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帐篷生涯 | 亲历·记忆

　“从今天开始全区队徒步行军。刚开始是沿着森林铁路，过了海浪河就钻进密林，小道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真是难走。半天走了10多公里路就停下来。领导下令安营扎寨。在老同志的指导下，一座座帐篷支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住帐篷。有的同志说，住这东西别有趣味。我只是感到新奇、好玩。”

　　这是1956年5月30日我在大海林林区外业的日记。从这一天开始，我一连几年的外业都与帐篷亲密接触，饱尝了住帐篷的情趣。

　　当年我所在的森林综合调查队是原林业部直属调查队中技术力量最强的，这是综合队设在北京的主要原因。大队下设区队，每年以区队为单位奔赴不同的林区。

　　深山密林是我们的天地，帐篷就是可爱的家园。我们的家风光秀丽，葱茏的高山作屏障，弯曲的小溪日夜弹唱，婆娑树影摇晃着月光；钻进帐篷躺在枝叶茅草铺就的松软的“床上”，那种感觉胜过住星级宾馆。

　　帐篷是卧室，帐篷外是客厅。用木棍搭起桌子，木墩当座位，四周稍加平整，周围草地、鲜花、灌丛，远处是葱茏的高山。这样的客厅得天独厚。

　　不过，平日早出晚归，业余活动多在帐篷里。1956年6月30日我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为了纪念七一，今晚全体职工在帐篷里开联欢晚会。晚会由我主持。第一个节目是干部小合唱，工人（临时工）同志齐声叫好，要求再来一个，我们又唱了一首。接着就是个人节目。工人的节目比干部多，有唱歌、快板、讲故事。最后以老伐木工老鄢讲故事结束。”

　　帐篷还是会议室、学习室。同年7月19日的日记中说：“从早晨雨就下个不停，不能出工，在帐篷里教工人唱歌，歌名《我爱我的祖国》。教了两个钟头，我的嗓子都唱哑了，只教了两段，有人还唱不对。晚上讨论《政治经济学》第十三章。大家发言很热烈，谈问题、谈感想，并且能与当前形势结合。”

　　“晚上我们在帐篷里开组织生活会，由我主持。干部主要谈个人红专规划执行情况；工人谈对先进生产者运动的看法，以及在评选中应抱的态度。与会者都发了言。”这是7月20日的日记内容。

　　即使外业，学习、开会也是常事，且多在晚上。1956年9月27日，区队部派人送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当晚我们就在帐篷里组织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

　　帐篷生活并不总是良辰美景，尴尬的事也不少见。

　　我们的帐篷多为中号和小号的，中号的定员15人，小号的2人。我们每个调查小队通常各带一顶。有一天突然临时来了几个人，住的地方就显得挤了。那天晚上中号帐篷塞进21人，小帐篷挤了4人。我和鄂育智、胡厚意、田逾睡在小帐篷里。时值9月，夜里已很凉。我们把帐篷的门窗关得严严的，普通双人床大的地方，挤了4个人，翻身都得一起翻。老鄂年纪大一些，身体不大好，夜里突然难受，呼吸困难。外边下着雨，又没有药，只得把窗子打开透气。虽然不再感到憋气，但得忍受寒冷。这一夜我们都没睡好。

　　小兴安岭北坡的上半部多为落叶松林，林下十分潮湿，河流两岸有大片积水。为了方便用水，我们营地不能离河流太远，只得在水湿地上搭帐篷。床也搭得高高的。这样一来，我们一下床就得穿雨靴，生活十分不便。有人开玩笑说，驻地成了林中“威尼斯”。

　　每到夏季傍晚，蚊子、小咬（一种比蚊子小的飞虫）来袭，我们不得不忍受折磨。更可恨的是小咬，它们能钻进头发里叮咬，甚至菜汤里都有。这时候我们只能躲进帐篷，关闭门窗。

　　夏天还是牛虻肆虐的季节。牛虻与蚊子、小咬相反，越是晴天越猖狂。为了躲避牛虻，我们不得不起大早，顶着繁星上山，太阳高照时多已收工，回到营地钻进帐篷，封闭门窗。祁连山的夏天也很热，我们宁愿在帐篷里忍受桑拿，也不愿走出去。

　　路在脚下，家（帐篷）在肩上。在大森林里，我们一切用品都是靠人背。在小兴安岭北坡踏查时，人少物品多，我除了背自己的行装，还得背一顶小帐篷。一到宿营地首先要安家——搭帐篷。

　　我们的家虽然简陋，还招待过客人。在祁连山外业时，就招待过新华社记者和地质勘探队员。记者同我们住了7天，说我们有林有水，环境好。有一次我们刚冒雨搭好帐篷，就来了两位客人——643地质勘探队的。我们热情招待他们。他们当晚同我住在一个帐篷。可能帐篷搭的太仓促，竟然搭在斜坡上。帐篷里并不挤，但一觉醒来，我们都滚在斜坡低的一边了。

　　从1956年住帐篷算起，一个甲子过去了。虽然我现在的居住条件十分舒适，但还是很怀念住帐篷的岁月。

　　我在网上搜索歌曲《我爱我的祖国》，同名歌曲不止一首，但都不是当年的版本。我还想放声歌唱《我爱我的祖国》，在大森林里，在深山的帐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