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银行到烽火大地

遗忘战争还是初心不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项目官员叶维昌。

© Xiaomei Chen/Post Magazine

他曾是一个拖后腿的高三学生。

他曾是国际投资银行的精英。

他曾身处战乱，塔利班武装分子、爆炸和饱受战火折磨的平民百姓就在他的四面八方。

这一刻，飞向阿富汗的航班即将起飞。他有五秒时间，在机舱门关上之前，打一个电话：“我不干了。”是的，那么，一切就结束了。

在机舱门即将关上的一刻，他要作出这个重要的决定。

“80后”的叶维昌，那一刻，选择遗忘战争，还是初心不改？

中学差生 变身港大精英

叶维昌小时候在公屋区长大，高三还只是班上拖后腿的后进分子，之后却成功入读香港大学商学院。

叶维昌形容自己的中学生涯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排球，大学选科，自己决定不了，由姐姐决定填报商科。他参加不同商科比赛，并与同学一起以“数码面膜印刷”赢得比赛。

然而大二那年，他的人生路忽然变得清晰。

“港大有个说法叫“魔法般的二年级”， 好像所有机会都会在二年级出现。”上大学之前，叶维昌从未离开过香港。当时他申请国际交流计划，得到两个机会，一个是前往南非一间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另一个是前往肯尼亚贫民区参与当地的生计项目。身边许多老师和朋友都认为他应该选择前者，但是他不想留在感觉舒服的地方，不想做习惯的事。“我选择挑战自己，选择去肯尼亚。可以说，之后的一切，都是由肯尼亚开始的。”

叶维昌的任务是协助当地贫穷家庭运用一笔资金做小生意。贫民区内，六成人都染上了艾滋病。办公的地方，同时有一个艾滋病孤儿中心。小朋友见到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陌生脸孔，非常高兴，一拥而上，团团围着他，抱住了他的双腿。“你可以想像，那对我的冲击有多大！”他明明知道艾滋病不会经由一般身体接触传播，但是依然不知所措。

“那个感觉，我直到今天都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叫麦克，每天都会扯着叶维昌的衬衫一角在贫民区出出入入。叶维昌离开的时候，麦克说他会存钱去香港。叶维昌吃了一惊：一个住在贫民区的艾滋病小孩，都会有自己的梦想。那一刻，他开始问自己：究竟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些有空间追逐梦想的人，反而往往裹足不前？

顺理成章 进入投资银行

2004年毕业后，叶维昌听从父母的意见，选择了绝大多数人眼中理所当然的道路。成为别人眼中的精英，得到一份足够买得起车房的工作，是许多香港人求之不得的A餐。

毕业前有一个前辈跟他说，就算活到一百岁，人生第一个25年已经过了，最后一个25年又可能疾病缠身。原来，一毕业，人生只剩下一半。“他问我：你希望这一半时间过得有多精彩？”

叶维昌说，投资银行的工作会遮挡人的双眼。每天看到的就是一封封邮件，脑中所思所想只有工资和客户。但工作之余，他依然努力尝试与社会保持联接。他报名成为了香港惩教署的志愿者，给监狱里的在押人员上课。一年后，当他离开时，一些孩子给他唱了一首他教过的歌。

在投资银行工作四年后，叶维昌于2008年选择了辞职，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国际关系。那时，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想：“哇，这是真正在前线工作的组织。只有少数人敢于来到前线。那些受害者正是陷于最极限处境中的人。”

从此，加入国际组织工作，成为了叶维昌心中逐渐成型的B餐。“即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这份B餐。”

枪林弹雨 烽火燃遍大地

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后，叶维昌前前后后被派驻过很多他人眼中充满危险的战乱国家。在缅甸时，他曾经为几个原本住在山区的在押人员送信给家人，他们已经七年没有联络。山区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车辆可以到达，要走山路，之后还要搭乘小艇。下船时叶维昌不慎被木板擦伤了，因为物资太重，当时没有携带急救包。三个小时后，他回到总部，发现整条小腿的血管呈紫色，伤口已经受到细菌感染。总部连忙把他送到仰光一间医院，接受了十四天的抗生素治疗。

