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拯救人类大危机的，恐怕得靠东方的文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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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发布题为《“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告，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就此，报告统稿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接受中国网专访，探讨《报告》背后的故事。本文刊于8月17日中国网《中国访谈》栏目。

视频时长约20分钟，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国网：近日，《“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以下简称《报告》）研究报告发布。这是全球首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的智库报告，以真实的数据、客观的事实，驳斥美媒关于“美国抗疫全球第一”排名的荒谬，并用八个“全球第一”还原美国抗疫真相。“党争”是否是美国疫情失控的根本原因？美国未来是否还将保持这“八个第一”？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发布此次报告的三家智库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王文为您解读。

01

中国网：报告用5部分还原美国抗疫真实状况。其中，将“为党争不为生命”作为第一部分。“党争”是否是导致美国疫情失控的最根本原因？这让一向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政府该如何自圆其说？

王文：这个报告实际是摆着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去重新复原美国抗疫的真相和历史。我们报告起草之前，反复地去琢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围绕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公共支出占GDP最高的国家，综合实力在全球最高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在这次公共危机面前如此溃不成军？到底核心根源在哪里？深层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党争。

我们从复原过去一年半的进程中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无论从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社会隔离，要不要保持社交距离，（还是）要不要打疫苗，很多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常识的话题，完全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和取得共识的类似这样话题，在美国都充满着不必要的争论，而争论的背后就是党派之间的利益。所以，我们把这个深层的原因归结到它的党争。

无论是在一些话题的争论上，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不停地进行争斗，还有一些重大的决策议题上，国会内部议员之间的争斗，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的博弈，还是在一些重大的战略性部署上，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斗，这所有争斗的背后都是体现了他们各自的党派利益，自己的政治利益。在这个争斗过程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这个窗口期，包括我们援引了一位美国非常权威的医学家的说法。当时3月中旬的时候，美国事实上就开始了提醒，开始了全国性的警告。但3月中旬，在中国基本上都已经控制住了疫情。这位权威的医学家说，只要提前两个星期布防，换句话说在3月初、2月底就布防的话，美国到5月底至少少死亡5万多人。我们也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数据，美国的过去一年半，截至到8月13号，美国已经差不多62万人死亡了。

我在总结报告的过程中，这个（报告）是8月9号发布的，我们的数据就更新到8月7日，上一个版本数据是8月5号，突然间就发现61万后面的数据里又增加了2000多人。我当时改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内心一颤，48个小时过去了，美国又2000多人死亡。如此悲惨的数据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和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真像人间炼狱、人类的悲剧在美国正在发生。

这个背后就是那些政客不顾生命，不仅仅是为他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每一个场景，每一次争斗，每一个分歧，每一次死亡背后都是他们党派的分歧。所以，我们把“党争”作为报告第一部分的第一点来指出，就是看到整个美国抗疫真相，美国抗疫失败背后的党争，党派利益和制度的根源。

实际在从他们的角度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人权、自由，这个背后恰恰就是所谓“西方式自由”的局限性、狭隘性、精英性和资本性。他们所有的“自由”是基于财富，基于每个人能力之上的自由，基于在达尔文主义逻辑基点上的自由。就是他说我们要保护人权，我们要追求自由，但他不管这个自由背后，每个人能力的弱小，我们的物质财富有高低，社会地位有差异，他不管这些。他就想，只要谁有能力就有这样的自由，就可以受到保护。这背后会产生的问题是，虽然那么多人死亡，他们认为，这些死亡也是他们的自由，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那些富豪们，那些中产阶级以上的有钱人们，他们完全有能力可以（保护自己），比如他们不工作，或者通过社会隔离，通过居家工作，照样可以有收入，他们的自由也受到保护了的。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确实从美国的抗疫真相中看到自由的差异性，美式所谓“自由”的阶级性和“美式自由”的个人性、自私性，他所保护的是有钱人的自由。所谓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在社会阶层相对底下的人，在他们认为就是损害了中产阶级的自由，损害了财富和权贵们的自由，因为要动用那些富人的资源去拯救那些穷人的生命，在他们看来那就不自由了。所以，这个背后，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自由”是错的。如果我们客观地、学术地去看待的话，只能说美式的自由是狭隘的自由，阶级性的自由，金钱至上的自由。

