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一片假药引发的冤案
他仗义违法，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平凡普通，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穿梭于印度中国之间，为病友开拓了最后一条生命线，给他们送去了希望的光芒。
他用自己的牢狱之灾，引发了大众的思考，为正义的法律送去了温暖。
他究竟是普罗米修斯的化身？还是法律的投机者？
没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每一个知道他的人都会给他一个称呼：药~~神。
点映场零差评，现象级的作品，年度最感人的作品，无数的溢美之词纷至沓来。
随着《我不是药神》在暑期档的重磅推出，仿制药、高药价等诸多问题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
不过我们也可以自豪一把，也可以拍出权衡商业和社会现实的走心作品，绝不逊色于美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而现实版的陆勇案件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片假药引发的冤案。
本文也分为几个章节来为大家展示这些社会问题：
1、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2、格列卫的诞生
3、专利和仿制药
4、中国高药价的背后
5、希望的萌生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CML) 是一种发生在造血干细胞的恶性骨髓增殖性疾病。人体骨髓中的主要粒细胞(细胞质中包含颗粒体的白细胞)不受控制地增长，并在血液中不断地积累，无限增生。这种粒细胞恶性增殖的疾病，也就是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以贫血、外周血粒细胞增高和出现各阶段幼稚粒细胞、嗜碱粒细胞增高 、常有血小板增多和脾大为特征。
其发病率 1 /10万～2 /10万，每年所有的白血病新患者中，约有15%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
临床上分慢性期、加速期和急变期。慢性期中位生存 3～5年， 一旦转变为急性白血病，则在短期内死亡。
格列卫出现之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一线治疗方式是干扰素和羟基脲，副作用更为强烈，对加速期CML疗效差 , 急变期CML基本无效。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CML慢性期可能治愈的方法。但它受年龄、供者、发病时病期及患者经济条件等因素限制。
而格列卫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大部分患者在服药后都可以存活十几年，效果非常显著。
在没有格列卫的日子里，大家深深体会到了被CML支配的恐惧。患者犹如晴天霹雳，面露无奈之情，医生只能扼腕叹息，表示束手无策。
无数个深夜里，大家都会翘楚以盼：期待一个盖世药物，拯救大家于CML，力挽狂澜于既倒。
随着研究的进展，大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患者体内费城染色体中会产生染色体的易位，九号染色体中长链的ABL基因，会与二十二号染色体上长链的 BCR 基因发生并列性易位，而产生一种新的融合基因(BCR-ABL融合基因)。
这种融合基因可以编码出BCR-ABL融合蛋白，作用于蛋白的酪氨酸残基并使其磷酸化，激活多条信号转导途径，同时还能对细胞周期进行调控，导致细胞恶性增生，最终导致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发生。
CML的罪魁祸首就在于BCR-ABL 融合基因的产生。
1990年时，瑞士诺华公司根据此疾病特征，着手开发Bcr-Abl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也就是后来的伊马替尼(商品名为格列卫)。
1996年，伊马替尼作为Bcr-Abl酪氨酸激酶的选择性抑制剂进入临床前研究。
1997年临床数据表明，伊马替尼对于干细胞因子受体c-Kit和血小板源生长因子受体PDGFR有作用。
1998年伊马替尼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以及胃肠道间质瘤(GISTs)开始了临床Ⅰ期实验，1999年迅速推进到了Ⅱ期实验。
因为疗效相比之前的化疗药物有显著性的优势，伊马替尼在Ⅰ、Ⅱ期临床结束的时候就向美国FDA提交了上市申请。
它也是第一个没有完成Ⅲ期临床就敢申请上市的药物，前无古人，后只有仰望的份。
2000年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临床Ⅲ期实验，2001年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审批，在两个半月之后就上市了。
格列卫更是被Science杂志评为“癌症治疗领域的里程碑”的产物，同年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人类基因组工程，并列成为了世界十大科技突破之一。
格列卫，制药界一颗冉冉神奇的新药，开始有了神药的气质，备受瞩目，点亮了肿瘤领域黯淡的夜空，为CML患者送去了福音。
格列卫在给患者送去福音的同时，又带来一个新的烦扰：作为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价格非常昂贵，一盒达到了数万元。
一个新药研发一般要经历10年时间，耗费数亿美元左右，成功率也因为更加严苛的标准逐年下降。而药物的专利保护期只有20年，抛去上市前10年左右的时间，留给药企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所以为了回收成本，专利期的药物往往都价格比较贵。
