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读书会对左翼文学经典化的促进——以《子夜》为案例
一、中共地下读书会与
左翼文化的教育动员
在国际共运史上，“地下读书会”可追溯到列宁探索早期苏俄党组织工作经验时所建立的“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党的外围组织，其中“秘密书刊阅读小组”就是这类组织。列宁的这套经验被中共移植了过来。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在进步青年群体中秘密组织“读书会”，以阅读和讨论左翼文化书籍为掩护，教育和动员了大量青年学生倾向中共革命。中共中央在指导组织工作尤其是“青年团”工作时，常常对“读书会”的工作提出指导。
读书会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由于中共在各地区各战线的实际情况不同，故而读书会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的形态、组织和功能没有本质区别。
1.“地下读书会”的基本形态，即中共针对进步青年秘密发起的共产革命外围组织。冯雪峰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参与了读书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据他介绍，“读书会”是当时地下党秘密组织的较为常见的群众组织，主要对象是学生和店员，以读书会的名义组织起“合法”集会，以阅读进步书籍为表面现象，地下党与青年学生讨论救亡和时事，借以传播和阐释共产革命真理，“使他们逐步接近革命，而后从中个别地吸收为党员”。很多青年学生党员正是通过地下读书会接近党团组织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
2.读书会存在广泛，尤以大城市和中高等学校为多，实际规模和影响力极大。据《中国学生运动史》所录，1930年代几乎所有省市地区大量“涌现”地下读书会。北平地区，有北大曙光读书会，北师大有今日读书会，中国大学有绿洲社，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平大艺术学院、女子文理学院、宏达学院等等，都有中共组织的读书会。在天津法商学院，则有经济学会、政治学会、实事座谈会等读书会，南开中学有野烟社，中日大学读书会等。在武汉，较为著名的有武汉大学读书会和武汉女师读书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女子师范、仲恺农工学校、执信女子学校等都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这些读书会隶属广州左翼文化总同盟。在国民党首府南京，地下读书会也纷纷建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党员李庚秘密组织起来的读书会。
在左翼文化的中心上海，读书会更是星罗棋布。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艺术大学、暨南大学、法政学院、同文书院、中国工学、群治大学、劳动大学、华南大学、法学院以及浦江中学、泉漳中学和涟文小学等几乎所有大学和部分中小学，都有一个或者数个或公开或秘密的读书会。这些读书会往往直接在中共的组织下研读左翼书籍。
——可以说，有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集群的地方，可能就有中共地下党组织起来的类似“读书会”的外围组织。
3.读书会的运作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在中共的指示下，这些读书会的基本组织方法较为严密。何干之等人曾在广州组织了十几个读书会，以其组织得力吸引了大批的有志青年。据当时担任组织者的地下党员介绍：
读书会的第一步，“着重启蒙工作和提高同学们的兴趣，方法是向他们介绍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是左翼文学和苏俄文学作品。“通过文艺作品，认清中国和俄国旧社会的面目，认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认识旧社会贫富悬殊，人剥削人，人吃人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认清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贫穷落后和受人欺凌的根本原因，从而懂得青年人必须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道理”；
读书会的第二步工作是“介绍同学阅读一些通俗的革命理论书籍”，——这些“革命理论书籍”就是马列文献，“目的在于使同学们能概括地认识马列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确立革命的人生观”；
读书会的第三步，每隔一定时间“组织同学们结合所阅读的书籍内容，举行学习讨论会”，尤其“针对同学的思想倾向和国内外政治形势，举行一些座谈会”，“宣传党和人民军队”，“揭露讽刺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和它在政治上搞投降、分裂、倒退的种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读书会所阅读的书籍、讨论话题、总结乃至读者发言笔记不是随便自主产生的，而是由“秘密读书会的领导上布置下来”。
这样的读书会，“成员间亲如兄弟姐妹”，并且“读书会有严密的纪律，不管时局发生怎样的变化和学校迭次更换校长”，都风雨无阻地举行。最后一步才是从中考察和吸收优秀分子入团入党。
4．读书会的基本功能是组织、教育和革命动员。亨廷顿在考察中共领导的群众文化运动时，较认同其“中国化”和“现实性”：“只有两种政治任务，……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另一种是组织任务。”王鼎钧回忆道：“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可见，读书会对左翼作品所产生的效力，王鼎钧洞若观火。他就特别注意到读书会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组织和教化”功能：“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
当时，王鼎钧是一名文学青年，但是，正因为中共的读书会常常对左翼文学作品进行“解说引申”和“指点导引”，使王鼎钧无法遵从自身的阅读感受，因而他没有加入任何一个读书会，他也就无法真正领悟左翼文学的“内涵外延”和“正确伟大”，也就没有从地下读书会获得革命激情而倾向中共革命。