我们中国的自由是集体的自由，是公共利益至上的自由，是基于每一个人生命平等的自由。所以，我们会在中国抗疫的进程中非常明显地看到，无论是100岁还是10个月，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你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还是社会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人，在抗疫过程中，医疗资源的分配、政策的执行，还是对戴口罩，居家隔离的这种措施的遵守一律平等。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这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基于平等之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02

中国网：我们关注到，有观点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对待疫情的态度和做法上的不同是与它背后深层的文明基因有着密切的关系。追溯美国抗疫的历史，您认为是否与它的深层文明基因有关？

王文：对，这个问题非常得重要。我觉得，过去尤其是十九世纪开始，东方文明陷入到一种“文明悲观主义”的情绪中，甚至很多人都把东方文明视为落后的文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和土耳其，印度和土耳其理论上讲都是东方文明大盘子里的成员，但土耳其就全面地依附、导向了西方文明。我去过土耳其五次，土耳其（的文字）过去以突厥（文）为基础的。后来在1923年凯末尔革命以后，土耳其进入到了共和制，进入到现代，全面地把突厥文改为拉丁文，改为ABCD（英语），丧失了自己文明的基因，挤破了脑袋要往西方的文明圈里去扎，要加入欧盟等等，它现在仍然是摇摆在西方文明圈之外，人家不接受你，觉得你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或者你是一个异质文明的国家。这是一种挺大的文明的悲剧。印度文明同样是如此，坦率讲印度文明是大的东方文明下的一部分，但整个印度文明在现代转型进程中，同样也依附在西方文明之下，也是当时文明不自信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自信的结果。

所以，我经常说“四个自信”之后，我们还要有文明自信。这个文明带出现了自信，突然发现在这次抗疫的精神中，达到了一个文明自信的顶峰。

有一个韩国学者就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他说：“这次抗疫基本可以判断，是一次文明基因的胜利。”就是我们突然发现，“用筷子”的文明在这次抗疫进程中相对的表现得比较好。为什么呢？就是文明背后的基因，比如整个东亚文明圈子里面会出现非常重要的几个基因点：第一集体主义至上，第二家庭至上，第三热爱生命，第四互帮互助。这个过程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个人主义至上，在关键的问题中以个人为中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会看到，现在（疫情持续）一年半了，在整个欧美国家还有很多人在争论“戴不戴口罩是我的个人自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在危机来的时候，在这次疫情中戴不戴口罩怎么是你个人自由呢？那你个人自由，你万一感染了，你感染给其他人了呢。在我们看来如此简单的常识背后实际是体现了他们的文明逻辑。在中国人看来（这些）完全没问题。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无论是美国也好，法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一有几天的社会隔离，居家的隔离，还有社交距离的，他们就反对了，就说：“你看这是我的权利。”

中国网：妨碍了我的自由。

王文：对，仍然在那个基点是个人主义的，都是以个人优先的。而中国，包括东亚的很多国家，我们都是让渡了个人的权利，把部分个人的权利让渡给了政府。我们有权威的政府，权威的医疗机构，权威的医学家，权威的基层抗疫人员，每一个老百姓都把自己的权利部分地让渡给了这些权威的机构，权威的人员，相信他们，进而实现了“上下一体”的抗疫体系、抗疫布局。所以，这个背后看似是制度，深层原因是制度，但基座是文明的基因。

当然，真正的公共危机，人类大危机到来的时候，我认为，能够拯救人类大危机的就是东方的文明基因。所以，我们会看到，大概80年代的时候，日本一位非常知名的学者、思想家池田大作和欧洲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家汤因比曾经有一个关于文明的对话。他们俩的对话过程中得出结论是当现代化进入到危机的时候最后人类的文明还得靠东方文明的复兴来拯救。实际上全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东方文明的优势。所以抗疫以后，逐渐会出现了更强烈的，更加浓厚的和更加明显的东方文明的复兴。

