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950年代佚简佚文及相关史实考释

一、佚信及相关史实考辨

1957年4月4日茅盾致刘白羽信

2011年6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桐乡市档案局（馆）编的“茅盾珍档手迹”系列。这些“手迹”中的文稿，有一部分被收录到黄山书社版的《茅盾全集》中，也有一些因为文字残缺等原因未能收入《全集》而不为研究者所知。笔者在阅读《茅盾珍档手迹·书信》时，发现其中收录了几封年月不清的书信。其中有一封茅盾致刘白羽的信，内容涉及《人民文学》对几篇短篇小说的评价问题。现照录如下：

白羽同志：

    转上《人民文学》送来的原稿三篇，这就是秦兆阳同志选来让我们看了，再在下周会上讨论的，这三篇就是编辑部中有争论的罢？我昨晚仔细看了，并且做了点札记，因此失眠，头晕脑胀，我看这三篇都可以用，不知编辑部中反对方面意见如何？我看还有些清规戒律，为了使下周的会不光是“领导同志”，我建议在作协而不在我家召集，并邀请《人民文学》编辑部读过此三篇原稿而有意见的编辑同志一齐参加，亲亲切切可以透透彻彻来谈一次，解决一些看法上的问题，你看如何？我以为尽可能要使参加那个会的人都把这三篇看过，个人根据“第一手”的材料来个制断。我以为这三篇的作者都有好的前途，如果我们引导得很（好）这三篇的作者都有驱使笔墨的必要手段，而且看得来各人有自己的风格。呵，写得多了，会上再谈罢，即颂

健康

                              雁冰  四月四日上午

 附原稿三篇：《一瓢水》、《姊妹》、《爱的成长》。

据钟桂松先生考察，这封信是在韦韬捐献给桐乡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的。此信未见于新旧版的《茅盾全集》以及《茅盾友朋书札》和《茅盾书信集》等，涉及人物有茅盾、刘白羽、秦兆阳及《人民文学》，应属于“十七年”间的信件。其时，茅盾任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为作协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邵荃麟），秦兆阳则为《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经笔者查阅《人民文学》1957年的5、6期合刊的“小说”栏，刊有林斤澜的《一瓢水》和蓝珊的《爱的成长》（蓝珊原名徐铁铏，是卫生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姊妹》一篇未见发表。根据信的内容判断，写此信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尚未确定是否录用这些稿件，据此推测，此信的具体的写作时间应为1957年4月4日。

信中提到，这几篇小说是“秦兆阳同志选来让我们看”的，意味着《人民文学》编辑部在来稿筛选上可能面临一些取舍上的问题，犹疑不决，故而选送给茅盾定夺。同时还提到的“在下周会上讨论”，也预示着这不单单是“选稿”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这里的“我们”至少包含茅盾和刘白羽，以及其他作协领导，可能还有《人民文学》编辑部的领导人物，可见其不仅重要，而且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对于我们从细微角度了解195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生态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这封佚信及相关史实，对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1957年前后文学动态试作解读。

二、《人民文学》为何“犹疑不决”？

在建国初期的文艺界，《人民文学》被尊为“文学国刊”。从前两任主编的身份即可看出其地位之高：茅盾在任《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的同时，还身担文化部部长；第二任主编邵荃麟则以作协党组书记身份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之职。尽管1955年后二人都不再担任《人民文学》的负责人，但与《人民文学》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要把难以取舍的稿子送给茅盾裁决的原因之一。可问题在于，对于普通的几篇稿件，真的至于要转送文化部部长“审查”吗？如此审慎的原因何在？

