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美国100%的人口增长都源于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这将逐渐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增加多元化议题的权重，并推动政党和候选人更加注重种族和文化的平等与包容。9月初，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院长马克·罗泽尔教授在“明德战略对话2024”系列活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第五讲上分享了他的观点。
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快速变化。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其中的关键点：● 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没有任何一个主要族裔占总人口比例会超过50%；● 这会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因为不同族裔投票的权重或比例会发生变化。这种人口变化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包括大选）会造成一定影响。一些人认为，有的党派可能会从人口变化中获益，而有的党派会因此而流失现有的选票。我对这种分析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因为目前的人口变化特征、趋势不见得将在未来持续下去。所以，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参考的是美国每10年人口普查所得出的结果，以及基于人口变化模型做一些预判。一，来到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移民。一些人认为，从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人口在拉动美国总人口的增长，但实际移民人口的增长主要还是归功于来自亚洲的移民。事实上，在美国的大部分外来移民来自亚洲，拉美裔移民反而没有那么多。有时候我们听到部分美国政客宣称，美国南部国境线正遭遇“入侵”，但这是耸人听闻的政治口号。数据表明，有不少墨西哥人进入美国，但同样也有很多墨西哥人离开美国，回到墨西哥生活。二，另外一部分美国人口增长源于一些少数族裔人口的高出生率，特别是拉丁美洲族裔。我们把佐治亚州等部分南部州称为“红色州”，因为他们普遍非常保守，大多支持共和党。特朗普在这些州得到大量支持，佐治亚州长期以来都是最可靠的亲共和党州。但现在，佐治亚州是美国七个少数族裔占主体（majority-minority）的州之一，白人占人口总数不到50%。由于这种人口变化，民主党（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赢下了佐治亚州，这是人口变化对美国政治带来影响的一个缩影。下面我用几个数据再展开说明一下。1988年总统选举中，老布什获得了59%的白人选票，并以大比分赢得了全国大选。2012年，米特·罗姆尼同样得到了59%的白人选票，但他输掉了大选，因为少数族裔和白人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共和党现在不可以只依靠白人选票，也需要联合少数族裔选民。在上世纪80、90年代，如果一个候选人能赢得大部分的白人选票，他就能够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在2012年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2016年，特朗普获得了58%的白人选票，但他在一些少数族裔中丢掉的选票相比罗姆尼在2012年丢掉的更少，特别是拉丁美洲裔的选票。特朗普依然丢失了一部分，但与民主党候选人的差距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人口变化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具有一定流动性、不确定性，未必如部分学者所主张，仿佛当前的人口变化趋势只会使民主党受益。
▲根据美国普查局2020年统计，橙色州/特区/海外领地的非拉美裔白人数量占比低于50%，浅黄色州占比低于60%。数据来源：美国普查局另外一个数据：当今美国100%的人口增长都源于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到2045年，少数族裔会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我工作的大学里有4000多名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族裔。我们学校的学生人口结构与20年之后的美国人口结构很相似。目前美国有7个州的白人属于少数族裔，还有10个州里的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不到60%。几年之后，这些州可能都会成为少数族裔占主体（majority-minority）的州。以现在的趋势来看，人口变化也会带来政党的变化，民主党可能会获得更多拉丁美洲裔、亚裔和非裔的支持，而共和党主要还是会由白人支持者组成。佐治亚州已经成为少数族裔占主体的州，夏威夷长期以来都是亚裔人口为主。得克萨斯州、内华达州与加州等也都是少数族裔占主体的州。现在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曾批评部分成年女性不生育的决定，甚至将她们称为“不生孩子的养猫女士”。这种言论在美国社会中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冒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18-55岁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人已婚且育有子女；未婚无子的人口比例不足20%。这也是我这一代人的生活状况，即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然而，今天美国单身或无子女的成年人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已婚且育有子女的人群比例则相对较低。