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9·11二十年，“他们为什么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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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时值“9·11”事件发生二十周年，9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环球时报》英文版共同主办“全球治理论坛（2021年秋季）9·11事件二十年来的全球变局研讨会”并发布《换骨的世界：“9·11”二十年来的全球变局研究报告（中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原驻联合国记者、曾亲历“9·11”事件的丁刚参会并发言，并于会后再次发表关于“9·11”事件的感悟。本文转自9月11日“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首发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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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有本书题目叫做“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没看过这本书，但最近却总是想起这句话。也许是因为“9·11”事件二十周年到了。
2002年9月8日，我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参加一个纪念“9·11”一周年的儿童绘画展。我记得8岁的克文·费古罗拉站在自己的画作前，注视着画中裹在黑烟中的世贸双子塔和旁边的一个小球场。他的眼神中有一种那个年龄的孩子不该有的悲伤。
“记得是一年多前，妈妈带我走过那两幢高楼。我忽然发现旁边不远处有个小足球场。从那以后，我和朋友们便常常坐地铁去那里踢球。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只要看到那两座高楼，就能找到球场。可忽然有一天，那两座高楼消失了。如果我们看不见它们，又怎么能找得到我们的球场呢？”费古罗拉用这段话记述了自己画画时的心情。
那个展览的主题就叫“改变我们世界的那一天”。
“9·11”后，纽约人将那两幢摩天大楼的所在地形容为“Ground Zero”。这个词的原意是指原子弹爆炸时投影至地面的中心点，也可用来泛指任何大规模爆炸的中心点。
此前，这里是“纽约的地标”。世贸双子塔建于1966年，完工于1973年，是当时全球最高的建筑。许多美国媒体评价说，当这两幢高楼在哈德逊河畔挺立而起，美国城市风景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地标”成为原爆点，美国人眼中的世界也就发生了变化。《华盛顿邮报》当时的调查表明，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9·11”永远改变了他们的个人生活。一位流行歌星这样唱道，“告诉我，带着那颗破碎的心你将如何生活？”
有人将“9·11”与珍珠港事件比较，说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遇外敌袭击。但“9·11”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显然更大。二十年前，世界已进入电视和互联网时代，惊惶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了这个民族地标的倒塌，至少有2,996人丧生。而珍珠港事件中的死亡人数是2,403人。
更重要的是，“9·11”是对平民的袭击，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则是对美国军事目标的打击。
“9·11”之前，美国人普遍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是最开放的国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纽约是美国的纽约，也是世界的纽约。
“9·11”在纽约遇难的2801人中，非美国籍的有500多人，他们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这些人的姓名拼读方法不同，音调不同，纽约市在2002年的一周年纪念活动中，从各社区和族裔中挑选了代表，在集会时用遇难者的语言读出他们的姓名。我采访了一位代表，他说他们为此训练了整整三天，为的是对每一位遇难者负责，对纽约负责，对美国负责。
“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 许多美国人这样问，除了悲伤和震惊，他们感到愤怒，一种难以被人理解的愤怒。34岁的电影导演萨琳娜目睹了两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厦。她说，“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发出抱怨时，我们自己却仍然沉浸在梦中，就像个孩子一样。”
美国人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针对美国文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民主模式的战争。
白宫的决策者们很快做出反应。“9·11”当天晚8点半，小布什总统发表全国讲话，誓言“捍卫自由，以及我们世界所有的良善与公义”。“团结在一起，我们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
从此，“悠悠万事，反恐为大”就成为美国总统最重要的执政目标。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两场战争，一条主线，从反恐到改造中东，对恐怖主义的复仇转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民主推广和构建工程。小布什政府认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为达目标，即使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也在所不惜。
这个由新保守主义策划并推动的战略，与美国主流信仰基督教的天命观有天然联系。坚持美国霸权与“将上帝的阳光带到全世界”成为一个统一体，最终使得潜在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表面化。
基辛格博士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在最近发表于《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说，造成在阿富汗失败的原因是“军事目标过于绝对、高不可攀，政治目标过于抽象、难以捉摸。”
但是，这样的分析还略嫌浅薄。更需要问的是，为什么白宫会选择这样一个战略，设定如此“绝对、高不可攀”的目标？或许，从自“9·11”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目标转变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窥见答案。
02
对于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来说，“9·11”的故事应当从那一年春天讲起。
小布什入主白宫之后，很快就将其对外战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他在寻找一个可以替代或者至少接近于苏联的对手。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得以确立全球霸权。1996年，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两位著名学者就在一篇题为“走向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把 “适当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确立为，“在未来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的霸权”。而要维系霸权，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一个能够使美国人免于内耗的外敌。
正如著名政治学者罗斯托所说：“一个国家要强化自我认同或回归正轨，没有什么是比指认一个敌人更有效的了——一个仅仅是在政治价值观和社会安排上令人不悦的邻居就足够了。”
中国很快出现在小布什总统的对手选项里。即便曾与美国结成冷战中的战略同盟，中国始终保持着与美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下，这无疑是“令人不悦的”，因而也是美国——至少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需要去影响并最终改变的。这与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直接相关。
不过，那时的中国不比今天，是紧跟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刚刚加入WTO，正准备通过“接轨”来提升加速自己的经济发展。要让美国人普遍“同意”中国是苏联那样的对手，需要更多的“题材”，最重要的就是军事上的题材。
2001年4月，一架美国Ep-3侦察机闯入南海，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引发撞机事件。中国飞行员王伟牺牲。
这二十年来，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是美军的预谋，但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的确与当时白宫呼之欲出的战略调整相契合。