10年时间，你的孩子都从青涩长大，中国咄咄逼人的房价屡屡刷新了大家对于中国房价的认识，智能手机取代了曾经的霸主诺基亚，你学会了在天猫下单开始享受双11的狂欢……
所以十年如一日投入人力、物力，还要忍受随时到来的失败，用一句带着脚铐跳舞不过分吧！
而且新药研发成功率非常低，尤其是肿瘤和老年痴呆等重大危害疾病。
2016年礼来公司关于老年痴呆大规模三期临床试验的挫败，2018年Incyte公司肿瘤IDO1抑制剂联合PD-1单抗三期临床的失败……让他们的市值都陡然下降，白白损失了数百亿美元。
同时，专利药在上市之前，也需要考虑药物的收益比，即新开发的药物和已有药物疗效要有足够的优异性，才能够把本钱收回来。
电影中的格列卫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大部分患者在服药后都可以存活十几年，效果非常显著。而之前的一线治疗方式是干扰素和羟基脲，副作用强烈，对加速期 CML疗效差 , 急变期 CML基本无效。
所以格列卫带来的收益远高于23600元一盒的价值。
如果一个新药强行设置过高价格，同时疗效上没有显著的提升，那会如何？
扑街！降血脂领域最为火热的PSCK9单抗相比他汀类药物而言，能够降低心血管病患者心脏病发作、卒中、冠脉重建的风险。但是相比专利到期的他汀药物来说，疗效收益不足以转发成巨大的价格优势。
结果定价过高被啪啪打脸，收销售业绩惨淡，现在也开始被迫降价。
专利就是保证制药公司能够回收成本回来，进行下一个药物的研发。
那为何印度的仿制药的价格会如此低廉了？
仿制药是指与商品名药在剂量、安全性和效力(不管如何服用)、质量、作用以及适应症上相同的一种仿制品。
一般来说，专利药到期后，会受到仿制，价格和销售也会迎来悬崖式的下降，俗称：专利悬崖。
只有面临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时候，例如SARS、埃博拉病毒，才允许跳出专利进行强仿。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可以强仿。而中国已经加入WHO组织后，承认了PCT专利保护，在专利保护期之内不能进行药品的仿制。
因此同一个格列卫，在中国明码标价23600元一盒，在印度只需要1000元一盒。
经济学中，对于人才专利的重视和经济的发展呈现正相关的作用，一个人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障，就会削弱人才、投资对于社会的归属感。毕竟辛苦投入为他人做嫁衣做活雷锋的事情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做的。
于是放弃了对于专利的保护，野蛮发展，无视规则，导致印度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
对比同时期各国格列卫的价格，中国23600元一盒，香港17000-19000元一盒，美国13600元一盒，日本16400元一盒。
即使作为同一个原研药，各国的价格也大相径庭。
这组触目惊心的对比也透露出一个惨淡的现实结果：中国药价过高。
一边我们羡慕着那些发达国家歌舞升平的繁荣，一边我们憧憬着他们健全的福利体系，一边我们却要忍受居高不下的药价，因此难怪中国大众每每谈及看病贵的时候，都会将矛头指向药品的价格了。
进口药品高的税率，本来是出于对于国内民族药企的保护，也间接导致药价的上涨。
审批耗时过长，政府没有纳入医保体系，患者个体在和药企议价落于下风。
冗长的销售环节，庞大市场的利益纠纷，太多的中间商想要赚取差价了。
国产研发水平相对落后，导致某些重大疾病竞争力不足。
仿制药水平相对落后，国内药品质量层次不齐，很难打破外企药物的垄断。相同的原料药，制剂水平落后，做出的仿制药药效劣于原研药。举例来说，大家平时感冒用的拜耳公司的白加黑，过敏用的开瑞坦（氯雷他定片）效果上更加优越。
2018年进口抗肿瘤药物零关税，对救命的肿瘤药宽容以待。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成为了大势所趋，原研药的仿制质量开始有据可查，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它的药效了。
国内药企研发实力稳步提高，研发风潮蔚然成风，PD-1单抗、CAR-T疗法全球前沿的药物，中国都紧随其后。恒瑞医药和药明康德，近两年的强势崛起，成为了股票市场的新宠。
医保体系开始纳入更多的药物，进口格列卫每年买3个月送9个月，2016年降价50%进了全国医保。乳腺癌的“赫赛汀”纳入医保后，从最初的20000元下降到7600元，幅度高达7成。
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内新药上市速度大幅提升，BMS公司的PD-1单抗从提交上市到获批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
给印度代购留有一线生机。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刑事案件若干问题全文中十一条提供了法律根据：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在不以盈利为目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药品质量的可靠，印度仿制药市场上鱼龙混杂），原则上允许小规模从印度自行购买仿制药，留有周旋的余地。
最后总结下这部电影吧，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编剧看见的是一个好故事，
媒体看见了大热点，
患者看见了天价的药物，
代购看见了是无限的商机，
药企看见的是被扎心的误解,
你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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