在那个时代，王鼎钧式的文艺青年较为少见，这种读书会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常常是难以抵御的。对此，《中国学生运动史》总结道：“左翼文化工作者所掀起的革命文化活动，……开始就是以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的形式出现的。……没有如火如荼的左翼文化运动，就没有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王鼎钧拒绝了这样的读书会，而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热烈地参加了这样的读书会。读书会是知识青年们追求进步的第一站，他们中的大多数正是在读书会上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某种必然的革命道路。
如果说“没有如火如荼的左翼文化运动，就没有如火如荼的青年学生运动”，那么也可以说，“没有如火如荼的读书会组织活动，就没有如火如荼的左翼文化运动”。——蒋介石一入台湾，就明令取缔所有形式的读书会组织。
1933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子夜》初版本
二、地下读书会
阅读《子夜》的基本情况
《子夜》，就是在这些读书会中，成为了革命启蒙必读书。
文学史家丁易认为《子夜》的诞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作为中共领导组织创作的作品，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迫切要求出现的鼓动革命群众的作品，《子夜》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更具有十分实际的政治作用。
在《子夜》诞生后，数不清的中共地下读书会在上级的命令下，把《子夜》当作“必读书”。而在读书会阅读和讨论了《子夜》之后，受之鼓舞而认清了革命形势乃至走向革命征程的青年学生，同样难计其数。
在大城市，地下党组织青年们在读书会上阅读《子夜》，主要侧重于革命理念的宏观阐释，把党当时最新的反击托派的观点通过《子夜》传达给青年读者们。
1933年《子夜》出版不长时间，《出版消息》就有如下一则“特别消息”：
特别消息
《子夜》之销数
茅盾近作《子夜》，销数之惊人，超出意外，闻只上海复旦大学一处，十天内共售去四百本，按复旦学生共有一千余人，平均每三人购一本《子夜》云。
笔者认为，这不是一则炒作新闻，而是真实情况。在国民党看来，复旦大学“是一个‘反革命’活动的热点”，特务安插工作很难开展。这与复旦大学和左联的特殊关系有关：复旦大学地处左翼文化活动的核心地带沪东区，左联的大部分党团成员都在复旦大学组织过活动。据上海复旦左联小组负责人伍梦昌所说，该小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组织“读书会”：“每人汇报写标语、散发传单、发展组员等活动情况；讨论政治形势、当前文艺问题、读书心得”等。正是在这样的“读书会”上，他们组织阅读讨论了《子夜》等公开发表的左翼作品。
复旦左联小组通过组织这种“读书会”来阅读《子夜》，抵制托派和国民党文化系统关于社会性质观点，为扩大中共的影响力，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当然是扩大了左联小组的影响力，该小组一度“不仅负责复旦的学生工作，还监管江湾的工人、农民和店员工作”；另一方面，润物无声地渗透中共的革命理想，宣传反击托派的革命主张。正是由于复旦地下“读书会”和左联小组的革命互动，使复旦的学生运动更为活跃，复旦常被视为左翼校园。《出版消息》惊呼《子夜》“十天内共售去四百本，按复旦学生……平均每三人购一本《子夜》”，应是大惊小怪。
1933年，左联盟员（地下共青团员）杜埃在广州参与组织读书会，“记得三十年代的地下读书会，都把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作为必读的书来学习”。围绕《子夜》，该读书会“研究和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领导权等问题”。在组织者的阐释下，通过吴荪甫这个形象，“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中国的社会性质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他们看来，《子夜》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革命指南。
1933年姜椿芳是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在组织读书会时，也把《子夜》当作革命指南：“用《子夜》来讲述世界经济恐慌，资本主义临近崩溃，指出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并且进而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胜利，国民党军阀的内战，中国革命的成熟等等……”
姜椿芳组织的读书会甚至把《子夜》当作地下党秘密工作方法手册。“我在地下党员中传授秘密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常常引用“《子夜》中所描写的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这是因为在地下工作初期，许多地下党不会做地下工作，常见失误。姜椿芳用《子夜》现身说法，批评这种工作方法，“我们解释说，必须从茅盾所描写的早期幼稚的工作方法中演变出来”。姜椿芳发现，让地下党员们阅读和讨论《子夜》对提升工作效率是有好处的，“许多同志确实得到了启发”。结果，姜椿芳所领导的这个地下读书会，仅有的一本《子夜》“在革命青年手中借来借去阅读，书皮破了，加上护封，书页破了，用纸条整补……”一本读到破破烂烂的《子夜》，在姜椿芳等人的反复解读中，它激荡着多少革命青年的热血。
