设）可创造将近9万个相关工作机会；环保产业从业人员预计达到上千万人；2020年，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20万人，绿色就业发展的前景光明。快递业务的迅速攀升，全国快递人员近1000万人。

综上所述，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过程，也是绿色复苏的过程，更是企业生产方式与人民生活方式向绿色转变的过程。疫情给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也带来了发展与转型的机遇。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化解疫情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关键，而绿色复苏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更是世界各国走出困境的出路。

02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困境

疫情令世界人民了解到重视气候环境变化、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关键，绿色复苏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前进道路作出重要指引。然而，2020年疫情暴发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变。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压力，远超过其自觉推进绿色化转型的动力。绿色复苏在中国面临着巨大困境，经实地调研走访发现，中国各地推进经济绿色复苏存在七种典型难题：

一是绿色转型成本过高，导致地方绿色转型的能力不足。近年来，长江部分地区深陷所谓“化工带”的阵痛中。调研发现，长江流域的绿色转型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普遍面临历史欠账多、治理水平不高、手段不足以及资金、人力、技术投入短缺等问题，亟待探索绿色循环治理模式，突破资金、技术和管理难题。如公开报道所示，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春江镇）相关负责人说：“滨江经济开发区的沿江劣质化工企业腾退需要近30亿投入，还不包括后期10多亿元的场地环境调查和生态功能修复，地方政府普遍缺乏融资渠道，财政压力较大。”

二是高污染产业面临着资源依赖，导致绿色复苏出现转型瓶颈。中国是全世界煤炭开采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在中国2019年能源生产结构中，原煤占比68.8%，远高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能源对煤炭的依赖度在短期内很难大幅度降低，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的技术改造也并非短期内解决。这导致中国的绿色复苏之路布满荆棘。

三是污染企业利润诱惑过大，导致企业绿色化的动力不够。以公开报道的石药集团为例，根据新疆托克托县官方网站公布的产量——年产4000吨青霉素工业盐、2000吨6-APA和4000吨阿莫西林原料药来推算，其每天要排5000-6000立方米的污水，利润约2.8亿元。本文估算，类似产能规模的企业，如果按国家标准排放，污染处理设施还要投资2-3亿元，每年运行成功需1-2亿元，这势必让企业利润大打折扣。化工医药是高污染行业，企业利润无法抵消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若按国家环保要求进行生产，企业利润大幅减少。

四是重污染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加大绿色复苏的难度。为逃避环境监管处罚，一些重污染企业借各地污染治理指标的不同，由南向北、自东向西搬迁至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为当地提供税收和就业，获得生产许可，继续排污运营。例如，2008年，环保部颁布了《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7-2008）》，8月1日起实施。东部某省市的一位药企负责人称，在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下，大部分药厂无法达标，导致上海药企逐渐放弃在本地进行原料药品生产，并依靠各地环境监管差异将生产搬迁至安徽、江西等中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带来的技术成本和政策成本下，逐利性驱使了企业向边远地区进行污染转移。

五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处罚力度较弱，督查绿色复苏的力度不够。这主要是指企业为追求利润而忽视环保惩罚的事例。2020年7月，山东东营曼迪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污染防治设施未运行，涉嫌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被罚款13万元。8月20日，海翔药业发布公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台州市振港染料化工有限公司，因通过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被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椒江分局罚款100万元。调研表明，这些罚款对企业未来的排污惩戒作用有限，对同类企业的警示意义也不明显。

六是一些高排放企业的失业压力，诱使地方保护的滋生。以山东省某钢厂为例，虽然长期存在污染，但基于企业解决当地很多人就业，给地方带来税收，因而一直处于地方保护状态。由于新环境保护法规出台，污染严重超标的钢厂被关停转产，直接导致了8000多名职工失业。类似的现象存在不少，而就业是地方稳定的重要指标，高排放企业一旦挟失业风险相逼，往往会获得地方保护。

七是一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能力不足，影响绿色复苏的进程。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0）》报告显示：“在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具有代表性的2608家中小企业样本中，89%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企业开始对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核心环节进行数字化业务设计；8%的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践行阶段，对核心装备和业务数据进行数字化改造；仅有3%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深度应用阶段。”企业迫切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质量，但普遍面临“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等技术难题。一方面，各地企业面临转型人才欠缺、数据采集基础薄弱、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等难题；另一方面，高昂的转型成本和有限的资源投入，造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为继。数字化转型的困难，势必影响绿色复苏。

