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敏：在发展中寻找自然教育的方向

嘉宾介绍

王西敏

任职于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斯蒂芬角校区（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环境教育及解说硕士、上海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硕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科学传播与培训部部长、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自然教育总监等职。

致力于推动自然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林间最后的小孩》、《生命的进化》译者，全国自然教育论坛（网络）的发起人和理事。先后获得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科技馆发展奖“辅导奖”、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植物园教育奖、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我之前一直在云南等地做自然教育工作，2018年到上海，对上海的自然教育也在学习和观察阶段，希望能和自然教育同仁交流，把上海的自然教育做得更好。中国自然教育往何处去？

　　我很幸运一直在自然教育领域工作。2008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斯蒂芬角校区拿到环境教育和解说硕士学位。回国后，我曾在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8年，2018年我加入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目前在上海辰山植物园从事科普工作。2014年开始，我参与组织和发起了全国自然教育论坛。

　　由于一直参与并见证着自然教育的成长，所以我更关注中国自然教育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辰山奇妙夜”

中国的自然教育自有其特点，生成了大量独特的案例和样本。

　　自然教育刚刚兴起时，我是有疑虑的。它和科普教育有什么区别？它与我在美国学习的环境教育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很多人问我，我自己也在问自己。

　　我认为“自然教育”是中国当前语境下产生的名词，但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都在做，有的称为“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我又发现中国的自然教育有点不一样，这和中国特色国情有点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然教育吸引了大批各个领域的人。生态学上认为越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方，生态系统越稳定。自然教育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能看到各种内容的自然教育，这就和参与者的多元性有关。

　　第二，妈妈们成为自然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群体。妈妈们不仅带孩子来参加，也热情地参与组织活动。她们在社区办活动、组织志愿者做自然教育，这是特别好的现象。现在提倡公民社会，每个公民都在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

王西敏认为，盈利性自然教育机构会更多考虑可持续的问题，

长远来看有利于自然教育的发展。

　　那么，中国自然教育的发展，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首先，中国自然教育的兴起将形成大量鲜活的案例和研究样本，将给国际上类似的案例提供非常好的借鉴，成为国际环境教育或者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有力补充。

　　其次，盈利性的自然教育机构，既改变了之前公益机构只能依靠捐赠开展项目的局限，也避免国内科普教育体制的一些人、财、物的局限，它满足了当前社会的需求，并保障了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三，培养自然教育专业人才成为可能。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目前没有自然教育专业。很多从业者是学了其他专业，再转过来做自然教育。一方面这也挺好，不同的视角和背景可以让自然教育更丰富。但另一方面，也浪费了不少年轻人的时间。我的美国同学在本科毕业后，很多进入国家公园、保护区、自然中心工作，他们对生态和教育都有很好的理解，从事自然教育工作得心应手。在中国，自然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尽快提上日程，从而促进自然教育的开展。

重要学术理论的启示

　　接下来，我想基于几个重要的学术理论，分享我对自然教育的一些认知。

观察植物是最基础的自然教育活动

　　启示一：多带孩子到户外去总没有错。

　　什么样的自然教育是比较好的，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带孩子到户外玩耍很重要，对此我们应该有强烈的信心。国际上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重要生命经验”。学者托马斯·坦纳（Thomas Tanner）认为，“若能找出是怎样的生命经验，有助于培养出环境公民，那么就可尝试在教育过程中创造这样的经验，相信如此将更能培养出具备行动力的公民。”我们经常说理论指导实践。如果你知道背后的道理，做事情会更顺利。

哪个孩子没有“收集癖”？

　　启示二：同理心能够让你更喜欢植物。

　　以前我在西双版纳植物园，经常听到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抱怨：“有什么好看的，都是树！”这就涉及“植物盲”的概念。

　　“植物盲”不是说不认识植物，而是体现在4个方面：不关注周围的植物；对植物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能欣赏植物的美学和独特的生物学特征；认为植物低于动物，不值得特别关注。

　　这和人的生理特点相关。人类的视觉信号接收系统决定了人看到的信息和大脑接收到的信息，以及最后有意识地注意到的信息。研究表明，眼睛看到的数以百万bits（字位）的信息，只有40bits左右信息被大脑接收，而人有意识注意到的信息，不过只有16bits而已。

