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如何演变的 ——一个人道组织的视角

“观点”栏目旨在介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相关学者对于国际人道法以及人道政策与实践等问题的立场与观点。本栏目中的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而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无关。

文 | 丹尼尔·帕尔米耶里

译 | 汪中祎

若要探知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以及战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必须首先选择一个恰当的研究机构：它曾经亲历过战事，但又未直接介入战争，这样的机构能够更加客观和理性地看待战争的发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恰好符合这样的要求，它作为一个人道组织，在过去1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为武装冲突受害者提供援助。它历经无数战争，却始终能以非交战方的身份对战争进行批判性解读。因此，ICRC有能力洞悉战争这项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的演变。

“战争”一词虽频繁出现在ICRC的出版物、声明和档案中，但必须承认，多年以来，ICRC只是在理论和一般概念的层面上探讨战争，却未曾提及战争演变的问题。ICRC关于战争的观点通常建立在战争与和平、军队与平民、文明与野蛮、国内与国际等一些对立的概念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它对战争的假想解读。而且因为该组织当时很少在战地开展工作，因此在它创立之初的50年里，对于战争的解读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假想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型国际组织的ICRC，其身影基本没有出现在各类军事行动中。

幻想时代：1863-1914年

ICRC及其所发起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下文简称“运动”）主要致力于使冲突人道化。然而，矛盾的是，战争实际是ICRC赖以存在并“有所作为”的原因，但ICRC却表达了反对战争的立场——因为战争是苦难的根源。它认为战争终将消亡，民族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值得赞扬的是，在ICRC的努力下，《日内瓦公约》得以通过，从而限制了国家从事战争的绝对权力，作为现代国际人道法的第一个条约，它也为日后其他类似文件的订立铺平了道路。ICRC的奠基者们也因其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战争终将消亡的观念。

ICRC发展壮大的环境可能也是强化和平倾向的另一个因素。毕竟，ICRC是由瑞士公民在瑞士创立的国际组织。自1814-1815年《维也纳和约》和《巴黎和约》签署后，瑞士联邦再也没有卷入任何国际性武装冲突。不仅如此，以纪尧姆-亨利·杜福尔将军（后来成为ICRC的委员）领导的获胜方在战争前后都能以“人道”方式行事。这些事实不禁使ICRC幻想，凭借“运动”的智慧与凝聚力，人类终将消除战争与暴力。

幻想破灭：1914-1918年

ICRC对战争演变的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双重转变。ICRC为战争受害者（主要是战俘）开展的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以ICRC国际战俘局为典型代表，在战争最激烈时，国际战俘局共有12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援助工作。一战中，ICRC还直接派代表对交战国战俘营进行探视。这一次，ICRC与战争有了直接的联系。

“一战”期间，ICRC 向交战各方提出了多项抗议，并呼吁交战各方限制或禁止新型武器的使用。然而，这些努力往往徒劳无功，或者通常只是在战后才得到响应，禁止使用毒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交战各方对其倡议的冷淡态度使ICRC认识到新的现实：虽然战争仍主要由“文明”国家发起，但从中再也看不到骑士精神，战争已经超越了国际法对其施加的一切限制，变得像“野蛮人”之间的战斗一样惨无人道。ICRC意识到本应规制武装冲突的法律存在低效与不足的问题。这促使ICRC在一战结束之前便开始考虑起草一份能够适应全新战争形式的战俘待遇规则。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的通过标志着该项工作初见成效。

ICRC对战争看法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则与战争受害者有关。同盟国军队对比利时、塞尔维亚和法国北部的入侵，对平民的驱逐，对被占领国居民的劫持，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迦勒底人的大屠杀，使ICRC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出平民曾是，也一直都是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巴尔干战争期间前奥斯曼帝国欧洲版图内民众被迫背井离乡的惨景就是明证。这一认识促使ICRC将其部分人道工作转向平民受害者，在国际战俘局内专门设立了一个为平民提供援助的部门。在一线工作中，一旦有机会并在获得交战方批准后，ICRC代表也会对因具有敌国国籍而被拘留的平民进行探视。另外，ICRC还公开谴责对平民实施的残忍行为，包括1915年发生在亚美尼亚针对平民的大屠杀。但是，平民受害者这一新的关注点真正开始产生影响，还得归功于ICRC在一战后所开展的工作。

亚美尼亚儿童

一战之后：1920-1930年

ICRC负有介入国际武装冲突的法定职责，但国内武装冲突则不在其职责范围之内。但在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ICRC曾正式宣布放弃对国际性与国内武装冲突的区分。发生在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其他国家的内部动乱（如西里西亚和爱尔兰）最终使ICRC得以具有在内战中开展工作的正式身份，结束了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的两分法。但令人惊讶的是，人道行动的这一新领域却仍然为战争法所忽视，修改各项条约的一切努力仍只关注国际性武装冲突，1929年《日内瓦公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ICRC意识到人类想有朝一日消除战争或许只是痴人说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尤其是一战战胜国对和平的希望终成泡影。通过设在东欧的代表处，ICRC很快发现战争的硝烟并没有随着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议的签订而消散。波兰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匈牙利和邻国、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爆发的新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延续着1914-1918年间的杀戮。