必须要从较为久远点的背景说起。

从1951年到1955年，新中国文艺界接连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评论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让文艺工作者们对艺术风格的探索和对现实的反映日趋谨慎。陈晋在讨论“双百方针”时曾举过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当时的状况。1955年，由于创作上的举足不前，连儿童文学作品也非常缺乏，文艺界为防止出错，专门为此向中央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的批示。有了这个批示，文化部、教育部、作协、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相关出版社负责人开会座谈，随后再次把作协党组形成的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第二次呈送毛泽东，最终收到的批示是“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文艺界高层的谨慎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形下，1956年出现了几个回暖性的会议。首先是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为知识分子“正名”的一个权威结论。显示出中央高层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高度重视。一个月之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举行，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接见了与会的作家们，这给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紧接着，四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陆定一、陈伯达的意见启发，毛泽东在总结中提出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人士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详细阐述了这一新的文艺方针：“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对于《人民文学》而言，“双百”方针的提出意味着文学上春天的到来。作为“文学国刊”，全国文艺的“排头兵”，当这文艺的春风吹来的时候，不仅要“迎接”，更要“引领”。“引领”的结果便是刊发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引发讨论的一批作品。尤其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自发表后，便不断有争论的声音。为了使论争的问题更加集中，从1956年末到1957年初，韦君宜在其主编的《文艺学习》上先后刊发了几组关于这个小说的讨论文章。它所引发的诸如官僚主义的问题并非关注的重心，反倒是对这篇小说的讨论本身，给《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百花齐放”，究竟要如何“放”？怎样才能把握“放”的“度”？因为说到底，所有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都需要经由编辑之手“放”出来。这必须慎之又慎，因为就在“双百”方针发出之后，关于“鲜花”和“毒草”的言论依然不绝。据郭小川日记记载，1957年初王阑西在上海讲话时，还强调“力争香花，避免毒草”。

这个问题，文艺界的高层倒不是没有想到。无论是“放”还是“收”，都存在一个期刊编辑的“把关”问题。因此，编辑因素至关重要。1956年底，文艺界特地为此召开了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在刊物上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会议除了周扬、老舍等的发言外，主要邀请了几位资深编辑现身说法，如叶圣陶、林淡秋、楼适夷、徐调孚等人。可见即使是对于周扬这样深谙政策的文艺界领导者来说，如何界定文艺作品的“度”也是至为困难的，最好的办法只能是“集思广益”。不过，显然这些受邀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的一些建议未必对当下的编辑工作起到“可行”的效果。如老舍在发言中强调刊物的“百花齐放”不能变成“大拼盘”，“编辑要拿出决心，自己作主张，不能听别人的指挥”。可在刚刚经历了几次文艺大批判的文艺工作者看来，要他们自己做主、不听指挥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无论是电影《武训传》的导演和编剧，还是《红楼梦》评论批判中的《文艺报》编辑，都在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对作者的批评。1951年的文艺整风中，丁玲就在讲话中直接批评《人民文学》的主编茅盾和编辑，随后导致《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大调整。受邀与会的叶圣陶和徐调孚等人比较注重编辑工作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如“改稿”“选稿”以及“组稿”“加工”等方面的问题和技巧。最后还是由周扬直接提出了“刊物究竟应该怎样办”的核心问题，因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刊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把如何在刊物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这次会议的第一条内容”。但是周扬只能在政策层面定位，无法做更具体的安排：“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在主席团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首先要让它放，让它争；而且要大胆地放，大胆地争。另一方面，大胆地放和大胆地争，决不等于刊物不必再要有立场、主流和基调。刊物总是要有立场的，没有立场还算什么刊物？我们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平衡点在哪里？或许周扬也没有更好地办法，只能把这个问题推给编辑，他要求与会的文学期刊编辑：“衡量一下，哪些文章是好的、正确的，哪些文章是坏的、错误的。衡量了之后，就有了自己的看法，有了自己的看法，就有了自己的主见。”可问题是，衡量“好的”与“正确地”和“坏的”与“错误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说地方性的刊物编辑在如何“衡量”来稿的“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上，尚可把眼光转向《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家级刊物来寻求标准与依据，那么，《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只能求助于茅盾这样既是文艺界领导者又是文艺大家的人物。时任《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编辑的涂光群回忆，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鸣和放的鼓励，大家既“跃跃欲试”又“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小说散文组的编辑从来稿中挑选了“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大家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有的稿有一定的艺术质量，但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后来，还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茅盾不再担任主编）一阅。”这里，涂光群的记忆似乎有误。邵荃麟当时已经不再担任《人民文学》的主编，取而代之的是严文井。茅盾在那封致刘白羽的信中也说是“秦兆阳选来让我们看了，再在下周会上讨论的”。秦时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他建议送来的可能性还是较大。不过，茅盾这里并没有说清楚“下周的会”究竟是什么会议？但显然这次会议是与《人民文学》有关的。

