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兼谈新发现的郁达夫两篇佚文
郁达夫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发表作品，不外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在杂志上刊登；二，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三，交付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又有先在报刊发表后编集和直接出书之区别；四，作者自印。以郁达夫为例，他的成名作小说集《沉沦》，就是1921年10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的。《沉沦》收入《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小说，《沉沦》和《南迁》都是在小说集中首次发表，此前并未在报刊上刊登。
然而，《银灰色的死》就有所不同了。这篇小说先于1921年7月7日—9日、11日—1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连载。《学灯》与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并称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名气很大，它与创造社另一元老郭沫若的密切关系，也早为人知，不必再多做介绍。其时《学灯》的编者是李石岑，但《银灰色的死》的发表并不一帆风顺，其曲折经过，郭沫若曾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有所交代，①郁达夫本人后来谈到此篇投稿半年之后方才刊出也表示过不满。②但这是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关系之始，不能不提。
接着，郁达夫在1921年9月27日、29日《时事新报·学灯》上连载新诗《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又在同年11月3日于该刊发表散文《芜城日记》，与《学灯》的合作是一而再再而三了。不过，此后郁达夫的作品就不再在《时事新报》副刊上出现。这是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关系的第一阶段，也是我们早已熟知的阶段，《郁达夫全集》③和《郁达夫年谱》④均可复按。
郁达夫再在《时事新报》副刊亮相已到了十一年之后。1932年10月23日《时事新报》“第四张第二版”刊登署名“达夫”的书评《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沈从文著，大东书局出版）》。《时事新报》“第四张第二版”虽无具体名称，其实是文学书评版。除了郁达夫此文，还有张资平的《日本文学之新趋势》、谢六逸的《北欧民间文学》、崔万秋的《英国桂冠诗人曼斯斐尔悬赏征诗》、赵景深的《清平山堂话本》等，以及现代、光华、开明、大东书局的新书广告。先把郁达夫这篇佚文照录如下：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表现和结构是很特殊的，就是内容的倾向，是一种不平衡的恋爱的转变，理想与环境的冲突：它表现的外形，是把女主角的生活组为剧体的描写。
女主角萝，是剧员中一个典型的人物，她以天生的骄傲和机警的智能，她想要演出很多戏，相信都能变成一种力量，放到年青人身上去，掀动那些软弱的血同软弱的灵魂。
因此，她对于追逐她的士平先生和男剧员陈白，善于在他们的弱点上嘲笑他们，她不是为同情这种苦恼的人抢着“恋爱同演戏完全是两件事”的主观，她说：“我因为不承认爱我的男子，用得着妒忌，使我负一种条约上的义务，所以同陈白分手了的。现在士平先生最不幸，又为了这点事，把我对于他的幻想失去了。”
这是《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的思想的重心结果！女主角萝的生活，竟在“一个不合理的败仗”下而完结了。这种结构正如剧场的转变，如我们读屠格涅夫的《烟》后而感往事如烟的心情一样。
从文的文章是有深邃沉抑的意味，本篇表现中的人物心理，多是选择复杂的象征，这一种象征选择的苦闷，就是文学家人生观的苦闷，而成为它的高级的艺术。
沈从文的中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最初连载于1930年10月至1931年5月上海《现代学生》第1卷第1—6期，1931年8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初版单行本。这部中篇出版一年后被郁达夫注意到，写了这则书评。郁达夫为何对沈从文这部中篇感兴趣，或许因为他自己也写过反映“女伶”生活的中篇《迷羊》之故？无论如何，对沈从文这部中篇，当时及后来均未见评论，迄今只有郁达夫这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书评，颇难得。“从文的文章是有深邃沉抑的意味”云云，口气很亲切，只有对沈从文其人其文有真切了解，才能这样写。郁达夫认为这部中篇以表现剧中人物心理而表现文学家人生观的苦闷，评价也不低。对郁达夫与沈从文的关系，我们以前只知道郁达夫写过有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还推荐沈从文的长篇《阿丽思漫游中国》为其“所喜爱的文艺读物”，⑤而随着这篇《郁达夫全集》失收、《郁达夫年谱》也未著录的书评佚作的发现，郁达夫对沈从文的推重得到了新的证明。
