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十年评估：中国学人需有全球抱负

编者按：近日，“思想何以坦克？——《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智库、媒体界近10位知名专家就中国智库当前发展状况与未来走势做了深度探讨。研讨会发布了被评为“2023年好书”的《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状与未来》一书。随后，国家发改委中宏网就智库建设成果、挑战和未来深度专访该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现将系列专访视频及内容发布如下：

▲《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王文 著

近期，一本智库专著在中国智库界引起较大关注。作者是智库的新锐领衔者，从2013年初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的执行负责人王文。2023年底，正值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十周年之际，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以“智库”英文（thinktank）的中文直译“思想坦克”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出版，就引起多位重要领导、智库同行与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近日，王文就中国智库建设成果、挑战和未来接受中宏网专访。

智库建设的成果

▲国家发改委中宏网就智库建设成果、挑战和未来深度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点击查看系列专访视频（一）

中宏网：2023年底，正值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十周年之际，《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专著作者，您怎么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年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王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十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提升之处。在《思想坦克：中国智库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我专门拿出一章来阐述，简单地说，可概括为“四多四少”现象。

☛一是新增了很多活跃新型智库，但超时代的思想产品还较少。

根据《中国智库索引》（CTTI）收录，中国智库目前有980家，其中60%以上都是2013年以后建立的。如果算没有收录进去的，我的初步估计，过去十年，以“智库”为名建立的正式研究机构至少是1000家，包括许多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智库，但是，超时代的思想产品却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比如到底什么是“百年变局”？“历史终结论”30周年，历史是否在重新开始？“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下的改革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以及该怎么落实？需要怎样的政策改革，才能撬动中国各级机构的改革热情与执行效率？2020年要完成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与污染防治），如何才能有效结合统一地完成？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六稳”，如何才能可持续性地实现？“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几个战略布局之间如何有效协调与落实？等等。有太多的议题需要智库去解答并提供前瞻性的思考。

虽然近年来不少领衔智库的研究成果频频获得了决策层的频繁指示与肯定，但从主流看，中国智库仍是重于阐释，缺乏足够多的、对政策突破有推动力的优质思想产品，少有能让决策者有重大启发与修正意义的战略建议，更缺乏经得起历史沉淀的思想作品问世。我有些担心，未来史书叙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思想史时，肯定会惊叹我们建立了许多“思想坦克”（thinktank），却常常以“有库无智”为由批判这个时代智库思想的贫瘠。

☛二是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但人才流动的频率仍较少。

这些年，智库活动越来越多，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级城市，每天都有数十场不同主题的智库研讨会举行，尤其到周末，通常都会有数场百人规模的论坛会举行。值得肯定的是，每年都有多位官方智库学者或高校主要负责人到政府部门任要职，颇有种“中国旋转门”的味道。正如“旋转门”概念提出者、美国知名智库专家理查德·哈斯指出，“智库应发挥两大人才功能，一是作为天资聪颖的政府官员的来源地，二是成为那些希望吸引新思想或暂时离开政府部门人员的暂居地”。

让个别官员回流智库休养储备，或让智库学者“出世”担任政府官员，是非常好的迹象。但总体上看，政府与智库的人才交流仍是偏少的。在当下中国，所谓“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制度设计，落实与推进仍是相当困难。在智库内部，具有一名优秀领导才能且具有公共服务精神、规则遵从意识、深厚研究能力等特质的学者也不多。学者通常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傲，缺少必要的基层锻炼与行政经验。“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人的升迁传统，“仕而久则学”却是短期内难以普及的社会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智库“孕才”功能是否能够发挥，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新型智库是否成规模、制度化地出现中国特色的“旋转门”，还有待更长的时间观察与更有效的改革尝试。在这方面，人事部门的敢为人先，大胆尝试，显得很重要。

☛三是创建了许多中国智库品牌，但对世界的引领作用还较少。

近年来，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承办了大量双边二轨智库对话，也在国内外举办了大量带有宣讲与介绍中国意味的国际研讨会，还越来越善于能在国际顶级媒体上发声、发文，提升中国智库的全球感召力、话语塑造力与品牌传播力。

