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早年史料一束
然而这确实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熟悉郁达夫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郁达夫早年的生活、学习情况，除了作家本人的《自传》及《自述诗》外，可资参考的资料极少。而且哪怕是谱主本人的回忆性文字《自传》和《自述诗十八首》，具体年份也常常互相矛盾，需要花相当的精力去甄别和考证。事实上，真正可以采信的资料除了于听（郁达夫长子）创作于1980年代的《说郁达夫〈自传〉》①中所引家中所存日记、手稿、书信外，就剩下日本学者所编《郁达夫资料——作品目录、参考资料目录以及年谱》②《郁达夫资料补编上册》《郁达夫资料补编下册》③所辑录的关于郁达夫在日本求学时期的第一手资料了。至于其他的传闻、说法，均要经过考证确认——正因为如此，经过近三年时间，通过查阅各种家谱、档案、县志、教育志等资料，笔者才基本掌握了郁达夫早期生活的基本脉络。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但囿于《年谱》体例，不适编入集中，现专文予以记录。
老 宅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诞生于浙江省杭州府富阳县城郁家老宅这一点没有疑义。但老宅所在弄堂的称谓，却有三种说法，分别为满家弄（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④）、满州弄（郁云《郁达夫传》⑤）、满舟弄（王观泉《郁达夫传》⑥）。笔者针对这三种说法进行了溯源和考证：
满家弄说。据《萧邑郁氏宗谱》（1947年版）记载，郁氏自第四世郁义安始，“迁居富阳城内满家弄”；另据日本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第八高等学校以后”所注“户籍证明书”：郁文右学生系中华民国浙江富阳县满家弄人，郁华之三弟。
满州弄说。查光绪二十八年（1902）《富阳县志》“卷首图”，对照现存方位，在郁达夫祖宅原址上确有该弄位置，并标为“满州弄”。但康熙二十二年（1683）《富阳县志》卷一“县治图”及卷二“坊巷”中，无相关记录。
满舟弄说。无确切可信服的证据，唯一的来源是富阳本地学者所编辑出版的、发行量仅2000册的一本小书《富阳地名传说》⑦，其中有一篇《满舟弄》的文章这样写道：因为这条弄的南端濒临富春江，弄口是个小码头，天天停满了船（舟）。站在弄口还可以看到江中帆船乘风破浪，百舸争流、帆腹饱满，所以叫“满舟弄”。郁达夫当年写的家信上，用的也是“满舟弄”。
既然是传说，且无另外史料旁证，满舟弄一说自然不应在采信之列。但郁达夫家信上用的也是这三个字，这当然要引起重视。所以在征得郁氏后人同意后，我查阅了当年的信件。因郁氏后人保存的信件大都信封缺失，那么只有查明信片了。经查，现存信件中，孙荃夫人还未嫁到郁家前的达夫来信，收件地址均是孙荃娘家。婚后始寄往老宅，其中就有郁达夫1921年3月25日发自日本东京的明信片一通，下述字迹非常清晰：
中华民国浙江富阳满家弄郁孙荃君
日本东京本乡追分町三一 第二改盛馆郁文
郁达夫1921年3月25日致孙荃明信片
而之后的几通明信片，收件人地址也均为满家弄，并无“满舟弄”的出现。至此，该问题的考证告一段落。结合《宗谱》《户籍证明书》的记录，笔者采信了老宅所在地址应为富阳县城满家弄。
名 字
郁达夫原名文，字达夫，小名荫生，已是郁达夫研究界公论。尽管因他所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小说集《沉沦》署名为“郁达夫”，而使这个名字蜚声文坛，且以后他的文学作品，大都也署名为“郁达夫”，他的原名“郁文”似乎被世人所遗忘。所以说，郁达夫是典型的“以字行”，即以他的字而名闻天下。然而恰恰在他的字上，有了新的发现。
据查，萧山郁氏建谱后，先后修谱4次，分别为1811、1881、1914及1947年。现存《萧邑郁氏宗谱》正是1947年第四次修谱的成果。该谱记录了郁氏富阳支脉第一世至第十九世的谱系情况，郁达夫为第十九世，关于他的记录如下：
企曾公幼子
礼十一，讳荫生，字斐然，考名文
于宣统三年毕业于本县高等学校，考入第一等中学校，肄业后入蕙兰学堂又入之江学堂，后随胞兄赴日本明治大学堂兼学电气化术法事务
配小井下台门国学生孙孝贞公长女
公生于光绪廿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子时
氏生于光绪廿三年丁酉九月廿一日丑时
此记录基本与事实相符。但其中出现的“字斐然”，着实让笔者惊讶，会不会与谱中所言“赴日本明治大学堂兼学电气化术法事务”一样，是误记？于是又查郁浩（达夫二兄）条，记有“礼四，讳浩生，一名振浩，考名彦超，字卓然，又字养吾”；郁华（达夫长兄）条，记有“礼二，讳莲生，字庆运，号曼陀，小名廉生”。郁氏三兄弟的讳分别为莲生、浩生、荫生，其中又有两兄弟的字分别为卓然、斐然，郁达夫原字斐然似乎可以采信。
正当笔者犹豫不决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史料。富阳档案馆《敌伪政治档案·新编93卷》，收入了1917年编印的《富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同学录》，其中“第二次毕业同学姓名表”上，赫然有“（姓名）郁荫生（字）裴然（住址）本县城内”的记录。