自1932年12月24日、25日在《申报·自由谈》上连载《说死及自杀情死之类》起，郁达夫成为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的主要作者之一，他还介绍鲁迅为《自由谈》撰文，而他为《时事新报》副刊撰稿就再次中断。一直到1935年3月21日、22日在《时事新报·青光》上连载《两位英国的东方学者》，郁达夫才又恢复为《时事新报》副刊撰稿，不久他又为1935年9月4日和9月20日的《青光》接连撰写了《文坛的低气压》和《出版界的年轮》两文。当年我找到这三篇郁达夫未收入集的文字时，确实十分高兴，它们也早已编入《郁达夫全集》。而郁达夫之所以又重新为《时事新报》的副刊撰稿，或与《青光》的此时由朱曼华主编有关。朱曼华曾是创造社“小伙计”之一，曾在《洪水》《新消息》等创造社刊物发表诗文。⑥所以，若他向郁达夫约稿，郁达夫当然盛情难却。
原以为郁达夫1936年2月赴福州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他为《时事新报·青光》的撰稿就真的停止了。不料还有新的惊喜。1937年2月17日《时事新报·青光》刊出郁达夫的《游记云乎哉》。文虽不长，却挺有意思：
在三个月中间，走路总走尽了万余里的光景！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自然更谈不到是为了写游记。
人生的中岁，是最危险的时期。遁入虚无，醉心神秘，或者热中名利，把身外之物，看得重于生命，都是中年人易染的恶疾。为防避这些症状起见，沉思默考，当然也是一种预防的治疗，但是行旅涉险，借健全的空气来洗涤身心，更是极有效验的抗毒金针。门枢不朽，流水长清，若欲以这两句古语来说明转换空气的好处，一部分原也可以适合。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第一是为了他有思想，第二是为了他有意志。三军可以夺帅，而匹夫却不能夺他的志。这志字云云，是在合理的思想下之意志，是自己完成的唯一推动力量。要而言之，自己完成，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推己及人及物，以完成的自己，来完成周围上下，留光芒余泽于时间与空间之外，是我们的理想。
一时的毁誉褒贬，极微的利害得丧，比起自己完成的大来，真觉得是泰山之于蚁塚，蜉蝣之于长桥；蜗牛角上，所争究为何事？至如昧却良心，造谣作怪，损人之大则不足，证己之奸则有余，日孜孜于小利，夜岌岌于浮名，形同鼠窃的那些自称名士之所为，更是说不上的那话儿了。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养气十年，贵在一得，完成自己，大道坦坦，此外我就不知道更有些什么。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
此文发表后才四天，1937年2月21日《时事新报·青光》又接着发表郁达夫的《俗吏么！》一文，更有意思了。因已有研究者发现了此文，故不再全文引录。⑦《游记云乎哉》和《俗吏么！》这两篇也均为《郁达夫全集》所失收，《郁达夫年谱》未著录，而且发表时间又相隔这么近，完全可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郁达夫到福建出任省政府参议，接着又兼任省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其间曾游历福建山水，作有《闽游滴沥》系列游记。但更重要的是他于1936年11月11日离沪赴日，对日本“学校、图书馆以及其他文学方面现状进行游历考察，并兼作有关支那文化、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讲演”，⑧其间曾多次会晤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12月19日又从日本赴台湾考察、演讲并进行学术交流，⑨12月30日自台湾返厦门。在厦门拜访弘一法师和游历后，于1937年1月30日经莆田返回福州，风尘仆仆，历时逾三个月。这段旅行应该就是《游记云乎哉》一文开头所说的“在三个月中间，走路总走尽了万余里的光景！”显然，郁达夫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他人到中年，乐于“行旅涉险”，而他的“行旅”“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自然更谈不到是为了写游记”，暗示他的“行旅”是负有某种使命的，⑩不计“一时的毁誉褒贬”。总之，郁达夫借了这篇文章，以抑扬顿挫的文字来向读者解释，剖明心迹，这是耐人寻味的。
接下来发表的《俗吏么！》则起因于南京“李墨先生”的“一段言论”。李墨在《俗吏郁某》中借郭沫若《达夫的来访》中的话讽刺郁达夫为“俗吏”。(11)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发表于1937年2月16日上海《宇宙风》第35期，此文详细回顾了郁达夫在日逗留期间与他的六次见面，写得很感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应该注重在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
近在南京的李墨应该第一时间读到郭沫若此文，(12)马上引用“俗吏”之说嘲讽郁达夫。而远在福州的郁达夫虽还未读到《达夫的来访》，也立即做出反应，写下这篇《俗吏么！》，一方面对郭沫若对自己的关心和“规劝”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另一方面对自己为何在陈仪治下的福建省政府任职做了澄清，强调自己当然是一个文艺作家，“暂时的俗吏”“是不是也可以作一种作家的经验？”因此，《游记云乎哉》和《俗吏么！》对了解和研究郁达夫这一时期的心态和作为无疑是第一手的新文献。
