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核心期刊《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期。当下更重要的是形成智库行业的积极上进的氛围，重燃中国学者的理想与激情，拒绝智库界的“躺平”现象，让更多学者走出原本的舒适区，走进国家发展所需要了解的远方与他国，在时代最需要的当下体验与观察他国时局，提升自我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塑造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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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期上的版面截图
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要了解世界各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需要中国智库的实地调研。新冠疫情三年的物理空间阻隔，更是需要中国学者重新发现世界。笔者自2022年9月起赴俄罗斯深度调研21个代表性城市（点击下划线部分查看相关内容），历时58天，与200多位俄相关人士进行了交流座谈，当面与普京总统、拉夫罗夫外长交流，深刻地感受到西方制裁与俄乌冲突下俄罗斯沉重的国家发展压力，也重新发现了可助力中国崛起的诸多俄罗斯潜力，获取不同于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报道的新信息，努力弥补过去三年中国学界了解俄罗斯的“时间差”，得到两国各界的广泛肯定。然而，相较于中国崛起的需求，中国智库在实地了解世界的一手信息方面是相当不足的，走进各个国家进行“田野式调查”的机会更是缺乏。因此，本文通过对近两个月俄罗斯深度调研复盘与经验梳理，讲述中国智库“走出去”重新发现世界的重要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向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为民族复兴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中国智库发展而言，此行是继《“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研究报告引起白宫关注、全球 5 亿多点击阅读量而开创“官方指导 + 创新运营 + 重大话题 + 精准时点”的智库国际传播新模式之后，再度拓展出了“官方指导 + 学者领衔 + 深度调研 + 精准传播”的智库“走出去”新模式。此次深度调研俄罗斯的广度超过多数中国驻俄使馆、俄罗斯研究学术圈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何改进并推广非常值得研究。21世纪第三个十年，正在开启新的全球时代。《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以“公元纪年（B.C、A.C）”缩写推断人类历史将重新划分为“新冠以前（Before Corona，B.C）”“新冠以后（After Corona，AC）”。俄乌冲突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已超过 2001 年“911 事件”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在此重大背景下，中国智库学者是否能“走出去”、深度探索世界的新变化，直接关系中国是否能在新全球化进程中领衔全球思想。事实上，人类自从东非大裂谷的智人时代起，就以好奇心驱动向地平线之外的区域探索，一批又一批的探险者抵达此前从未到达过的土地，发现新世界的状况与进展。一方面，过去 500 年大航海时代以来，穿越海洋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探索亚非拉澳大陆腹地的荷南·科尔蒂斯、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理查德·伯顿、弗兰西斯·荣赫鹏、奥莱尔·斯坦因、萨缪尔·尚普兰，跨过旷野冰原和灼热沙漠的罗尔德·阿蒙森、沃利·赫伯特、查尔斯·斯特尔特、弗雷特·塞西格等伟大探险者，在某些国家教科书中被斥为殖民者；另一面，他们也是 16 世纪以后西方逆袭领衔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相比之下，能助推中国领衔未来全球化进程的探险者太少了。新冠疫情三年，数百万计的中国人在海外坚守，包括数以十万计的华商在海外坚守着摊位，维系着中外商贸往来；数以万计的企业人士坚守着经济项目，维系着中外经济合作；数以千计的外交官坚守着岗位，维系着领事保护与中外官方交流事业；数以百计的媒体人坚守一线，从海外发回一线的报道。大多数中国学者是在国内，没有切身实地对百年变局下的世界演进进行学术观察，也几乎没有基于一手国际信息的重大原创研究。实地调研缺失，容易使中国智库界在观察时局时拾他国牙慧，也容易造成中外理解的重大偏差，更容易导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停滞。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as）认为，关于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巨大：在北京看来，中国正在走向其应有的大国地位，如全球国力结构正向中国倾斜，中美经济差距缩小；然而，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目前境况是 1989 年以来最为严峻的 。中外认知的泾渭两分，不同的解读引发彼此战略误判，导致中外误解越陷越深。如果中外智库面对面交流增多，彼此学理观察与研究结论能得以对冲，结果或许不至于那么糟。这正是迫切需要中国智库更多地“走出去”的重要背景。智库“走出去”包括但不限于出国参加研讨会、出国走访调研、出版外文著作、受邀在他国高校授课、私下登门拜访交流、在他国媒体发表文章、受邀在高端论坛参会发言、著作被译为外文销售、结交他国友人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智库更多地“走出去”，至少有三点深层的现实意义。“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 4 月视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首次提出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升级的必由之路，是时代给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担当。世界怎么样？人类怎么了？时代怎么变？未来怎么办？长期以来，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均是西方学者在主导。近代以来，西方探险家们发现器物层面的新世界后，推动构建的 19 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一度被视为是“思想解放”。自冷战结束后，人类陷入迷惘，源于美国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一度被视为世界最流行的两种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必须进行“否思”。理论进步与知识创新就像生物进化的“竞争、变异、繁殖、适应”过程，只要人类不断对新环境进行“观察、判断、决策、反馈”，并施加于环境以“创新、试错、复制、反馈”，新理论与新知识的诞生就成为可能。