“斐”和“裴”，字形相近。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人的名和字之间应有意义上的联系，或相近，或相反。郁达夫名文，字斐然正好意义相近，顺理成章。而“裴”字，据《辞海》的解释，几乎只作为姓而存在，与“文”的意义既不相近也不相悖，毫无道理。所以笔者认为，富阳档案馆所存史料中的“裴然”，有很大可能为“斐然”的笔误。但无论如何，郁达夫幼年时期曾以“斐然”或“裴然”作为字，应该是个事实。至于到底是哪个，还需进一步的史料进行考证。
在《郁达夫年谱》中，正文的表述是“名文，字达夫，幼名荫生”，并没有将“斐然”或“裴然”录入，但同页页后注：《萧邑郁氏宗谱》谓“字斐然”；1917年6月编《富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同学录》“第二次毕业同学姓名表”有记：姓名郁荫生，字裴然，住址本县城内。
小 学 堂
郁达夫的《自传·书塾与学堂》记录了清末富阳人家对小孩上学保留着的年久传统，必须择吉日，祭孔子，即所谓的“开笔仪式”。一般开笔的时间都选在冬尽春前之时，也就是过春节的前后。开笔之后，就是等着入学了。由于私塾和书院都只分年次，没有后来“洋学堂”所谓的“秋季班”，所以清末民国初，都是自春季（也就是春节过后，一般阳历二月份始）始学，到腊冬书包藏起来过春节为一年。
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富阳县志》记载，春江书院原由历任县令所谓“捐廉俸”“劝输助”和拨了部分公地、公款所建立，为公办性质。富阳县的秀才考试、全国性质的“比年岁科试”都在这里举行。清政府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各府厅州县将书院改称为学堂。小学教育先是分为蒙学堂（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十岁以上的儿童小学堂，学习六年），后来改为初等小学堂与高等小学堂两级，学制为初小五年，高小四年⑧。初等小学堂教育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的知识，令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本基，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高等小学堂的教育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并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富阳档案馆《敌伪政治档案·新编93卷》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春江书院才正式改建成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并开始招收学员。书院的大部分学生便在这时进入了学堂。
郁达夫入新式学堂的起始时间，说法众多，仅取几例：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认为：郁达夫为1906年进入高等小学堂。
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⑨认为：1906年和下年（1907年）谱主均未即入由春江书院改建之高等小学堂而是在家中学习或仍就读于奎星阁书塾。
罗以民《天涯孤舟——郁达夫传》⑩考证的结果是郁达夫是1908年春始入高等小学堂，而其未能在1906年进入该校的原因是年幼基础尚差没有考取，而郁达夫刻意隐瞒。
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将自述诗和自传联系起来考察，推断出郁达夫赴日之前的修学经历为：1904年春，转初等小学堂；1908年，进高等小学堂。
陈其强《郁达夫年谱》（11）“1907年”认为，谱主是1907年转入由书院改建的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就读。
针对上述说法，笔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发现这其中固然有郁达夫《自传》与《自述诗》年代记忆有误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应该是几位专家忽略了当时小学堂分为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所致。
据富阳县教育局1990年编印的《浙江省富阳县教育志》（内部资料，未公开出版）记载，《清末富阳、新城小学发展简况》录入的1907年统计数据中，富阳共有高等小学堂1所，两等学堂1所，初等为0所，1908年为高等小学堂1所，两等小学堂0所，初等小学2所。与此同时，又记录了富阳官立城西初等小学堂、富阳公立中城初等小学堂均成立于1908年农历正月。由此可推知，1906年春江书院其实改成了包含高、初等各年级均有的“两等学堂”，直到1908年县城中成立了两所公立初等小学堂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才真正名符其实。
《奏定学堂章程》明令“至于在初等小学时，断不宜兼习洋文”，而应“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所以初等小学的课程其实与旧式书院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在郁达夫的《自传》与《自述诗》中均无特别记载，也因此易被研究者忽略。正因为初等小学不学外语，郁达夫《自述诗第七首》诗后自注：十三岁始学西欧文学，反而是准确的。