三、“下周的会”原本是什么会议？

本来是《人民文学》送给茅盾审阅的稿件，为什么要再转给刘白羽呢？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茅盾是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任党组副书记。茅盾写信给刘白羽，可能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决定了在“下周的会”上讨论有关编辑方面的问题。从茅盾透露的信息看，“下周的会”原本主要应是“领导同志”参加，并且开会的地点是在茅盾家中。茅盾给刘白羽的信中表达了他对“下周的会”的新建议：打破原本只是“领导同志”座谈的计划，邀请《人民文学》的相关编辑参与探讨。只是，这“下周的会”到底是什么会议呢？

茅盾

从茅盾写信的日期考察，4月4日是星期四，信中的“下周”应在4月8日——13日之间。但通过梳考作协这段时间前后发生的事件，作协只在4月20日召开了一次编辑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不是茅盾信中所指的“下周的会”呢？关于4月20日的座谈会，目前可见的史料有三处，一是作协内部刊物《作家通讯》1957年第1期刊载的《在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计有周扬、老舍、茅盾、邵荃麟四人的发言记录；一是《文艺报》1957年第4期刊载的记者黄沫采写的新闻《编辑工作一定要适合当前新形势——北京文艺报刊编辑座谈会报导》；一是4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文艺刊物如何贯彻“放”的方针》一文，对这次座谈会进行了综合性报道。其中，黄沫的报道透露出一些和茅盾信中相吻合的痕迹：首先是这次座谈会是由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的，茅盾作为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自然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这可以解释茅盾在信中向刘白羽说的“为了使下周的会不光是‘领导同志’，我建议在作协而不在我家召集”这句话。这说明茅盾是这次会议的主导者。其次，黄沫在报道里引用茅盾的话说，“作协本来要召开编辑会议，但各杂志在学习毛主席讲话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因此决定将编辑会议延期”。这里专门提出了“延期”这个词，是指编辑会议计划召开的时间要更早，这个时间应该是茅盾在致刘白羽信中提到的“下周”，郭小川在1957年4月16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编辑会议的延期：“编辑会议又得推迟了，但要先开一次会。宣布一下书记处的意见。”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要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连续举行编辑工作座谈会。就此以认定，“下周的会”是指4月20日召开的北京文艺报刊编辑座谈会。

关于“双百”期间召开的编辑座谈会，一般比较受关注的是1957年4月30日举行的文艺报刊编辑座谈会，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关注，这次座谈会专门讨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及《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修改问题。4月20日的这次座谈会，《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只以报道的形式发了两篇文章，具体的讲话和发言并没有正式公开，只刊登在作协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上，显示出文艺界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政策的审慎态度。

茅盾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方式，基本上反映了他在这封致刘白羽的信中的意见和态度，即“（为了破除一些清规戒律）……邀请《人民文学》编辑部读过此三篇原稿而有意见的编辑同志一齐参加，亲亲切切可以透透彻彻来谈一次，解决一些看法上的问题”。他的发言确实是以回答解决各期刊编辑部的问题为主。座谈会邀请了《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诗刊》《译文》《新观察》《中国文学》等刊物的编辑与会，编辑们所提问题无一不是与期刊如何“放”紧密相关。如期刊编辑思想方面，到底是“反教条主义为主”，还是反右倾机会主义为主？茅盾认为虽然两条战线都很重要，目前来看恐怕是以反教条主义为主；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问题，茅盾强调不能“半开门”，而要“大开门”，因为仅仅“半开门”的话，那么很多“本来可以听到的意见也听不到了”；针对《人民文学》编辑部就来稿的取舍问题的疑问，茅盾主动谈及如何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他首先解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来者不拒”，虽然目前甩掉了一些清规戒律，但是文学艺术的标准还是有的，这标准就是，对于作品，要看是不是具有艺术性；对于论文，则要关注是否能言之成理。茅盾在会上专门提到了蓝珊的《爱的成长》。这篇小说因被认为是“鼓吹人性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品”，在投给《人民文学》之前曾被《文艺学习》拒稿，茅盾就此问道，《文艺学习》和《人民文学》“放”的标准是否有所不同？这里茅盾关于文学艺术标准的观点值得关注。