苏联，准备为阿尔及利亚难民派发的糖。

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战后，战争法都没有得到各国应有的尊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是如此，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也因此受到重创。ICRC于1921年提出的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对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进行审判的计划也胎死腹中，正因为如此，ICRC才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巩固现行国际人道法上。

幻想终结：1939-1945年

ICRC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ICRC在二战期间所面临的问题与一战中遇到的问题并无二致，只是这一次人道需求和人道工作的规模之大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法企及的。

二战期间，德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战俘营，派发红十字包裹。

被占领土平民的遭遇暴露出ICRC对战争看法的局限性。缺乏对平民的保护给纳粹德国境内被驱逐的平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整个二战期间，ICRC曾竭力进行干预，并按照其为战俘提供救助的方法，尝试以各种方式向这些受害者提供帮助：比如收集被驱逐者信息，帮助其与家人通信，向集中营提供食品和医疗用品，并试图对集中营进行探视。但是，纳粹德国当局拒绝了其中大多数的请求。尽管不能因ICRC没能为被驱逐的人提供帮助而横加指责，但必须强调的是，ICRC依旧没有打破将平民与武装冲突的“传统”受害者（即士兵）作为一体来看待的思维定式。ICRC未能认识到这些被驱逐者，尤其是因“种族”被驱逐的人与士兵的巨大区别。在这方面，传统上的那种按部就班的人道努力对这些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平民受害者而言是徒劳的。与其他国际组织一样，ICRC也无法摆脱常规做法的窠臼，在明显不同的情势中，ICRC仍希望沿用传统的做法。

理性时代：1945-1960年

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大多数殖民冲突强化了ICRC对于文明与野蛮之战的想象。毫无疑问，1935-1936年发生在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动摇了这一观念，因为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比“野蛮人”更残忍。种族灭绝集中营的建立是对此观念的最后一击——建立集中营的国家也曾是文明的发源地。从那时起，ICRC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开始更加关注那些处于文明阴影之下的人。从法律上讲，殖民地独立战争可以被归为内战或内部动乱。在这些武装冲突中，ICRC的援助对象主要为被殖民者，包括战斗员和平民。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伤亡最惨重的是原住民。这使得ICRC因为国家的原因而面临困境，成为ICRC履行人道使命的重大障碍。在阿尔及利亚冲突期间，ICRC很快就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允许，对被俘的敌方战斗员和平民进行探视，但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期间，ICRC很难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同样的许可，只是在起义接近尾声时才开展了一些简单的工作。自此，“文明”的白人和其他“野蛮人”这样的区分就从ICRC的话语中消失了。1945年以后，无论战争发生在何处，ICRC仅以向战斗员和战争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保护的方式介入战争。

二战，从拉文斯布呂克集中营获释的300名妇女乘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卡车抵达瑞士。

结论：全新战争观？

20世纪50年代以来，ICRC的工作重心从对武装冲突理论研究逐渐日益转向在武装冲突地区开展工作。此后40年左右的时间里，ICRC是在冲突不断的环境中不断发展的。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局势又再次恶化，出现了新的暴力形式：从种族冲突、民族冲突以及非结构化冲突到“反恐战争”，最后再到尚不构成武装冲突的其他暴力局势（如阿拉伯之春）。ICRC在其中许多局势中开展工作。若要分析自1990年代以来，ICRC对武装冲突的认识是否及如何发生了改变似乎还为时尚早。迄今为止公认的平时与战时间的区分显然也因为“反恐战争”而变得模糊。即便如此，与其创立之初不同的是，ICRC亲历了这些新的暴力形式。ICRC也因此接触到了新的武装冲突受害者，认识到了新的需求，而最为重要的是，这迫使ICRC彻底反思其对战争的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ICRC一直奉行这种“知行合一”的方式，这无疑也是该组织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人道组织，ICRC通过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来适应其所处的工作环境。如今，在自动控制和机器人学方面的重大技术挑战让ICRC再次面临战争演变的转折点，同时，这些挑战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的作战形式。虽然ICRC可以努力禁止将这些技术运用于武装冲突之中，或退而求其次，通过法律限制这些技术产生的致命影响，但却很难预测一旦这些技术手段用于军事用途可能带来的人道需求。战争的一个恒久不变的特征是：人们只能在战争爆发后才能认识到它产生的影响，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谈论战争演变的问题。

作者简介

丹尼尔·帕尔米耶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研究员，撰写过多部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和战争历史的书籍。

译者简介

汪中祎

北京语言大学翻译硕士，曾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工作过8年，先后担任翻译及生计项目官员。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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