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美国的未婚女性往往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而已婚有子女的女性则可能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那么，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将会如何？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预测，他们认为这种人口变化对民主党可能是有利的。目前美国的种族关系日益分化，而民主党在这方面可能会越来越强大。这种观点基于一种假设，即未来不同族裔群体的投票行为模式会保持不变，即目前的投票规律在未来仍将延续，进而有利于民主党的胜选。我们在做出类似假设时必须非常谨慎。关于非裔美国人，这个群体很可能在未来仍然保持不变，继续作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群体。如果要赢得全国大选，民主党需要依靠非裔选民的大力支持，他们已经成为民主党非常坚定的票仓。当然，我们也观察到亚裔和西班牙裔选民的支持可能会有所波动，特别是在对民主党的支持力度上。我父母这一代美国人是二战后的一代，在他们的认识中，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中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的城市。其他地区的非裔人口较少，因此他们与亚裔或西班牙裔后代的接触也相对有限。然而，随着少数族裔人口的显著增加，这些族裔开始在美国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少数族裔，具有部黑人和部分亚裔血统。在美国政治中，两大政党将在赢得少数族裔选票方面展开激烈竞争。每隔十年，美国就会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2017年和2019年都进行了相应的人口统计。二十年前，白人占美国人口的70%；但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60%。尤其在2019年，60岁以下人口中白人已经成为少数。这体现了一种代际更替。因此，我们预测，未来美国的人口结构将是少数族裔占据主导地位。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中，18岁以下的人群中，绝大部分人已经不再是白人，其中约一半是拉美裔。我引用一组数据，供大家参考：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8），拉美裔人口中人数最多的年龄是11岁，而白人中人数最多的年龄是58岁。这组数据能够清楚地显示未来的趋势。在最近一次人口普查（2010-2020年）中，白人人口首次出现了下降，减少了1%，这是自美国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以来的首次下降。这意味着，过去十年中，美国人口的增长主要由少数族裔推动。
▲本图展示了2023年7月相较2020年4月，美国各族裔（包括混血族裔）的人口变化情况，其中白人数量减少200万人以上。图自：布鲁金斯学会；数据来源：美国普查局2024年6月首先，我们来看看拉美裔人口的增长情况。从2000年到现在，拉美裔人口增长了50%，而白人仅增长了1%，目前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事实上，官方统计的增长率可能低于实际情况，因为许多拉美裔并没有填写人口普查表格。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人口普查局采用了非常简单的种族和族裔识别方法：表格只会要求你根据自我认知来选择种族或族裔，一个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族裔身份。这一点尤其有趣，因为许多拉美裔已经是第四代或以上的移民，虽然他们的家族历史可追溯到四代或五代前移民到美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视自己为拉美裔或西班牙裔，而是认为自己就是白人。因此，在美国，这些人的身份认同是相对复杂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故事。我的父亲是法国人，但他有德国和法国的混血背景，而我则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因为我的母亲是100%的意大利血统。我在新泽西州长大，身份认同上一直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我们的家族非常庞大，我的母亲有五个兄弟姐妹，我也有非常多的表兄弟姐妹。我们的家庭保持着所有传统的食物、节日习俗和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可以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意大利裔美国家庭。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在少年时期的15年里，几乎没有表兄弟姐妹的陪伴。我个人的身份认同一直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尽管实际上我只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这就是我的故事。填写美国人口普查表格时，一个的族裔认同完全取决于你的自我认知。至于拉美裔群体，他们在80-90年代主要是通过移民进入美国，但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变化。现在，拉美裔人口的增长更多源于他们较高的生育率。在美国，拉美裔家庭一般非常庞大，而这种高生育率也促成了拉美裔人口的增长。如今，拉美裔占美国人口的19%，但只有13%的人有投票资格，因为大部分拉美裔人口相对年轻，尚未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美国规定年满18岁才能投票）。所以，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拉美裔家庭普遍还比较年轻。这种代际变化已经显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拉美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力量在逐步增强。