郁达夫的文学生涯其实是与报纸副刊上的关系共始终的，从最初在上海《神州日报》副刊《神皋杂俎》上发表旧体诗开始，一直到在新加坡《星洲日报》的副刊上不断发表作品止。其间他自己也先后编过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和《星洲日报》的《晨星》《繁星》《文艺》三个副刊。而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的因缘，从大名鼎鼎的《学灯》到后来的《青光》，时断时续，之前已知前后维持了14年，随着《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游记云乎哉》《俗吏么！》等佚文的出土，又延续到16年之久。这不仅在郁达夫个人创作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作家与一份大报的数个副刊前后保持那么长时间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吧？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新版《郁达夫全集》问世后，郁达夫的集外文字仍时有发现，但大都是诗词、佚简（当然，书信中也有十分重要的）、题词和他人记录的演讲等，属于公开发表的正式文章其实并不多，除了拙编《全集补》已经收录的《福建的文化》《读浙江战时政治纲领后的感想》等三篇(13)，2018年发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前途》(14)和去年发现的《杂感一二》(15)《俗吏么！》之外，似乏善可陈。因此，这两篇郁达夫佚文能够同时重见天日，是令人欣喜的，希望能够有助于郁达夫研究的深入。（本文承赵国忠兄提供帮助，谨此致谢！）
①郭沫若回忆：“李在编《学灯》，达夫在1921年初头做了那篇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寄给石岑，要他在《学灯》发表，然而寄去三个月，作品不见发表，连回信也没有。鼎鼎大名的郁达夫先生在未出名时也受过这样的冷遇，这是富有教训意义的一段逸事。这事是那年的六月我们为创造社的组织聚首在东京时，他亲自向我提起的，并叫我回上海后从李处把那篇小说稿取回，然而在我六月尾回上海后，不久那篇小说却在《学灯》上和世人见面了。”《我的作诗的经过》，《质文》1936年11月10日第2卷第2期。 ②郁达夫1938年春在武汉对王平陵说：“《银灰色的死》，耗费一年多的时间才写成，竟毫无消息，几乎失却写作的自信心，真想洗手不干，从此改行了。可是在一年多以后，忽然露面了。又鼓励我抛了在帝大学习的经济学程，钻向文艺的牛角尖。”转引自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海豚出版社，2016年。 ③参见《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参见李杭春、郁峻峰：《郁达夫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2—97页。 ⑤郁达夫：《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1936年9月6日福州《小民报·新村·每周文坛》。郁达夫在此文中开列了沈从文这部长篇和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三部作品。 ⑥朱曼华先后在1927年4月《洪水》第3卷第31期发表《诗三首》、1927年3月26日《新消息》第2号发表《断歌》《莫要》、1927年4月（？）《新消息》第3号与周灵均发表“合记”《广州分部的第一周年》。关于朱曼华主编《时事新报·青光》事，参见陈子善、王自立：《“左联”的最后一个机关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0年4月第5辑。 ⑦参见肖伊绯：《“俗吏”郁达夫》，《书屋》2021年第9期。 ⑧郁达夫抵达日本长崎时的入境检查记录，转引自武继平：《1936年郁达夫访日史实新考》，《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 ⑨郁达夫访问台湾详情，参见武继平：《郁达夫访台史实考订》，《东岳论丛》2011年第3期。 ⑩关于郁达夫赴日时建议郭沫若归国一事，已有不少研究。郁达夫本人在五年之后是这样回忆的：“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为郭沫若氏祝五十寿辰》，1941年10月2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11）李墨此文原刊1937年2月何日南京何报，待查。 （12）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1937年2月16日发表于上海，在南京的李墨读到即撰文批评郁达夫，在福州的郁达夫读到李墨文也即撰写《俗吏么！》回应，落款时间是“2月18日”，与2月16日只相隔两天，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因此，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应该是发表《达夫的来访》的《宇宙风》第35期虽然印作2月16日出版，其实已提前数天印行，这种情形在1930年代司空见惯。这样，南京的李墨也就提前读到而撰文，郁达夫也才有可能在2月18日读到李墨此文而写出《俗吏么！》。 （13）参见郁达夫著、陈子善编：《全集补》，海豚出版社，2016年12月。 （14）达夫：《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前途》，《武汉评论》1925年第23期。参见曾祥金：《新发现郁达夫佚文考释》，《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2期。 （15）郁达夫：《杂感一二》，1938年9月26日湖南《国民日报》副刊。参见王金华：《郁达夫湘行漫记》，《书屋》2021年5月第5期。 |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