　　那么，眼睛接收到的信息，怎么才能更好地传到大脑呢？研究发现，大脑更容易接收的信息具有以下特点：运动、显眼的颜色和图案，已知的物体，潜在威胁的物体。

　　所以动物确实比植物更吸引人，这是天生的。但研究也发现这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想让别人更多关注植物，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有一位教育研究者做了个实验：让参与者对比两张内容不同的照片，一张是受伤濒死的鸟，一张是被砍伐的森林，更多人被受伤的鸟震撼。之后，研究者让参与者想象一下自己是森林里被砍伐掉的那棵树，结果大家对森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更加关注环境。他们不会觉得砍伐森林、石油污染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这是个特别好的教育策略——激发同理心。

　　启示三：自然教育不是单纯学习知识。

　　怎么激发参与者对环境的认识和热爱？美国学者阿耶兹（Ajzen）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他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受3个主要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态度：你是怎么看待某种行为的？其次是主观规范，也就是你周围的人是怎么看待的？再次是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人对采取某种行为的能力和拥有资源的认知。

　　行为计划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知识”在改变人的行为上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知识的传播是面向公众教育的重要内容，认为公众一旦知道了正确的知识，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但计划行为理论以及之后的很多研究发现，我们可能高估了知识在改变人行为上的影响力，其中较为出名的例子是人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世界上仍然存在大量的烟民。因此，计划行为理论被大量地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行为干预，如减少吸烟、减少酗酒、安全性行为等。

　　如果在自然教育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加强这三方面的影响，比如你能让大家觉得自然教育很重要，能让大家觉得周末带孩子去小花园里逛一小时比上网课重要，你就会做得更好。如果我们在课程设计或者活动设计时，有意识地从这些角度去考虑，效果会更明显。

　　启示四：不要总把学生视为“学习者”，让他们承担“教育者”的责任。

　　美国西雅图大学教授易若鹏（Rob Efird）在云南研究环境教育。他提出，为什么在中国，博物馆的小志愿者非常受欢迎且特别成功？在对小志愿者的调查中，小学生说：我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自信心增强了；我本来不敢在公众面前发言，当了志愿者后敢当众发言了；我体验了帮助他人的乐趣，很多外面的人到博物馆来，看不懂，我给他们讲，他们听了会说我聪明，我感到开心。

　　虽然是小学生，但他们讲解的时候是个老师。同时，带他们的老师和成人之间的交谈也给他们树立榜样，这都是项目成功的因素。

　　一个好的自然教育活动有哪些特点？你是不是培养了孩子的自信？你是不是让他们体验了帮助他人的乐趣？如果仅仅是带孩子参观一圈，讲些动植物知识，效果往往很有限。所以，我所在的辰山植物园也在尝试做一些让参与者不仅学习植物知识，也能自己来做一些活动，比如生境改造、蔬菜种植之类。

　　启示五：关注学习过程。

　　人到底是怎么学习的？不是老师讲一通，学生听过了，就是学习了。早期关于环境教育的研究集中在环境教育对改变个体环境行为的有效性上，这是非常简单化的解释。如今，人们更加重视个人和社区的学习过程，以及解决复杂社会生态问题所需的能力。

　　2014年，几位国际上研究环境教育、科学教育的著名学者在Science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由于当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未来的环境教育和科学教育趋向融合，比如公民科学和社区花园就是非常好的例子。这样形式的学习是跨学科的，整合了科学、教育和环境议题，未来将成为一种趋势。

四叶草堂营建的社区花园

上海自然教育之思与问

　　最后，我想分享几个我对上海自然教育的观察和问题的思考：

　　第一，上海自然资源的劣势怎么克服？当前上海开展的自然教育还是以动植物观察为主，比较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上海在资源上明显是欠缺的。我觉得，这就逼着我们上海的自然教育从业者苦练内功，把课程设计的能力提上去，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取得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自然教育行业普遍的低收入与上海生活的高成本，怎么平衡？如何通过高质量的课程吸引优质客源？政府是否有可能在扶持自然教育机构发展上有所作为？这都很考验我们的能力和智慧。

　　第三，高竞争压力带来自然教育的边缘化，如何面对？对上海的很多家庭来说，自然教育还不是刚需，可能英语、数学、语文的培训，乃至舞蹈、篮球，甚至跳绳才是刚需，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怎样才能说服更多的家长认同自然教育的理念？

　　第四，传统的科普体系如何与自然教育融合？上海的科普教育发展得非常成熟，自然教育是否可以和科普体系更好地结合，走在全国的前列？

　　以上问题，我目前也没明确的答案，希望在未来10年能坚持和自然教育的伙伴们一起探索，有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