而反帝大同盟的党团，也充分地利用《子夜》，在读书会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动员。据著名世界语专家袁烙回忆，1933年，当他和同伴们还是西安的青年学生时，《子夜》无比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和革命信念，使他们这些反帝大同盟青年分子开始真正思考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前途等“大问题”：“等到《子夜》出版后，这部长篇小说，使我们象着了迷似地贪婪地读着，它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影响也最大。我们从《子夜》里，开始认识了上海那个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城市中的资本家面目，也开始了解了上海的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各色各样的人的生活和斗争。这部小说，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国难日亟的北中国古城的青年学生，议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谁能领导人民拯救中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夜》所带有的问题意识：它不只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的启示录，它催发青年们努力思考“大问题”，并暗示出最终的答案和结局：“我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的答案就是：我们一定要投奔共产党。”——不得不说，这归功于地下读书会组织和阐释的得力。
在革命中心大城市，对于《子夜》所包含的革命理念，地下党不仅深入挖掘，并且广泛应用，将《子夜》的意义延伸到渴求革命刺激的地方，因此，《子夜》不只作为地下读书会的必读书，还可作为地下党的理论斗争武器。
1932年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共舞台召集半公开的集会，筹划成立全国反帝同盟，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侦破，被捕人员达95人，史称“共舞台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战线上的领导人温济泽，时任中共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也在此次事件中被捕。不料，他们入狱后不久，监狱里关进来一批“革命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托派，为首者是托派中央委员郑超麟，还有楼国华、何资深、王文元等。
当时中共正在外面与托派论争得不可开交，在狱中，这样的理论斗争也同样上演了。据入狱的中共党员回忆，郑超麟等托派“在狱中还进行取消革命的活动，写文章传阅，向我们挑战”，当时托派的典型观点是“提出中国的革命还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也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狱中的中共党团员们这时已经成立了类似读书会的组织，通过特殊关系搞来一些书籍，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卢森堡的《新经济学》，还有蔡和森的《社会发展史》”等，这些书籍对反击托派“中国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观点有用处，但终归不是专门针对托派观点的书籍。
这时，外面传到狱中一本《子夜》！
正如中共地下党所阐释的，《子夜》简直是对托派“中国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直接回应，“这就增加了我们的精神食粮，武装了我们的思想”，“书少人多，就把书拆开，一部分一部分地传看”。最终，他们对托派观点施以针锋相对的反击：“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落在无产阶级肩上，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这一革命并取得彻底胜利。”《子夜》某种程度上就是为反对托派而生的，利用《子夜》来反击托派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观点，效果很直接：“经过反复重申类似观点，托派也就从此偃旗息鼓了。”
——以上都是大中城市的地下读书会阅读学习《子夜》的情况。由于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工作相对而言较为健全和发达，青年读者的城市生活经验也使他们更易融入《子夜》的语境，因此地下党员们在组织读书会时，能够较为准确地将《子夜》所蕴含的革命伦理，向青年读者们进行传播和阐释。
事实上，1933年《子夜》诞生后，边远地区和基层党组织的地下读书会，也同样将《子夜》作为地下读书会的必读书目。由于1930年代中共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城市，这些边远基层地区的党组织工作并不是特别发达，青年读者的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相对有限，尤其是缺少《子夜》所描写的大城市生活体验，往往并不能理解“民族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乃至“工厂”等政治意象，在阅读《子夜》时较为隔膜。因而这些地域的读书会阅读《子夜》等左翼文学作品，与大城市读书会的组织阅读有所不同，并呈现出地域性的差异。
在国民党影响较为广泛的地区，地下读书会阅读《子夜》等左翼文艺作品，往往主要作为中共对该地区青年革命观念的教化方式。
广东地区曾是国民大革命的中心地带，国民党影响较深，因此在这些地区，中共组织的地下读书会阅读学习《子夜》等左翼作品，特别注重对青年的人生观的导引。兴宁一中在中共地下工作团的组织下，办起了读书会，“适时地开展青年学生喜爱的各种活动，宣传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提高觉悟”。兴宁一中读书会请地下党员刘冠群担任指导教师，带领成员们阅读了《子夜》等革命进步书刊：“为大众学子日后革命人生观的形成、确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广东广雅中学，许多学生参加了在校教师潘皮凡组织起的一个读书会，“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知识”，通过阅读《子夜》寻求世界观革命观。多年之后，这些走上革命道路的学生才知道，这个潘皮凡老师，又名潘子康，真实身份其实是广州地下左翼文化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是“文化战线”上的地下党。此外，还有广东惠阳地区地下党组织的“淡水生活读书会”，连州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同样将《子夜》作为吸引和组织青年必读书目来教化青年。
