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楼街曾经的头牌铜匠，锤声孤寂却不愿输给机器

曾宪高笑称，中国现在的那些知名铜匠，其实都不是那么回事。说完，拿出两个铜葫芦，“比如这个，除了我，再没几个人能做出来。”

然而一眼看去，这两个铜葫芦既普通，又廉价，气氛开始变得尴尬，他希望有人能懂个名堂，我仔细看了好多遍，指指葫芦上的雕花，又有些犹豫。曾宪高皱紧了白色的眉毛，“不是。”

“做得出这个，还算个打铜的，做不出来，水货！”

这是一个有烟瘾的老男人。他坐在铜铺门口的工作台旁，小锤握在右手，左手压着一个铜盘，一下、两下地击打着，黑色POLO衫，下身休闲裤，眼镜滑倒鼻尖，嘴里叼着烟，前面的烟灰有一指甲壳那么长。

好久之后，他才想起这根还没吸食就已经燃烧到尾部的烟，用力一吹，烟灰飘散在空中。

左边放置着十几把大小不同的锤子和各种工具，右边挂着各种各样的铜壶，西洋咖啡壶，汉派水壶，各式各样。仿佛走进了民国片场，大上海集市里的铜匠铺。

三代相传的曾氏铜艺

还在用“袁大头”的年代，就有了曾氏铜铺，那时还没有曾宪高，他的祖父在汉口花楼街开了个小作坊。没有炼钢和流水线的年代，百姓用的锅碗都得靠铜匠用锤子，一个个打出来。

曾宪高1936年出生，1948年开始学铜，12岁的他没什么玩具，生长在铜铺的火炉旁，平时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工作台，大小各异的锤子成了他最好的玩具。

曾宪高还有两兄弟，三人一起学铜，师傅，就是父亲。他是最有天赋的一个。平日看父亲打铜，再趁着店里打铜师傅吃饭的空敲两锤，两年功夫，就有了自己的工作台，成为了一名正式的铜匠。那年，他14岁。

那年代铜匠吃香，竞争激烈，这行是有考级的，店里老师傅们，干了半辈子，也大多是四级，年轻的曾宪高20岁就有了6级证书，成了花楼街一带的头牌铜匠。

那时，接到最多的生意，是打吃饭的谷子和做饭的锅，“这两个东西，拿块铜闭着眼睛都能打，半天就能出一个。”

解放后几年，铜资源开始减少，铜铺拿不到材料，生意也就做不成了。迫于生计。曾宪高来到了汉阳“小型客车厂”打工，干的还是锤子活，打铜靠的是个锤子功夫，敲汽车也是，曾宪高年轻时被称作厂里的“一二把锤”。

退休后的曾宪高回想起自己的铜匠生涯，决定在家开一间铜铺，正好家在西大街，一个热闹过的地方。

卖不出去东西的铜匠大师

已经是早上8点了，82岁的曾宪高坐在房间里的床上，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给一幅名为“荷塘月色”的作品踱上金辉,它被曾宪高摆放在床边。

• 曾宪高创作的铜雕表达出了日常用具，他的小意趣

铜铺今天开不开门呢，已经很久没人来买东西了。

他望着床边的作品，发了会呆。双腿已经不太灵便，他慢慢踮向门口，拉开了闸门。房间突然明亮了，他坐在工作台旁，望着西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买菜的，赶着上班的。将一块厚铜板放在台上，手里握起了锤。

 “没人会来买东西的。”他嘟囔着，籍此按捺心底那丝期许。

来到店门口的行人不少，大多都是街坊，客套一句“老曾，又在敲铜？”只有一个龅牙齿的中年妇女走进了店内，家里烧水壶坏了，路过这里想买一个，她指着一个汉派壶。

一个开水壶20元左右，她眼睛眯着盯着这个因为氧化，有些发黑的铜壶，龅牙咬着下嘴唇，思考着如何把这个壶还价还到10块，还是5块，心里整理着语言，几秒钟过后，她准备好了，皱起眉头抱怨道。

“这个壶，稍微有点旧咧。”

曾宪高没有说话，还是一锤一锤，敲打着铜片，那块厚铜板正慢慢被打薄。

“这个壶没有焊缝，壶嘴壶身是一起的。最少也得2000吧，现在打的慢，打一把需要个把月时间。”

在外行人看来，手工制作的家用品和报价之间的差异成为了这间铜铺最大的矛盾所在，甚至大部分人，连汉派壶和西洋壶这些种类都不知道。

这些烧水壶和倒酒壶，和超市的差不多，怎么价格就高一些呢。

没打过铜的人就不懂铜，铜具的完整性和光滑程度代表着铜具的全部价值。

就比如他近一个月做出的铜葫芦，正是一个评判铜匠好坏的标准，打出这个才能算作一个铜匠。它只有四截拼接起来的，关键的地方是焊缝，只有竖着的焊缝，没有横着的焊缝。葫芦的曲线部分用一块铜去敲，才是难点。

而这些，只经历过机械时代的年轻人却是欣赏不来的。

“不说别的，就这个葫芦，你在全国，现在还有几个能用锤子打出来的，只要不取巧。那用机器比我是不比的。”

曾氏铜艺的最后一代传人

曾宪高看着自己的铜葫芦，皱着眉头纳闷，自己的这个铜葫芦，哪里是机器做不到的呢，一定有哪个地方机器是完成不了的。他看了一会，指着葫芦的最上面一撮，那是个复杂的几何形状。

大概愣了几秒，他放下了葫芦，“那我能做的，机器都能做。”

打铜的匠人讲究的是把铜打光滑，看起来古旧，粗糙，千锤百孔的铜具多半来自于学徒之手。曾宪高打磨了几天的光滑程度不及机器一秒的研磨，留下为数不多的手工质感痕迹，用机器去操作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只会有微小的区别。

“机器还是狠啊。”

还有没有必要去手工做铜器，这个问题，曾宪高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是困扰他这么些年的一个问题，同样一个壶，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啥区别呢。

“那我还是要打铜，机器做不就没有匠人了吗？”

时代有一条隐秘的鸿沟，有人破浪而起，也有人留在原地，看得见对岸，却跨不过去。

“说是个手艺人，也惭愧，这当了一生的手艺人什么都没落到，连作品都落不到几个。”

年轻的时候的作品一个没留到，全为了生活卖了，到老了，反正也没什么人买，就当是给自己工匠一生，留下一些能够交代的作品。

手艺是教不出去的干脆就不指望了，找了那么多年的传人终究是一场空，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能继承自己的手艺。

曾宪高背负着曾氏铜艺最后一代传人的身份，在这间小店门口从早到晚，每天不断的一锤又一锤。

大锤打磨的咚咚声和小锤塑形的叮叮声成了西大街的一段旋律，伴随着匆忙赶过的行人，声音持续响起的时间里，曾氏铜艺就还依然存留在于这个世间。

“起码到了以后，别人会说，这个老头子走了，作品留下来了。”

除了打铜，曾宪高还喜欢下象棋，铜艺上找不到可交流之人，象棋成为了他的社交工具。

同样爱好象棋的我和他开始了一次对弈。

开始抽掉了他的一车一马，一个瞬间他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横车降炮。

“下棋这玩意，该弃则弃，要有大局观。”

我和曾宪高的对弈最终因为我花了两步棋去吃一匹死马而落定。

文  | 吴智鑫

图  | 赵小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