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阳：把风险交给市场解决，把不确定性交给政府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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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风险交给市场解决，交给企业家解决，把不确定性交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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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小补”刺激不够，“大开大合”改革才行——2023 年夏季以来经济政策回顾及建议》报告里提到要通过“大开大合”的改革来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法治建设等很多观点，和我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从风险管理角度提出的观点相吻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研究风险的主观性，认为风险是有相当大程度的主观性的，像大家关注的提振信心的问题就是主观的问题，改造大家的主观世界，风险也是主观的问题。因此我主要是就如何提振经济信心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从我所关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主观性，或者主观风险管理的视角谈一点我的看法。
首先是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内涵要加以区别。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区别、相对照，不确定性不能找到概率和分布、不能量化未来，而风险可以找到概率和分布，所以风险可以有预期值、可以期望，可以对于非预期值做各种解决方案，比如经济资本管理或者保险等。而对于不确定性，由于不知道概率分布所以不能期望，管理的手段工具很少。我们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投资者是极其厌恶的，当然我们对风险也是厌恶的，但是对于不确定性更加厌恶。
所以基于这么一个观点，因为经济体系发展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更多的是不确定性。面临这种情况，我们的经济体系该如何应对呢？我想简单地说，应该把风险交给市场去解决，市场可以通过定价、转移去算它的概率分布、期望值、非预期值，通过多样化分散、对冲、衍生产品，这都是应对风险的工具。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了很多的工具，这个是交给市场去解决，交给我们的企业家解决。企业家不怕风险，甚至某种情况下很愿意承担风险，因为高风险会带来高收益，有风险才有机遇。但是不确定性却不一样，我们没有听说过高不确定性高收益，也没有听说企业家说喜欢不确定性，实际上企业家也试图规避不确定性。所以应该把风险交给市场解决，交给企业家解决，把不确定性交给政府。政府的作用就是要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有哪些手段？法律就是很重要的手段，还有政府强大的资本力量或者经济实力、信息获取能力，乃至于政治获取能力，都是帮企业家解决来自于人类自身行为或者各种外部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或者能力。
所以基于这么一种观点，我认为在当下我们对风险问题不要太害怕，哪怕是各种风险暴露，系统性风险，因为我们有了比较好的市场经济体系，有工具方法；而对于不确定性，包括新冠导致的不确定性，国际政治角力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个其实都需要依赖政府的行为给我们企业家提供比较好的保护。
第二个方面就是风险的主观性。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风险是客观的，因为只有客观的才能计量、交易和转化。但是我认为风险也有主观性的方面，主观性和客观性是同时存在的，因为风险是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离开人谈不上风险。人的主观的认知、观察、偏好、价值观、价值判断都影响到我们对风险的认知。所以在疫情防控解开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去年12月份的那次，前后没几天，我们的奥密克戎没什么变化，但是突然我就觉得风险小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主观对它的认知。那么像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大多数人对经济没有信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风险，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大家的认知、提振大家的信心，从而降低风险。
最后，我想就借鉴40多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经验，对提振信心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提几点看法。过去40多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在于有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在发挥作用，我们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里面政府和市场都是同样重要的，尽管有很多人批评政府，但是不可否认，政府在中国的4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展望未来或者要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这种机制仍然非常重要。
关于如何提振信心我总结了七个方面：
1. 要降低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提升经济体系的可预期性。
2. 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定位，明确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可预期、可操作的实现路径。
3. 降低对系统性风险的微观感知，但是宏观上要重视，要加大宏观层面的感知、承担和管理，尤其对总量变化要兜底，牢牢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
4. 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坚持从结构上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可以总结为结构上我们要改革，总量上要兜底。
5. 加强法治建设，从根本上降低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
6. 加强经济主体治理体系改革，尤其是提升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地方政府中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性，避免过于频繁的高层变动，降低微观经济主体因频繁高层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7.合理使用政策刺激措施应该与系统性改革和法治建设协调统筹，理性看待政策刺激的作用。
// 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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