除茅盾外，周扬、老舍、邵荃麟也都表达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见。周扬主要是传达毛泽东与《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谈话精神，强调目前的文艺要“着重积极方面的宣传，而不是消极的禁止”。时任《北京文艺》主编的老舍对报刊编辑的工作深为理解，他把当前文学期刊编辑如何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心态概括为“苦闷”，“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办”，因为以前的文学编辑“非常谨慎”，但带来的结果是“形成了许多清规戒律”，“把我们的脚裹紧了”。所以在需要“放”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合适”。老舍的话非常贴切地表达出了《人民文学》编辑的心情。某种意义上说，茅盾、老舍们的发言谈出了期刊编辑的心里话，问题的症结最终归结到“如何办”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总结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只成为一种口号，在领导方面，作协书记处要正视这些问题，支持各编辑部大“鸣”大“放”，做到“出了毛病不责备编辑”；期刊方面，“编辑还要能顶得住，对的意见接受，不对的意见可以解释，无理取闹的可以不理，甚至也可以批评”。

四、“做了点札记”

茅盾札记

关于茅盾对这几篇小说的反应，各方说法不一。涂光群说稿子送过去“没过几天”，茅盾就全部看完，并在争议最大的两篇上批注“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稿指的是《一瓢水》和《爱的成长》。茅盾在致刘白羽的信中则说，“做了点札记”，并且“因此失眠，……头晕脑胀”。可见茅盾对这几篇小说还是十分重视，不仅仔细读了，还有较为详细的评论。但在信中茅盾没有谈札记的具体内容，只对这三篇作品的作者有一个简短的评价：“我以为这三篇的作者都有好的前途，如果我们引导得很（好）这三篇的作者都有驱使笔墨的必要手段，而且看得来各人有自己的风格”，从中可见茅盾对这些作品的肯定与欣赏。只是，茅盾做的这个札记在哪里？札记中都有哪些评论？

笔者在查阅茅盾手稿时，偶然发现2001年12月华宝斋书社影印出版的一本《茅盾手迹精选》，该书第二篇名为《一瓢水》的评论文章，所论对象正是茅盾在书信中提到的三篇小说中的两篇（《一瓢水》和《姊妹》）。此文的写作方式，符合此前茅盾一贯的私人笔记形态，即没有题目、只在篇首写上作品名字和作者，所论亦颇具个人色彩，不属于应景文章之列。据该书的“出版说明”介绍，此书的出版与《茅盾手迹》系列有关。《茅盾手迹》是为纪念茅盾逝世二十周年、在茅盾之子韦韬先生的支持下，“影印出版了这一套二函全八册的线装宣纸本《茅盾手迹》”，而《茅盾手迹精选》则是在《茅盾手迹》的基础上，专门为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协会议选编出来，作为赠品送给参与会议的作家。此前亦不见于新旧版的《茅盾全集》，鉴于其重要性，全文抄录如下：

《一瓢水》：林斤澜。写司机助手小刘留在路上忽值司机老赵发病，小刘留为赵找到草药郎中，翌日就好了，再上路。小刘留写得还可爱。老赵工作好，负责，但是，心境不好，家里闹离婚（原因是老赵工作忙，不能回家，而老赵因此也苦闷，在病中呓语，有“叫她上疯人院里找我”之句，盖谓如此下去，自己也要变成疯人也，）很少和小刘留搭腔。写小刘留扶病人找店、找草药郎中，以及草药郎中的住处。他的举动，都带点阴森森的味道。有几段使人心惊。

全篇共七千五百字左右。

可以从两方面来评价这篇小说。如果要否定它，理由可以是：不知作者要拥护的是什么，要反对的是什么。（这是一句老调了，但常常被作为不可辩驳的尺度）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作诛心之论，认为作者故意把人的心境、环境，都写得，那么阴暗，把乡村描写得那么落后、荒凉，写草药郎中还要仗剑作法，巫医不分，写草药店老太婆迷信说见过鬼；而且，还可以质问作者：写满街人家都糊红纸，“红艳艳，昏沉沉”，是何所指?写老赵高热中呓语，分明是暗示紧张劳动会逼疯了人，逼得人家家庭破碎，那不是诬蔑我们的制度等等？