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拉美裔选民占所有投票选民的10%。到2020年，拉美裔首次成为少数族裔中投票最多的群体，超过了非裔美国人。为什么一些人说拉美裔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依旧比较小？因为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这五个州有比较多的拉美裔人群。拉美裔在这五个州有较大的影响，但在其他45个州的人口占比依旧较小。下面说一下亚裔人口。目前大约有7%的美国人是亚裔。有一些专家预测，到21世纪末，亚裔和拉美裔将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少数族裔，并且这种影响将持续下去。这只是一个预测模型，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因为中间可能会有许多变数。例如，在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非裔人口的增长率大约是8.5%，而拉美裔和亚裔的人口增长率均在20%左右。还有自我定义为多种族或混合族裔的人口，总增长率大约为30%。亚裔移民对美国人口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来自亚裔的移民数量约占美国人口增长的3/4，而只有1/4的增长来自拉美裔，后者主要是通过较高的生育率来增加人口。因此，这是两个非常显著的趋势：亚裔通过移民增加人口，而拉美裔则通过高生育率增长增加人口。亚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显现。大约一半的亚裔美国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特定党派，他们既不认同共和党，也不认同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亚裔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但在克林顿时期这一趋势有所变化。年长的亚裔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在70年代或80年代移民的，曾更多地支持共和党，而他们的子女则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共和党曾试图吸引更多的非裔选民支持，但未能成功。共和党在少数族裔中的主要目标选民仍然是亚裔和西班牙裔。在2020年大选中，尽管特朗普败选，但他的亚裔支持率有所上升，比2016年增加了11%，拉美裔支持率也增长了6%。拜登在白人选民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大家要持续关注美国大选周期，因为随着人口变化，一些趋势并非一成不变的。人口变化无疑会影响未来的选举结果。共和党在争取少数族裔选票方面的有些表现不错，特别是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相较之前的部分共和党候选人显得更加出色。在2016年，出现了许多人称之为“拉美裔的崛起”的现象，当时特朗普正步入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在他刚刚宣布竞选时，确实发表了一些引发争议的言论，特别是针对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他对拉丁裔施加了非常严格的移民限制，并且推动在美国南部建立边境墙，这种举措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基于一些基本判断，许多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裔的投票人数将会持续增长，并且他们可能会投票反对特朗普的政策。然而，事实却有所不同，2016年拉美裔的投票率较2012年有所下降，而特朗普在拉美裔选民中的支持率比预期的还要高。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非裔政客一般在非裔人口较多的地方当选，拉丁裔政客一般在拉丁裔人口较多的地方当选。而亚洲裔则是唯一有些不同的群体。举个例子，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曾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也是美国首位印度裔州长。2011年，南卡罗来纳州也出现了一位亚裔共和党州长尼基·黑利（Nikki Haley）。可以看到，亚裔政治领袖也可以在其他族裔占多数的地区获胜。在州层面，亚裔的政治代表较少。首位亚裔女性州长并非来自亚裔人口较多的加州或夏威夷，而是来自一个亚裔人口较少的州。越南裔在美国的分布较为特殊，尽管加州有一定数量的越南裔，但作为一个较小的亚裔群体，他们的人口占比相对较低。如果将不同国籍的群体细分开来，可以发现，古巴裔美国人大多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而越南裔美国人也更愿意投票给共和党；相比之下，印度裔、华裔和日裔则更多支持民主党。这些投票行为中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进一步说明了美国政治中不同族裔来源对选举的影响。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趋势是，近年来共和党在亚裔美国人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几乎每个不同的亚裔国籍群体都展现出类似的趋势。例如，华裔美国人在最近的三次选举周期中，其政治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韩裔美国人也呈现出类似的波动，但相比之前的人口变化，幅度还是相对有限的。我想再列举一些例子，涉及来自不同地区的政治现象。首先讲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历史上弗吉尼亚州曾长期被一些重要的政治家族控制，通过垄断选票来主导选举并维持一个党派的政治统治。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弗吉尼亚州不仅是美国人口变化最显著的州之一，也是过去几十年中最可靠的共和党大本营之一。但在2008年奥巴马竞选后，弗吉尼亚州转向了民主党。有政治学者认为，随着人口的持续变化，民主党副总统哈里斯今年在该州获胜的可能性很大。从1950年代到2004年，弗吉尼亚州的人口结构经历了显著变化。