相似的，在湖北黄冈，共产党员李竹如和邓雅声一起创办读书会，“指导进步青年学生阅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除此之外，带领学生阅读了《子夜》和《铁流》等革命文艺作品。尤其在李竹如的悉心组织下，读书会“经常召开座谈会，交流学习心得，评议政治时事”，最终，“在他的革命启蒙下，使一批青年进步学生很快成长起来，走上革命道路”。
在信息较为灵通的东部地区，读书会阅读《子夜》等左翼文艺作品，常常利用1930年代中日矛盾深重的时代语境，以“统一战线”的名义发挥着组织作用。这种现象在江浙一带表现最为明显。
安徽蚌埠乡村师范学校在“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并非常及时地阅读了《子夜》。“当时学生要求抗日，要求进步，思想日益活跃”。蚌埠是南北交通要道，“平津学生运动信息，上海进步书刊、电影，很快就传到了这里”。这个读书会不仅阅读文艺书刊，还阅读政治经济学，最后成员发展到一百多人，“未参加读书会而读进步书刊的学生也日益增多”。1930年代的江苏各个县区，中共地下党纷纷组织地下读书会，这些读书会，也都将《子夜》作为必读书。“九一八事变”后，“沭阳东乡李桓一带的进步青年建立了革命的学习组织”，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怀疑和注意，组织名称不叫‘抗日救国会’，而叫‘读书研究会’（简称‘读书会’）。通过‘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宣传抗战主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读书会的组织者是中共地下党员钱序烈，据他回忆，包括《子夜》在内的左翼书籍，都是他用自己的钱购买的。正因为这个组织“学习马列主义，宣传抗战主张”，其中的许多青年，日后都走向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战场。无锡早在1928年建立了职业青年业余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在国民党省立教育学院的主持和资助下建立的。国民党无锡县党部很重视这个读书会，后来在读书会的举办期间，“国民党无锡县党部派孙翔凤到会讲话，并以县党部委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对读书会的指导”。可以说，这个读书会至少表面上是国民党县党部控制的。然而，这个读书会却在中共地下党员过鉴清等人的安排下，“秘密组织会员读了《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西洋史要》、《鲁迅文选》和茅盾的《子夜》等等”。最终，这个国民党无锡县党部控制的读书会的诸多成员参加了新四军，甚至连“亲自参与对读书会的指导”的孙翔凤也逐渐“左倾”，公开脱离了国民党。
而在较为偏远和边缘的中西部地区，中共组织读书会阅读《子夜》等左翼文艺作品主要侧重于对青年尤其是文艺青年的组织工作。
河南杞县大同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师生革命热情十分高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校的教师有几个中共地下党，另一原因是学校门口有地下党主办的大同书店。大同中学“在党员教师的带动下，建立了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其中就有“读书研究会”。校门口的大同书店在地下党员的主持下，向师生售卖各种进步书刊，甚至售卖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周刊，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如此一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研究会与大同书店相得益彰，大同书店向读书研究会“出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等，地下党员教师借此组织读书研究会，激发中学生们的革命激情。
1930年代，远在贵州山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组织了形态各样的读书会，将《子夜》作为必读书。贵州毕节地区，中共大定职业中学地下党支部，在大定职中学生中一共秘密组织了三个读书会，“分别由支部书记邱在先、组织委员杜华疆和进步学生蔡应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把阅读书目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青年自学丛书》、《音乐入门》、《漫画手册》”等，显然，这是掩护读书会的书目；另外两种就是《政治经济学》等“政治书籍”和“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等文学作品”。
对比大城市的读书会阅读《子夜》的情况，可以看出基层地区读书会阅读《子夜》的“效率”并不高，尤其是并不特别注重阐释，而是更多地将《子夜》等作品作为吸引青年的组织性工具。即便如此，地下党员们在上级的指示下将《子夜》作为必读书，至少使青年们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印象：《子夜》是不容置疑的具有共产革命气质的文艺作品。
统而观之，《子夜》诞生不久，中共就利用地下读书会阅读《子夜》，将《子夜》的政治教育与动员功能开发出来加以利用，使《子夜》迅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正统的文学作品。也许，这些地下党员和读书会青年学生并非《子夜》的理想读者，但是，他们十分有效地从《子夜》中汲取到了革命道理，这在激发他们的政治激情和革命理想方面，在塑造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和印象方面，乃至于在他们日后走向革命道路和实际斗争的意识方面，都发挥了一部文学作品所难以想象的作用。
巴金曾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子夜》无愧于此说，它堪称这所革命预备学校的教科书。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二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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