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本期关于鲁迅与胡适都有重要史料呈现：一是学者洪文豪发现鲁迅1929年6月2日演讲的笔记——《没有什么感想》，分两次刊载于当年6月5日、6日的北京《今天新报》，虽然找不到应该还有的最后一部分，未完，却也足以令人惊喜了。演讲这种形式，现场感极强，而演讲记录者戚维翰又恰好是鲁迅的绍兴同乡，听得真切、记得够全，所以，隔着90多年，今天读来，我们犹如现场亲聆鲁迅先生幽默而含机锋、睿智而直面现实的历史正声。《今天新报》是一份影响力不大的报纸，也没有文艺类的专栏或副刊，此前一直不被研究者所关注。——后来复旦大学的杨婷婷也发现这篇演讲笔记并投稿本刊，虽然迟了，这里也记一笔，以见学者们发掘史料的努力。另一篇，是“历史现场”中的《胡适当大使》，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胡适赴美进行民间外交、后任驻美大使的一段往事。作者是史料大家朱正。该文汇集大量第一手史料，从历史现场中诸多关键人物各个不同的角度，呈现了风云汹涌的时代背景与人物风貌。“史学就是史料学”，新史料的发现，刷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张爱玲小辑”的四篇文章，是近几年来陆续来稿的一个组合。《张爱玲在美国的校园生涯》《张爱玲与马宽德的书信往来》《“未完成”的张爱玲》《张爱玲〈小团圆〉计划连载与出版事宜考辨》，看看题目，可以知道这一次“看张”看的是什么，而重要的是，这些文章都是基于史料的发现与探讨。学者郜元宝《李劼人的“译”与“作”》，让我们看到作者除关于鲁迅、汪曾祺等作家的精彩论议之外，对李劼人的研究兴趣。李劼人的创作与生平，都是精彩的，但总感到他没有得到更多的阐发。所以需要更多这样的篇章——本篇还特别关注了李劼人的翻译活动，那一代作家都是学兼中西古今的。“西译史话”栏目的投稿越来越多，本期《从蒙古国“回流”的〈家〉》《田间诗歌在海外的翻译与接受》《俞亢咏的毛姆译介》等篇都发现和整理了中外文学交流的珍贵史料。其中巴金的《家》的蒙古文译本序的发现，是收藏家宋海东带来的一个惊喜。《家》的中外版本颇多，《家》的序言也有很多篇，而这些序言、包括新发现的蒙古版序言，同中有异，互补而共同昭示巴金关于《家》里《家》外、他想对读者倾诉的心声。其他，如刘锐关于《风下》周刊中的茅盾遗篇、曾祥金关于张彭春日记中的新文学人物、徐晓关于港台的“辛笛热”等文章，都有料、好看，不一一述及。上期刊出的《梅志家书——致胡风》，本期继续连载。本期，是“阳”过的本刊同人克服困难、努力呈现给本刊新老读者的新年第一期；而我们的老作者刘增杰教授、古远清教授、刘宗武先生，上海图书馆张伟研究馆员，老读者湖北荆州的刘纯忠老先生，都于岁末年初不幸离世。刘纯忠老先生的儿子遵父嘱，订了2023年的《新文学史料》……我们唯有继续努力。目

第一期目录延安文艺研究小辑从“亭子间”到“山顶上”——左翼文化人奔赴陕北考/王锡荣1941年7月20日的萧军日记/许子东延安鲁艺师生的下基层活动/钟海波史家拍案鲁迅与中医药的纠葛/王彬彬郭沫若为古籍诠译馆筹备事致尹达信写于哪一年/廖久明夏衍1939年4—7月香港之行考/朱超亚沦陷时期“华北日本期刊”的“首推刊物”——《华文大阪每日》考论/王保平

诗人郑敏九叶诗人郑敏与唐祈的通信始于1979年，其时，唐祈约她和其他六位（穆旦已去世）九叶诗人到曹辛之家见面叙旧，并商谈出版诗选集（《九叶集》）的事宜。虽然两位诗人之前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来往，但因为对新诗的热爱和共同的诗歌旨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笔者在协助唐真女士整理唐祈遗物时，发现了十一通郑敏写给唐祈的信函。根据其中提到书信往来的次数，应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惜其它的尚未见到，也许已经遗失。十一通信函主要的内容：一是对自己的诗歌主张、作品的释义，对自己研究、写作的感想。二是对1980年代诗坛的态度，其中有对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诗的看法，也有对唐祈醉心于诗歌的赞赏。三是关心唐祈的身体状况并劝勉他保重身体，也通报她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今唐祈已仙逝三十多年，郑敏也于今年去世，读这些书信不由令人潸然。郑敏对唐祈身处西北而仍醉心于新诗，且对新诗的乐观主义态度念念不忘。直到1999年在一次关于《诗人与死》讨论中她还在说：“我认为唐祈是我们‘九叶’里真正最关心中国新诗的一个诗人……唐祈在年轻的时候，李健吾就说他是一个比较好的抒情诗人，同时他跟西北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所以他写来写去一直带着西北的抒情味。可他一直想跳出来。有次他写信给我，他就说：‘押韵怎么总是像苍蝇似的老在我脑子里转，我想跳也跳不出来。’他写诗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不过，他对中国新诗那种热情我觉得很少见。像北岛、顾城，他都对他们尽最大的帮助。”“唐祈是九叶诗人中最关心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位，他远在西北却和我经常通信，谈一些诗歌的问题。他在兰州大学（应是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编者）不遗余力地传授新诗，在青年学生和诗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在那诗歌创作充满生机而气候却多阴晴转变的年头，他的谈诗的信给我很多的希望。他在诗歌问题上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言语间总仿佛真就要进入一个诗歌的繁荣时期。这种乐观带给九叶诗群不少蓬勃的心情，因此他的突然逝世也使我们相当震动。”如是，笔者以郑敏信中所言的“和你通信往往促使我思考和计划”，作为标题发表这组信函，相信这对研究1980年代的新诗坛，研究郑敏、唐祈的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九叶”诗人不无裨益。所有注释为笔者所加。(张天佑按）郑敏致唐祈信手迹

2017年秋，笔者接受杭州师范大学邀请，与浙江大学学者、郁达夫研究专家李杭春女士共同编撰《郁达夫年谱》。谱主郁达夫（1896—1945），他的生命在50岁时就令人扼腕地画上了句号，因而我和李老师约定以1921年为界，两人分别开展工作，其中我主要负责前25年（1896—1921）的内容。然而这确实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熟悉郁达夫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郁达夫早年的生活、学习情况，除了作家本人的《自传》及《自述诗》外，可资参考的资料极少。而且哪怕是谱主本人的回忆性文字《自传》和《自述诗十八首》，具体年份也常常互相矛盾，需要花相当的精力去甄别和考证。事实上，真正可以采信的资料除了于听（郁达夫长子）创作于1980年代的《说郁达夫〈自传〉》①中所引家中所存日记、手稿、书信外，就剩下日本学者所编《郁达夫资料——作品目录、参考资料目录以及年谱》②《郁达夫资料补编上册》《郁达夫资料补编下册》③所辑录的关于郁达夫在日本求学时期的第一手资料了。至于其他的传闻、说法，均要经过考证确认——正因为如此，经过近三年时间，通过查阅各种家谱、档案、县志、教育志等资料，笔者才基本掌握了郁达夫早期生活的基本脉络。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但囿于《年谱》体例，不适编入集中，现专文予以记录。

