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谈中国复苏新阶段：应高度重视政策实施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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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自5月7日财经Thinktank微信公众号。

要想行稳致远，必须把每一步走好，而不是看着地平线来行走，看着北斗星进行飞翔，可能会出问题。

本文字数约3400字，阅读需要4分钟。

张燕东（主持人）：您提出了一个中国经济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怎么界定，是怎样的一个阶段？谢谢。

刘元春：我同意黄奇帆市长刚才的看法，中国有巨大的红利，从中长期来看绝对不能对中国悲观，特别是刚才姚洋老师也谈到我们的技术。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看到趋势，而不是看绝对水平。原来，我们的专利和高频引文都没有超过美国，但是近三年，我们都超过了它。原来，我们在一些引领性的产业上没有超过美国，但是现在我们有若干产业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引起美国人的关注，引发卡脖子问题的出现。卡脖子问题的出现绝对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落后，而是我们技术快速进步的产物。

因此，在中美冲突背景下，我们不应该感到悲观，实际上这是我们快速进步、改变格局所带来的结果。面对这样一种挑战与应战之间的冲突，我们作为挑战者，应该持相对乐观态度。换句话说，从长期来看，我们要抱有乐观主义态度。

张燕东（主持人）：要看趋势。

刘元春：对，短期来说，要想行稳致远，必须把每一步走好，而不是看着地平线来行走，看着北斗星进行飞翔，可能会出问题。因此我们如果聚焦到当下，就会发现我们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也就是政治局所讲的复苏基础还不稳固。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复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大家分歧很大，原因就是一季度的数据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比如三大需求都在上扬，货币供应量还很高，但是我们的价格却在下降。比如我们的市场预期很糟糕，但是外贸和外资增长速度却超预期。我们既可以看到目前“五一”“清明”和“春节”期间出行指数的报复性变化，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企业好像利润不行，下降得很快。

还有，我们一直在讲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实际上一季度一般公共支出加上基金类公共支出，同比基本上是零增长，而不是像政府报告里提到的广义财政支出预算达到7%左右，这里又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2、3月份房地产数据跑得很好，但4月份交易数据一下就下来了，大家也在想小阳春之后是会不会马上就是倒春寒。另外我们看到，虽然有火爆的“五一现象”“淄博现象”，但是整个旅游门票收入依然只有2019年的84%。

这些冲突性数据，导致我们按照不同数据解释就会得出不同结论，这恰恰印证我们的复苏在疫后重启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我们以往没有面临的，需要我们重新进行思考，来把握它的一些运行逻辑，然后才是针对这些运行逻辑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为什么消费上扬4.6%，投资上扬5.1%，出口上扬14.8%，物价水平还在“跌跌不休”？很简单，因为需求上升得快，供给恢复得更快，需求没有跑过供给。从大势来讲，是供给、需求复苏不同步，不能解释为萧条。

再比如，我们看到报复性反弹，数据同比很好，但利润同比数据却很差，我们报复性的反弹是出行数据，是社会交往的恢复，交易秩序的恢复，而不是利润的恢复，所以第一个阶段复苏就是社会的修复，但是还没有过渡到利润的修复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当然更没有过渡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扩张阶段。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关注的宏观分析，不仅仅是我们的“三驾马车”，更重要的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更为深层的是四大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以及这种修复过程中行为的调整和变异。因此我们的政策也要根据这样一些逻辑来进行分析，中央与地方不同部门在财政支撑和新型政绩观内生动能的驱动下的一些表现，可能影响我们对于当下经济形势的解读，以及对下一步我们行动的方案才有很好的分析和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有新特征、新逻辑，更需要新政策。

张燕东（主持人）：非常受启发，刘校长讲的是社会的修复而不是利润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所以这种经济恢复实际上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各种极端不同的因素在一起，这也给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它不是单向的思维，而是一种多元或者是非线性思维。您觉得政策层面从哪突破比较好，谢谢。

刘元春：目前很多数据的变异很正常，但是需要更专业的分析。比如说对环比、同比的认识要把握得很清楚，对于这种补偿性的恢复和常规性的恢复要有很好的区别，否则就会出现一些政策对象的失误。就是如果你理解错了，逻辑就错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要高度重视目前一些政策实施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在目前财政修复很艰难，尤其是地方财政修复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财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只有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真正达到积极的效应。

首先，支出要达到5%、6%的速度，而不能减少、停滞，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很重要的是目前M2很高，新增贷款10.6万亿基本上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大量的信贷流动性只是在金融体系内打转，在政府、银行、国有企业这三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循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目前货币政策要想真正浸润到微观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我们必须要纠正目前在货币政策上的一些“扭曲”，这个“扭曲”体现在利率，目前政策性利率3%多，我们给国有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已经跌破了1.8%，一些县级平台公司以及民营企业融资的成本实际上平均可能依然在6%—10%的区间，这个差距越大，表示整个货币政策的扭曲性越厉害。我们单纯的用总量性注入的时候，结构性注入的时候，带来的是整个货币打转和利率政策的扭曲，因此我们会看到国有企业目前的利润已经很好，一季度同比已经正增长9%多了，但是民营企业基本上是负的，特别是中小企业负得很厉害。

为什么会这样？你就会发现它的融资成本，各种环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更加糟糕了。货币政策怎么改变这样一个局面？我们传统的思维是财政挖坑、货币放水。但财政挖坑挖到谁身上？挖到国有企业身上。因此我们会看到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目前的复苏很迅猛、很好，但是民营企业没有动静。我们解释民营企业的动力不足、信心不足，那不对。我们参加很多企业家的活动，可能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资本家信心不足，的确他有担忧，但是中小企业家依然是磨刀霍霍向猪牛的，想转变亏损格局的，还有新生代的年轻人依然是对祖国充满情怀的。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这种所谓的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的问题，我们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而没有分层处理、分层对应，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有的放矢的政策调整。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在改变我们传统的一些财政和信贷之间的配合方式，对于国有企业，对于国家主导的项目融资成本这么低，而我们的政策性利率之间的差额越弄越大，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度降低政策性利率，减少这样一种不匹配的“扭曲”，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最为重要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也要高度重视，虽然说物价水平目前没有进入到通缩阶段，但是物价的环比和同比下降一定会导致利润修复的受阻，因此怎么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政治局给出了很多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扩大内需，逆转大家的信心。我感觉我们目前还是需要在一些政策点上有新思考，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比如说消费政策。我们一定要真正调研清楚居民消费的热点，我在很多场合谈过一个最简单的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装修”的第二个、第三个周期，我们能不能对老百姓进行新一轮的“装修”补贴，而不是简单地在传统的三板斧上做文章。再比如，我们在保障型住房上已经说了N年，为什么不能通过保障型住房使我们市民化的速度加剧，同时释放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消费红利，所以这里面需要我们有一些新思路。

当然还有大家谈到的国际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目前全球很低迷的时候，中国一定要快速复苏、快速发挥超大市场经济体的作用，以它的利润空间、市场空间来破解目前美国刚刚形成的“小院高墙”的战略布局，这是当务之急。我觉得目前新阶段里面国际、国内环境对于我们在政策上的拿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思路上有更为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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