综上所述，通过各地调研与公开报道的案例整理收集发现，虽然中央和地方提供财政和金融专项扶持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但企业绿色发展转型中仍然存在诸多现实而复杂的困难，是疫情后绿色复苏工作中需要逐一克服的难题。

03

世界各国绿色复苏政策及其启示

自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reece）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一书中提出“绿色经济”概念以来，得到了联合国的积极响应。1992年5月9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呼吁成员国关注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和努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京都议定书》、2007年《巴厘路线图》和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使温室气体减排成为缔约国可量化的法律义务。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署召开了“绿色经济行动倡议”项目，2009年4月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启动《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促进绿色发展。

虽然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绿色经济的相关政策受到了巨大冲击，但拜登民主党政府执政后，重返《巴黎协定》并重启一系列以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为主的“绿色新政”，会起到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可以乐观地预估，在后疫情时代，各国更倾向于根据本国实际发展水平，结合联合国相关决议制定本国的绿色发展政策和战略。绿色发展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领域，而是在可再生能源、绿色产品、低碳技术、生态系统、排放标准、环境规制和消费方式上。为此，梳理世界各国不同侧重点的绿色发展政策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第一，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推动绿色复苏。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积极应对气候问题。如表1所示：美、欧、日、巴西和中国等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陆续出台绿色经济刺激计划，力图通过高科技和产业创新推动原有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

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积极制定1500亿美元的绿色复苏计划，希望将美国经济转为绿色经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在新能源领域占领制高点。但是，随后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导致奥巴马的绿色就业计划搁浅。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绿色就业分歧严重，随后特朗普政府却转为支持页岩石油的生产，并于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出《巴黎协定》，期间导致美国绿色产业远远落后于欧盟、日本和中国。

2020年疫情全球爆发，各个主要经济体都积极启动绿色复苏计划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例如制定电动汽车、绿色建筑改造、可再生能源、高速电气化铁路、氢燃料、数字智能高科技等绿色发展政策，并分别计划在2050年至2060年间实现“碳中和”净零排放，希望能在后疫情时代实现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优势地位。

2020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未来将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金融和新能源开发等方式减少污染（化石高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欧盟、日本和中国在可再生新能源产业领先于其他国家，主要是太阳能、风能和电池产业。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推出新的绿色复苏政策，加速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并制定严格的温室排放标准和绿色经济战略规划。

第二，关键领域投资驱动绿色复苏。2020年6月18日，国际能源署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疫情后经济复苏发布了《可持续复苏》报告，制定了一项3亿美元的绿色复苏计划，将使全球经济在2023年前每年增长1.1%并从疫情中慢慢恢复，预计每年创造900万个工作岗位，并减排45亿吨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该计划要求全球每年投资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0.7%，希望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绿色复苏方案，涉及工业、电力、交通、科技、建筑和生物燃料等六个关键领域的投资。

第三，多种金融方式支持绿色复苏。中国、德国、荷兰、法国、瑞典和波兰都发行了绿色债券以支持绿色经济。2019年，国际绿色债券发行量大幅上涨，发行规模达到2577亿美元（约1.8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 51.06%，与2018年5.24%的同比增幅相比，2019年增速大幅提升。历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如图1所示。

图1  2012-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总规模统计图（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公开数据

在符合CBI（Climate Bond Initiative，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定义的贴标绿色债券发行量排名中，中国以313亿美元（约2160亿元人民币）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随后法国、德国、荷兰分列第3-5位，具体如图2所示。此外，巴巴多斯、俄罗斯、肯尼亚、巴拿马、希腊、乌克兰、厄瓜多尔和沙特阿拉伯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发行绿色债券。

图2  2019年全球CBI绿色债券发行量统计图（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公开数据