郁达夫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发表作品，不外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在杂志上刊登；二，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三，交付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又有先在报刊发表后编集和直接出书之区别；四，作者自印。以郁达夫为例，他的成名作小说集《沉沦》，就是1921年10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的。《沉沦》收入《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小说，《沉沦》和《南迁》都是在小说集中首次发表，此前并未在报刊上刊登。然而，《银灰色的死》就有所不同了。这篇小说先于1921年7月7日—9日、11日—1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连载。《学灯》与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并称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名气很大，它与创造社另一元老郭沫若的密切关系，也早为人知，不必再多做介绍。其时《学灯》的编者是李石岑，但《银灰色的死》的发表并不一帆风顺，其曲折经过，郭沫若曾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有所交代，①郁达夫本人后来谈到此篇投稿半年之后方才刊出也表示过不满。②但这是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关系之始，不能不提。接着，郁达夫在1921年9月27日、29日《时事新报·学灯》上连载新诗《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又在同年11月3日于该刊发表散文《芜城日记》，与《学灯》的合作是一而再再而三了。不过，此后郁达夫的作品就不再在《时事新报》副刊上出现。这是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关系的第一阶段，也是我们早已熟知的阶段，《郁达夫全集》③和《郁达夫年谱》④均可复按。达夫：《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郁达夫再在《时事新报》副刊亮相已到了十一年之后。1932年10月23日《时事新报》“第四张第二版”刊登署名“达夫”的书评《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沈从文著，大东书局出版）》。《时事新报》“第四张第二版”虽无具体名称，其实是文学书评版。除了郁达夫此文，还有张资平的《日本文学之新趋势》、谢六逸的《北欧民间文学》、崔万秋的《英国桂冠诗人曼斯斐尔悬赏征诗》、赵景深的《清平山堂话本》等，以及现代、光华、开明、大东书局的新书广告。先把郁达夫这篇佚文照录如下：《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表现和结构是很特殊的，就是内容的倾向，是一种不平衡的恋爱的转变，理想与环境的冲突：它表现的外形，是把女主角的生活组为剧体的描写。女主角萝，是剧员中一个典型的人物，她以天生的骄傲和机警的智能，她想要演出很多戏，相信都能变成一种力量，放到年青人身上去，掀动那些软弱的血同软弱的灵魂。因此，她对于追逐她的士平先生和男剧员陈白，善于在他们的弱点上嘲笑他们，她不是为同情这种苦恼的人抢着“恋爱同演戏完全是两件事”的主观，她说：“我因为不承认爱我的男子，用得着妒忌，使我负一种条约上的义务，所以同陈白分手了的。现在士平先生最不幸，又为了这点事，把我对于他的幻想失去了。”这是《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的思想的重心结果！女主角萝的生活，竟在“一个不合理的败仗”下而完结了。这种结构正如剧场的转变，如我们读屠格涅夫的《烟》后而感往事如烟的心情一样。从文的文章是有深邃沉抑的意味，本篇表现中的人物心理，多是选择复杂的象征，这一种象征选择的苦闷，就是文学家人生观的苦闷，而成为它的高级的艺术。沈从文的中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最初连载于1930年10月至1931年5月上海《现代学生》第1卷第1—6期，1931年8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初版单行本。这部中篇出版一年后被郁达夫注意到，写了这则书评。郁达夫为何对沈从文这部中篇感兴趣，或许因为他自己也写过反映“女伶”生活的中篇《迷羊》之故？无论如何，对沈从文这部中篇，当时及后来均未见评论，迄今只有郁达夫这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书评，颇难得。“从文的文章是有深邃沉抑的意味”云云，口气很亲切，只有对沈从文其人其文有真切了解，才能这样写。郁达夫认为这部中篇以表现剧中人物心理而表现文学家人生观的苦闷，评价也不低。对郁达夫与沈从文的关系，我们以前只知道郁达夫写过有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还推荐沈从文的长篇《阿丽思漫游中国》为其“所喜爱的文艺读物”，⑤而随着这篇《郁达夫全集》失收、《郁达夫年谱》也未著录的书评佚作的发现，郁达夫对沈从文的推重得到了新的证明。自1932年12月24日、25日在《申报·自由谈》上连载《说死及自杀情死之类》起，郁达夫成为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的主要作者之一，他还介绍鲁迅为《自由谈》撰文，而他为《时事新报》副刊撰稿就再次中断。一直到1935年3月21日、22日在《时事新报·青光》上连载《两位英国的东方学者》，郁达夫才又恢复为《时事新报》副刊撰稿，不久他又为1935年9月4日和9月20日的《青光》接连撰写了《文坛的低气压》和《出版界的年轮》两文。当年我找到这三篇郁达夫未收入集的文字时，确实十分高兴，它们也早已编入《郁达夫全集》。而郁达夫之所以又重新为《时事新报》的副刊撰稿，或与《青光》的此时由朱曼华主编有关。朱曼华曾是创造社“小伙计”之一，曾在《洪水》《新消息》等创造社刊物发表诗文。⑥所以，若他向郁达夫约稿，郁达夫当然盛情难却。原以为郁达夫1936年2月赴福州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他为《时事新报·青光》的撰稿就真的停止了。不料还有新的惊喜。1937年2月17日《时事新报·青光》刊出郁达夫的《游记云乎哉》。文虽不长，却挺有意思：在三个月中间，走路总走尽了万余里的光景！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自然更谈不到是为了写游记。人生的中岁，是最危险的时期。遁入虚无，醉心神秘，或者热中名利，把身外之物，看得重于生命，都是中年人易染的恶疾。为防避这些症状起见，沉思默考，当然也是一种预防的治疗，但是行旅涉险，借健全的空气来洗涤身心，更是极有效验的抗毒金针。门枢不朽，流水长清，若欲以这两句古语来说明转换空气的好处，一部分原也可以适合。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第一是为了他有思想，第二是为了他有意志。三军可以夺帅，而匹夫却不能夺他的志。这志字云云，是在合理的思想下之意志，是自己完成的唯一推动力量。要而言之，自己完成，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推己及人及物，以完成的自己，来完成周围上下，留光芒余泽于时间与空间之外，是我们的理想。一时的毁誉褒贬，极微的利害得丧，比起自己完成的大来，真觉得是泰山之于蚁塚，蜉蝣之于长桥；蜗牛角上，所争究为何事？至如昧却良心，造谣作怪，损人之大则不足，证己之奸则有余，日孜孜于小利，夜岌岌于浮名，形同鼠窃的那些自称名士之所为，更是说不上的那话儿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养气十年，贵在一得，完成自己，大道坦坦，此外我就不知道更有些什么。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此文发表后才四天，1937年2月21日《时事新报·青光》又接着发表郁达夫的《俗吏么！》一文，更有意思了。因已有研究者发现了此文，故不再全文引录。⑦《游记云乎哉》和《俗吏么！》这两篇也均为《郁达夫全集》所失收，《郁达夫年谱》未著录，而且发表时间又相隔这么近，完全可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郁达夫到福建出任省政府参议，接着又兼任省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其间曾游历福建山水，作有《闽游滴沥》系列游记。但更重要的是他于1936年11月11日离沪赴日，对日本“学校、图书馆以及其他文学方面现状进行游历考察，并兼作有关支那文化、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讲演”，⑧其间曾多次会晤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12月19日又从日本赴台湾考察、演讲并进行学术交流，⑨12月30日自台湾返厦门。在厦门拜访弘一法师和游历后，于1937年1月30日经莆田返回福州，风尘仆仆，历时逾三个月。这段旅行应该就是《游记云乎哉》一文开头所说的“在三个月中间，走路总走尽了万余里的光景！”显然，郁达夫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他人到中年，乐于“行旅涉险”，而他的“行旅”“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自然更谈不到是为了写游记”，暗示他的“行旅”是负有某种使命的，⑩不计“一时的毁誉褒贬”。总之，郁达夫借了这篇文章，以抑扬顿挫的文字来向读者解释，剖明心迹，这是耐人寻味的。接下来发表的《俗吏么！》则起因于南京“李墨先生”的“一段言论”。李墨在《俗吏郁某》中借郭沫若《达夫的来访》中的话讽刺郁达夫为“俗吏”。(11)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发表于1937年2月16日上海《宇宙风》第35期，此文详细回顾了郁达夫在日逗留期间与他的六次见面，写得很感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应该注重在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近在南京的李墨应该第一时间读到郭沫若此文，(12)马上引用“俗吏”之说嘲讽郁达夫。而远在福州的郁达夫虽还未读到《达夫的来访》，也立即做出反应，写下这篇《俗吏么！》，一方面对郭沫若对自己的关心和“规劝”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另一方面对自己为何在陈仪治下的福建省政府任职做了澄清，强调自己当然是一个文艺作家，“暂时的俗吏”“是不是也可以作一种作家的经验？”因此，《游记云乎哉》和《俗吏么！》对了解和研究郁达夫这一时期的心态和作为无疑是第一手的新文献。郁达夫的文学生涯其实是与报纸副刊上的关系共始终的，从最初在上海《神州日报》副刊《神皋杂俎》上发表旧体诗开始，一直到在新加坡《星洲日报》的副刊上不断发表作品止。其间他自己也先后编过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和《星洲日报》的《晨星》《繁星》《文艺》三个副刊。而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的因缘，从大名鼎鼎的《学灯》到后来的《青光》，时断时续，之前已知前后维持了14年，随着《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游记云乎哉》《俗吏么！》等佚文的出土，又延续到16年之久。这不仅在郁达夫个人创作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作家与一份大报的数个副刊前后保持那么长时间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吧？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新版《郁达夫全集》问世后，郁达夫的集外文字仍时有发现，但大都是诗词、佚简（当然，书信中也有十分重要的）、题词和他人记录的演讲等，属于公开发表的正式文章其实并不多，除了拙编《全集补》已经收录的《福建的文化》《读浙江战时政治纲领后的感想》等三篇(13)，2018年发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前途》(14)和去年发现的《杂感一二》(15)《俗吏么！》之外，似乏善可陈。因此，这两篇郁达夫佚文能够同时重见天日，是令人欣喜的，希望能够有助于郁达夫研究的深入。（本文承赵国忠兄提供帮助，谨此致谢！）①郭沫若回忆：“李在编《学灯》，达夫在1921年初头做了那篇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寄给石岑，要他在《学灯》发表，然而寄去三个月，作品不见发表，连回信也没有。鼎鼎大名的郁达夫先生在未出名时也受过这样的冷遇，这是富有教训意义的一段逸事。这事是那年的六月我们为创造社的组织聚首在东京时，他亲自向我提起的，并叫我回上海后从李处把那篇小说稿取回，然而在我六月尾回上海后，不久那篇小说却在《学灯》上和世人见面了。”《我的作诗的经过》，《质文》1936年11月10日第2卷第2期。②郁达夫1938年春在武汉对王平陵说：“《银灰色的死》，耗费一年多的时间才写成，竟毫无消息，几乎失却写作的自信心，真想洗手不干，从此改行了。可是在一年多以后，忽然露面了。又鼓励我抛了在帝大学习的经济学程，钻向文艺的牛角尖。”转引自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海豚出版社，2016年。③参见《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④参见李杭春、郁峻峰：《郁达夫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2—97页。⑤郁达夫：《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1936年9月6日福州《小民报·新村·每周文坛》。郁达夫在此文中开列了沈从文这部长篇和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三部作品。⑥朱曼华先后在1927年4月《洪水》第3卷第31期发表《诗三首》、1927年3月26日《新消息》第2号发表《断歌》《莫要》、1927年4月（？）《新消息》第3号与周灵均发表“合记”《广州分部的第一周年》。关于朱曼华主编《时事新报·青光》事，参见陈子善、王自立：《“左联”的最后一个机关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0年4月第5辑。⑦参见肖伊绯：《“俗吏”郁达夫》，《书屋》2021年第9期。⑧郁达夫抵达日本长崎时的入境检查记录，转引自武继平：《1936年郁达夫访日史实新考》，《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⑨郁达夫访问台湾详情，参见武继平：《郁达夫访台史实考订》，《东岳论丛》2011年第3期。⑩关于郁达夫赴日时建议郭沫若归国一事，已有不少研究。郁达夫本人在五年之后是这样回忆的：“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为郭沫若氏祝五十寿辰》，1941年10月2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11）李墨此文原刊1937年2月何日南京何报，待查。（12）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1937年2月16日发表于上海，在南京的李墨读到即撰文批评郁达夫，在福州的郁达夫读到李墨文也即撰写《俗吏么！》回应，落款时间是“2月18日”，与2月16日只相隔两天，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因此，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应该是发表《达夫的来访》的《宇宙风》第35期虽然印作2月16日出版，其实已提前数天印行，这种情形在1930年代司空见惯。这样，南京的李墨也就提前读到而撰文，郁达夫也才有可能在2月18日读到李墨此文而写出《俗吏么！》。（13）参见郁达夫著、陈子善编：《全集补》，海豚出版社，2016年12月。（14）达夫：《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前途》，《武汉评论》1925年第23期。参见曾祥金：《新发现郁达夫佚文考释》，《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2期。（15）郁达夫：《杂感一二》，1938年9月26日湖南《国民日报》副刊。参见王金华：《郁达夫湘行漫记》，《书屋》2021年5月第5期。（选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二期）稿件初审：李玉俐稿件复审：郭娟稿件终审：孔令燕2022年度《新文学史料》全国征订邮发代号18—1622011—2021年合订本装帧精良，便于收藏，欲购从速订购电话：010—65252161

考古途中的林徽因林徽因（1904—1955）生前没有出版文集，直到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林徽因诗集》（收诗55首，仅80页）。此后出版的文集有陈学勇编《林徽因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林徽因诗文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2012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全集（套装1—4册）》和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集》（梁从诫编，共三卷四册）。赵国忠、耿璐、杨新宇、陈学勇、刘昀、陈建军等先后发现的一些林徽因诗文和书信①，都是《林徽因全集》《林徽因集》所未收。前不久，笔者发现在网上拍卖的几篇林徽因题记和诗文，都没有收入已出版的各种林徽因文集、全集，林徽因年表、年谱也不见著录，故而全文披露并略加考释如下。一、古建筑图稿题记1.《古塔修建设计图稿》题跋2016年6月5日晚，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古籍文献

