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声里夕阳西——琐忆徐懋庸临终前后

晚年徐懋庸

无论就资历抑或学识，我都没有资格对老作家徐懋庸的历史功过进行评价。对于1935年至1936年中国文坛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即周扬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和鲁迅此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更没有能力和兴趣去判断是非曲直。我写此文的冲动，完全是由徐懋庸之女的一封来信引发的。记得十余年前，我写过两篇一长一短的回忆徐懋庸的文章，但都有意犹未尽之处。我自认为，除了徐懋庸的直系亲属之外，学术界跟临终前的他接触最多之人恐怕就是我了——至少我是接触最多的人之一。我应该把我的亲历亲闻亲见用文字记录下来，保存自己的一份记忆，也给历史留下一份记录。

一封来信

1977年2月3日，鲁迅研究室办公室收到一封来信，室主任李何林让我拆阅后酌情处理，全文是：

鲁迅研究室负责同志：

我是徐懋庸同志之女徐延迅。

我父亲自你室同志来访后，准备进行一些有利于鲁迅研究的工作。但由于身体不大好，加之抗震，于1976年11月商询离京赴宁，在我大哥徐执提处养病。他在12月经常有信来，说身体好一点，正在进行鲁迅研究书信的注释工作。但由于身体虚弱，工作进程很慢，虽然如此，他感到很有意义，很有兴趣。但后来来信，却谈到由于体弱，不能动笔了。

今年一月初，我大哥来信说父亲发烧住院。1月14日突然来电报，说我父亲病危。我母亲和弟弟去南京后，来信说经输氧和各种医治，已有好转，现住南京414医院。但昨日我母亲来信，说父亲病又恶化，已两天不吃饭，不说话。现在家里商量准备让我父回京治疗，但不知回京后是否能马上住进医院。现在正在和机关联系筹办中。

我父亲患的是呼吸功能衰竭，症状是缺氧，二氧化碳潴留，体内酸中毒。想起你室同志前一阶段为“抢救资料”而奔波，深感我父之病重给你们工作带来影响，特将我父亲病状转告你们。

此致

敬礼

西城录音机厂工人 徐延迅

77.2.2

这是一封行文极其委婉的求助信。信中所说的“你室同志”就是笔者，没有其他人，所以室主任李何林阅后批示转我。信中详述了徐懋庸在赴南京后的病况，用意无疑是探询我们单位能不能迅速给她父亲安排一家合适的医院抢救。信中提到的“和机关联系”，这“机关”即指徐懋庸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懋庸为什么会将女儿取名为“延迅”，据我揣测只有两种可能：一，纪念他在延安的岁月和跟鲁迅的交往。二，承传延续鲁迅的精神品格。看到这封信，我在焦虑的同时又十分纠结。徐懋庸原是一位自1926年即投身大革命运动的青年，1938年在延安入党的老党员，建国之初曾担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中南行政局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按当下的医疗制度，安排他住进高干病房进行抢救绝无问题，进入ICU病房之后生命也许就能得到延续。然而，徐懋庸虽于1961年冬天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以“反鲁迅”而闻名全国，没有权威人士发话，谁能安排他入住高干病房呢？再说，我们单位当时的定点医院是一家叫“福绥境医院”的小医院，如果延误了他的病情，这岂非好心办坏事？我正在因自己的有心无力而苦恼之时，又收到了徐懋庸另一个儿子徐克洪的来信。他十分悲痛地告诉我，他父亲2月7日上午九时已经去世，希望北京有关单位派人去南京共商事宜。我的上级单位是国家文物局，徐懋庸的所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不搭界。我拜访徐懋庸以“抢救活资料”纯属个人行为，并非组织下达的任务，因此无权派员赴南京对他的丧事提出什么建议。后来听说，当时领导的决定有三条：一是不举行追悼会，二是骨灰可安放在八宝山（按：后安放在八宝山公墓9室60号），三是发放一定数额的抚恤金。不召开追悼会的理由很明确：“徐懋庸有严重的历史问题。”

徐懋庸的“历史问题”