如图3所示，中国和国际CBI的绿债标准有所不同，2019年符合中国标准的中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量为3390.62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增加26.7%；在发行数量上，2019年全年中国绿债境内外共发行214只，来自150个发行主体，数量同比2018年增长了48.6%。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国内的绿色贴标债券总余额约为9772亿元人民，非贴标绿色债券总余额预估超过1.7万亿人民币。国内企业积极发行绿债为绿色项目融资，例如蔚来汽车公司（NIO Inc）为建立1100座充电站而发行了52.3亿人民币非贴标债券和210亿人民币CBI贴标债券。中国的绿色贴标和非贴标债券都在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绿色复苏提供了绿色金融服务与支持。

图3  2016-2019年符合CBI或中国标准的中国绿债发行量统计图（单位：亿人民币）

数据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公开数据、中国金融信息网绿色金融数据库

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阻碍今年绿色债券的增长趋势。根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BNEF）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9月，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已正式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仅2020年前三季度就发行了2000亿美元。欧盟此时又计划发行2250亿欧元绿色债券来刺激经济，超过了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总和，是一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绿色债券革命”。

此外，世界各国还通过建立绿色发展指数、碳交易期权、金融租赁、资产货币化、绿色发展补贴和绿色发展引导资金等多种金融方式支持绿色发展。而不同国家也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绿色标准，有的国家或地区采取可持续发展债券或社会债券的方式支持绿色发展。

综上所述，疫情令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世界各国纷纷抓紧制定应对措施以早日走出困境、实现绿色复苏，启动绿色战略、加速产业绿色转型、制定绿色经济规划。而绿色债券在全球经济衰退下的逆势增长也反映了绿色复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中国需抓住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发展机遇，借鉴国内外政策经验，不断促进国内产业经济绿色转型，逐步实现绿色复苏。

04

中国推动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举措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和重大风险，中国将坚持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复苏。而如何破解绿色转型的困境，不仅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更直接关系到经济复苏的成效和能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此，中国需充分利用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在工业革命4.0到来之际，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金融和新能源开发等方式减少污染（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发挥绿色经济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重塑中保持高端引领地位。

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集中精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同时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正式布局“两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为绿色复苏奠定了基本方向。

综合地方企业环境调研案例和世界各国绿色复苏政策，本文为中国实现绿色复苏之路提出以下四个层面的举措：

第一，在国家层面，重视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绿色复苏与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绿色复苏相结合。

首先，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推进绿色复苏需要顶层设计，高位统筹制定方案，形成系统推进、全面推进的态势。同时，要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包括环境法规、能源法规、绿色生产与消费法规、绿色金融法规等，形成高位统筹与依法推进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的态势，尤其要重视依法推进绿色复苏。首先，针对地方调研案例中所反映的企业污染转移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污染法规和惩罚力度的地域差异性。因此，为了有效避免企业借污染治理指标的不同而搬迁至污染法规相对宽松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杜绝部分地区对污染企业的地方保护现象，需要从更大范围内统一与协调各地区的环境法规及执法力度，覆盖到每个地区、每家企业，以约束整个污染产业。

其次，除了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的法规以外，绿色法律法规体系还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规、企业绿色生产法规、绿色消费法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法规等。目前，能源法规已较为完善，而未来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必将成为“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能源改革转型的重点方向，其所对应的可再生能源法规也需要逐年进行升级和完善。同时，绿色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法规政策体系的建立正在紧密推进中，逐步加强绿色供给与消费端的激励与约束。

最后，针对近年来国内绿色金融的飞速发展，相应的绿色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亟须推进，并确保绿色金融监管跟得上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的步伐，减少系统性风险。2020年11月9日，《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作为全国首部绿色金融领域的法规，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该法规的通过与颁布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建设工作，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

在绿色复苏的背景之下，环境、能源、金融等行业的法律规范不再各自为政，而是有望不断完善和强化其中的绿色属性，加强跨地区与跨部门的协作，并融合到同一个法规与监管体系之中，作为疫情后国民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的首要指导意见。