鲁迅当下新媒体发达，在一般读者和观众当中，其影响力远胜于传统纸媒。网络上发表的文章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不可以不加以辨析。有一篇文章广为流传，题为《为什么鲁迅不骂蒋介石？为什么蒋介石不杀鲁迅》,文章说，鲁迅喜欢骂人，往往骂得非常“刻薄”，刻薄到入木三分，但鲁迅从来不骂蒋介石。鲁迅敬佩作为“义士和刺客”的蒋介石，因为蒋为了替义兄陈其美出头，暗杀了和陈其美积怨已久的陶成章。“蒋介石也一直比较尊重和宽容知识分子”（如斥骂或批评他的熊十力、刘文典、胡适），特别“敬佩”鲁迅。1927年底，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聘请鲁迅为“特别撰述员”，每月白送他四百大洋。蒋介石还说：“这事很好。我素来很敬佩他，还想跟他见见面。”在蒋介石的关照下，国民党特务一直不敢对鲁迅下手。1936年鲁迅病故，蒋介石敬赠挽联，上书：“鲁迅先生千古。”1942年，蒋介石还派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赠送鲁迅遗孀朱安十万元法币。总之，鲁迅跟蒋介石之间始终保持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江湖之情。”上述说法，有的纯属捏造，有的似是而非，只有极个别之处稍有事实依据。网文作者采用这种真伪杂糅的手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以假乱真，使文章具有更大的诱惑力，让一些好奇心强的读者上当。翻检2005年出版的18卷本《鲁迅全集》，直接提及蒋介石的只有一处，间接提及蒋介石的也只有一处。还有一处是无意中涉及蒋介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18卷本《鲁迅全集》直接提及蒋介石姓名的一处是鲁迅1926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原信。信中谈及，当天上午，鲁迅跟语言学家沈兼士谈天，提到当年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大会。鲁迅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在这封信中，鲁迅所要表达的观点是：自然科学本身虽没有政治性，但科学为什么派别服务却带鲜明的政治性。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的进步力量，而以吴佩孚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是中国的反动势力。所以，鲁迅对北伐战争寄予很大的希望。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当时也是国民党左派中的一员。1933年4月，鲁迅将他跟许广平的通信35封公开出版，出版前将原信中的这段话全部删去了。这也反映了鲁迅对蒋介石态度的某些变化。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9日中午，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由南昌车站入城，并于12月1日写白话诗一首祝《江西日报》创刊：呀！好革命的怒潮呵！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竟已仗着自然的力，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潮流”，是什么？不是绿的水，是红的血和黑的墨。今天我们的血，已染红庐山的面，鄱阳湖的口。这黑的墨，正拌着那红的血，向着长江的水流去。这新诞生的《江西日报》，就是挟着这墨的力和着那血的力，一直冲向黄河流域去。呀！好革命的怒潮啊！呀！好革命的势力！

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敬容诗文集》（罗佳明、陈俐主编），是目前陈敬容研究最为完备的资料，不仅收录了陈敬容诗集《盈盈集》《交响集》《老去的是时间》，散文集《星雨集》《远帆集》，还发掘并整理出116首集外诗歌和13篇集外散文，对陈敬容研究具有空前的意义，但仍难免遗珠。2015年宫立《陈敬容集外文三篇》（《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披露陈敬容《诗一首》《读书杂记》《简略的印象》三篇集外诗文，2016年贾东方《陈敬容的“忏悔”之音——早期佚文与离兰事件》（《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2期）辑录了其早期集外文《悼小真娜》。二位学者的发现都有助于学界认识更加完整的陈敬容。值得说明的是，贾东方提供的大量史实性材料，不仅丰富了陈敬容在创作方面的内容，更刷新了学界对陈敬容离兰经历及其诗歌创作变化的认知。但正如《陈敬容诗文集》编者所说，可能还有更多的佚诗和佚文散落在各个角落，等待“觅珠人”使这些蒙尘的“珍珠”再次散发异彩。有幸的是，笔者翻阅民国期刊时发现了陈敬容一篇题为《〈一间自己的屋子〉》的集外佚文，略作披露如下，并就正于方家。女诗人、翻译家陈敬容一、佚作原文、出处与笔名陈敬容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她总结自己的翻译选材时说：“随兴而为，觉得好，便译上一首或几首。”①《〈一间自己的屋子〉》属于书评文章，发表于陈敬容由创作转向翻译的过渡时期，就选材上来说，它显然符合译者的翻译标准，且译诗和推介图书本有共通之处。以下照录原文，并简述相关信息。《一间自己的屋子》默弓伍尔孚作

宋紫佩自述手迹《二十年来之回首》1982年《鲁迅研究资料》第10期刊登了宋紫佩的手稿《二十年来之回首》，据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姚锡佩女士在手稿前的《说明》所述：今年（1981）3月，在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查访下，越社创始人宋紫佩之子宋舒同志提供了一份重要史料——紫佩自述《二十年来之回首》手稿及附录的致友人书信十九封，诗二首，像赞和寿序各一篇。宋紫佩，一作子佩，原字子培，又字克强，名琳，浙江绍兴人。他生于1887年，曾是鲁迅的学生，后由鲁迅介绍到京师图书馆工作。鲁迅离京后，一直委托他照料北京的家。1952年冬逝世。紫佩自述《二十年之回首》作于1914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因此，记叙辛亥前后他和绍兴地区一些革命社团的活动十分清晰、翔实，不失原始资料的价值。自述充实了现有的绍兴辛亥革命史料，也为解决这一时期鲁迅研究中的疑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宋紫佩与鲁迅的关系极深，但在以往的鲁迅研究中，对他的了解十分粗疏，造成研究中的失误。“自述”的公开发表，对一些长期有争议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答案。宋紫佩和鲁迅的关系究竟怎样？仅从《鲁迅日记》中查得宋紫佩的名字就有599处，宋紫佩写给鲁迅信121封，鲁迅写给宋紫佩信81封。宋紫佩拜访鲁迅280次，鲁迅访宋紫佩27次。（见彭林祥、李越颖《鲁迅与宋紫佩》，《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四期）这也证明鲁迅与宋紫佩的关系不一般。最为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寄给宋紫佩的那些信，在北平解放前夕被李某人（该人曾为宋紫佩的朋友）骗走了，至今下落不明。那时，宋紫佩因脑溢血导致人事不知，李某人就从宋紫佩的妻子手里要走了信。我作为宋紫佩唯一的孙女拜读并珍藏姚锡佩女士的研究成果，也是对我先人最大的告慰了。宋紫佩沉默寡言，平日里留下的文字又极少。虽说我很怀念祖父和父亲，但却写不出什么文章以纪念，只能根据父亲的讲述及他1952年写的未刊稿《宋舒自传》写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来佐证鲁迅与宋紫佩之间的君子之交。

林徽因（原名“徽音”）在30年代初期发表过一篇散文名作叫《窗子以外》。现在我回忆起她（1904—1955），不由不想起这个题目（与内容并无直接关系）。如今我既感到自己多少是曾在她的“窗子以外”或和她同在旧中国的“窗子以外”，又感到更和她同在新中国的“窗子以内”。1930年代，林徽因在北平北总部胡同三号家中就人论，她20年代在旧北京上层文化圈子里就已经相当闻名（我当时年幼无知，在南边并不知道）；她成为作家，则是在30年代初开始受人注意的。40年代起，她因长期健康情况不佳，在建筑学及其有关专业以外，很少再兼顾文学创作活动。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2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只是由于行踪不定，生涯不同，往来不多。抗战初期，在离乱中，我倒是在1940年暑假从峨眉山转往昆明后，曾往昆明北郊农村她们家专诚看望过她，也就在她们家住过一夜。1949年春天我从英国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当时还没有改回叫“北京”），曾到清华大学看望过她。当时这里人口还远不如现在多，交通也不如现在拥挤，但是大家都忙得很欢，熟人也难得见面。后来我又常下乡，想不到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她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北京，事后才知道，未能及时表达我的哀思。卞之琳我们从1931年上半年到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年中，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和译品的，除了《诗刊》以外，还有杨振声、沈从文主编，萧乾执行编辑的《大公报》文艺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戴望舒主编的《新诗》等，所以彼此倒常在作品或译品里相逢。内外关系，特别使我想起少为人知的《学文》月刊。1934年初叶公超创始主编了这个月刊，只出了三期。林徽因在这个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她最放异彩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我则遵师命为同一期翻译了托·斯·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学文》起名，使我不无顾虑，因为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跟上海出版，最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开小玩笑，不自量力，存心唱对台戏。但是它不从事论争，这个刊名，我也了解，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业余性质。这用在林徽因的场合似较为恰当。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上却是他灵感的源泉。我1940年在昆明看望她那一次，在她和梁思成的谈话中，听到他们痛惜从各地勘查、测绘、搜集来的许多中国古建筑资料在天津受到的损失。我过去只知道他们在北方（包括山西）艰苦跋涉，发现过一些少为人知的古建筑，这次更听说他们在南中也做过实地作业；徽因对我夸赞了苏州木渎镇严家花园如何别致。（1953年我在江、浙参加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近一年，重九节在木渎住过一日夜，还记得徽因的话，特别寻访过这个小花园，可惜没有找到。）《学文》创刊，我在1934年亲见过她为刊物所做的封面设计，绘制的装饰图案就富有建筑美，不离她的专业营造学（建筑学）本色。从此我就感到内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关系——在林徽因的场合，实无所谓行内行外，而是内转为外，外转为内。文学创作应算是她的业余活动，可是成就证明：她在这方面决不是外行，比大量写作的许多作家，也许更是内行。今日我重读她的旧作，感到与其说像置身在“窗子以外”，不如说像在“窗子以内”。林徽因为《晨报五周年增刊》设计的封面内外相互作用，在我依稀的回忆中，也勾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联想。林徽因的散文，在我看来，是并非形式上的诗，不外露的诗。从她的虚构与纪实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小说和狭义的散文里写到的人物（不是她自己）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出身和修养。这些人物中高门第、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等等都有一点洋气。掌握外国语文、出国留学、国际交往之类就像家常便饭。作为业余作家，林徽因写这些人物，远不是都抱同情态度的，人如其文，也不由自己，显出她自己尽管也有点洋气，决没有这些人物的俗气。林徽因一路人，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去来自如，也大可以在外边出人头地，但是不管条件如何，云游八方后还是早一心回到祖国，根不离国土，枝叶也在国土上生发。她深通中外文化，却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她早就在《窗子以外》里说过一句“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她身心萦绕着传统悠久的楼宇台榭，也为之萦绕不绝，仿佛命定如此。这不由我不想起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旧译名“阿左林”）晚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飞蛾与火焰》。小说写马德里的一位名媛，和友人回忆起她们六年前到过的西班牙北部一座古城的小方场，怀念那里古香古色的恬静、宁谧，决定再去寻访。但是她每次准备去都被打岔了，由于事务，由于疗养，由于国际友好相约，不得不去巴黎、瑞士、地中海，几经曲折，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小方场已经拆去了一部分，开了一个酒场，酒徒吵架开枪，这位优雅的女士中了流弹，死在那里——死得可惜，也死得其所。这篇小说原是阿索林1929年初版的《蓝白集》（Blancoen