在过去的25年里，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5%下降到约50%，而亚裔、拉美裔和非裔美国人的比例则显著增加。这种人口变化对该州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弗吉尼亚州的一些郡县也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在2000年，亚裔人口仅占该州总人口的5%-6%，混合族裔约占2%。该州当时还是一个主要支持共和党的州，总人口约为40万。然而，到2020年，白人比例已下降到53%。与此同时，亚裔人口在20年间从5%增加到22%，其中26%的人口在国外出生。此外，43%的孩子至少有一个父母是非美国出生的。这种变化令人惊讶，而弗吉尼亚州的一些郡县也成为全美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体现了美国移民成功的故事，以及移民人口如何深刻改变了当地社会结构。弗吉尼亚的高科技产业吸引了来自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高技术人才。在华盛顿更远的一些周边地区，同样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1990年，这些地区只有12%的黑人，而现在，白人只占25%，黑人占22%，亚裔占10%。此外，这里有60%的人口是国外出生的。这意味着，曾经的共和党阵营现在正逐渐转向民主党。随着人口的日益多样化，美国的治理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的数据：拉美裔人口增长了50%，亚裔同样增长了50%，黑人也有显著增加，而白人的增长率仅为1%。这为民主党带来了可观的前景，只要他们能够继续保持现有选民的忠诚度。当然，族裔的投票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还需要观察未来的发展。令我感到意外的是，2020年有20%的黑人男性投票支持特朗普，尤其是在关键的七个州，特朗普要感谢这些选民。这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一个惊讶的结果，因为他们没想到这些选民会转投共和党。至于这些少数族裔的选票数量在未来是否会下降，现在还不确定。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拉美裔选民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此外，不同代际之间对领导人看法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主题，许多选民对美国政府对待巴以冲突的政策感到非常不满，这可能会改变许多美国年轻选民的态度。我们还可以看看美国大学的情况，近年来美国校园里爆发了许多抗议活动。这些年轻选民可能更多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而哈里斯目前的表现也相对较好。然而，现有的投票模式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谨慎，不能轻易对未来人口变化和政党竞争之间的关系作出结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少数族裔会一直支持某个特定政党。事实上，少数族裔选民同样有可能支持另一个政党，这就是我今天想表达的一个中心观点。美国有一些政客，他们往往将少数族裔视为对美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并称之为“冲突”。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实际上，美国每个人的祖先都来自不同的国家。美国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不存在统一的“白人文化”。有时一些极右翼的分析家提及“替代理论”，他们认为少数族裔的增加将取代传统的白人文化，并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这是极右翼政治家的一种观点，我非常不认同。 ●●现场观众提问环节
主持人：我想在开始大家提问前利用自己主持人的身份提第一个问题，请问您是否可以展开讲一下亚洲族裔和拉美族裔对于特朗普的支持？
马克·罗泽尔：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
首先，有不少美国人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并不是特别高，副总统哈里斯作为拜登政府的一部分，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如果我们看看相关的调查数据，当人们被问及今年大选中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首要问题往往是经济状况。对亚裔和西班牙裔选民而言，经济问题尤为重要，而且白人选民也对经济表现出高度关注，这是比较直接的原因。
其次，还有其他一些关键因素影响着选民的投票决策。例如，哪些议题被视为优先考虑的因素？目前，共和党获得了大量来自有宗教背景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往往频繁参与宗教活动，积极参加教堂的各种服务或活动。拉美裔选民在宗教信仰上比白人更加虔诚，他们对《圣经》怀有更深的信任，并且在一些社会问题上认为共和党可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与他们传统的美国家庭价值观相契合。
第三，还有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堕胎权、同性恋权利等议题。社会保守主义者往往支持共和党，其中许多拉美裔选民也持有类似观点。因此，一些拉美裔选民认为这些议题更为重要，而特朗普正是社会保守派政策的倡导者，并得到了社会保守主义者的广泛支持。
现场观众提问：教授您好！很高兴听到您分享关于美国人口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我有一个问题：美国人口变化对其外交政策有何影响？具体来说，我们比较关注的是，美国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马克·罗泽尔：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大家可能知道，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曾说，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与其他国家做了错误的交易，尤其是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使得其他国家利用了美国。虽然这与少数族裔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的言论确实吸引了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