第二，在行业层面，推动各行业进行绿色改革，打造系统综合的绿色产业体系。

纵观历史长河，产业改革与转型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2030碳达峰”以及“2060碳中和”的综合目标为产业改革增添了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转型属性，也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绿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能源行业的绿色改革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实现绿色复苏与“碳中和”目标的首要切入点。作为绿色清洁能源的核电、水电、风电和太阳能都是替代火电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均为世界第一，但在电力结构中仍只占据较小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9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分别为4057亿千瓦时、2243亿千瓦时，分别占据全部发电量的5.4%（风电）和3.6%（光伏），风电与光伏在历年发电量与占比上均有大幅增长，将成为我国主力替代电源之一。为此，中国需对光伏和风电提供专项绿色资金补贴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级政府也需要统一观念，站在全局的高度看绿色发展，促进长期重污染的火力发电企业向清洁发电转型，探索绿色可再生替代能源，将绿色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之中。

其次，钢铁业、建筑业等高碳排放的行业也将走入产业改革与绿色转型的全新阶段。在去产能目标整体有限的前提下，钢铁产业进行节能减排还需要向技术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转型（例如氢冶金技术、碳捕集封存技术等），在业务上从单一的钢材冶炼向综合性材料供应服务进行转变，以及在全产业周期中引入统一和先进的碳足迹计算理论方法。建筑业则需要向绿色建筑方向转型，改善居住环境以构建绿色居住空间。2020年，我国累计绿色建筑面积将超过15亿平方米，并继续加强健康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未来社区规划、绿色创新设计、建筑评价检测、优化建造、绿色运营及配套绿色金融等，全面覆盖绿色建筑生命周期全过程。2020年12月3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绿色建造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在湖南省、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常州市三地开展建造试点工作，全面推进绿色建造工作，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此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将通过构建绿色出行为绿色复苏增添新动力。近年来，激励绿色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消费的配套政策不断出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第32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本批次“目录”包括283款车型，其中含乘用车52款（纯电动乘用车49款，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3款）。这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第30批和第31批名单后，再一次扩大补贴范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不仅是中国，欧洲也在大举投入电动汽车产业链，美国亦抓紧布局新能源汽车生产，可以预见的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后疫情时代在全球范围内迎来暴发式的增长。

再次，对于地方调研中反映的重污染行业，应综合考虑战略需要和当地资源禀赋均衡发展。以山西为例，作为中国煤炭供应量占比近25%的重污染地区，山西在碳减排治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吕梁地区的企业采用5G进行企业综合管理实时智能升级，降低碳排放40%，通过延展产业链，以及生产煤制油、甲醇、乙二醇和氢气等，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因煤炭属于重污染行业，国家实行配额制，限制当地产量在碳减排目标之下，同时抑制产能过剩的情况。在石油世界价格暴跌的背景下，煤焦化行业大多亏损，且中国是一个富煤少油的国家，因此，我们既要考虑绿色发展，又要考虑战略安全，所以需要国家行业管理机构会同绿色发展相关机构（环保监测）共同制定均衡的绿色发展战略规划，提供相关引导性资金配套，保障产业深入延展各个环节获得相关绿色资金支持。总的来说，我们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保障当地绿色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最后，工业体系的数字化升级转型改造将为绿色复苏作出重要推动作用。现有工业体系的数字化升级改造，主要包括提高技术水平、清洁技术改造、清洁能源管理、发展服务型制造等，以降低工业产出的低效率和高碳足迹，并通过采取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设计、柔性生产、工业4.0等手段来实现。同时，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数字化发展阶段，基于数字智能化的新业态、新平台和新商业模式正不断涌现，以灵活用工为代表的新业态就业模式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政府也需要积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政策保障绿色就业，对相关分流职工开展新业态岗位培训，实现企业员工再就业。

由此可见，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复苏过程伴随了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过程。在未来，不同产业的绿色改革都将为实现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绿色复苏。

第三，在企业层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加速中小微企业绿色转型。

面对绿色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改革带来的高要求，中国需要政府牵头、社会参与和龙头企业引领来加速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与绿色转型。

首先，对于技术升级，在经济数字化下，企业生产技术的升级很大程度上是数字化升级，而数字化升级直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减少了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其次，针对地方调研中所反映的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不足而影响绿色复苏进程的问题，国家和地方各层面要加紧培育一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和人才，加快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解决方案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中小企业与龙头企业协作配套，引入专业成熟的数字化服务商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最后，政府还需提供配套专项扶持资金和引导基金，以及考虑采取PPP模式撬动市场资本参与企业数字化升级，加速中小企业绿色转型，同时通过加大投入以改善地方企业绿色转型成本较高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四，在保障层面，大力发挥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持作用。