例如，中国智库学者对美国式民主的多年实地观察与学理批判，打破了中国社会先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崇拜，为推动创建中国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提供学术支撑；再如，中国智库学者对北欧国家高福利制度的多年实地调研与学理分析，通过剖析高福利的利弊得失，建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进而促使中国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之路；又如，此次深度调研俄罗斯的直观感受与西方媒体与智库界所描述的俄罗斯有诸多不同，并且从中国视角出发“重新发现俄罗斯”。事实上，人类的世界观通常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实践进程影响，“随着人类伦理倾向深化起源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很可能会对核心伦理概念进行反思”。中国智库“走出去”，强化与国际的对话能力，体验海外社会，观察有效实践，创新本土知识，推动国家发展，这是过去几十年已经被证明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成功经验。未来世界波谲云诡、风云变幻，要构建中国政治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同样离不开智库更多的“走出去”。3.2 参与研究范式之争，为人类思想演进贡献中国智慧源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范式”概念，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界争论最频繁的主题之一。作为知识的结构，包括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内的“范式间辩论”，通常被视为是过去 100 多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线索，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学术界长期以来受其束缚而处在边缘甚至被忽视的地位，以至于出现“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感慨。近年来，中国学界通过挖掘先秦思想及传统文化思维中的“关系”思维，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为当代国际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拓展“范式之争”贡献中国智慧。其实，早在数百年前，中国哲学就对近现代欧洲产生了“范式”影响。早在 1936 年，著名历史学家朱谦之就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以详实史料叙事与严谨人物谱系中讲述了以蒙古人与阿拉伯人为媒介，中国古代发明为后期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16 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所带回的中国文化，为 17、18世纪英国、法国思想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以笔者多次调研俄罗斯的亲历来看，中国经验近年来对俄罗斯发展的“范式”启示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俄罗斯“偷师中国”的事例越来越多。70多年的新中国史已证明一个实践层面的“范式革命”，即曾经极度贫困、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采用非西方体制和非战争方式，是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国家崛起的。然而，中国实践的“范式革命”并没有彻底唤醒西方理论的“范式革命”。新冠疫情三年期间，中外人文交流的物理阻隔，更是给了美西方一些政客歪曲、抹黑中国实践的可乘之机。显然，与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崛起进程不匹配的事实是，中国学术思想并未在全球思想价值链中崛起。中国思想的生成、传播、再造进而影响他国的进程，离不开线下的面对面交流。强化智库“走出去”，加强跨国合作研究，不断提升中国智库界的研究质量，加速全球思想价值链的重塑进程，是为人类思想演进贡献中国智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际政治变动、经济走向和舆论共识的形成与国际精英群体密不可分。《欧美权力精英：他们如何达成共识并影响世界》曾以个案入手，讲述跨国决策精英组织如何推动国际事务共识的进程 。这提醒中国智库学者应想尽办法挤入跨国决策精英网络的“朋友圈”中。多年来，一直在国际舆论场为中国仗义执言的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在其新著中曾警示道：中国对美博弈须防止“最大战略失误是，不对潜在的后果深思熟虑，便疏远了在美国的几大支持者群体”。三年疫情的线下人文交流中断以及部分美国政客的煽动，使美国国会议员、商界老总、智库学者、游说集团、媒体人士等精英层对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是源自政治想象、线上交谈或书面文字，对中国的评价与印象也越来越负面。2022年 4 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美国民间的调查报告，有 82% 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评价，其比例再创新高，有 67% 的美国人视中国为“头号威胁”。同样对华印象变糟的民调，也发生在欧洲多国。这种被不断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使中美、中欧智库线下交流与深度合作变得更为紧迫。此次深度调研俄罗斯，同样深感俄罗斯各界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数俄罗斯人不知道在中国已普及高铁、5G、无现金支付、网上购物等发展近况，其对中国都很友好，却常认为中国仍是过去的贫穷落后之国，进而对中国产品、服务、合作意愿表示犹豫、纠结甚至回避。当笔者通过讲课、发文传递真实中国发展状况时，得到的俄方的回应与反响往往是啧叹与向往。与此同时，笔者通过不断发文和发声，创造一定的跨国影响力，最终受邀参加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与普京总统、拉夫罗夫外长面对面表达对中俄关系十周年、华商在俄利益的学术关切。这些亲历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了个体努力，也为未来中俄智库合作与结交俄罗斯朋友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与借鉴。在后疫情时代，若能够激励更多的国内智库学者走进国际精英圈，尤其是要提高参加有影响力的国际论坛的频次，积极引导国内力量参与国际秩序改革与民主化进程，做到“凡是重大国际场合，必有中国人在发声”，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讲学、撰文等方式，与各国当地精英沟通，影响更多对方知识界人士，跨国结交有影响力的朋友，积少成多，积微成著，定能逐渐扭转当下欧美国家对华消极印象，也能改善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陌生与成见，为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良好外部环境塑造贡献个体力量。激励中国智库“走出去”的制度变革以及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呼吁，近年来已成为智库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是各个部委与相关决策部门思考与变革的重要内容。但机制改革需要时间，相关规定与指导意见的出台也需要反复论证，智库“走出去”刻不容缓。因新冠疫情而产生“三年认知差”的弥补，从宏观上看，是中外相互认知与彼此交流恢复、推动中国参与和领衔下一轮全球发展的重要路径；从微观上看，是智库及其学者个体寻找新的研究课题，推动成长、创造成绩甚至取得成就的重要窗口期。