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是G20杭州峰会的共同牵头智库，曾推进多轮中美、中俄、中国巴西、中国伊朗、中国土耳其、中国尼泊尔等智库对话，还曾调研近百国，每年都会受邀参加包括瓦尔代俱乐部年会等多个顶级国际论坛并发言，深切感受到国际社会存在着浓烈的“中国交流饥渴症”，希望听到中国声音。

然而，放眼全国，能够利用外文讲好中国故事并令对方信服的中国智库学者并不多，具有全球号召力且让外界愿意听进去的中国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这直接导致在顶级国际论坛上接受发言邀请的中国学者数量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在国内主办的各种论坛中仍存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太重、交流互动太少、思想含量太低等弊病，导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未能得到全面释放。

政府已开始善用智库向国际发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外事制度改革，如何让智库的全球组织力进一步发挥，如何提升智库学者自身语言表达与理论阐释能力，既能解外国想了解中国之渴，又能救国内对外释放声音之急，是当前中国智库学者提升全球影响的重中之重。

☛四是智库传播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社会美誉度的塑造仍还较少。

目前中国智库越来越重视通过媒体在社会发声，不少智库都建立了中英文官网与新媒体公众号，发布本智库的观点与活动消息。凡有重大事件或主场外交活动时，媒体会频繁采访智库学者。个别学者成了“网红”，拥有大量读者、听众与粉丝。

然而，但智库学者的集体美誉度还有待提升。广大群众对智库的认识仍存在两大严重的误区，一是神化，认为智库学者就是中央智囊，知天晓地，直通天庭，指点江山，雄论天下；二是矮化，认为智库学者多是“砖家”，巧舌如簧，忽悠民众，胡说八道，招摇撞骗。

相比之下，外国学者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与水平显得更强，尽管实际可能未必如此。由此，如何建立学者的社会公信力与美誉度，既考验智库学者行业本身的能力、远见与修为，也考验决策者、社会思潮的文化包容。

当然，四个“多”折射了中国智库过去十年发展的成绩仍是主要的，2013年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直面不断深化的现实多元性、舆情复杂性、大国博弈性，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四个“少”则说明智库发展的长期性与艰难性，以及提醒所有智库工作的努力方向，相信再过十年，中国智库发展又有可能是另一番盛况。

智库建设的挑战

▲国家发改委中宏网就智库建设成果、挑战和未来深度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点击查看系列专访视频（二）

中宏网：《思想坦克》认为，中国“智库热”已开始降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智库建设应具有的综合性与长期性。您怎么研判中国智库建设十年再出发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王文：正如我在《思想坦克》一书的第三章中所说的，当前，中国“智库热”已开始降温，越来越多人（如大学管理者、企业捐赠人、社会舆论）认识到智库建设应具有的综合性与长期性，而政府层面也对智库的作用与定位有了更全面的认知。

换句话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了十年，人们已发现，全面深化改革并非易事，智库建言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改革设立目标与智库自有能力之间正在达成某种“和解”，即“应然”的理想状态，回到“实然”的现实状态，这与婚姻“十年之痒”后许多人会放弃浪漫主义、回归务实主义生活有类似之处。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没有提到“智库”，而用了“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也能反映党中央决策层对智库建设长远发展目标的务实化。

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智库往往很容易在真诚沟通者、深度探密者、公共外交者之间选择一者来当。难在三者兼得。因为三种身份扮演能力的优异程度，尤其是能否恰当把握这三个角色的“时、度、效”，直接决定了智库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大小。

●所谓“时”，就是指智库对内建言与对外发声的恰当时间点。

一份好的内参，一定是最及时的那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了，决策层不需要；太晚了，许多人早已建言过了。同样，智库对社会发声也是如此，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对社会公众恰当地表达决策者需要的恰当内容。在这方面，智库的敏感性、前瞻性、文字力都非常重要。以2023年中国几大主场外交来说，4月博鳌论坛、5月中国-中亚领导人峰会、10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1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需要智库大量的政策建议与舆论引导，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两个月上报，后者则需要在事件发生前后的一周左右。如果错过这些最佳时间点，智库对决策层、对社会的影响力都会大打折扣。