于听认为郁达夫10岁时，即1906年入 “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并没有错。只不过若按此时间推断，10岁入高小，到15岁毕业（郁达夫15岁时作为高等小学堂第二届毕业生毕业是有确切史料支撑的），其间还因成绩优异跳过一级，高等小学堂的学制不可能为6年。因此，达夫1906年入读初等小学四年级符合常理。
罗以民、郭文友二先生似乎发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出了差错，但其中所列缘由仅为推测，并没有史料的支撑。
日本稻叶昭二先生是唯一一位提及初等小学的学者，但时间上早了两年。原因是癸卯学制虽在1904年颁行，但富阳真正实施的时间，是在两年后，即1906年。
综上所述，从目前考证的情况来看，1906年，郁达夫在春江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入的是初等小学四年级。1907年，就读于初等小学五年级并毕业。1908年春，入高等小学一年级，此期间跳了一级，以三年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于1911年初作为“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的第二届毕业生毕业。
致奶奶的白话信
该信最早出现在于听《说郁达夫〈自传〉》，只不过是节选，并没有全文照录。
郁达夫致奶奶的白话信
2020年底至2021年3月，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在本地黄公望美术馆故宫厅举办“郁达夫史料展”，其中就有该信原件（见原信照片）。
于听《说郁达夫〈自传〉》所节录的文字，和全文对比，只少了最后一节。该信应作于郁达夫赴日留学之初。1917年6月，郁达夫赴日后第一次归国省亲，信中又说“夏天路上不好走”，所以该信不会迟于1916年夏。
郁达夫祖母戴氏（1838—1923），出生于富阳县城以东十余公里的赤松里戴村，与丈夫郁仰高（1838—1868）生二子，长子应龙殇， 次子企曾，一女月娟。郁仰高年仅31岁就与世长辞，老祖母年轻守寡自怨命苦，从此开始了吃素念佛。据《说郁达夫〈自传〉》：
当年郁达夫的母亲嫁到郁家，在当年的除夕夜晚吃完年夜饭后，老祖母就把全家的收支债务和些微现款移交给儿子和刚过门不久的媳妇，讲了一些吉利话。次年起，也就是明天起要让年青的一代当家了。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老祖母从此“退居二线”，不再干预当家事务，整天专念佛了。郁氏三兄弟的父亲郁企曾公英年（38岁）早逝后，郁母更是家中说一不二的人物。孤儿寡母，母亲大人免不了用点强硬的手段。因此，在祖母与母亲凡有意见不合时，孙儿们尽管不敢明目张胆选边站，感情上却清一色都是祖母党。所以信中提及“母亲的事情”，让祖母只需“装聋装哑”，是有浓厚的站队祖母倾向的。
作为最小的孙儿，郁达夫与祖母的祖孙情，也似乎更深一些。在郁达夫《自传·远一程，再远一程》中写道：“祖母为忧虑着我这一个最小的孙子，也将离乡别井，远去杭州之故，三日前就愁眉不展，不大吃饭不大说话了”；所以特意写来这封纯白话体的通俗信，因为他知道祖母只能让别人念给她听，白话就容易听懂。何况，信中还说要私下给祖母点钱，尽管此时的郁达夫还是名古屋八高的学生，领着官费生的份额，自身也入不敷出，还需要长兄长嫂时不常地给点接济。信中所说的“五十元钱”，估计也是慷他人之慨，要长兄“私下”出了。但祖母收到这样的来信，心里应该是欣慰的。
最后一段，也即于听“节选”刻意不选的内容。二哥郁养吾，确实有二任妻子，首配富阳本地场口小园邑庠生李福贤之女李氏，名界如，无子女。继于氏，名俊英，天津人，生子女13人。笔者为此走访了养吾的女儿郁侠民女士，她说：“家里人都称李氏为‘小园姆妈’。父亲与小园姆妈完婚的当天晚上，被奶奶锁在婚房内。第二天一早，奶奶刚把锁打开，父亲就夺门而出，逃到不知哪里去了，也没有再与小园姆妈同过房，因此，父亲与小园姆妈没有孩子。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后，小园姆妈一直跟随奶奶住在鹳山上面，与我们是分开住的。”
郁养吾生于1891年，民国初年随长兄到北京，改入国立北京医专读书，1919年参加第二文官考试及格，分配到海军部工作，这时他已28岁。在海军部工作期间，在天津与于氏相遇，直到1925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郁静民才出生。由此看来，郁达夫是看到二哥养吾颇为不幸的夫妻关系，生怕自己的婚姻步二哥的后尘，所以情愿“不娶老婆，做孤老头子”，这其实也是对母亲替二哥包办婚姻的一种无奈的反抗吧。
在《年谱》编撰过程中，需要类似考证的地方太多了。由于年代久远，特别经过十年浩劫的冲击，珍贵史料佚失殆尽，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影响。好在以前的郁达夫研究，在史料收集方面还是成果颇丰，加上富阳郁氏后裔尽可能保存了一些日记、手稿、书信，我们才能将郁达夫早年的情况勉力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对于我本人来说，《郁达夫年谱》虽然已经出版，但史料整理、挖掘、考证的工作似乎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有更多的史料被披露，以便《年谱》更加准确和完善。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