徐懋庸有什么严重的历史问题呢？我听说的有三条：一，在武汉大学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左”的倾向。二，1957年因发表《“蝉噪居”漫笔》等杂文被划为右派。相对而言，这两条影响面并不大。那时的观念是“左”比“右”好，因为“左”是要革命，但有些过激，“右”是反对革命。虽然右派的政治地位跟地、富、反、坏并列，但文化界的右派也并非人人知晓。最为关键的是，徐懋庸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拥护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公开写信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而根据1966年4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国防文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口号。那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这个文件，所以徐懋庸顿时成了一位“全民皆知”“人人喊打”的反面人物。有一次，他因患痔疮到北京西城区的白塔寺药店买药。一个顾客认出了他，便把他揪出药店，交给在附近大街串联的外地红卫兵。这群红卫兵把他批斗一番，看到西边的历代帝王庙有一所北京女三中，便又把他转押给女三中的红卫兵，跟女三中的“牛鬼蛇神”关在一间“牛棚”里，先给他剃了阴阳头，又把他双眼打出了“熊猫黑”。徐懋庸之女徐延迅正巧有一个同学在女三中，便偷偷跑到徐家报信。徐懋庸的家属赶紧到社科院哲学所报告，请求单位把他隔离起来，要批斗就固定在一个单位批斗，免得处处揪斗。徐懋庸跟我感慨地说：“随着鲁迅作品流芳千古，我也就遗臭万年了。”1967年一月，屡遭批斗的徐懋庸填了一首词《玉连环》以舒愤懑：“两条路线，非寻常争斗，谁能局外。奈一时玉石难分，况野火烧身，千般詈碍。且学混沌，将诸窍泥封草盖。只留待双眼，看他后事，如何分解？英雄大有人在，羡万千小将，冲天气概。也有些社鼠城狐，偶窃取天机，居然左派。冠冕堂皇，将风雨随心支配。料难逃，天网恢恢，红旗似海。”这首词，既表达了他当时的迷惘，也表达了他对那些投运动之机的“假左派”的警觉和憎恶，并预言这些人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那么，徐懋庸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左联以及跟鲁迅的关系有什么真实想法呢？在《徐懋庸回忆录》第71页有一条小注：“今年7月间，北京的鲁迅研究室和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找我，要我解释一些他们搞不清楚的问题。我因此感到，关于鲁迅的有些事情，现在知道的人极少了，有的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初版，徐懋庸夫人王韦签赠）所以，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力争尽快把这些事情如实地说出来，写下来。

据徐懋庸回忆，鲁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12岁即在老师的引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鲁迅作品，17岁聆听了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的讲演，20岁左右受鲁迅杂文影响并创作杂文，23岁第一次跟鲁迅通信，24岁新年期间跟鲁迅第一次聚餐。同年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经常跟鲁迅在“阿斯托里亚（Astoria）咖啡馆”晤谈，每次都是鲁迅主动做东。1928年发生 “革命文学论争”，他完全站在鲁迅这一边。但在“两个口号”论争时，他却支持了周扬的主张。但他自问并不是鲁迅的“敌人”。

王韦赠作者《徐懋庸回忆录》

鲁迅去世之后，他甘冒被人敌视的眼光亲赴灵堂吊唁，并敬献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在鲁迅出殡的行列中，也有徐懋庸的身影。此后他在《鲁迅先生又有一比》一文中表示，把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固然不错，但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出现，更像伏尔泰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他们都是“笔战强权”的斗士。为了普及鲁迅著作，他在延安时期注释过鲁迅的小说。1952年，他还在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一书。鲁迅先后给他写过五十多封信，许广平征集鲁迅书信时他全部交出，尽管有些信的内容对他个人并不利。

那封让他倒霉的信

对于1936年8月1日写给鲁迅的那封让他倒霉大半辈子的信，徐懋庸承认是他的“个人行动”。但信中对“国防文学”的理解又的确是周扬等人灌输给他的观点。所以，他认为鲁迅所说“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是符合实际的。事后周扬、夏衍及左联常委开会批评他“破坏了团结”，不承担各自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他一直都不服气。徐懋庸说，他是1934年春经任白戈介绍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其时他并不是共产党员。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任白戈去日本，让他出任左联的秘书长（亦即“书记”）。这是一种无权无利但有坐牢杀头危险的工作，没想到却真正陷入了一个没顶的泥塘。结果周扬把他当成了一块“肥皂”，想用他的“消失”来洗清自己的过失。