●所谓“度”，就是指智库研究“探密”的深度与广度。

在许多时候，智库需要一头扎下去，了解到决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质，还要以“脚底板精神”做学问，触及决策者所不能亲历的事件现场。以“一带一路”研究为例，该倡议提出十年来，有数以万计的研究报告、媒体评论与新闻报道，但多数都是浅尝辄止或泛泛而谈，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本身的调查研究。那些深入到所在国的调研报告，往往会产生最有说服力的决策咨询效果。

●所谓“效”，就是指智库要有能让受众接受的叙述效果。

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社会公众，或者国际友人，都是智库成果（包括内参、公开评论、国际演讲等）的受众。好的效果是检验智库影响力的唯一指标。得到批示，未必就是好的内参；批示被执行，且促使政策执行效果良好，才算是好内参。不是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就算是引导舆论；只有让公众内心接受且广为传播、并有助于政策推进，才能算是好的舆论引导，否则就是误导与添乱。不是能到国外去参加论坛或发表外文文章，就是好的公共外交；只有让国际受众觉得有道理，增加对中国的好感，才算是助力中国外交。

●做到上佳的“时、度、效”是相当困难的。

即便像基辛格那样在国际舞台与美国政界活跃六七十年的资深人士，也未必做到每件重大国际事件都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但顶级的智库学者，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最亮明珠。唯有孜孜以求，才能不断成就优秀智库学者的家国抱负。

目标太高，往往是功能分化的开始。近年来，不少新型智库都有能力得批示、发评论、搞外宣，于是人们对这些方面便会出现“审美疲劳”与兴奋感不足，现有的智库“存量”便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分流。一些“假智库”会现原形、被淘汰或出现低质量发展的迹象，如“会库”（以爱办论坛、研讨会为乐而掩饰本机构的思想贫瘠）、“私库”（以“智库”为名搞小圈子文化）、“呆库”（出现低层次的研究重复、学人之间的自娱自乐）等出现。

近年来，我不止一次看到某猎头公司、咨询机构在自我宣传时，都标榜自己是“著名智库”。同样，目前一些智库由于经费压力，开始商业运营，甚至权力寻租。这是对“智库”名称的盗用、污名，与两办文件中明确标明的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非营利”等三个较为严格和明确的属性明显不符。

我还看到一些“研究型艺人”和自称“大师”的假智库现象。他们有的装出高冷和深不可测的样子，对外半遮半掩地宣称与某某高层很熟，为其高参云云；有的则以写畅销书、媒体曝光、公开演讲为主要手段，语不惊人死不休，常以国家危机、某国阴谋等关键词抓人眼球。这些假智库现象是需要抵制的。

与将“智库”视为有利可图的工具不同，一些优秀学术学者会选择离开智库管理岗位，重新回归学术与书斋，或离开智库界从事其他行业。从事智库行业是一项快节奏的工作，远不如学术研究更自如；智库研究的待遇不算高，远不如商业机构更诱人。

在“假智库”受鄙视与淘汰，学术学者离开的背景下，一批“真”智库会渐渐脱颖而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有大量为国效力、为民请命、出世情怀浓厚的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具有“学得文武艺，货予帝王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传统情结，很纯粹地钻研于现实与政策的解决方案，游走在各国论坛与公共平台之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虽然类似的优秀智库学者不多，但却凝结了“真”智库的价值观精华，也将带动较长时期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智库优化进程。

智库建设的未来

▲国家发改委中宏网就智库建设成果、挑战和未来深度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点击查看系列专访视频（三）

