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委员会来了，律师该怎么样接他们办的案子？
写在开篇前——劳累的情怀
我始终信奉这么一句话：因为我来了，所以不同了。
做法官时，有人热衷于调解，案结事了，我著文诉讼调解对规则之治是有冲击的；在纪委时，有人跟着喊口号，朗朗上口，我指出这些口号存在逻辑上的弊病；现在做律师了，我又不想整日追逐蝇头小利，更不愿勾兑，做一个有情怀的律师是我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历朝历代，最大的腐败都是吏治的腐败，也只有吏治顺了、清了、正了，才能看到法治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讲，纪检人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沉甸甸的，纪检人是法治大旗的旗手之一。
有人认为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不以为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才应当是切入点。
监察体制改革对律师刑辩业务的影响
监察体制改革如暴风骤雨般来临，速度之迅猛、力度之强硬让许多人措手不及，它势必对包括反腐败斗争在内的方方面面产生直接的、深刻的、长期的影响。律师刑辩业务也不例外，甚至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
一、刑辩空间在一些案件上极有可能被挤压
检察院的“两反”等部门并入纪委后，使得原本在体制内处于强势地位的纪委变成了“巨无霸”，监察对象拓宽了，监察手段丰富了，监察力量夯实了，而与此同时，内控制度与外部监督在短期内难以建立与完善。特别是纪委高度集权的权力运行模式、高度强调技术服从政治的整体氛围，极有可能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过“左”或过“右”。
一些案件，调查要适可而止、蜻蜓点水；另一些案件，要穷根究底，深挖猛挖，坚决移送。从这个角度来说，律师刑辩业务总量看似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实际上，刑辩的空间会有相当幅度的缩水。
1.监察委与司法机关协调衔接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不断摸索、改进的过程，司法机关的干警与业务工作都是监察委的监察对象和范围，而正是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使得监察委在与司法机关的协调和衔接上处于绝对优势，检察院、法院很难树立制约的决心和勇气。
2.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试点决定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这项内容从文义解释出发，应该是 49 30817 49 15231 0 0 4399 0 0:00:07 0:00:03 0:00:04 4399定检察院将来对监察委移送的案件没有审查权，只能提起公诉。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检察系统将成立职务犯罪检察部，专门与监察委进行办案衔接，极有可能职务犯罪监察部会有补充侦查权。
我个人认为，检察院的补充侦查权应谨慎行使，一方面，职务犯罪侦查的职能已经移出去了，再在检察院成立相关机构难免有越俎代庖、浪费资源之嫌，更何况，改革之前检察院反贪、批捕、公诉协调衔接本身就是通畅的；另一方面，补充侦查的情形应严格限定，不能随意启动程序，应该以退回监察委为主，自行补充侦查为辅。
3.自案件移送检察院起到法院判决生效，纪委、监察委的监督会是全天候的，一定情况下，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司法程序变成走过场，律师的辩护将会变得苍白无力，直接影响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动力和信心。
二、小律所的职务犯罪案件案源可能会进一步萎缩
由于监察委的强势登场，刑辩的效果会打一定的折扣，特别是本地的小所可能难以取得较好地成绩。县域范围内的小所，更多的要顾及与本地监察委、法检两院长久的关系，不敢全力以赴、撕破脸面辩护，即便是他们据理力争，可能获认可的程度也很有限。
与此同时，大所、名律师在职务犯罪领域将获得更加充足的案源和发展空间。在本地律所难以获得高质量法律服务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会转而求助外地大所、名律师。
辩护的战线会拉得更长，很有可能一审请的是本地小所律师，效果不佳，二审转变思路，聘请大所、名律师，甚至延伸到再审程序。监察委、法检两院可能会顾及大所、名律师的影响力，在一些情况下予以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既具有法院审判工作经验，又具有纪委纪律审查工作经历的律师将愈来愈被关注，以本人为例，从纪委下海以后，慕名而来的大到厅级干部，小到科级干部，均有咨询、委托。
三、刑辩实效难度可能会越来越大
1.介入难度大。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试点决定，监察委可以采取包括“留置”在内的十二项措施，而目前关于“留置”的内涵和外延都还没有明确。
纪委与监察委又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些情况下，很难厘清究竟是纪委的纪律审查还是监察委的职务犯罪侦查，更何况，一些违纪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本身就难以区分。这就给了纪委、监察委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律师及时介入，为当事人提供高效法律服务带来了障碍。
如纪委以违反生活纪律为由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违纪对象还有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律师介入的时间应该如何确定就值得商榷。
我个人建议在党纪和法律中进一步明确纪律审查中，违纪嫌疑人可以自被纪检部门第一次谈话或被留置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或辩护人，这里的第一次谈话有可能是在初核阶段，也有可能是在调查阶段（有的案件未经谈话及立案调查）。
2.取得实效难度大。按照当前纪委纪律审查做法，一般在案件移送检察院之前，便以作出开除党籍的处分。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弊端，特别是对那么仅有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违纪行为的人。一方面，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确定为有罪；另一方面，其有关违法的事实已经被纪委的党纪处分决定书确定。如果，检察院不诉或法院宣告无罪，那么，纪委就会陷入被动状况。
法检两院要改变纪委的认定就会十分谨慎，律师想完全扭转局面也会相当困难。这也就要求，律师横向把刑辩战线拉到纪委，纵向要考虑二审、甚至再审，摆脱行政区划限制尽最大努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3.执业风险增大。律师刑辩业务本身就是高风险、高压力的现状，而监察体制改革后，刑事律师要想实现自身价值，真正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势必会与纪委、监察委、法检两院有摩擦，这份得罪人的差使风险与律师的敬业程度正相关。现行体制下，对纪委、监察委的监督制衡机制还处在探索阶段。
无论如何，监察体制改革使得纪检人、法检人与律师成为职业共同体，纪检干部要学习法律，律师要学习纪律，并掌握纪律审查的模式与特点。
作者：刘彦
来源：法律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