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评价问题，文艺界、学术界长期存在意见分歧，在研讨时甚至出现了意气用事的情况。我当时很想了解毛泽东和延安领导层当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丁玲、吴亮平、萧三等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说法并不一致。我很想听听徐懋庸的说法，因为1938年初经林伯渠介绍，徐懋庸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徐懋庸很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在1938年5月下旬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几点意见：“一，‘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由于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不平衡，认识有了分歧，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争来争去，真理越辩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事情就好办了。三，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徐懋庸还说了一些相关的话，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以上这三点。我觉得以上三点都是正确的。鲁迅也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文人相争，动点意气在所难免。私人信函，措辞行文总不会像签合同、写社论那么严谨。但后来相互掐得你死我活，这肯定背离了当事人的初衷。

对于鲁迅1936年8月3日至6日答复他的那封长信，徐懋庸始终有几点保留意见。首先，他觉得他当年8月1日写给鲁迅的是一封私人信函，不宜公开发表。他当时听说鲁迅身体有所好转，准备易地疗养，并不知道鲁迅病重，绝对没有想“气死”“逼死”鲁迅的主观意图。不过，鲁迅认为徐懋庸信中的重要观点是代表了“国防文学派”的共同看法，代表了一种倾向，所以公之于众，展开辩论。其次，他认为鲁迅公开答复他的信中有些话说过了头，比如“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事实证明，无论是他，以及周扬等人，都不是“敌人所派遣”。徐懋庸认为，鲁迅跟周扬之间之所以隔阂越来越深，跟有人“嘁嘁嚓嚓，招事生非，搬弄口舌”有关。他指的这个“有人”就是指胡风。他认为，胡风总是把他得到的消息报告鲁迅，以激起鲁迅对周扬的愤怒。而周扬在徐懋庸面前，却从不讲鲁迅的怪话，仅仅表达过对胡风的不满。有些琐事，因为当事人均已故去，所以恐怕谁都难以一一澄清了。

提到胡风，不禁引起了我的一点回忆。胡风夫人梅志生前，我常去她家拜年，接触较多，但跟胡风本人只通过一次信，见过一次面。那是他刚从四川返京后在家人陪护下去瞻仰鲁迅故居，跟我邂逅。他女儿张晓风向他介绍：“这是陈漱渝，你刚给他回过一封信。”当时胡风头歪着，表情呆滞，步履蹒跚，毫无反应，令我顿时心酸。后来打听，知道他经过25年折磨，患有“心因性精神病”。1980年9月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才到胡风病房探视，并宣读为胡风平反的文件。72岁的周扬对78岁的胡风说：“你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文艺思想有错误，今后可以展开讨论嘛。”又过了八年，胡风“文艺思想有错误”的结论也取消了。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发出《关于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宣布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做出决断。

摧垮徐懋庸的一则“电讯”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果断粉碎“四人帮”之后，徐懋庸身体虽然不大好，但精神状态很好。我1976年夏天去拜访他，动员他撰写回忆录及注释鲁迅致他的信件（应该有53封，现存45封），徐懋庸表示同意，并让我帮他查找一些资料，我又送去了鲁迅研究室的专用稿纸，他就欣然开笔了。不料同年7月28日发生了撼天动地的京津唐大地震，徐懋庸有一个儿子在海军南京某部工作，就跟夫人及小儿子一起去南京避震。这期间我跟他多次通信，商讨回忆录跟注释的写法。他一口气注释了七封书信，计五千余字，托人从南京带到北京面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6年12月23日，新华社刊发了一条电讯，把徐懋庸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彻底击垮了！