在后疫情时代，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且广泛反映在企业投融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

首先，疫情下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逆势增长以及欧盟未来2250亿欧元的绿债革命，体现了疫情后世界各国对于实现经济绿色复苏之迫切的资金需求。尽管中国在绿债市场发展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2019年3390.62亿人民币的发行量中仅有约2160亿人民币（313亿美元）符合CBI国际标准，这需要中国在未来尽早将绿债标准与国际接轨，同时在融资过程中统一并完善绿色项目和绿色产业的认定标准。在绿色发展进程中，最难的点是如何对企业进行绿色认定。由于产业众多且缺乏统一的绿色认定标准，企业在获得绿色政策支持上存在一定的阻碍。目前国际上采取行业细分的方法分别制定相关标准，认定流程较为复杂。中国应尽快建立灵活精准的量化标准，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最终成为绿色标准，为绿债发行和绿色融资提供支持和指导，并规范绿色产业的发展模式和方向，使绿色复苏走上科学道路。

其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造成的无法估计的损失，令各国企业开始重视气候环境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要性。根据地方调研的结果，地区性的污染企业需要加强环境责任保险的投保意识与投保积极性，提高其环境风险保障能力。而在此基础之上，疫情后的绿色复苏也将会极大地推动绿色保险市场的需求和发展，不仅包括企业环境责任保险，也包含一系列防灾基金和防损基金等。同时，绿色保险市场还为绿色复苏提供了投融资功能，绿色保费与防灾基金投入绿色产业中还将进一步扩大绿色复苏的产业规模。另一方面，绿色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将为气候风险防范作出重要贡献。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正式落户南沙新区的广州期货交易所有望推出碳排放权期货、天气期货、航运指数期货等绿色衍生品为绿色复苏防范金融风险。

最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需要整合建立一个统一完善的绿色金融平台。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余额已达十几万亿人民币，在标准制定、激励机制、产品创新、地方试点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均有显著的阶段性成果。2020年7月，首个国家级绿色投资基金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发起成立，注册资本885 亿元。旨在采取市场化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绿色金融业应加大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力度，降低绿色技术企业的融资成本，协同相关部门制定绿色技术认证评估标准，完善绿色技术环境效益评估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对绿色技术提供财税、投融资等激励机制，显著发挥对绿色复苏的支持作用。

05

结论

本文以地方企业环境污染与绿色转型等方面的调研案例出发，分析绿色复苏在中国面临的难点和挑战，进一步探索疫情后绿色复苏对企业生产与人民生活带来的转变，以及这些转变所反映出的绿色复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综合国内分析和国外绿色复苏政策对比等，为中国未来的绿色复苏之路提出思路建议。

地区调研案例所反映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例如国内污染企业向西北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在全球视角下则是发达国家将污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产业分工越来越细，绿色复苏要求各国合作构建全球绿色产业链价值链。同时，疫情也令各国充分意识到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当将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与追求本国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中国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显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是从参与到引领的重要转变。中国需要从世界各国的绿色复苏政策中进行学习和借鉴，也应当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标准，将自身的绿色发展经验进行推广，实现国际接轨。具体而言，例如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中，中国可以将成熟的绿色能源技术、环境治理技术和数字科技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长期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同时，加大在相关国家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和增加相关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复苏及扩大就业。这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外循环，更可以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关系，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中占据领导地位。

绿色转型与“碳中和”并不是要颠覆和抛弃传统产业，也不与经济复苏互斥。绿色复苏将对传统产业带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全面升级，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走出一条开放、协调、包容、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总而言之，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之中，实现绿色复苏不仅是产业转型升级改造的核心，更是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绿色复苏，必将成为中国“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速实现绿色复苏是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于2014年11月25日，是由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智库建设、推进生态金融领域政策研究与传播的、中国首个生态金融智库项目。该项目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管理，主要围绕生态金融产业等课题展开研究，探索如何促进金融体系与绿色、可持续经济的融合；探索如何制定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金融政策和法规；具体执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简称“绿金委”秘书处职能）速速点击关注，共享生态金融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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