在2016年大选中，一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西部州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州原本倾向于支持希拉里，但最终却倒向了特朗普。这些州的经济，尤其是重工业和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衰退。特朗普呼吁这些选民支持他，因为他声称当前的政治领导人与其他国家的交易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并且背弃了他们。虽然他的许多主张并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比如他承诺将制造业和煤炭产业带回美国，这在全球化的现实下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些言论确实吸引了那些对未来感到不安的选民。
例如，煤炭行业在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逆的，希拉里在竞选期间曾表示，应该帮助依赖煤炭行业的社区转型，通过培训和教育引导他们进入其他行业。然而，特朗普的回应截然不同，他承诺要恢复煤炭行业，恢复这些社区的生计。他的这类言辞使他在2016年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尽管这不完全与少数族裔相关，但对于某些少数族裔和其他选民来说，这些言论同样具有吸引力，增强了他们对特朗普的信任。
至于外交政策，大多数美国选民并不会像中国选民那样高度重视外交问题。美国选民在投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内问题，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外交政策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特别是在一些选区，例如黑人选区中，选民对外交问题的看法可能与主流不同。以巴以冲突为例，尽管拜登政府在以色列问题上赢得了广泛支持，但年轻选民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确实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影响。
古巴裔美国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大多数古巴裔选民支持共和党。这些人主要来自南佛罗里达州，他们在卡斯特罗掌权时离开了古巴，对卡斯特罗抱有负面态度。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共和党在反共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长期以来，他们在政治上团结一致支持共和党。在古巴裔美国人中，这种政治倾向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相较之下，其他西班牙裔群体，如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移民，政治上的差异并不像古巴裔那么明显。亚裔美国人内部也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但不如西班牙裔群体中的差异那么明显。
现场观众提问：教授您好！您认为，产业变化与人口变化，哪个对于美国政治转型来讲是更重要的因素？2024年的大选，您认为经济和人口之间哪个是更重要的议题。
马克·罗泽尔（Mark J.Rozell）：非常感谢您的问题，经济问题仍然是关键。就像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所说的：“笨蛋，问题是经济。”我们谈论的大部分内容还是经济，因为它确实是推动国家大选的核心因素。因此，经济问题始终是重要的，即使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不同族裔，不论美国人口的组成如何，经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许多美国选民在投票时会根据单一问题来做决定。例如，有些选民非常在意持枪权，他们不会投票给那些想要收缴他们枪支的候选人。还有一些选民，可能只关注女性的堕胎权问题。虽然经济是美国的核心议题，但有些选民会因为某个具体问题而放弃经济考量，转而支持那些在该问题上立场鲜明的候选人。
现场观众提问：罗泽尔教授您好，我想请教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哈里斯上台还是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都不会有特别大的改观。在这种普遍较为低的预期下，您认为两者分别上台后，中美关系会有多大的差异？您设想的中美关系最好的或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有哪些变量可能影响这一差异？谢谢！
马克·罗泽尔（Mark J.Rozell）：非常感谢您的问题。现在正值大选筹备的紧张时刻，11月5日即将投票。当前的两位候选人都非常了解中国，他们也认识到，过去几年中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现实。在大选过程中，美国选民非常关注国家利益，他们希望看到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强势捍卫美国的利益。
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不管谁当选，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政策的背景之一。不过，我仍然持乐观态度，我认为两国的紧密联系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促使双方找到更多合作的可能性。目前的紧张局势不太可能永久持续下去。大选之后，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有可能尝试通过对话缓解两国关系，找到求同存异的途径，并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推动关系发展。