但反过来，如果不这样“深刻”地去“分析”，则此篇的最大毛病亦不过是写了一段并无重大意义的生活片段，可以引起读者问“主题”何在，却也未必就会散布多少毒素。但另一面，不能不承认作者能写，不能不说这篇小说在技巧上是有可取之处的。例如他懂得怎样渲染，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创造氛围。他的那些招来指责的描写，大部分属于这一范畴。那么，看了全篇后，是不是引起阴暗消沉的感觉，即所谓不健康的情绪来呢?我看也不见得。

如果我们不愿神经过敏，以为这个作者是“可疑人物”，作品中暗含讽刺，意在煽起不满情绪，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想一想：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写作力的作者，倘能帮助我（他）前进一步，那岂不好呢?这样，就可以考虑发表他的作品，同时给以指导——这可以用联系几篇类似的作品写一篇评论的方法，分析作品的优缺点而着重地具体地指出作家最重要的一步是选择题材，而选材也者，实即作家对人、事的看法（即所谓立场）和洞察力（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具体考验，我们所以常常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之重要，也即是为此。

《姊妹》——布文，写抗战时期延安的生活片断。小莲、阿兰（即姊妹）的个性都写得还好，大林和康华虽只勾了几笔，也还不错。当然，如果要在这篇小说里找“目的性”，是找不到的；然而，作者的文笔有其长处：能够简单几笔勾出一个人物的面貌——各见其人。没有什么不健康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用？（补见八页尾）

可惜的是，《茅盾手迹精选》收录的《一瓢水》手稿是一篇残稿。这篇手稿原本应是没有题目的，现题目可能是编者所加。篇尾用括号注明“补见八页尾”，但《茅盾手迹精选》并没有把写在第八页的评论附上。

手稿既然没有注明日期，就难以判断具体的写作时间。不过，从内容上看，现有部分完全吻合茅盾在致刘白羽信中所说之札记。其中提到的布文是画家张仃的夫人，也曾向《人民文学》投稿，并被采用，1956年曾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离婚》，颇受好评。《姊妹》创作于1950年代末，当时未见发表，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的《春天的来客——陈布文文集》。如果加上补记的部分，这是一篇相当长的评论，难怪茅盾要“因此失眠，……头晕脑胀”了。

这篇札记虽未发表，却可以看出茅盾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风度和品格。建国以后，茅盾虽然甚少发表批评文字，但并没有减少阅读，举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所作札记，也涵盖面极广。因是并不打算发表的札记，茅盾对每一篇作品的评价都非常直率，秉持一个严肃的批评家的风格。这从作于1954年到1955年间的《夜读抄（一）》可见一斑。在《夜读抄（一）》选取的42篇作品中，茅盾以简短的文字逐一评论：如对孙犁写于抗战期间，建国后重版的《采蒲台》，茅盾认为“文字清丽，然亦间有败笔”。《风云初记》和《风云二记》虽“不乏佳章，然从整个看来，气氛不够，力量不够，形式与内容不相称”；评刘溪的《草村的秋天》，认为“在写农业合作社的作品中，此为差强之作”；批评羽扬的《三号闸门》，“篇中败笔极多。文笔平庸（造句拙笨，词汇贫乏）”；形容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力竭声嘶之态可掬。布局平板拙笨，篇中芜蔓字句相当多”；对公刘的《荣誉》，认为“内容简单，人物描写公式化，文笔平庸”；称赞路翎的《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可以算作很细腻的心理描写，显示了那个班长的性格”；评论井岩盾的《辽西纪事》，看到“作者颇用功，生活经验也丰富，但天分不高”……对比茅盾对《一瓢水》《姊妹》等作品的评论，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肯定和欣赏。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建国后茅盾的批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始终在强调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审美风格，“一篇作品要有波澜，有节奏感，好像一首交响乐”。茅盾经常使用“笔墨”一词来表达作家创作的艺术多样性，“一个作家须要有几副笔墨，既能写金戈铁马，也能写风花雪月”；“《红楼梦》不如《水浒》，因为《水浒》的背景广阔得多，笔墨变幻，写月黑风高、杀人放火，也写风花雪月、调情打俏”。在写给刘白羽的信中，茅盾也说，“这三篇的作者都有驱使笔墨的必要手段，而且看得来各人有自己的风格”，这应该是茅盾对这几篇小说作者的至高褒扬了。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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