为了一封信，值得吗？

“当我见到在押人员家人的第一滴眼泪，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除了困窘的环境，更危险的时候，炸弹也会成为你的近邻。叶维昌曾被派驻阿富汗，当地有塔利班武装分子。叶维昌每天都听到爆炸声，每一次他都会立刻四处张望，评估是否要逃生。“工作期间我曾放假回港。最初几日我一听到街上有货柜车卸货的重击声，我都下意识向周围望。如果不是家人提醒，我也没有察觉自己这样紧张。”

假期结束后，叶维昌坐在回阿富汗的飞机上，看着机舱门徐徐关上，他的脑海出现了一个声音说：“你还有五秒钟，决定走，还是不走。”无论是多艰险的经历，叶维昌讲述时都像是引述他人故事般冷静，唯独回忆至此时，他也忍不住激动起来。“就像电影一样，我问自己，其实打个电话回去，说一声quit（退出）就可以，但是当我想起前线的同事，在持续战争下等待支援的平民、伤兵，我就跟自己说：坐下啦，起飞就起飞啦。”

敌人不在远方

曾经有人问过叶维昌，生活和工作都处于枪林弹雨之地，在那里，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自己。”叶维昌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要面对的是个人的恐惧。当你面对着一脸严肃的政府军人或者连政府都管不到的武装组织时，那个考验就是，你有没有胆量说‘你真的做错了’或者‘开枪其实都有规矩’。”

身在战区或者冲突的最前沿，即使所工作的机构尽可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前线人员总还是有机会遇上危险。为免父母担心，叶维昌最初并没有详细说明工作情况。“我只是告诉他们，我平日都是在办公室工作，都是穿着衬衫西裤。”可是他没有提及，他是穿着衬衫西裤与荷枪实弹的武装组织会面以及谈判。2014年，他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对话，参与营救人质行动，相关访问被香港媒体转载后，父母才认识到儿子的工作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轻松。

“从我离开投资银行开始，父母一直都十分疑惑，到今日都认为这是一个‘神经病’的决定。不过我很庆幸他们没有阻止我的工作，没有给我压力。”

叶维昌与同事每天都在前线为平民家庭团聚而努力，下班后，他们打趣说，自己也要与家人团聚。于是，夜幕低垂，就是他们的上网时间。“我们会跑回宿舍，如果能连接到网络信号，我们就给家人打电话。”

这个电话，与其说是为了挂念，不如说是为了治愈。他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能在电话里谈上一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话分享。以前从事银行业，在家里住，朝夕相见，每天谈话恐怕连十五分钟也没有。“也许是年纪大了，分开日子又长，反而会珍惜。”

不要做年老会后悔的决定

由于工作原因，叶维昌有机会体会多个国家的文化，逐渐成了一个“国际人”。每次前往新的国家，叶维昌都要熟读当地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知识。他觉得自己每两年，就好像读了一个硕士学位。书读得多，战祸见得多，赤子之心却未曾变过，最近与大学老师见面，他们觉得他还像刚毕业时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像一个小朋友，经常背着背囊到处去，跟读大学时没有太大分别。工作环境令我有动力一直学习，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其实国际组织吸纳人才，也是千挑百选。叶维昌从确定志向到开始筹备，直到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足足用了九年时间。语言是其中一个障碍，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设在瑞士的法语区日内瓦，按照惯例，工作人员都必须懂得法文。他在2008年离开投资银行后，前往日本修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之后又加入香港红十字会往内地前线工作，积累各种相关经验。

这些年来，一直在外国工作，叶维昌对国际问题熟悉，却开始与香港脱节。“有朋友前来探访，提到的‘潮语’我都不懂。”叶维昌说。

更大的鸿沟不是来自语言，而是来自价值观。“赚钱无罪，梦想没有好坏之分，但你要肯定，自己不是因为社会压力而追逐某个指标。假如大半辈子追寻一个目标，到老了才发现做错了决定，那时要后悔就太迟了。”

原载于《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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