1976年底，鲁迅研究界发现了13封鲁迅书信。那时正准备修订增补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特别要增补全集中的书信部分，以恢复历史原貌。编辑《鲁迅全集》的原则是尽可能求全，有文有信全收，一字不易，所以每一封佚信的发现在文献学的意义上都弥足珍贵。这十三封信中，有一封是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小说家欧阳山的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1976年12月23日，新华社刊发了一则电讯：《新发现一批鲁迅书信》，刊发于次日《人民日报》。编写这则电讯的人在这批书信之前加写了一段按语：“新发现的这些书信……其中对徐懋庸伙同周扬、张春桥之流，‘以文坛皇帝自居’，围攻鲁迅的反革命面目的揭露，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有重要意义。”我至今仍坚信这则按语的作者跟徐懋庸决无个人恩怨，也未必事前请示过有关领导。他只不过按照他个人的思维模式及当时的行文风格大笔一挥罢了。我也估计，看到这则电讯，一般读者——特别是鲁迅研究者最关注的是鲁迅佚信本身，而不会真把记者的这条按语作为“上级精神”来领会贯彻。但对于当事人徐懋庸来说，这则按语每个字都让他椎心泣血。首先，徐懋庸像十年“文革”寒冬中被冻僵的一只秃鹰，刚刚在新时期的朝阳中苏醒，却又冷不防被不知哪儿来的冰雹砸断了翅膀。因为他不仅重新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而且又被人把他跟“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挂上了钩。然而，徐懋庸跟张春桥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周扬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延安边区，跟张春桥也没有直接接触。后来到晋察冀，周扬任中央局的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当《晋察冀日报》的副主编，张春桥也从不找周扬汇报工作。

深受打击的徐懋庸忍无可忍，于同年12月在病中写了一篇《对一条电讯的意见》质问：“新华社的报道，也是有政策性和策略性的，那么，这篇报道根据的是什么政策呢？”这篇文章，直到1979年10月才在《新闻战线》第5期公开发表。但徐懋庸发出的这个“天问”，当时和后来都无人应答。

看到这条电讯以及答复这条电讯当然严重损害了徐懋庸的健康。他在1977年1月4日给我的信中，担心政策上又不知对他如何处理，并说，他准备写一份材料，“寄中央提个意见”，也准备将抄件寄给我。但令人痛心的是，徐懋庸1月7日突然重病，已无法握笔。2月7日，67岁的他就怀着困惑、愤懑和恐惧，离开了人间。

由徐懋庸忆及周扬

在徐懋庸去世之后，我两次采访过周扬：一次是单独去的，另一次是跟单位领导和同事去的。那时周扬刚获得“解放”，住在北京万寿路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等待重新安排，陪伴他的是夫人苏灵扬。谈到“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周扬的说法跟徐懋庸有同有异。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承认当年对鲁迅尊重不够。不过周扬声明：“我们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但从没有搞过什么阴谋。如果说我们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那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说鲁迅不懂统一战线，另一条是说鲁迅偏听胡风的话。我们有错误，但不是阴谋。”稍有出入之处，是徐懋庸似乎说周扬到延安后向毛泽东做过汇报。他转述毛泽东的话：“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之后，我们已基本有所了解。”但周扬强调：“我跟毛主席接触较多，但从来没有谈过这次论争的问题。”（1977年11月2日采访周扬记录，经本人审定）1977年10月下旬，北京高校的中文系因为教学的需求，急于澄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为此先后召开了三次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的意见不一：有的倾向肯定“国防文学”的口号，有的倾向肯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有的态度比较持平。但普遍看法是，当时某些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对鲁迅不够尊重。周扬也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不尊重鲁迅，不认识鲁迅的伟大”。直到1983年12月26日那天，我才亲耳听周扬说：“有两个伟大人物，可以说是空前的：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其他人可以有才能，学问很深，但是都不能称天才。天才不等于没有错误，不犯错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个相对意义上的完人。”

我长期有一个困惑：鲁迅既然是凭借他的创作实力和中外影响而被拥戴为“左联盟主”的，左联之倚仗鲁迅超过鲁迅之倚仗左联。那么，左联的一些负责人为什么又会犯有“对鲁迅尊重不够”的通病呢？徐懋庸解释说：“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治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所以，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总得基本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我相信徐懋庸说的是真心话，不过他似乎忘记，帮鲁迅起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的冯雪峰不但是中共党员，而且还是延安派赴上海搞上层统战工作的特派员。此后，我也听到过夏衍的一句名言：“鲁迅毕竟不是党员。”我相信夏衍说的也是真心话。

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位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整，当然各有其不同原因，但相同的是都跟他们被称为“四条汉子”有关。不过鲁迅的本意是形容他们当时态度轩昂、年轻气盛，神气十足，但却绝不是一种政治罪名。鲁迅绝对不会想到，他1936年给这四个人取的“群体绰号”，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政治杀伤力。