近年，温州图书馆编的《温州读书报》开辟了一个专栏《我的第一本书》，很受读者和作者欢迎。主事者也热情邀我写，我的题目是《我的第一本书不是我的第一本书》，题目有意写得有点拗口，因为故事本身就比较曲折。后来该拙文又为京城一本著名的读书杂志发表。让作者自己来谈“我的第一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不过，七十多年前上海的《大公报》上，就有过这一创意了。而且，该报同时还请作者谈了“我的下一本书”。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第9版副刊《出版界》第62期，标题为《作家及其作品特辑》，题下印了三个问题：“(一)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二)它是怎样出版的？(三)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前有潘际坰写的《编者的话》，后面共发表十八位作家（有的是学者）的回答，编辑依回信的先后编排刊出，计有：巴金、叶圣陶、靳以、袁水拍、胡适、郑振铎、费孝通、钱锺书、张奚若、李广田、陈达、吴景超、傅雷、丰子恺、冯至、沈从文、潘光旦、吴晗。该版面左上角还印有大字“巴金回忆面包略取/冯至怀念昨日之歌”，右下角则标有大字“胡适整理中古思想/费孝通写我国绅士”。排版颇为精心，还附有不少作家的照片和签名。如此明星闪耀，当然非常吸人眼球。整组文章五千多字。接着，12月25日该报《出版界》第64期，又刊出了《作家及其作品特辑（二）》，题下仍印有上述三个问题，可惜只续发了朱光潜、朱自清、陈鹤琴三人的回答，计千余字，而且没有照片和签名（有画像）。更可惜的是，此后便未见该报继续刊登这个特辑了。于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七十多年前二十一位著名作家、学者的有关出书的珍贵自叙。该特辑的编者潘际坰是江苏淮阴人，1919年出生，2000年逝世。早年任上海《大公报》记者、翻译，晚年任香港《大公报》驻北京记者、评论员。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世界史组组长。他一生中撰写出版的书，最有名的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朝鲜战地散记》，和写溥仪的《末代皇帝传奇》。他晚年还大力促成了巴金《随感录》的问世。1947年时，他是个青年记者。他在组编上述特辑之前不久，在11月6日《大公报》上刚发表过登门拜访郑振铎的精彩报道《走进古人世界——访郑振铎先生谈明器和陶俑》。潘际坰组编该特辑时所“偏劳”（代为在北平组稿）的徐盈，山东德州人，1912年生，1996年逝世。徐盈是比潘际坰资格更老的《大公报》名记者，曾参加北平“左联”，1938年入党，此时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郑振铎该特辑《编者的话》说得好：“知名作家第一本书的出版情形，在作者是有趣的回忆，而就读者言还有别的意义在：由此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二三十年前乃至最近有影响的杂志是些什么，出版家是哪些人。英国一位出版家A.D.Peters说：‘在每一代，新作家总是由新出版家发见而成名的。’其实新旧之分并不单纯是时间的，老作家老出版家凡随着(甚至领导)时代进步的皆没有失去‘新’的意义。”我觉得这句话所体现的见识，是远远高过今天某些“现代文学史”专家的，因为有些专家从不关心“有影响的杂志是些什么，出版家是哪些人”这类问题，所以他们对郑振铎这样的作家的评价就很不到位。而就在《大公报》发表的这几位著名作家的自叙中，我们便“隐约可以看到”提到最多的“二三十年前乃至最近有影响”的一个“出版家”就是郑振铎。例如，叶圣陶就动情地回忆：“我接到振铎兄寄给我的第一本样本，颇为激动，几乎要下泪。”（这在叶老的其他文章中好像还没见他写过。）丰子恺、李广田也都写到了郑振铎。其实，巴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灭亡》、朱光潜提到的他最早投稿的《一般》杂志等等，也都是与郑振铎有关的。《编者的话》中说“老作家老出版家凡随着(甚至领导)时代进步的皆没有失去‘新’的意义”，我认为潘际坰在写这句话时，其心目中也必然想到郑振铎。因为前面提到的他写郑振铎的那篇文章的最后，就满怀敬意地写道：“我觉得在告辞时已变得何等的瘦小与何等的对自己生疏，室内却屹立着一个人，雄伟而带有自信，目光直射……”七十多年前二十一位著名作家、学者关于自己的“第一本书”和“下一本书”的自叙，如今来看，当然是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的。不过，无数的事实反复告诉我们，对任何前人的自叙，后人都不能完全“轻信”。因为人的记忆力常常并不那么可靠，事后的回忆都可能在具体细节上出现误记。因此，史料研究者的重要性和考证工作的必要性便体现出来了。在这里，我也发现了这些著名作家、学者的不少误记。有的是比较小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问题。例如，巴金说“我记得《灭亡》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而该书版权页上写的是10月；李广田说“一九三五年郑振铎先生为商务印书馆编了一套创作丛书”，郑振铎主编的收入李广田《画廊集》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是1936年3月出版的。叶圣陶而有的回忆中的说法，似乎很值得查核。例如，叶圣陶的第一本书《隔膜》，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是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大型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第一本创作集（为该丛书的第四本，但前三本都是译作）。叶圣陶回忆该书说：“封面用许敦谷兄的画，制成铜版，敦谷的画非常之好，构图与线条都不同寻常，可是那张封面并不见佳。”可是，我明明记得看到过该书1922年3月初版本，封面却并不是许敦谷的画。（而且据我所知，郑振铎最初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好像极少用画作封面的。）而郑振铎帮叶圣陶于1923年11月出版，也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鲁迅先生后来称之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它的封面倒确实是铜版制成的画，那幅画在我看来也好像确实“并不见佳”。因此我猜想，叶老是不是记混淆了？又如，胡适回忆中坦率承认“我的第一本书，记不十分清楚。”他说“一九一八年我出过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是《尝试集》，民国九年八月再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欧美《短篇小说》集，是翻译”。但其实，1918年胡适根本没有出过这两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尝试集》则初版于1920年3月。而另一本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也是1919年10月出版的。而郑振铎的误记最令我感到遗憾。他说他的第一本书是“柴霍甫的《樱桃园》，收入《俄国戏曲集》中”，“这一集共收俄国戏曲十种，我译的是《樱桃园》一种。”言之凿凿地说了两次书名，其实却是错的。这里我首先想强调指出一个差不多已为当今研究者忘却的重大史实：《俄国戏曲集》（十种）是郑振铎一生最早主编的两部重要丛书之一，影响很大，多年后仍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俄国戏曲集》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丛书《共学社丛书》的子丛书，1921年1至4月出版；另一部郑振铎主编的《俄罗斯文学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学社丛书》的子丛书。）柴霍甫（契诃夫）的《樱桃园》为《俄国戏曲集》第9种（版权页署1921年4月出版），并不是郑振铎译的！（而是他提到的好友耿济之译的。）而郑振铎当时所译的，又不止他说的“一种”，而是两种！即《俄国戏曲集》第6种柴霍甫的《海鸥》和第10种史拉美克的《六月》，版权页同署1921年4月出版。但如果非得说“一本书”的话，我想应该还是《海鸥》。因为我见到1920年4月22日上海《时事新报》的《通讯》栏发表的郑振铎致张东荪的信，其中只提了《海鸥》而未提《六月》：“我同耿济之、瞿秋白、沈颖诸位朋友，正打算极力的介绍俄国文学到中国来。现在先译《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种，不久即可出版了！我近作一篇《俄罗斯的罗曼主义文学》，又译了一出契诃夫的《海鸥》，不知《时事新报》《学灯》栏可以登吗？”（张东荪回答说“很欢迎”，但后未见该报刊载《海鸥》。）丰子恺再如丰子恺的误记也令我不禁莞尔。他说：“最初，这些画粘在我家的墙壁上。那时我家住在上虞白马湖。有一天，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郑振铎先生来我家，把这些画拿去，在《文学周刊》上发表。他们称之为‘子恺漫画’。后来章雪村先生办开明书店，我这些画就结集起来，交他出版，就名为《子恺漫画》。”然而《子恺漫画》的书首就印着郑振铎1925年写的序，其中写到他当时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去丰子恺家里取画，但丰子恺那时根本不是“住在上虞白马湖”，而是在上海江湾！而《子恺漫画》一书也不是作者自己“结集起来”交给开明书店出版的。“结集起来”的人明明就是郑振铎，并由郑振铎收入他主编的《文学周报社丛书》。此书是由章锡琛的“妇女问题研究会”在1925年12月出版的《文学周报社丛书》的第一本。当时还根本没有开明书店呢，书店是1926年8月1日正式成立的。若用严谨的史料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二十几位的文字中当然还可以挑剔出一些问题来的，我就不多写了。但尽管有这些问题，这些自述仍然毫无疑义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的还提供了从未为人所知的故事和情节。例如，巴金说他想写一部“描写我的理想社会”的小说《黎明》，甚至“或者会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二〇〇〇年去”，这对我们生活在2000年代的人来说，看了这话会产生如何的想象啊！再如，钱锺书即使在这样寥寥百字的回答中，也仍然显示了他一贯的幽默。他还说自己“计划跟杨绛合写喜剧一种”，这事可是连杨绛后来写回忆文章时也从没说过啊！（潘际坰在《编者的话》中还保留了钱锺书当时一封信中的一句话。）还有，傅雷的第一本书《夏洛外传》，很多人知道是他自费出版的，他当时还“伪造”了一个“自己出版社”的社名；但多不知他曾“托开明书店代售，三年后结账，只售去数十册。旋即全部称斤作废纸出售”的故事。再有，袁水拍的第一本诗集的出版经过和书的封面的故事，也是非常生动的。而七十多年前这些著名作家、学者关于自己的“下一本书”的预告，今天来看也是很有意思的。不仅如潘际坰说的，可以看到作家“治学趣味的深入或转换，而更重要的是透露了创作态度和创作主题的抉择和把握”，而且更可以看到动荡的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与限制。叶圣陶说的就极其深刻：“如果自己不能够更深入生活，将不会再出什么文艺性的书，我觉得以前的十几本书都只触及生活的表面，没有多大的意思。”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作家说的“下一本书”是如愿问世的，或基本完成的。如李广田说：“即将出版的有下列三种：一、《文学枝叶》(论文)，《一知文艺丛书》，益知出版社出版。二、《日边随笔》(散文)，文化生活出版社。三、《引力》(长篇小说)，晨光出版社。可能先出的是《日边随笔》。”后来这三种书都出版了，不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日边随笔》却不是他预计的“可能先出”，恰恰是最晚出的（版权页署1948年5月），而益智出版社的《文学枝叶》署1948年1月出版，晨光出版社的《引力》署1947年6月出版。傅雷说的“巴尔札克的《欧也妮·葛朗代》译了一半，搁了十个月，不知何时译完”，今据傅敏、罗新璋《傅雷年谱》可知，《欧也妮·葛朗台》于1948年8月译完，翌年6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冯至则说他“把几年来关于歌德的文章收集成一本书，名为《歌德论述》。我正在写《杜甫传》”，后来《歌德论述》于1948年出版，《杜甫传》则于1952年出版。沈从文说“《长河》续写了二分之一，《小魇》也未写完，《雪晴》十章已写了四章，生活不安定，我尚不知哪一本能先出版。”后两种书我不知后果如何，可幸的是《长河》是在1948年出版了。巴金但更有不少作家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的计划或愿望并没有实现。那就更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了。因为即使那些书没有写成或没有出版，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作家思想和生平的重要线索。如上面提到的巴金的《黎明》、钱锺书的“喜剧”等，我们就都没有看到。再如靳以说的：“我的下一本书将是《大战争》，也许要用十年的时间去写。已经收集一些材料，因为在后方辗转流徙，都失去了。战争还没有终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材料收齐。”如此宏大的计划，后来没能实现，实在太可惜了！胡适想整理出版的两部书，后来也都没有成功。特别是郑振铎说的：“我现在的兴趣，偏重于考古美术一方面；正在写的一部书是《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我感觉到‘陶俑’在美术、雕塑史上和一般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差不多倾全力以从事于此。盼望明春能够成功。这是‘独学无侣’的一个工作。将来出版时，将有说明一册，图录三册。”这件事更值得一说。据我所知，郑振铎“差不多倾全力以从事”的这部《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在当时是基本已完成了的。半年前的1947年5月，郑振铎组织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即已预告不日将印行该巨著，作为他计划编印的更加伟大的巨著《中国雕塑史图录》之一。后来，上海出版公司已将这部图录的图版印成了纸样，只因郑振铎各种事情（包括政治斗争）太忙，说明文字仅写成大半，所以未能装订出版。后来郑振铎又应党的安排，秘密离沪北上参加新中国开国工作，这些图版纸样便由友人代为保管。1950年，郑振铎请郭沫若题写了封面书签，但一直没空续写说明文字。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给周总理写信，向国家捐献自己珍藏的所有古代陶俑明器，同时就附呈上自己装订的（缺少说明文字的）《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一部。郑振铎因公殉职后，那些图版纸样由上海图书馆保存。一直到1986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出版了配上郭若愚补写文字说明的这部书，终于完成了郑振铎的这一遗愿！如今，辑集作家佚作的工作已经比较受人重视了，而且也颇有成果，令人高兴。不过有时也看到有些研究者偶然“发现”了一篇“佚作”，也不论内容精彩不精彩，意义重要不重要，甚至有时连真伪都没有认真辨析，就兴高采烈，如获至宝。那么，这里要整理发表的，倒真的基本上都是这些著名作家的文集中长期失收的精彩而重要的佚文！虽然，其中有几位不是文艺作家，但为了尊重史料的完整性，我在整理中仍予以保留。仅对某些标点（特别是书名号）和文字（特别是外文）略作必要的修订。本来还想加上一些注释的（例如巴金说他的《面包略取》“用另一个名字出版”，这个名字是芾甘；巴金说的“在上海的朋友A.A.”，本名叫周祺安，常用笔名索非，是开明书店编辑。他与巴金一样曾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姓废名”，所以自称“A.A.”或“A.A.Sofio”，后来巴金也跟着他取过一个笔名“B.B.”），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暂时还注不出，也就作罢了。另外，我还查到1948年1月1日重庆《大公报》第6版也刊出过《作家及其作品特辑》。但那显然就是转载上海《大公报》的，而且没有附印照片、签名或画像，甚至还少了陈鹤琴一人，作家的排列先后也略作了改动，特别是擅改了潘际坰《编者的话》，把“十八位作家”改为“二十位作家”，又删去了“这次筹备匆促，只限于沪平两地，北平方面偏劳徐盈兄的地方特多”诸语，以致前言不搭后语。因此，重庆《大公报》编发的这个特辑，我就不多说了。（选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一期，待续）2022年度《新文学史料》全国征订邮发代号18—1622011—2021年合订本装帧精良，便于收藏，欲购从速订购电话：010—65252161