中国网：我们还是公共利益至上，个人利益可以让渡一部分给公共利益。

王文：对，是这样。

中国网：此次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公布了美国在八个方面创下的“全球第一”。您认为，未来美国是否会继续保持这八个“第一”或者包揽更多的“第一”？

王文：当然了，我们评它的“八个第一”其实不是要贬低它，而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抗疫真相，用了“八个第一”。对美国来讲，我们实际上发自内心地希望美国能够迷途知返的，我们不希望它继续“第一”下去，我们甚至不希望有类似这样的排名。我们希望疫情能够早点地结束。作为一个智库学者，我们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爱，充满了对每一个国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因为如果继续“第一”，无论你“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这样的排名就意味着背后有无数活生生的家庭和生命的失去。

我们希望类似这样的“第一”的排名是最后的，仅仅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客观的陈述，而不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我们当然希望这场疫情能尽快地结束，这场关于抗疫失败的评价能够尽快成为历史，只有这样我觉得才会有越来越多的生命受到了拯救。

03

中国网：近期有专家表达：“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我们曾经经过的还不是最艰难的，更艰难的事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的智慧”。由此引发了一些不同看法的讨论。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文：实际上我过去的一年半，我们写过很多关于病毒和世界局势的文章，现在看来都是对的。我写过一篇文章《美国会大规模地暴发疫情》，那个时候美国才不到1000个病例。所以，我是全世界最早预测美国会大规模暴发疫情的学者。后来我又写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病毒的持久战》，包括“与病毒共存”这个话题。

对于病毒，我有自己的理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病毒星球”，我们所有人都有，都是自带病毒的，比如说我们鼻腔中就有大量的病毒。但是现在随着人类对世界的破坏，病毒产生的速度以及病毒的抗药性远远超过了疫苗产生的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次病毒的出现，我们要学会吸取它对人类的教训，就是人类对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它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冲击。

我再举个最简单的说法，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把地球的生命视为是24个小时的话，病毒是产生在第一个小时，而我们人类是产生在这24小时的最后2秒钟，我们是地球的后来者，我们要珍爱地球，要对这个地球的发展、和谐、未来的生态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通过这次病毒，我们吸取到了最大的教训，就是要去爱护这个地球和生态。

所谓“与病毒共存”和对于目前新冠病毒“清零”这两个方面，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争辩，我觉得两者并不矛盾的。“与病毒共存”，我们现在就是跟病毒共存，我们每个人体都带有很多病毒，当然我们是在和病毒共存了。但是要“清零”，指的是要在这次新冠病毒的入侵进程中，要逐渐地把它“清零”。这个清零的标准有很多，第一要让感染人群下来；第二即使你有感染，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医疗设备或者疫苗，或者后期的防治，能够把它压制住，减少最小化地达到它的致死率，这就是我们所谓“清零”的政策。更重要的“清零”的政策，就是在病毒仍然有可能会反复的进程中，要不耽误，不阻隔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全球交往的进程。

中国网：那这个与某些西方国家提出的“群体免疫”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王文：我觉得中国所谓“清零”的策略和“群体免疫”最大的不同，是西方的“群体免疫”是基于消极的防疫基础之上的。它最大的一个逻辑是：你人死得越来越多，最后就不必再死了。这是置生命于何顾！而中国目前的“清零”策略是基于以生命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的生命关怀基础之上的。我们是尽最大的财政资源，政府资源以及方方面面的社会成员去保证，尽量减少任何一个不必要的生命的失去。我觉得这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关爱，体现了党中央在我们整个治国理政进程中的先进性和文明性，这是我们发自内心去肯定这一点。

中国网：还是那句话“真相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希望全世界能够尽快地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

王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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