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0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林云飞和刘欣燕这对最佳CP的电台首秀为她们吸粉无数。为满足那些错过了直播，未能听到两位“磁性嗓音”的粉丝们，小编特将两位直播的音频奉上~展览中有一个最特别的展区被称为“二战反思区”，是展览中最压抑的部分。自二战结束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受到了这样一些指责：为什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探视纳粹集中营？为什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谴责当时的迫害和驱逐行为？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变成刽子手的帮凶了吗?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不得已的理由：★ 当时的国际人道法还没有把平民考虑在内，关于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是在1949年才通过的。当时，保护平民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战俘。★ 而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集中营的能力极小。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柏林才准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去集中营派发救援物资。事实上，在战争期间没有一个国际组织获准进去过。作为死亡集中营，它们从性质上是不可能让人道组织探视的。★ ICRC对于当时的情形也考虑过是否要公开谴责的问题，但当时担心这种谴责会危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战俘救援工作，于是ICRC的高层还是了选择与交战方进行双边保密谈话。而且，瑞士政府出于政治原因也极力反对发表公开谴责。现在看来，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上的最大失败。田达治一般我们做展览，总是会把好的、功绩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而这个展览，恰恰是把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把他们也困惑的一些地方，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这让人看到了这个组织和策展人的真诚。2012年4月，由刘深执导的90分钟纪录片《25个字》在第45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铜奖。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二战期间中国三姐妹何泽瑛（在中国）、何泽慧（在德国）和何怡贞（在美国）之间传递红十字通信的那段历史故事。谈到红十字通信和寻人工作，我们还要从杜南爷爷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记录的故事聊起：“一名大约20岁的年轻下士身体左部中了一枪，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当我喂他水喝时，他向我致谢，又满眼含着泪水说：‘噢，先生，你能不能给我父亲写封信，让他安慰我的母亲！’我记下了他父母的地址，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杜南在脚注中补充道：“他的父母住在里昂阿尔及尔路3号，这个作为志愿者参军的年轻人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他们收到有关儿子唯一的消息就是我带给他们的。”就在那一天，杜南播下了一颗伟大的种子。可以说，之后的红十字通信以及中央寻人局的建立等一系列工作都是源自杜南在索尔费里诺的经历。在二战期间，如果不事先审核信件内容的话，各交战国不会容许与敌对国家的信件自由交换。所以，信件要经过发出国和接收国审查机构的双重审查，同时要求信件的字数不能超过25个字，而且只能严格限于个人或家庭的信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重现当时何泽慧在柏林给她在美国的姐姐何怡贞寄信的过程：何泽慧将信件寄往德国红十字会，德国红十字会把它交给德国审查机构审查，然后信件又被寄回德国红十字会，德国红十字会再将其寄往在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由ICRC寄往华盛顿的美国红十字会，然后信件交与美国审查机构审查，然后再寄回美国红十字会，最后才经由美国红十字会寄给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的何怡贞。相反地，回信的传输也会经过同样的程序。刘深导演25个字，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残酷的战争中得到精神慰藉，那些战火中奔波在漫漫邮路上的无名信使的身影，永远闪耀着人道光芒。尽管信件到达收信人手中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每一封信件的到达都是一个奇迹——港口被轰炸，船只被潜艇袭击，城市被摧毁，人民因为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因此，在战争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确实是一个奇迹。比如说：“我们很好。父母很好。他们很健康。姐生了个小孩。想念你们！”如今，红十字信件的传递与二战期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201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收集了12.9万封红十字通信，并分送到那些因为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而离散的家庭成员手中。这项工作旨在为家庭成员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的纽带，为他们带去慰藉，缓解他们因为分离和对家人的担忧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一点也不亚于因为战火所造成的生理上的累累伤痕。刘欣燕根据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规定，家人有权利了解失踪亲属的命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即使在武装冲突结束多年后，仍然为澄清失踪人员的下落而努力，协调各方挖掘、辨认和归还死者的遗体。大家可能还记得1992—1995年发生的波黑冲突，在冲突过去20年后，迄今仍有近7000人下落不明。林云飞愿能唤起更多的人去首博观展，而观后能有所感、有所悟；愿有更多的人能身处和平，思考战争；愿人道的光，照亮更多被战火烧焦的土地，抚慰更多千疮百孔的心灵......首都博物馆约起 !我们的展厅位于首博地下一层无需预约，免费对公众开放凭身份证换票入场地铁1号线木樨地站出C口展览将于11月30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