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是时候向“全球南方”拓展中国战略纵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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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结合的具有纵深的战略性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我认为是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战略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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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 杨平
感谢人大重阳召开这个论坛并请我做发言，我是修远基金会的理事长杨平。修远基金会是以文化和政治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民间文化研究机构，我们的主要产品是两个，一是资助和创办《文化纵横》杂志，二是围绕文化和政治系列问题展开研究。目前我们的《文化纵横》杂志分网络版和纸质版，纸质版发行量大概在1万册左右，网络粉丝在360万，年阅读次数大概在5亿左右。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工作特色就是长于策划选题或者长于设置议题。议题的设置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先手，把握住了议题就可以让各方面来思考你思考的问题。所以，议题的设置就是意识形态斗争成功的一半。
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我们关注的主要议题是关于中国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议题。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开始发生分离，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互相不支撑。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按照全球化的轨迹在运行，但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却在破坏全球化的进程，对于全球化资本配置起到一种阻挠的作用。这样一种特征，导致政治严重冲击了经济。所以，今天的论坛主题是“新的动荡变革期下的中国与世界”，当世界体系的政治规则不断冲击经济秩序时，这种世界秩序就变得非常不稳定。
在政治经济分离，政治冲击经济情况下，我们看到两种典型的表现，一是俄乌冲突，美国和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发指、超出想象的地步。按照既有的国际规则，觉得这些制裁不可能发生，但现在都发生了，包括金融体系割裂，对俄罗斯私有财产的没收、封禁和对俄罗斯外汇储备冻结，这些都是令人发指、可想象的冲突形式。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导致了全球粮食和能源体系和供应链的严重错乱，尤其发展中国家，粮食出现大规模的“短缺”，粮食价格飙升。由于制裁、政治打压导致经济秩序非常混乱。
第二，美国和中国的冲突，从特朗普时代，美国对中国就开始进行贸易战，主要是提高关税，基本还是单纯的为了平衡贸易，主要是经济手段。但到了拜登时代，则是政治和经济的混合战。拜登对中国的策略基本用这么几个词来概括：一是友岸外包，只把自己的产业链放给友好国家；二是结盟政治，把北约、欧盟、日本、AUKUS、亚太四国不断结成结盟体系，不断应对中国；三是所谓“精准打击”，对中国的高科技，尤其是芯片产业进行釜底抽薪式地打压。
目前我看到的材料是，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经从特朗普时代的132家上升到现在530多家。这种点对点的精准打击面不断地在扩展，这样一种政治对经济的冲击，我们能够感觉到经济秩序全面受到扰动，世界正在不可遏制地向脱钩的方向发展。政治冲击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不再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这个现象是极为突出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极为严峻，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有应对印太地区围堵、有应对世界范围内美国为首的结盟政治的压力。更重要的，从根本上说，中国面临一个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战略性任务。所谓新型国际体系就是指，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过去是我们要极力融入，要与它合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由此完成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这是我们原来进入现有国际体系的动力，过去通常的说法“与国际接轨”，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与美国西方接轨。
但进入现有的国际体系，目前看人家不带你玩，甚至要把你赶出去，要把产业链、经济体系都搞成两套，要拼命地围堵打压，这不是你个人主观偏好所能决定的，人家想好了，你已经成为人家“命定的对手”，他非得要打压你，把你从现有体系中赶出来。这时候，中国就面对着构建不以西方为主导的新型国际体系的任务。这样一种国际体系的构建，在当代美国、欧洲、俄国和中国这样的所谓战略四角格局中，怎么去建构都显得非常逼庂。
但当我们稍稍往南边看一下，就会发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还有全球南方国家，它们应该是我们的战略纵深，也就是说构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结合的具有纵深的战略性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我认为是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战略性任务。
回顾历史，中国自建国以来，凡是我们外交和国际空间出现重大的困境和困难时，都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战略重心向第三世界和南方国家转移。在50-60年代，中国处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下，我们支持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到了70年代，中国和苏联决裂，和美国也处于对立状态，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为我们谋划了新的战略突围方向，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到90年代，邓小平时代，当时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叫“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和美国不断冲突又不断合作背景下寻找的新的方向。到了21世纪，习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目前“一带一路”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选择方向。
所以，面向全球南方，面向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未来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主要选择。我们机构，尤其修远基金会和《文化纵横》未来会把重点放在“全球南方”这样的问题讨论上，深化我们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认识。自1970年代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来看全球南方国家，看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变化，和原先意义上的南方国家不一样了。最大的变化有几条：
1、南方国家普遍都在工业化、现代化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不管是南美还是南亚，还是非洲，还是东南亚，都取得了普遍的进展，都不是上世纪50-60年代刚刚获得民族解放时期的状态，都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2、南方国家目前崛起了一批中等强国，比如巴西、印度、沙特、土耳其、印尼、伊朗等都可以算是南方国家中的中等强国，整个世界当中，尤其中美新的格局对弈中，他们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3、南方国家组织化平台比较成熟，中国参与的上合组织、金砖机制、非洲的非盟、阿拉伯的海湾合作组织、阿盟以及美洲合作组织，这些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比较成熟。这就有利于我们和他们合作，不用再单个面对一个个国家，那样成本很高，现在和50-60年代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时代非常不一样，特征也不一样。
由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对于正致力于“一带一路”商贸发展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来说，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观点要警醒或提醒他们，“一带一路”的发展要超越单纯的生意，超越一般的产能输出，要超越行业的局部思维和地域局部思维，或者企业单纯的经济思维，要把它上升到战略层面去考虑，就是放到国家战略去考虑对非洲，对南美，对于东南亚，对中亚。如果上升到战略层面，有些国家你就不能赚钱，就得赔钱；有些国家你就可以放开赚钱。你要把两者之间统一在你的有机战略之下，没有这种有机的战略，光靠行业、部门和企业单独的行动，我认为不会有效果，而且会互相抵消，并且互相撕扯。
构建新型国际体系这样的战略性任务，我认为，是当下中国智库、研究机构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应该格外重视的一个战略级的命题。这样的命题有待于大家进行持续的研究、讨论和深化。关于如何深化全球南方的战略性合作，我们机构还有很多的思考。今天时间有限，我在这儿就开个头，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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