著名作家冯德英于2022年1月17日不幸去世。本刊特将旧文重刊，以致纪念！因为要做“‘红色经典’创作与影响”的专题研究，笔者2006年有幸对冯德英先生进行了一次访谈。当时先生已逾古稀，较少参加社会活动，出于种种渊源，先生还是接待了笔者的远道来访。先生虽已满头华发，可身体硬朗，非常健谈。创作中的冯德英俞春玲（以下简称俞）：《苦菜花》出版之后，被改编成了电影、吕剧、评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尤其以电影影响最大。您参与了电影的改编。您对改编后的作品有没有比较满意的？冯德英（以下简称冯）：搞创作的人，像写东西的人，都经过长期的积累、形象思维、反复的构思，他的艺术形象，他达到的审美标准，都通过他的原著小说来表达了。换一个另外的艺术形式，就很难按照原著，按照原来的作者他的想象、他的审美要求来表达。苏联那个很有名的瓦西里耶夫，一个很著名的电影编剧，他说过一句话，看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是最大的痛苦。这个的确是这样。《苦菜花》这个小说，本身因为我年轻，其中写的大量都是生活的原始的东西加上作者的感情，所以我的结构上来讲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比较真实，有感情有激情写的东西，这样打动了读者。所以它改编成电影很困难，它的情节、故事，是跟着人物走的。所以后来改编了很长时间，导演也换了好几个。剧本是我自己的，本来我也不想改，因为改编本身意味着舍弃。因为当时那种艺术气氛、艺术环境也不好，比较左倾的东西多一些，限制也多，最后改编成那个样子。电影拍成以后，第一遍我根本看不下去，我看了以后没有跟导演和演员见面，我就走了，感觉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后来慢慢地看了，特别经过“文革”的反复播放……这个电影拍出来比较晚了，已经1965年了。在当时的环境下观众还是比较接受的，当时轰动一时。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拿出来当一个重点剧目全国范围内放。这个作品后来“文革”期间，包括“四人帮”他们批判我的小说，但对这个电影还基本肯定，内部还放，做了一下修改。写抗日战争的东西很多，为什么《苦菜花》比较有特色？主要是因为它比较典型的把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写出来了，各个阶层……当时中宣部管文艺的周扬，他在第三次文代会的一个报告，他这个报告你能不能找到？他关于《苦菜花》有段评价，大意是，比较全面生动的深刻的表现了抗日战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人民群众的复杂斗争。①当然我受西方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比较大。我小学现在都没毕业，我13岁当兵。特别是1957年的时候，我到武汉以后，到礼拜天经常夹着本书到安静的地方看，经常跑到武汉珞珈山、东湖边上……但是我对于大学生一点也不羡慕，我没有想着考大学。那个时候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苦菜花》了，但是我还是保密，谁也不知道。我没有那种崇拜学府的思想，我感到通过自学，通过自己到图书馆里借书完全可以获得知识，我感到知识不一定在课堂上获取。高尔基、奥斯特罗夫斯基，我把他们拿出来当楷模当榜样。所以我的《苦菜花》写完了以后，领导又叫我进解放军政治学院或者上北大去进修，这些我都没有去。我都说我没有必要，因为我是搞创作的，我没有必要去到那些地方专门去学习。当时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很流行的，包括老舍、茅盾这些作家都提，就是大学培养不出作家。它是两个路子。我不愿意去听老师讲课，我愿意自己看书、自己琢磨。1951年的时候，我在部队上的业余的文化补习班。没有初中毕业的干部都要去参加学习，我也参加那个学习。恰恰我的作文是最差。因为什么呢？我老是不按照老师的题目做，我老是自己发挥，这个时候跟老师也有些争论。所以我的作文一般都是八十来分、七十来分，再没有高的，老师老是不满意，就说我老是自己发挥。所以我少年、青年的时候就有这个遗憾，有这么一种悲剧。话扯得远了。俞：这些问题也是我关心的。您说您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比较大……冯：文艺复兴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传统，我到现在也是坚持，文艺一定要反映生活，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所以后来我的小说，江青他们为什么批判，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说我的小说没有反映现实，是歪曲的丑化的，但其实我恰恰就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映。但恰恰我不够的地方，是在那种环境下我还没有完全做到反映生活、反映时代。那种文艺传统，我感觉最基本的就是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反映真实，所以才能有文艺复兴，才能有现实主义的传统。俞：关于江青对您的批判，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冯：江青的批判主要还是从《迎春花》开始。应该是六四年。《迎春花》出来以后，北京的中国评剧院把它改成过评剧，但是那时候它的评剧没有《苦菜花》当时搞的红火。《苦菜花》的评剧中国评剧院有三个团同时演出，一人带一个团去演出。当时有一个统计，《苦菜花》是现代戏中观众数量最多的。后来《迎春花》他们也改了，但是没有怎么轰动。冯德英长篇代表作“三花”山东话剧团翟剑萍把《迎春花》改了，山东话剧团王玉梅她们演了这个戏。演了以后他们让我看我也没看，我也没参与。后来到了六三年秋天，他们上北京演出。北京中央青年艺术剧院找剧本，就把山东的剧本弄到北京去了，移植去了。我是到了六三年的秋天或者冬天，吴雪院长——他是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他请我去，说有这么个剧本不错，他们在排练，请我看一看彩排。我看了一下还可以，没提什么意见，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呢他们演出，叫我去看演出，茅盾、周扬等中央的负责人也去看演出，反响非常热烈。看完后，我陪周扬、茅盾他们上台接见演员的时候，周扬就非常肯定这个戏，说这个戏好。我的小说他俩也都看了，（周扬）说戏反映了小说原貌，写得很深刻。他就问茅盾的意见，茅盾说看剧场的现场效果、观众反映这么强烈，说明是成功的。他们说了很多鼓励的话。那时中央要在中南海召开工作会议，周扬说他向周总理报告要周总理看一看，给中央演出，当时就定了这个事。当时我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弄。但是周扬跟茅盾他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希望在中南海演出前加工一下，叫我能抽点时间帮他们一下，我说好吧。当时我就请吴雪他们找了导演一块处理一下，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当时都请最好的演员演出。我就以为这个事完了，但过了一阵叫我去，说江青要看这个戏。我当时比较忙，因为我陪过周扬他们了，我就没去。但是江青看了戏意见就来了。演出当天晚上她没说什么。据说江青当时看了这个戏上了台还挺高兴，跟演员握手，又问作者在不在，有人回答说作者不在，回去以后她就越想越生气。气在哪儿？她的原话我基本上记得一些，她就是说：这个戏是坏戏，我上当了。上什么当了？《迎春花》小说里不是有个曹冷元烈属吗，我没写他是个党员。结果那个戏烈属为了救公粮牺牲了，戏为了加强他，就设置了从他身上找到了入党申请书的情节。江青说：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是党员？我上当了。她说：中农落后，贫雇农都死光了，我们的战争怎么能够胜利？这个戏是个坏戏。我当时鼓掌是对演员，不是对戏鼓的。后来过了几天，江青又看小说《迎春花》，说：戏不好，我又看了小说，小说比戏还坏。坏在哪儿呢？她又发挥了，说，我在延安时期我也做过解放区的后方工作，我的生活不像作者写的，解放区的生活不是这样。她还是那一套，说：我上当了，那么好的贫雇农不是党员，中农那么落后，胜利是怎么来的？她说作者没有生活，书和戏写的跟她在延安时期经历的生活不一样。她让人转告作者，让作者去改，让作者下去生活，重新去修改。再后来她不断地说类似的话。江青她那时经常看戏看电影，抓文化活动，一提文艺作品就谈到《迎春花》的一些问题，不断地说。后来她也没有正式跟我谈，我都是通过朋友、文艺界的人转达来的。我当时就挺恼火的，感到对文艺作品有意见可以，但我感到她太武断。我就说，我经（历）过的胶东山东解放区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而且对那种残酷性我写的还不够。我说：江青同志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这句话麻烦了。再一个我说，你这么武断就下结论，我们现在应该是听中央的，我们是共产党，听中宣部的，听人民文化部的。茅盾是文化部长。我光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你出来发指示，有点不合理，不符合原则。后来这个事，一直到了六四年的时候，这期间我也没见过江青。听说，江青拿我当是旧社会来的作者，结果去跳舞的空军的文工团员，我们的空军领导就跟江青说，冯德英在创作《女飞行员》，他没有时间下去，另外他是个烈士的后代，他从小参加革命，生活他是有的。江青说，噢，他原来是个红小鬼啊，那这样的人还可以改造嘛，那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过段时间就说，不让你下去了，以后有机会再改好了。事情就缓和下来了。后来总政过些日子就正式跟我谈话，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总政的徐立清副主任带了两个文化部副部长，他们在总政排练场，让我去听取江青同志的指示。江青是打电话给罗瑞卿总长，让罗瑞卿总长把她的意见跟我谈。罗瑞卿总长对江青是一直有看法，就交代了总政部的副主任，交代他带着文化部的副部长跟我谈话。……谈话说了几个意思，一是口气缓和了，说我的小说《迎春花》，还有《苦菜花》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有和平主义、人性论，有色情描写，写革命战争写得太残酷了，希望我能接受她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当时我还是一肚子火，但是领导一再打招呼，我表了个态就是，要认真考虑她的意见。因为总政领导还要汇报，还要反馈给她。我就说等着有适当的机会的话会考虑作品的修改。结果最后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个也就完了，我就整个地被打倒了。不光是江青的批判，整个“三花”，包括我那个没有出版的《山菊花》的稿子，都被打倒了。俞：那么关于“文革”时期的批判资料现在还有没有呢？冯：“文革”时期对我的批判，也没有公开的正式报刊批判，就是开批斗会啊、小报啊，这类。俞：当时您和您的家人都受到了牵连，而且书中的人物原型也受到了牵连。冯：都受到了牵连。我的大姐夫在烟台受到批斗，病情加重去世了……没有办法。因为我的“三花”主要是写咱们胶东的地下党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在是说这三部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斗争，“文革”时就全否认了，说都是坏的，说胶东的革命路线也是错的，什么都是坏的，把历史颠倒过来。我父亲本来在北京我那儿住着，也没法儿住了，造反派一天到晚地斗，去抄我的家。军队内部老实讲，包括吴法宪对我还是可以，一开始说保我，后来也不保了……造反派武斗的情况很少，比社会上武斗少，但是我也是靠边站，一天到晚劳动改造，还没有拉我去游街。电影《女飞行员》海报清华造反派去抓我，是因为彭德怀的事，去陪斗彭德怀。空军有个司令员叫刘亚楼，他叫我写了个《女飞行员》，当时看了都说好，我也因为他们奉命写的。结果后来江青他们一看，有人告状说为彭德怀翻案。《女飞行员》我写的是五六年第二批的女飞行员，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的时候的事，它就牵扯彭德怀的错误路线，被认为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当时有个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就带人去抓我，结果因为空军提前知道消息，叫我躲起来了，就没抓到我。俞：我看您的《女飞行员》经过了修改，修改的过程跟您的初衷也不太一样。冯：就是。女飞行员很难反映，这个是都在天上的事，也比较单纯。很难，怎么办？可是空军呢一定要，因为这是周总理他们抓的，全国妇联都非常喜欢反映一下这个事。空军是组织了好多人多年没写出来，最后刘亚楼实在没有办法，问我：你能不能把这个写出来？当时我正在写《山菊花》，六三年。刘亚楼叫我放一放《山菊花》，参加写《女飞行员》这个工作，后来叫我执笔来写的。我就把它生活化，把它人物都写成不同出身。实际咱们山东没有这个什么童养媳这个事，我为了反映它就把它都移植过来。这样空军党委刘亚楼、吴法宪他们看了都非常高兴，都说写得不错。可是因为刘亚楼，他为了贴紧政治跟形势，他就拼命地给我加学毛著的东西。《女飞行员》故事背景那个时候很少有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弄得我都没有办法，刘亚楼重病我都和他顶起来了。他非要加上毛主席语录。他这个人呢，你说他不懂文艺吧，他对我是很支持。很多人不同意我再写《山菊花》，叫我去写空军，他在会上公开地说，（不管）写什么好的都是国家的财富，冯德英这样的原来有考虑应该叫他去完成《山菊花》。你看他又很懂。大家都知道刘亚楼对我非常好，给我亲自找房子，安排房子住，给我创造条件写作。可是关于《女飞行员》呢，他这个政治家，他就有矛盾了。他本来很懂艺术，他这个人是在苏联都待过。《江姐》也是他抓的，《江姐》没有他的扶植、他的支持也不行。但是他为了贴近政治，非常违反艺术规律，用行政的命令逼着我。他组织了好几个班子，专门挑选语录一大堆让我往里面插，他是真费功夫。这也是悲剧，他是用心良苦……空军政治部一个主任说，这是庸俗社会学，我说你不能说啊。所以当时提这个“三结合”，对作家搞创作真是个束缚。俞：对。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您和其他人是怎么写出这部作品的，是因为经常读《毛主席语录》。冯：对，你就得这样说啊。《女飞行员》反映的事，那时候还没有《毛主席语录》，哪有《毛主席语录》？《女飞行员》当时演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刘亚楼的要求，是比较成功的。《人民日报》一天一版发了一个礼拜，之前它从来没有完整的发过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了以后，邓大姐邓颖超告诉说，我们（还有罗琼，当时是妇联的第一书记）代表全中国妇女向你表示感谢，不管是你的《女飞行员》还是你的小说啊，都写了很多我们妇女、母亲，我们向你表示感谢。我的小说写女性比较成功，我写男的不行。这跟我生活经历有关，观察点不一样。我从小跟着我母亲长大，儿时的时候我父亲不在家，我哥哥都当兵，我小，跟着姐姐。大姐参加工作，母亲支前，所以家里老住女干部、女八路，家里都住满了。我小一点，跟她们感情特别深，很依恋这些人，我是这样养成的。从生理上讲儿时的记忆是最深刻的，的确是这样。所以一写到这些人我的感情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感觉也能抓住她们的特点。还有老头老婆我也愿意写，但是男性青年干部战士接触不多，所以我就很难把握。当时《女飞行员》写了一个飞行事故，我还是说服了刘亚楼，刘亚楼支持我才能写出来，就是写发生飞行事故对一个女兵的考验。很多人忌讳，不让写。当时刘亚楼跟我说，怎么办？我说非要写，不写这个东西震动不大。他后来就说弄两个方案，写飞行事故牺牲一个，要么就是写不牺牲的，两个方案，你看一看，让他们挑选一个。我跟你说一个例子。郭老那天看《女飞行员》我没去，看完了以后他谈意见。我就告诉另外一个人，你跟郭老说说这个意思，你说写牺牲好不写牺牲好，飞行事故死个人好不死个人好。死人当然震动大了，而且是现实情况；不死人就是模糊处理，轻描淡写，也可以取得效果，但是震动不够。结果郭老说：“我同意冯德英的第一方案，这是个诗剧。”因为我有些比较押韵的台词。结果《人民日报》登的时候，《人民日报》每天晚上它都搞个清样，《人民日报》副主编就给我提出来说，登在报纸上为了减少麻烦就写飞行事故，别说牺牲人。《人民日报》一发表，郭老第二天马上叫人给我打电话：“还是《人民日报》对，我的意见作废。”他马上就变过来。实际上原来他是作为艺术家跟我说的，你看他马上按照《人民日报》的标准。那个时候的人啊……俞：周总理在《苦菜花》写成之后，还接见过您，跟您会谈过，是吗？冯：那是五八年的冬天，在全国的青年积极分子建设代表会的时候，在招待金日成的宴会之前。会谈请了七八个代表参加。我作为代表，总理提前来跟我谈话。他说你这么年轻啊……还有胡耀邦，还有中央的另一个书记胡克实……俞：周总理是怎么评价的呢？冯：周总理这次没说书，可能当时他没看我的书。但是他一听团中央的同志介绍，说我把稿费大部分捐献了。我当时很瘦，我当时102斤。周总理说，写一本还不够，还要继续写，你这么年轻啊。②另外他也说，稿费捐了好，但是也要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他看我太瘦了当时。后来是在六四年看《女飞行员》的时候，请了妇联的负责人，在儿童剧场看戏。当时邓大姐邓颖超等妇联的领导来了，空军领导陪着邓大姐看戏，正看着的时候，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有一个习惯，他工作忙，有时候看戏走到半路上又把他追回去办事，所以他就叫大家不要等他，你们该怎么看怎么看，我来了能看几场看几场。