一份未完成的文件

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不仅牵涉到历史上的是非恩怨，也关系到一些健在当事人的现实处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当中的有些人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不同意见双方容易动感情甚至闹意气。夏衍撰文批评冯雪峰，楼适夷、李何林撰文为冯雪峰辩护，就在当时引起了一场风波。为了促进文艺界的团结，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徐懋庸夫人王韦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战友沙洪。沙洪（1920—2004）原名王敦和，是革命歌曲《你是灯塔》的歌词作者，先后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他将王韦的信转呈给中央某负责同志，那位负责同志曾作批示，建议中宣部等有关部门起草一个《关于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延安文艺运动、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问题、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等，就像起草一份《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一样。为此，我应邀去中宣部文艺局参加了两次座谈会，记得主持人是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但此后并无下文，未听到任何权威解释。不过，据我琢磨，刑事问题可由司法部门裁决，政治历史问题可由中组部作结论，但文艺论争基本上属于学术问题，应该允许见仁见智，即使下达一个文件做出若干硬性规定，也只能生效于一时，而不能奏效于长远。

徐懋庸夫人王韦

徐懋庸的冤假错案问题于1978年12月正式平反，其时他已经去世一年零十个月。1979年4月12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他召开了追悼会，承认他“襟怀坦白，敢于讲出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其时他已经去世了两年零两个月。这对他的亲友当然是莫大安慰，但谁又能相信徐懋庸真能九泉之下有知呢？1982年7月，《徐懋庸回忆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2月，《徐懋庸杂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两本书他的夫人王韦都已签名赠我。王韦在此前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对懋庸和我们的关心，真使我们非常感谢！常感觉得只有您关心我们，为我们办理了若干我们不能办理的事情，但我们对于您却无任何帮忙，还要麻烦您。我们能理解，这一切无非是出于一种正义。懋庸生前虽未能完成您所给他的任务，但有了往来，有所了解。”（1979年5月14日王韦致陈漱渝）对于徐懋庸夫人的这番话，我自然受之有愧，但我感到这确是她的肺腑之言。就个人而言，我的确对于徐懋庸本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情感，但他26岁那年因为年轻气盛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不仅给他带来了几十年的无妄之灾，而且牵连了一批跟他观点相近的人；此外，即便是当年跟他意见相左的论敌（如冯雪峰、黄源、胡风乃至巴金），都有各不相同的厄运。这的确使我产生了一种同情心和正义感。但我人微言轻，除了鼓励他们说出历史真相之外，其他任何实质性的忙都没有帮上。

对于徐懋庸的晚年了解得最真实、最全面的当然是他的夫人王韦和他的儿女。王韦为人温和平易，看来性格可以跟徐懋庸互补。她跟徐懋庸一起经磨历劫，以沫相濡，我建议她也写一些回忆，以弥补徐懋庸意犹未尽之处。王韦答应了，也确实写了。但她打电话跟我说，她儿女们都反对发表这类文字，因为这四十年的风风雨雨，的确不堪回首，心有余悸。

忘却和拒绝忘却

我是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学会“忘却”这个词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唐宋文人早就用过的。“忘却”就是“忘了”，就是“失忆”，其类型和得失不能一概而论。类型可分为暂时失忆，永久失忆，局部失忆，全盘失忆，个人失忆，群体失忆……效果有好有坏。宋人张先在《满江红·初春》中就有“愁和闷，都忘却”之句，说明有些精神重压应该释放，有益于身心健康。但有些历史教训却决不能忘却，以免重蹈覆辙。坦率地说，在新时期有关“两个口号论争”问题的讨论中，我是站在鲁迅这边的。认为鲁迅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虽然累赘，拗口，但却解释得全面清晰。而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是从苏联进口的舶来品，虽然简明，有影响力，但提倡者和拥护者在解释上难免有不同方面的片面性。不过争来争去，在抗日救亡的总目标上总还是一致的。文人相争，难免意气用事，或笔墨相讥，或相互骂詈，虽有是非之分，但都是文坛圈里的事情，即使全不正确，也罪不至死，更不能累及他人。唯有“两个口号之争”，从1935年开始，直至1977年仍余波未息，这其中的历史教训真的应该总结，应该吸取。事隔数十年，在我脑海中仍不时浮现出徐懋庸那瘦骨嶙峋的身影，周扬忏悔时那夺眶而出的眼泪，胡风歪着头蹒跚而行的姿态，以及夏衍跛足而行的样子……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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