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态度急速转向。一位华裔朋友告诉我，有人将鸡蛋甩向他家的窗户。还有专家在电视中断言，中国崛起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占领美国。
亚特兰大的一家报纸登出一封读者来信，说美国必须立即采取以下步骤：冻结中国在美资产，拘留所有在美中国公民，停止对华贸易，派航母去中国沿海。
随后，小布什总统又正式决定对台湾出售大批武器。似乎觉得还不过瘾，他接着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中称，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自卫”，并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达到目的。
《华盛顿邮报》当时的评论称，布什此言已经“抹去了”22年来美国是否会插手保卫台湾的模糊政策。不少学者据此预测，中美关系即将进入一个衰退期。
就在这时，“9·11”事件发生了。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作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二战中的德日全然不同。
这一事件，迫使布什政府迅速调整了全球战略，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之后形成的三大任务支撑了其反恐战略：其一，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其二，加强与盟国和大国的合作反恐；其三在全球推广美国倡导的民主。这三点都与霸权相关。
“9·11”时在美国科盖特大学任职的郝雨凡教授告诉我，追求美国霸权的永久化并不是“9·11”之后才形成的政治思潮。长期以来，美国保守派，特别是共和党的鹰派就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要确保美国的绝对霸权、绝对安全。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因为反恐，美国错失了针对中国崛起采取遏制手段的最佳时机。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埃里克·埃德尔曼最近就表示：“我认为，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关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中国及其所代表的威胁的关注。”
“9·11”或许改变了华盛顿对外战略的轨道，但并不曾改变他捍卫霸权的心，因而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对中国的看法——那个令人不悦的异类。他只是不得不暂时将这种不悦搁置了。
03
从2002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顺利的发展时期。当年，双方有三次高层会晤，经贸往来十分繁忙。
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走进了美国的千家万户。姚明，这个身高2.26米来自上海的中国篮球运动员成为冉冉升起的NBA新星。美国体育媒体将2003年称为“姚明年”。
2003年初，美国参议员井上健秘密访台，他提醒陈水扁，上年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只有9人，创历年新低，而访问大陆的却有25人。
在美国沉迷改造中东的同时，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2002年至2020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13.46%升至70.46%。2019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409亿美元，较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增长了5倍多。
当然，即便在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并非全是鲜花。
政治上的裂痕越来越明显。对于美国的反恐战略及其三大任务，尤其是借反恐对阿富汗、伊拉克和所谓“无赖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做法，中国从一开始就持保留意见，乃至公开反对。
那时我是常驻联合国的记者，目睹过双方激烈交锋的场面。
2003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的核查问题召开第三次外长级会议，有12个国家派出正副外长参加。6日，时任外长唐家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了中方坚持争取政治解决的立场。随后，他直接赶到机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纽约——在30多天的时间里，唐外长三赴纽约。在一个半月中，他五次会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当时，与中方持有相同立场的国家不少，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的盟友。那不是美国第一次攻打伊拉克，不同的是，在1991年那场海湾战争中，美国身边还有其他30多个国家，许多阿拉伯国家主动派兵或提供帮助，到了2003年，这30多个国家只留下了3个：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
美国国防部的重要“谋士”之一、国防顾问理事会主席波莱当时放话说，不仅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三个国家的政权也要更迭——不一定非得美军介入，也可以由美国扶持的内部“民主”力量来达成。
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明确表态，“我知道华盛顿国会山有些人对如何处理伊拉克问题有不同看法，但这不是我要关心的。联合国不能去给某个国家换个总统。在我们这个机构中，这是不合法的”。
于是，美国在没有取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派联军攻占了伊拉克。反恐战争也由此变了味。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2006年出版的《新保守主义之后：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说，“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进程……你只能在社会的边缘引导和加速事物的发展”。
福山认为，新保守主义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他们不信任苏联式的社会改造工程，却又认为像伊拉克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社会可以自上而下地被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或许不仅仅是自相矛盾。在这种思维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亦即美国不仅优于任何其他国家，并且可以不受一般规则的约束。
“9·11”十年之后，美国从伊拉克全面撤军，二十年之后，又从阿富汗撤出。伴随塔利班的“二次建国”，小布什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告一段落。
拜登在电视讲话中声称，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不包括“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小布什却在回忆录中白纸黑字地写道，“（我们的）阿富汗使命最终是国家建构”。
是的，美国变了。但支撑这些变化的，似乎还是那些东西。
拜登这样解释从阿富汗撤离的必要，“世界在变化。我们与中国正在进行激烈竞争。我们在应对俄罗斯在多个领域的挑战，我们面临着网络攻击与核扩散的威胁。我们必须提高美国的竞争力，来应对21世纪的竞争中新的威胁”。
美国与中国竞争什么？是要确保美国“有能力战胜中国，有能力证明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
当记者将台湾与阿富汗相比较，拜登反驳道，两者“没有可比性”，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不会坐视不管，这是美国对台湾的“神圣义务”。
这些话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拜登为反制中国而积极打造的“盟伴体系”，也很容易让人想起“9·11”之后小布什那句名言：“Either you’re with US, or against US”（要么跟我们/美国站一边，要么是我们/美国的敌人）。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2020年美国国内针对亚裔，尤其是华裔的犯罪已上升至警戒水平。如果说在“9·11”之前，中国还只是美国的“对手候选人”，那么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美国指认的“最严峻的对手”。
从很多角度看，2001年9月11日都是“改变我们世界的一天”。但在华盛顿，这二十年来，政治精英们的霸权主义冲动又有多少改变呢？
从“接触”到“脱钩”，美国这二十年的对华政策，又可曾有一天摆脱了“美国例外论”的底色么？美国有许多高水平的智库和专家，他们深谙历史、熟知现实，但即便是他们，也“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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