特朗普的风格比较浮夸，在竞选过程中他表现得非常强硬，但在对华政策上，两位候选人的差异其实并不大。特朗普希望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60%，这对全球经济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而哈里斯表示，她不会支持全面增加关税，但会对特定领域（如中国的铝合金产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因此，虽然两位候选人在对华政策上有一些差异，但总体差别并不大。
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紧密，持续恶劣的地缘政治关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我相信这两位候选人都很清楚这一点。目前的局势虽然让人沮丧，但我相信大选之后双方会努力回到更积极的对话环境中。在美国政治选举过程中，政客往往会说出他们认为能够吸引选民的言辞，以赢得选票。选举结束后，这些言辞很快就会失去重要性，无法与大选时的政治关注度相提并论。
过去一周，我在中国与很多学者一起参与了交流活动，进行人文和文化交流。我也曾带领我的学生来到中国，试图通过学术交流为两国关系的改善贡献一份力量。我希望未来的政治家能够展现智慧，让世界变得更好。
至于您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能够很好地回答。预测未来两位候选人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特朗普的行动往往不可预测。有些人认为，这种不可预测性是他的一种策略，用来保持政治上的混乱，以帮助自己获得支持。他是否真的是聪明的战略家？我也不确定。再次感谢您的问题。
现场观众提问：非常感谢教授！我的问题是，我想了解一下现在选择不结婚、不组建家庭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究竟是男性更多还是女性更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政府是否有任何解决方案或相关的定向政策来应对这个问题？
马克·罗泽尔：谢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确实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在年轻人群体中，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不愿意结婚更多？我认为，目前的趋势是更多的女性选择不结婚。这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推迟甚至不进入婚姻状态。虽然我无法提供更具体的数据，但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我可以分享一个相关的故事。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确实为有家庭和孩子的群体提供了支持，例如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帮助那些抚养孩子的家庭缓解经济负担。这些政策的目的是鼓励组建家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奖励那些有孩子的家庭。然而，像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年轻人面临着许多生活上的挑战，例如住房问题，这是他们选择推迟或不结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国，实现“美国梦”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美国长久以来的社会话题。我想中国也有类似的“梦想”，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希望通过努力工作，实现经济独立、事业发展，并最终能够负担起一个家庭，购买房产。
但现在，许多年轻人延迟结婚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压力。在我父母那一代，结婚的平均年龄大约是21或22岁，而现在则接近30岁，尤其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结婚年龄还会更高。今天的年轻人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满意，他们不确定是否还能实现他们所期待的“美国梦”。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原因。在我那一代，与父母同住的时间较短，而现在的年轻人则更长时间与父母同住。经济压力，尤其是住房问题，导致很多年轻人选择推迟结婚或根本不结婚。
现场观众提问：教授您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您刚才提到，许多拉美裔移民的后代，尤其是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拉美裔。那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削弱是否会对他们在大选中的投票行为产生影响？其次，大量少数族裔人口即将达到法定投票年龄，并且在这些群体中涌现了许多新的政治明星，尤其是在少数族裔中，他们提出了新的意识形态。这些新兴的情况是否会对美国的传统政治结构构成破坏性挑战？例如，新一代政府在美国是否会因此面临挑战？
马克·罗泽尔（Mark J.Rozell）：谢谢你的问题！皮尤研究中心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数据。他们的研究预测，约有11%的美国人有拉美裔血统，但并不认同自己是拉美裔。特别是那些已经是第四代或第五代移民的后裔，其中一半的人不再认为自己是西班牙裔或拉美裔了。
