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利班手里营救人质的香港青年

原载于2014年10月29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22期，《环球》杂志记者/陈杉（发自喀布尔）

叶维昌的爸爸妈妈都是香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自己之前在投行赚的钱也没那么多，因此他转行不是因为“钱多了再追寻别的刺激”，而是真正想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

33岁的叶维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阿富汗代表处里唯一的香港人，也是ICRC为数不多的驻外代表之一。他去年10月来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转眼，一年的任期即将完成。

在喀布尔瓦齐尔·阿克巴·罕区的ICRC办公室里，《环球》杂志记者见到了叶维昌。和善的笑容搭配白衬衣，他用一股带着港腔的普通话，将这一年里或惊心动魄或有意思的故事娓娓道来。

居中斡旋营救人质

6月10日，33名阿富汗大学师生在阿中部加兹尼省被塔利班绑架，13天后，他们平安获释。记者当时获悉消息时，只是为人质的安全归来感到庆幸，却未想到这事与眼前这位香港同胞有关。

绑架事件发生后，当地部族长老前去同武装分子交涉，塔利班也同意放人。但难题出现了，政府和反政府势力各有各的地盘，移交工作无法在双方之间直接展开。这种情况下，需要中间人或机构来协助完成。

作为为数不多在当地有办公室的国际机构，ICRC收到一份释放人质的消息，对方自称是塔利班武装，希望ICRC充当这一角色。

当时，叶维昌是ICRC办公室里的唯一国际雇员。他和当地雇员先花了一些时间确认消息的确来自武装组织，然后便着手展开同当地政府及武装组织的联系工作。

叶维昌说，ICRC一直以来和政府以及各派武装之间都有联系，所以核实起来难度不大。“关键是确定时间和移送地点，当然前提是双方都充分信任我们。我们决定自己派车去武装分子指定地点接人。为避开不必要的麻烦，比如盘查和地雷，车辆需要严格按照对方提供的路线走。”

作为营救过程中唯一的国际人员，叶维昌并未亲自随车前往，因为当地办公室需要一个人来负责居中协调。“很多人质家属都来我们办公室等消息，他们的情绪需要安抚。政府、ICRC和武装分子3个方面也需要有一个人保持沟通，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叶维昌本打算同驱车接人的同事每半小时联系一次，但由于地处偏远，通讯器材的信号并不好，一度需要通过总部的加强设备中转；同时由于山路难走，原定的计划进度也有延迟。这一切都给统筹行动的叶维昌带来不少压力。

“我都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吃饭。因为人质人数太多，我们当时决定分两天接回。我的同事说，那两天我一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看时间，几乎没坐下来过。”

最终计划顺利完成，获释师生们在ICRC当地办公室里得到了简单的食宿照料以及一些心理干预，还有两周来第一次洗漱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同家人重新见面，一些人在家人怀里失声痛哭。

这些情景叶维昌看在眼里，如释重负，“结束后倒头睡了好几天”。

为伊朗女囚犯传信

作为ICRC人员，不是时时都能参与营救人质这么刺激的事。平时，叶维昌更多地是参与对当地的人道项目工作，如残障技能培训、农业生产培训、监狱探访事工（事工是指基督教会成员执行教会所分配的工作）等。

一次，3位当地部族长老找到叶维昌，说有几位伊朗女子被阿富汗警方逮捕，关押在当地监狱，希望请ICRC帮助确认看望，并让她们能同国内家人建立联系。

叶维昌听到这一消息，心里稍许有些忐忑不安，“我身边没有女性同事，有点担心和她们的沟通。我们的监狱探访事工，都需要先和对方建立关系，关心他们，让对方能放心把一些需求告诉我们，这样才能做好。这次是我第一次在监狱里同穆斯林女性接触，所以心里不太有底。”

叶维昌和他的同事们先是同当地政府确认了这几名伊朗女子的情况，了解她们被捕的原因和过程，得到许可后便和同事一起探访女子监狱。

“但事实上，见面时她们比我想像中要更容易沟通。她们知道我们，也可能是受情况所迫，把需求都比较直接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先是通过在伊朗的同事帮助她们给家里人送了书信，然后再想办法帮她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一些衣物和女性用品等等。”

因为宗教礼法和风俗，在阿富汗的女性囚犯会被关押在单独的监狱里，白天做些简单的手工活。叶维昌在监狱探访时，发现伊朗女子身边还有孩子。在孩子暂时无法离开母亲的情况下，叶维昌和他的同事还筹集了诸如玩具和书籍等儿童用品。

根据ICRC提供的数据，仅在今年4~6月，在阿ICRC人员就一共探访了近1.8万名在押人员，分发了近900封信件。“去监狱探访，有时候一天要和十几个人聊天，面对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真的需要很多精力和体力。但这些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叶维昌说。

不是“钱多追寻刺激”

此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叶维昌的人生被描述成“放弃高薪，投身人道”。他对此只是说，“请不要给我套上光环。我和很多香港年轻人一样，只是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叶维昌2004年从香港大学商学院毕业，随后进入高盛投资银行工作，4年后辞职并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他坦言，在日本遇到的一位前辈让自己决定投身于ICRC。“就是很认同这个组织的理念，人道、公正、中立等等。”

但2009年，叶维昌第一次尝试报考ICRC，结果却没有被录取。

“因为法语差（ICRC总部设在属法语区的瑞士日内瓦），后来我就申请了去法国留学。然后在香港红十字会工作。”叶维昌说，香港红十字会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派他到内地的甘肃和陕西工作。2010年舟曲泥石流灾害时，他恰巧就在附近。

“我和另外3位同事在泥石流发生后的第二天就进到灾区，我们到现场后就组织发放水、食品和简易生活用品，安顿灾民等待其他救援力量进来。”

经过两年潜心学习和工作，叶维昌再度申请ICRC的工作，终于如愿以偿。“ICRC培训一个国际事务员也不容易，他们是看中我两次申请，人很有诚意吧。”

此后，他辗转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工作，并于2013年赴任阿富汗。

一直在战乱地区，家人会怎么想？

叶维昌的爸爸妈妈都是香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自己之前在投行赚的钱也没那么多，因此他转行不是因为“钱多了再追寻别的刺激”，而是真正想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所以，在ICRC这几年，家里人总体还是支持他的。他每天也会跟父母视频聊天，报个平安。

“至于女友，我真的很感谢她支持我。因为异地恋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不过选择了就有代价，也有收获。我会在休假时多多陪她。”

这份工作最令叶维昌满意的地方，是他的视野不断得到开阔。

“因为工作关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前期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看很多资料和书籍，有些信息还是ICRC独有的。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每天还能抽出时间来强迫自己看书，真的是很好的安排。”

他说，在平时和同事的交流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他自己能说粤语、普通话、英文、日文和法文，现在还在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此前他遇到过一名同事，能说18种语言，见面和他用中文交谈几乎无障碍。

报考对他也是一次特殊经历。ICRC不仅会考基本的语言能力，还会考应变能力。考试当中，考官会突然中断考试，然后将应试者带去另一个现场继续考核；或者创造一个环境，比如在黑暗中绑住应试者们的手，看他们如何彼此协调和脱困。

这些经历让叶维昌大开眼界，也让他对人生有了别样的体会。

叶维昌说，“我还是希望年轻人多出来，尤其是到ICRC这样的平台上来。一方面是ICRC真的需要年轻人，尤其是亚洲和中国的年轻人；另一方面，真正地融入一个地方，去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你会感觉到生命的一种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