由此可见，讨论中国智库“走出去”的当务之急不只是继续建议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探究制度、条款与文件的出台，毕竟相关部委已完全知晓相关细节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当下更重要的是形成智库行业的积极上进的氛围，重燃中国学者的理想与激情，拒绝智库界的“躺平”现象，让更多学者走出原本的舒适区，走进国家发展所需要了解的远方与他国，在时代最需要的当下体验与观察他国时局，提升自我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塑造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高度。从历史角度看，“走出去”往往能成就优质的研究成果。1831 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对美国进行长达九个月的考察，写下了至今仍被推崇的研究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的代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也成就了托克维尔近代法国思想家的美誉。1928 年，戴季陶基于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写就了至今仍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日本论》，也推动和成就了戴季陶本人作为国民党“元老”、蒋介石“智囊”的地位。1983 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调研东南亚多年后，出版了被视为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作品《想象的共同体》，也确立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本人作为顶级国际研究学者的地位。这些历史事例表明，智库“走出去”既是学者创作新著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国家互识与思想进步的重要方式。从现实角度看，“走出去”才有可能参与形成国际政治认知与跨国舆情走向的重要平台。瑞士达沃斯论坛、亚洲博鳌论坛、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年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印度瑞辛纳论坛、美国阿斯蓬论坛、希腊罗得岛论坛、巴黎和平论坛、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G20 智库会议等，能够对国际机制变革形成一定政策影响的国际论坛平台不超过 100 个。中国智库不“走出去”，“麦克风”就被别人占据，中国就会处在“失声”的窘境。许多时候，在这些平台，哪怕在台下提一个问题，都会产生有利于中国形象的不同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智库“走出去”交流，无论是登门拜访、参加论坛，还是私下交流，或多或少都会有助于对彼此的认识，启发各自的写作进程。从未来角度看，“走出去”有助于中国塑造真正的全球强国地位。难以想象，一个人才匮乏、思想贫瘠、社会消沉的国度会最终崛起为一个全球强国。中国要成就全球强国的地位，需要有一大批能影响世界的学者群体与智库机构，需要有一大批经常被人引述与称颂的思想作品，需要有一大批被人尊敬与推崇的交流机制与平台，而这些都离不开智库更多的“走出去”。此外，“走出去”是智库崛起的必要条件。能频繁“走出去”，不一定能成就全球顶级智库；但如果不“走出去”，闭门造车、蜗居原地、躺平无为，那么肯定成不了全球顶级智库。对于当代智库学者而言，唤醒“走出去”的“职业自觉”，至少需要克服以下三点长居“舒适区” 而形成的困境。一是克服慵懒。大多数学者向往“书斋里的革命”，习惯于文献阅读与资料钻研，这当然是优秀学术作品的重要前提，尤其是一些人文学科的必备基本功。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指的是治学精神与严谨学风。然而，智库学者有别于人文学术，许多时候更需要眼力、脚力、嘴力、耳力与手力的结合。调研报告的咨政效果、伐谋作用的跨国影响，可以达到“智库一支笔，胜过百万兵”的奇效，而这一切都需要克服书斋式的慵懒才能实现。二是克服恐惧。面对远行与他乡，尤其是对热点、难点与重点地区的调研，会遇到财务、语言、交通、起居等诸多不确定性，难免会让调研者产生畏难情绪。但活学活用人际交往必知的“六度空间理论”，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想要接触知晓事态的重要人物、在陌生环境下获得有用素材、厘清繁杂的调研资料、寻找得力的助手，都不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事情。创造条件，充足准备，“走出去”就不会是高风险的事情。三是克服桎梏。“走出去”肯定会受到一系列预算、制度、程序、时间、精力等因素的制约。据经验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多数机构责任人愿意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开绿灯”，为真正愿做事的人保驾护航，许多企业家也愿意为真正有助国家发展的事情提供赞助。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不通畅、技术不先进的前工业时代，尚有许多远行调研而成大事的学人；在当下，财务与制度等“桎梏”更不应成为智库“走出去”不可逾越的障碍。总而言之，新时代的世界需要重新发现。源于 16 世纪殖民主义实践与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科学已经越来越受人诟病，中国智库学者在后疫情时代具有大有可为的重大机遇，“走出去” 将成为中国智库寻找更大研究资料、发掘更多一手信息、提供更优资政报告、影响更广海外人群的新途径。笔者通过深度调研俄罗斯的个案复盘，激发更多智库同行，超过近代以来中国“被发现” 的旧有轨迹，塑造中国重新发现世界的全新方式。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中国智库“走出去”，实现中外知识的相互融合与共同提升，更好地推动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助力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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