我称自己是“连字符美国人”，比如我是意大利裔美国人。美国有很多类似的人群，如古巴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等。而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成长于大萧条时期，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不会特意强调连字符来表达身份认同。如果追溯三到四代，许多人会发现他们的祖先是从其他国家移民到美国的。许多人还会将自己的名字英文化，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四到六代之前的移民已经不再认同他们的祖籍身份，这是一个常见现象。因此，许多第四代或第五代的拉美裔美国人可能认为自己是“白人”，而这种主流身份认同不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种族。
至于人口多样化是否会对美国政治或社会构成破坏性影响，我认为并不会。美国的历史本质上是由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组成的，包括来自东欧、西欧、西班牙和亚洲的移民，他们共同构建了今天的美国历史。每一波新移民在最初进入美国时，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和抵抗，因为他们被视为对主流文化或生计的威胁。这种恐惧往往伴随着担忧，即新移民可能会抢走工作或影响现有的经济格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移民群体逐渐融入社会，为美国带来了新的技能、文化和独特的贡献。
从历史上看，许多移民群体，如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和德裔移民，在最初进入美国时也遭遇了类似的挑战。尤其是在20世纪的战争期间，德裔移民甚至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以避免受到歧视。然而，我认为多样化使美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移民群体都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我不认为某个少数族裔群体的出现会导致社会或政治上的破坏性变革。
现场观众提问：非常感谢教授的分享。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收入的差距或财富的差距。您能否介绍一下美国实际的贫富差距的情况？第二个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开始出现，美国情况是怎么样的？
马克·罗泽尔（Mark J.Rozell）：谢谢你的提问！关于美国的老龄化问题，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我自己也即将迈入68岁。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老龄化挑战。昨天我听到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有超过2亿人已经超过65岁。我不清楚中国的具体退休年龄是多少。
现场观众：60岁退休。
马克·罗泽尔（Mark J.Rozell）：在美国，退休年龄通常是68岁，但这取决于你出生的时间，美国并没有强制的法定退休年龄。我认识一位同事，他是大学的院长，计划两年内退休，那时他已经88岁了，最终在90岁时才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他热爱教授工作，喜欢与学生交流。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他也很了解新技术和新趋势，打破了大家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再给大家一些关于美国的数据，讲一下美国的社保。我的一部分收入会缴纳到美国的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局也记录着每个人的工龄和收入，决定你退休后能获得多少养老金。如果你在65岁退休，你会拿到固定金额的福利；如果你选择在67岁或70岁退休，你每个月的收入会更多一些。目前在美国，只有两个人的收入来支持一个退休人员，过去这个比例是14个人养一个人。
联邦政府正在努力通过预算来支持社会保障项目，因为现有的工人不足以支撑庞大的退休群体。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在养老金和退休政策方面找到平衡，否则系统将变得不可持续。关注老龄化问题是社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的文化非常尊重老人，也希望老年人能够继续贡献社会，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至于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它确实非常严重，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美国的中产阶级现在变得越来越脆弱，生活压力比以前更大。尽管我手头没有具体数据，但很明显，前1%人口积累的财富是令人震惊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我的孩子也常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们会问：“我该如何买得起一栋房子呢？” 在他们20岁的时候，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回到我父母那一代，他们是工人阶级，但他们住的房子很不错，母亲不用工作，照顾四个孩子，住在郊区的好房子里。那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自己贫穷。而现在，工人阶级想要负担起一个家庭，并享有这样的生活质量，已经非常困难了。因此，美国梦在我父母那一代可能是触手可得的，但现在的年轻一代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实现。
我们确实面临着棘手的挑战，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马克·罗泽尔：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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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