来了我就跟吴法宪去休息室接待周总理。吴法宪就要介绍我，周总理说，他我认识啊。周总理记忆力是很好，因为这中间除了五八年那次，我有时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工作会议，他来讲话，也是跟我们打个招呼，没有个别接触。但是吴法宪一要介绍，周总理就说，他我认识，他写《苦菜花》的，他写的生活，我在延安时期就知道一些，胶东那个斗争的情况，我在延安时我就听说，我都知道。后来我的《苦菜花》小说写的于团长于司令③，六七年被造反派折磨死了以后，周总理当时亲自下指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指派康生一定要查清。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打仗查不清。所以后来“四人帮”一倒台，万里去安徽当书记以后，费了很大的力给平反。于得水是转业到安徽去的，在那去世的。去年（2005年）五一安徽给我来了几次电话，说安徽人民公园塑了一个铜像请我去，希望我能去参加这个活动。我很感动。我这么讲，他在山东我的家乡工作，战斗的事迹都在这边。他在安徽待了六年多。我说，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不管哪儿的人都欢迎。这也与周总理的重视有直接关系。中年冯德英俞：我发现您的小说中，好多人物的名字都有“海”啊、“水”啊……冯：咱那儿离海边比较近，叫这个的也比较多。俞：那“文革”期间像《苦菜花》就没有再版了。冯：“文革”期间啊都打成毒草了还怎么再版。就是“四人帮”倒了以后，一开始再版的时候还要叫我修改。所以《苦菜花》还有反复修改，还删了很多。俞：“文革”后您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冯：感情的东西都要删掉，不改出版社就不能出。俞：我做了一下对比，我看到您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修改。一是人物外貌的改动。比如英雄人物于得海，身高由“中等个子”变成了“上中等个子”，“身体粗壮”改为“身材魁伟”，修改后眼睛前面还要强调“大”。改动后的形象更符合当时英雄人物高大魁梧、富有智慧、具有威慑力这一普遍的形象特征。二是人物对话、心理活动的改动，把许多流露私人感情的交谈变成了集体式的、革命式的讨论。冯：我都记不住了。实际《苦菜花》现在说是第一版，还不是第一版。俞：对，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冯：最早的那版我这儿也没有。当时那版印了8万多册的第一版，它是用大理石的灰色封面。那一版可能解放军文艺社的老编辑他们还能保存。现在用的这一版实际上是人民文学这版，但是没做什么修改，就是文字上的技术性的修改，基本上是这样。作为初版的话第一版8万多册的，就是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印出来的，五八年一月份那是第一版是最早的。那一版我这是没有了，因为“文革”期间我这原稿也都没有了。俞：《山菊花》还幸亏是被别人抄走了。④冯：那“俩花”的稿子也在解放军文艺社，估计解放军文艺社的也被人抄走了，烧掉了，到现在没发下来。俞：当时您的第一版也就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看到您在《我与“三花”》里讲，您是寄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然后转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冯：当时它是叫“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俞：还有一篇文章说，您是直接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杨昉一眼就看中了。冯：这个不对。我是五五年的秋天，可能十一月份吧，我在汉口工作，那时还是中南空军，在中南空军教导连教授无线电飞行员。实际上小说提笔写，是五五年春节，我在海南岛三亚执行任务的时候，在电报纸上我在那开始写。出差来回反复写。后来五五年我就调到武汉汉口中南空军教导连，我在那儿教无线电，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地写。非常炎热那时候，我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写。我找一个朋友给我买的稿纸，当时武汉还买不到那样的稿纸，都是竖写的。先在电报纸上写，边改边誊清。可能到了11份。我有一个朋友，他比我年轻，他也在那教学当兵，就他知道。稿子誊完了以后，是28万多字，不到29万。我就叫他看一看，叫他看看行不行。他看了以后说我看行，当时有本五十八天写淮海战役的，他说我看着比那本书都好。他说这个话，我说别瞎说。那好吧，我就寄出去了。稿子很厚很沉。当时我住在赵家桥，可能是现在雷达技术学院那个地方，旁边是个邮局。怕人家知道，我就寄出去了。我就寄给谁呢？我就知道有个文化部长叫陈沂，我就寄给他。我就说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怎么的，写了个稿子，希望你们给指导。稿子刚寄走，肃反来了。肃反一开始是在社会上，后来……我们的学员毕业了以后马上就转入肃反。我那时在教学不知道，我那有个皮箱，我什么东西，家属来的信和朋友来的信，电报纸写的稿子，都弄在那个大皮箱里，还有我的日记，我那时一天不落的写日记。我那个皮箱就被撬开了。专门有一个小组，专门检查你的信件。结果他们就发现了，日记上反映我写作，电报纸上是稿子，搞肃反的知道我是偷偷在搞创作。所以不管怎样，我教学教的班再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也不行结果学员毕业以后，五六年冬天我们的单位回到广州去，专门搞肃反，我都没想到我是重点。罪状一个是从我日记上，一个是来信上，来信谈一些社会问题，再加上稿子。稿子都没看是写什么，光知道我写稿子，写稿子就和胡风有联系。胡风不是写日记吗？只要写就与胡风有关。他不知道我已经把稿子寄走了，我那个朋友也不错，他没有告诉别人说我的稿子已经寄走了。稿子寄出去，我记得编辑当时还给我回了封信，同时编辑部也给我回了封信，说收到，等审完了以后我们再跟你联系。很简单的一个东西。那封信我藏起来了。俞：现在没有了？冯：嗯。当时运动已经发生了。批判斗争我三个月，我就没说稿子自己寄走了，要是说了，他们知道我寄哪儿去了，肯定去给要回来。批斗我三个月，逼着我问，你是否给胡风写过信，你想搞创作，想成名成家，你能不给他写信？我当然不能瞎说。如果没有运动的话，（《苦菜花》）五五、五六年就出版了。北京也开始运动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也开始运动，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稿子。当时我年轻我非常生气……后来广州空军政治部说这么年轻，这么点儿小孩，13岁参加革命，他怎么能和胡风搞在一起，批错了。就给我解放了，当时不叫解放了，就是不批了。气得我坚决要求复员回老家，不能在这儿干。后来朋友说这么回家也不好，当时连党还没入。这事把入党都耽误了。当时江西有个飞机场需要一个台长，我就要求我去。我就在那个飞机场待了半年。这个时候北京肃反完了，完了以后他们就来信。第一封信就说稿子感觉基本还是不错，但是还有些缺点，接着没几天他们第二审又看，来了封更长的信，把缺点也否定了，就是肯定稿子非常好。问是在单位修改还是到北京修改。当时单位哪有条件修改……所以五六年冬天，我就到北京修改五个月。俞：有材料说有专门五个月的创作假期，是指的这个吧？冯：哎。到北京修改，本来是五七年五月份我《苦菜花》的稿子已经定稿了，结果这又来了“反右”了。如果没有“反右”《苦菜花》五七年上半年就出了，编辑部告诉我马上就出。几个主编看了以后一个比一个肯定“好”，一定要把这部稿子留着作为解放军文艺社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挑一本我们自己打得响的。我当时都不相信，以为他们是说些鼓励的话给我听。结果五八年一月出版。俞：第一版和您的初稿相比有什么变化吗？修改过程中受到了政治运动或外界的影响吗？冯：书稿从29万增加到了40万。基本上都是细化，人物关系什么都没有什么变化，情节展开了。过去时间不充裕。别的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编辑说怎么改得这么快，他们一提示哪个地方应该细化就改好了。俞：那个时候出版的作品很多都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苦菜花》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吗？冯：好处就在这。因为我写的时候政治因素干扰少，部队干扰少。肃反之前写完了，要肃反以后写可能也受些影响。这不肃反完了之后又有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六、五七上半年正是好的时候。我当时还想，我是红小鬼，我家是革命家庭，我不怕。结果呢这不是肃反弄了我一下，但是我的稿子已经出来了。……反右的时候我没参加，我要参加了我也很难说，我几个很好的朋友反右的时候都栽了跟头。根据我那种思想，我至少会对肃反运动提出异议，我要回去肯定是要鸣放的。俞：您是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构思故事框架，先写了四、五万字的“母亲的回忆”，这可以说是《苦菜花》的“胚胎”，然后一九五五年正式开始动笔写作？冯：对。俞：我看到一些材料上说，您在大会上“受到不点名的点名批评”，是否就是因为肃反运动中发现了您的稿子？冯：哎，就是肃反运动。俞：我觉得您的《苦菜花》跟当时其他的作品相比，可读性更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在描写革命斗争的复杂与艰险的同时，您还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感情有较为细致的描写，人物更人性化，作品也更真实。建国之后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有些情感描写已经删除了，再版时都做了修改，那您当时为什么还敢进行那么丰富的爱情描写呢？冯：后来我也自己批判自己，说自己是自然主义，实际上我就想着不能把生活简单化，写东西要描写得深刻，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就完全在于自己的真实和最生动的描写刻画这一方面。到反苏的时候，《迎春花》出来以后就到了六○年、六一年以后，《苦菜花》要改。我那描写说她在那刨地，她那丰满的乳房、脚丫踩的那个……这个都要改，都到了这个地步。我说那还叫什么小说啊？那样一种风气是时代的。我说我宁肯不写了我也不改。俞：我看到您《苦菜花》中有些爱情描写再版时也改了，民歌中涉及这方面的也改成歌颂解放区的歌词了。冯：哎，对对对。俞：那如果有机会再次修改《苦菜花》的话，您觉得是不会再修改了，还是还有自己的遗憾？冯：不能再修改了，东西是时代的产物。我本来的创作计划是想写完《染血的土地》，后来又出了本《晴朗的天空》，下一步想就是写“文革”这十年。“文革”我写了一部分，到现在，我还准备在有生之年还要写。因为那两本出了一版，就没有再版，《晴朗的天空》还比较粗糙，我等着后边再修改。因为人物都是贯穿的，我等着改完了以后一块出版。但是“文革”的东西不好写。我说不好写，就是写完了以后，材料不断地充实，大的方面还是像过去一样。过去的东西虽然受一定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还是比较真实的，感情啊，人物啊，主要的方面都比较真实。我看一些作品能站得住，这是主要原因。你要是要求完美，不可能的。俞：而且相对于某些“红色经典”来说，在展现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方面，您的作品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了。冯：已经很难了。你像《苦菜花》中王柬之这个人物，现在的电视剧的导演他听我说了一些，我没写进小说。他们本身也是很复杂的人物，不是像我写得那么简单。俞：电视剧中母亲和王柬之发生了感情，那当时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吗？冯：不是。实际上王柬之那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他也做过一些好事，帮着某些人打官司啊。实际上这些人呢，就是大节上有缺失，他实际上是汪精卫派的曲线救国，就干这个……晚年冯德英俞：您对“红色经典”是怎么理解的？冯：大家都这么叫吧。老实讲现在有些作品，写得战争某一方面比我们原来都深刻的多，也比较完整。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出来以后，我们都交谈过，写得相当不错，当然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商榷……我们当时写不出他这样。可是人民群众为什么老是看重原来那些“红色经典”，这值得研究。莫言他告诉我，他看了《苦菜花》，他受我的影响。他完全超过了我。因为什么，人们的心理，仗着时代，人们认可当时那个战争就是那样。俞：我看到，莫言在《我看十七年文学》中，高度评价了您的《苦菜花》⑤。冯：意大利的一个女士在山大留学，研究莫言的，跑来叫我谈谈对莫言的看法和影响，她也是看了莫言对我的评价。莫言还比较年轻，我看他的作品，可能一个作家就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所谓“红色经典”当时评价也是很宽泛不一。其中有的作品当时大家都认为艺术写得很粗糙的……当时对这些东西评价也不一样。俞：就是当时的评价也有高有低。冯：哎，有高有低。艺术上要达到的，光靠情节也不行。俞：现在有的年轻人不看那个年代的作品，可能也是因为其中有部分不那么优秀的，就认为所有的作品都不值得看。冯：哎，有些作品除了故事没有别的东西。你看对孙犁的东西我们都评价很高，作品达到的境界，还有杨朔，杨朔也是咱们山东的，这些作家，包括峻青的作品。……当时五六十年代那时候，评价文艺作品包括周扬他们，还是注重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单纯的质量不高的东西他们评价也不是太高。但是现在一弄的话一出来都是一揽子评价了。俞：您跟孙犁的共同点是写女性，写真情实感比较细腻。冯：嗯，真情实感比较细腻啊。俞：那当时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冯：很难说了。看书我是什么书都看当时，后来就有选择的看，但是自己一写起东西来有时候就很难再找到。俞：分那么清楚？冯：嗯，分那么清楚，谁是谁的。我主要对外国作家作品我看得比较多一些。俞：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冯：巴尔扎克的东西啊，再就是《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法国的莫泊桑啊。俄罗斯的大师的东西，列夫·托尔斯泰的，小托尔斯泰的东西我不太喜欢，再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他这个人真是个奇才，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写的短篇，现在看来还非常深刻。高尔基的作品现在年轻人看得少了，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夹着高尔基的作品看，我仔细地看。他是散文化东西比较多，但是很深刻。俞：您的创作有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我看到您在《迎春花》中介绍一个人物的出场，我当时觉得跟“林冲风雪山神庙”的感觉有点像。冯：这个很难说。《迎春花》当时在日本翻译后，他们将迎春花与《水浒》、《红楼梦》什么相比，写了些东西……我的作品被翻译最早的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联，他们马上就翻译，像《苦菜花》和《迎春花》，他们很快就翻译。俞：“文革”之前？冯：都是“文革”之前。翻译《苦菜花》和《迎春花》的是——三好一⑥，很有名的一个人，已经去世了。俞：关于这些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冯：没注意。俞：看来您对这些，对名利都不在乎。冯：不在乎，联系也比较少。当时《苦菜花》翻译到苏联后反响比较大，读者来信比较多。我到苏联去访问的时候，那个翻译家⑦已经去世了，他那个同事接待的。俞：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冯：九零年，那是苏联解体以前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官方交流到那儿去。①参见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0年9月4日。②冯德英1935年出生，《苦菜花》出版时以及会见周总理时，作者只有23岁。③于得水原名于作海，是小说《苦菜花》中于得海、《山菊花》中于震海的人物原型。④参见冯德英：《我与“三花”》，《北京日报》，2005年6月24日。⑤参见莫言：《我看十七年文学》，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⑥《苦菜花物语》，三好一译，东京：至诚堂，1962年；《迎春花》，本山舵夫、伊藤三郎译，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64年。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此处感谢天津外国语大学常晓宏老师在资料查找方面的帮助。⑦《苦菜花》俄译名：Цведыосота，译者为B.A.帕纳秀克（1924—1990）。此处感谢天津师范大学李逸津老师在资料查找方面的帮助。（选自《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四期）2022年度《新文学史料》全国征订邮发代号18—1622011—2021年合订本装帧精良，便于收藏，欲购从速订购电话：010—65252161