中宏网：《思想坦克》提出“中国学者要有全球抱负”，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怎么看中国智库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王文：在《思想坦克》一书的最后一章，我提出“中国学者要有全球抱负”，即中国已进入全球强国的阶段，对于世界局势的演进、中外关系的缓和、国家发展的持续，中国学者都应有思想力中力拔头筹，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在研究方向上，中国智库须更多挖掘新议题，改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研究范式。

在被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的年代”的20世纪，因战争死亡1.1亿人，而传染病导致14亿人丧生。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新出现的30多种新型传染病（如艾滋病等），每年造成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以上的损失，抵消了各国试图通过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形成的经济增长幅度。可以说，传染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冲击，远远大于战争和经济危机，但研究者却过多地聚焦于后者。对此，人类需要的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革命，让那些政府行为、地方治理方式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方面转型和调整，还需要全球治理观念的一些研究范式与思维革命。中国智库应领世界之先，突破此前的范式桎梏，发掘更多新型的、有关生态文明和生命科学的研究议题。

●在工作任务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对外发声，传播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真相与真情。

疫情初期，针对中国的“中国脆弱论”“治理危机论”“经济骤降论”“产业衰退论”“企业逃华论”“新型黄祸论”“亚洲病夫论”大行其道；疫情全球蔓延后，西方舆论又发出新的责难，“中国隐瞒论”“索赔中国论”等新论调盛行。对此，中国智库须更多地在海外发声，用事实回击西方媒体诘责，既分享中国经验，也传播事实真相。比如，学者们可通过各类媒体，尤其是通过新媒体，用短小精悍的观点、视频、故事，突出对生命优先、人民至上的思考与关切，主动对外讲好中国防疫故事，回应国际媒体尤其是西方舆论关注的新话题，扭转此前国际社会中的负面涉华舆论。

●在服务对象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构想未来，设计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与经济走向。

目前，从国际层面看，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崩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智库需要从国际组织、中外经贸、投资互动的层面去构想全球走向。从国内层面看，对于如何落实推进当前中央全面指挥、各部委狠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平衡企业正常运行与疫情防控安全，打响经济复苏与价值链保卫战，中国智库需要多出主意，多引导舆论。更重要的是，传染病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全球思想观念的问题。如同14世纪面对的“黑死病”的蔓延，人类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催生了现代文明。当前正是一个全球大思想家辈出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勇往直前。

●在行为方式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运用网络，组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话与沟通。

在5G时代，网速更快，网络更通畅。中国智库可主动出击，通过适时地分享防疫经验、病例数据，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医疗科技合作、疫苗研发合作，主动引领、形塑防疫进程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转型方向，降低对抗性、排他性的西方价值观色彩，倡导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价值观，在道义、话语、外交、技术上为赢得更多国际支持，为将来升级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奠定舆论和组织上的基础，引领以疫情防控为主题的全球治理新进程。

诚如我在《思想坦克》一书的不少章节中所讲，美国智库的神话已被打破。全球智库行业正在洗牌，谁瞄准新全球时代，谁就能胜出。

2020年的疫情造成全球化休克、经济萎缩等长期“疤痕效应”，导致许多行业都在重新洗牌。在国内经济下行、财政预算支出收缩、企业捐赠减少等背景下，智库或将面临行业内新一轮洗牌。一些政府智库可能面临因预算削减、课题减少导致的合并重组风险，而一些社会智库可能会因财务压力而被迫关门。对此，中国智库人更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上寻求创新。

在疫情期间，许多智库同行频频利用互联网，在网络空间与国际社会沟通、交流经验与看法，相互启发，为推进全球合作贡献智库之力。这些都应视为一种智库转型升级之举。若能把中国智库这些转型进一步转化为传世名作的问世和国际舆论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扭转等积极效果，则善莫大焉。

任何时候都是危与机并存。抓住了机遇，规避了风险，中国势必能在后疫情时代提升国际地位、呈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势，加速百年变局。对于中国智库而言，只有拥有国际视野，立足于全球变局，全力推进机制体制改革，才能在后疫情时代再显优势，成就中国智库版的“百年老店”。

封面图片：詹丛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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