聂华苓近照聂华苓在《三生影像》写道：“爱荷华的好，你得在这黑土地上生活，才能领会到。爱荷华的人，和这黑土地一样，扎扎实实。在一个不可靠的世界中，叫人感到安稳可靠。”2019年盛夏，我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下文简称IWP）交流访学，有幸体会这片黑土地的好。爱荷华最美的风景在秋季和冬季，我自然是了错过霜叶遍布雪漫双膝，但也见识了爱荷华人如何珍惜短暂的夏天：开着敞篷车在暴雨里漫游，夏日午后在自家后院支起吊床沉在日光里，抢在日落前牵着狗推着婴儿车在公园漫步……“Iowa”得名“爱荷华”之前，曾被译为艾奥瓦、衣阿华等名，聂华苓觉得这些名字不太雅致美观，就在自己作品里译为“爱荷华”，可以说“爱荷华”之名是通过文学圈传至大洋彼岸。从一个小小的爱荷华就能抓住美国地广人稀的特质。车子飞驰在高速公路上，两边铺满绵延不断的绿意，偶然有一座白房子在凸起的绿坡顶上，像恬静的油画赏心悦目。爱荷华的城乡界限并不分明，有人住在乡下前后带花园的两层小楼，有人挤在城中心的公寓靠敞开的阳台寻一点乐趣。九点日落后原本宁静的小城变得更沉寂，喧闹躲进了酒吧咖啡馆。谁能想到一个满是玉米地的地方竟能孕育一座文学之城，爱荷华太适合潜心创作。

特别消息《子夜》之销数茅盾近作《子夜》，销数之惊人，超出意外，闻只上海复旦大学一处，十天内共售去四百本，按复旦学生共有一千余人，平均每三人购一本《子夜》云。

严家炎教授最近接受一家报社采访，结束时记者要我给青年学子提点希望，我只说了四个字“实事求是”。如果将这四个字落实到文学研究上来，那就是一切要从原始材料出发，以原始材料为立足之本，文学作品原著当然也包括在原始材料之中。我1956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北大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2月初正式进校学习。我的导师是杨晦先生和钱学熙先生。他们给我们的“见面礼”就是150多本书的清单（请见附件）。有了这样的基本功，我在拜读柳青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创业史》时，读出了与别的许多评论家认为该书最成功的人物是梁生宝的不同感觉，并于1961年6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指出《创业史》里最成功的形象不是别人，而是梁三老汉。他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创作“中间人物的问题”，批评我的文章大概有100多篇。因为我认真读了原著，并依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的文章，所以我坚持了自己的主见。冯牧当年秋末在《文艺报》一次会后留下颜默（廖仲安）和我，说到作协领导同志（指邵荃麟）对评论梁三老汉形象的这篇文章给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写得有深度。唐弢先生则向吕启祥等几位当时的青年学者说：“好文章要写出气势，论梁三老汉形象这篇文章就确实有气势。”新时期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国新文艺大系》两套大型选集以及其他多种选集中，也都选入了这篇文章，可见它的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文学评论》编辑部张晓萃女士说，1961年秋天她到长安县柳青家中采访时，柳青对该文表示赞赏，认为它对梁三老汉形象的意义阐发较深，甚至连作者某些很隐微的想法也都精细地触及了。六十年代编文学史教材时，北师大负责编现代文学史部分，参加者有李文葆、杨占升等，另外还有北大的王瑶、我，武汉大学的刘绶松，山东大学的刘泮溪，厦门大学的万平近，华中师大的黄曼君。事情上马后，进度不理想，北师大党委提出有困难，认为自己实力不够，要求请文学研究所唐弢先生来。唐弢先生来后，就确定了他当主编，王瑶等为编委，王瑶、刘绶松、刘泮溪、路坎和我是责任编委的阵容。我当时正由教育部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讲学，五天后就要走。唐弢先生听说后，让教育部把我扣下，不肯放我走。这是因为唐先生曾经读过我此前刊发的一些文章，觉得我写文章比较认真，责任感比较强，这样我就留下来了。在这之前，我和唐先生倒没有什么交往，后来因为在一起工作，来往自然就多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至今都时常想念他。在编写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唐弢先生也一再强调：要读原始材料，“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还开列了几十种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名单。这对我是又一次极好的教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阅读了近二十种文学和文化的期刊，留下了至今还保存着的十几万字的笔记，弄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举例说，朱自清的《赠友》一诗，歌颂“手像火把”“眼像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这对于说明作者的思想和交往应该说都很重要。但他所赠这位友人到底是谁？原诗发表于何处？都不清楚。我翻阅了二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期刊，发现此诗发表于1924年4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8期上。在此之前四个月，《中国青年》曾刊登过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其中引录了他自己所作的两首旧体诗，正是表达了“共产均贫富”的理想。那么朱自清赞颂的这位友人，也许就是邓中夏了。然而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尚不能确切地证实。及至进一步了解到朱、邓二人都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文科学生，虽然朱在哲学系，邓在国文系，却都是1920年毕业的，完全可能是熟识的友人；至此，这种可能性更有所增大，却还不能真正落实。我又从朱自清将此诗收入《踪迹》集时改题《赠A.S》方面查找线索，想弄清A.S是谁。经过苦苦寻找，总算从《红旗飘飘》上看到一篇回忆文章，说邓中夏1923年在上海大学工作时，曾改用“邓安石”的名字，正好符合A.S的英文拼音，这才算一切口径都对得上，终于获得定论。我之所以能从1963年8月起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发表《朱自清与邓中夏》等几篇文章，可以说正是全凭大量阅读原始材料的结果。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也最长的一项工程，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①；书中有好几章写完时都让我觉得仿佛脱了一层皮。之所以艰苦，首先在于这本书所要求的鲜明的原创性。它是这个学术领域中的第一本书，没有其他同类史籍可供摹仿借鉴，故必须阅读、梳理、提炼大量的原始材料，并贯穿作者自己许多独特的发现和识见。我否定了“问题小说”“为人生派”“东北作家群”作为小说流派存在的可能性，归纳出八个流派是“初期乡土派”“前期浪漫派”“革命小说派”“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京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从命名到流派特征的概括，可以说都包含着我的许多劳动和心血。八个流派中，初期乡土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②、后期浪漫派，都是由我命名的。新感觉派被埋没了几十年，新时期经我发掘出来，所以施蛰存先生称自己是“出土文物”。让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这是我的习惯。其中“七月派”因胡风抗战初期创办的一份杂志《七月》而得名。《七月》发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初为周刊，后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胡风举家去重庆北碚避难，《七月》杂志也随之在北碚安身。那么，有《七月》杂志，是否就一定有“七月派”呢？我也是从大量的原始材料中得出肯定的结论的。例如，编者胡风在创办初期就说：这是一个“同人杂志”或“半同人杂志”，它在“编辑上有一定的态度，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③。胡风通过刊物，团结着一批作家。又如，从现已公开发表的彭柏山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年四月写给胡风的信中，可以知道：当时彭柏山、丘东平、曹白与胡风等人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共同关心着文学的时代使命，经常讨论着创作问题，交流着文艺思想，追求着某种理想的美学境界。《七月》周围这些作家对胡风非常推崇，有人甚至下过这样的断语：“中国文坛上将来有造就的人，恐怕只有老谷。”所谓“老谷”，即谷非，是胡风另一名字。而这个断语就发表在《彭柏山书简》的第一封信里，我是在《新文学史料》里查到的。④《新文学史料》在我的文学研究生涯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仅仅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有关“七月派”的一节，就有三处注释来自《新文学史料》，《新文学史料》是我保存得最完整的期刊，从创刊开始至今，没有丢失一期。

晚年徐懋庸无论就资历抑或学识，我都没有资格对老作家徐懋庸的历史功过进行评价。对于1935年至1936年中国文坛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即周扬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和鲁迅此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更没有能力和兴趣去判断是非曲直。我写此文的冲动，完全是由徐懋庸之女的一封来信引发的。记得十余年前，我写过两篇一长一短的回忆徐懋庸的文章，但都有意犹未尽之处。我自认为，除了徐懋庸的直系亲属之外，学术界跟临终前的他接触最多之人恐怕就是我了——至少我是接触最多的人之一。我应该把我的亲历亲闻亲见用文字记录下来，保存自己的一份记忆，也给历史留下一份记录。

杨荫榆记不清哪年哪月，有人发表了一篇谈杨荫榆的文章，影响颇为广泛。作者系其亲属，既提供了一些局外人难以知悉的情况，又难免不知不觉间有溢美之词。于是我写了一篇《我也来谈杨荫榆》，也忘了何年何月发表在何处。最近网络上盛传了一篇《杨荫榆，一个被过度误读的人物》，称颂杨荫榆是一位“抗日志士”，“她的名字应该引入抗日烈士名录”，并认为鲁迅杂文之所以抨击她的原因，一是杨荫榆反对鲁迅在女师大当教授；二是因为杨荫榆反对鲁迅跟许广平的“师生恋”。对于上述说法，我认为才算得上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过度误读”。实事求是地为杨荫榆正名是可以的，但不应以亵渎鲁迅作为代价。众所周知，人在漫长的生涯中都是会有变化的，对其人不同阶段的表现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价。比如汪精卫，早年谋刺摄政王载沣，可歌可泣；抗日战争时期沦为汉奸，已被钉牢在历史耻辱柱上。又如章士钊，早年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是“功”，中年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是“过”，晚年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奔忙又是“功”。即使同一人的同一时期也可能功过并存。所以对于杨荫榆，绝不能简单化地以加以定论。如果视其为“抗日英烈”，需要提供足够的可靠的史料依据。关于杨荫榆的死因，四十年前我曾拜托苏州大学教授徐斯年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将这份调查报告收入拙作《鲁迅史实新探》。他的调查结论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攻占苏州，大肆掳掠，杨宅亦未能幸免，被掠走一堂值钱的家具。杨荫榆乃亲赴日军司令部索讨。日军军官见她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就命令部属将杨宅家具归还，然而士兵还不出（可能已经变卖掉了），只好给了她一堂从别家掳来的更好的家具。杨荫榆向亲友谈及此事，有相同遭遇者就都来请她代向日军交涉，由此激起下级士兵的憎恨，所以把她诱出击毙。上述情况提供者，其家与杨荫杭（按：杨荫榆之兄）是邻居，和屈伯刚（按：是《无锡杨荫榆女士死事状》的作者）也是世交，所述当亦可备参考。看来，把杨荫榆之死说成‘为国殉身’，

现在说起钱学熙（1906—1978），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很多年前，那套“外国文艺理论丛书”曾经是我们这一代学子心目中的圣经，《柏拉图对话录》《诗学·诗艺》《歌德谈话录》等等，成为我们了解西方古典文学理论的最佳选择。不敢说都读懂读透了，至少大家都乐于引用几句，以示不凡。其中有一本薄薄的《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把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郭老说的我们都表示支持。他说：这样子，你们负责部署一下，广泛收集材料，从《诗经》部分开始，把从古到今的民歌选出来，印成资料本发给专家学者，大家集思广益，从里面精选30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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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父亲郭沫若是左联49位发起人之一。他当时由于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而流亡日本，到1936年左联解散，一直没有回国的可能，所以他和左联的关系，和许多左联盟员有所不同。

本刊创刊于1978年，由茅盾先生亲笔题写刊名，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著名诗人、散文家牛汉先生担任首位主编。30多年来，本刊致力于打捞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为读者提供一份更贴近历史现场的文学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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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日记中多次记载“夜齿痛”，又多次到徐景文寓所治疗。此后可能是由于买房迁居的原因，改在陈顺龙医生处治疗。陈顺龙牙科医院在前门廊房头条西口路南。陈顺龙是台湾人，曾在德国学医，曾给慈禧太后看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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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时期的来往信件收藏缺失，接下来那一封隔了差不多一个月。这是一张明信片，法国莱蒙湖畔托农莱班镇的水上风景，使用当时不多见的彩色印刷。上面盖着法国邮局的邮戳，意味着傅雷跨过国境线寄出，邮费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