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公约》70周年 基本精神深入人心

今年是《日内瓦公约》通过70周年。《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目前已得到全球普遍的认同，共有196个国家成为其缔约国，是世界上缔约国数量最多的国际公约之⼀，被视为国际⼈道法的基石。

“尽管人们不一定知道国际人道法的具体内容，但是稍微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冲突各方是需要遵守相关的国际法的。这方面的国际法主要就是《日内瓦公约》。” 中国政法⼤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朱利江说，70年来，国际人道法在全球的推⼴卓有成效，《日内瓦公约》的基本精神已经深入人心。

在《日内瓦公约》通过70周年之际，朱利江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中国如何在国际人道法的全球体系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可以激活自己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推动国际人道法的传播工作；可以考虑修改刑法，将战争罪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概念纳入其中。”

2005年以前，中国就在推⼴国际人道法上付诸了许多实践，例如，在许多法律法规中都加⼊了国际人道法的内容；中国还有涉及国际人道法的司法审判实践，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对⽇本战俘的审判。

另外，在中国军队的⼀些政治院校中也设⽴了武装冲突法教学研究机构。但总体来讲，2005年之前的推⼴呈现碎片化和不连续等特点，且与普通百姓距离较远。

2017年5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纪念日内瓦四公约1977年《附加议定书》通过40周年"国际研讨会。

朱利江说，国际人道法在中国的推广，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中国设立东亚地区代表处的2005年为分水岭。

2005年，随着ICRC东亚代表处在北京成立，国际人道法在中国的推广活动活跃起来，ICRC与中国的国家机关、科研院所、智库、学校、媒体、医院、各级红十字会等携手，在社会的各领域推广国际人道法的相关知识，拉进了国际人道法与民事当局与普通百姓的距离。

目前，中国已经缔结了37个涉及国际人道法的条约，并在国际条约的起草、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和传播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早在1983年，中国就加入了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第⼀个加入两个附加议定书的国家。

但朱利江说，国际人道法在中国的推广仍面临瓶颈。例如，在最需要学习国际人道法的军队，国际人道法的推⼴进展并不清晰。

2016年第十届模拟法庭决赛现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2007年起，即开始与各知名高校合作举办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旨在推动将国际人道法纳入高校课程并培养学生对国际人道法的兴趣。近年来，每年都有来自全国的30多所高校参加本项赛事。

而国际人道法在中国⾼校中的推广，则受限于专门研究国际人道法的师资⼒量匮乏；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的设置、课程开设只限于若干高校，且缺乏适合中国大学生的国际人道法中文教材和教辅材料等因素。朱利江认为，这使得国际人道在中国⾼校的推⼴仍旧没有形成⾃发的行动。

朱利江建议，中国可以考虑整合国内军地两⽅的国际⼈道法研究资源，设立“中国国际人道法研究院”、制定中国版本的《军事⼿册》，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的军人、官员和学者培训国际人道法知识等。 

他介绍道，《日内瓦公约》是规制爆发武装冲突，尤其是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冲突各方对待伤者、病者、遇船难者、战俘和平民的国际法，被国际法院形容为是“最低的人性考虑”。    

在《日内瓦公约》制定和推⼴的过程中，ICRC的角色举足轻重。《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及其重要推动者ICRC的成⽴，都可以追溯到同⼀个人身上。 

1859年，瑞士商人亨利杜南，在意⼤利北部目睹了法国-撒丁尼亚联军与奥地利帝国相争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惨状后，深受刺激。在这场战役⾥有6000多人遇难，4万人受伤。

回到日内瓦后，亨利‧杜南撰写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并于1862年发表。在书中，他提出两个革命性的观点: 第⼀，各国都应该设⽴救助团体，去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受伤的人; 第⼆，应起草⼀个国际协议来保护战争伤员和医务⼯作者。他的第⼀条建议最终促成了ICRC于1863年创⽴。第二条建议则推动了首部《日内瓦公约》的签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学家丹尼尔·帕尔米耶里（Daniel Palmieri）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介绍，在ICRC成立的头半个世纪⾥，其规模相对很小，因此只能进⾏少数的实地活动。 

1914年爆发的第⼀次世界⼤战，是ICRC向⼀个真正的国际人道组织转变的重要节点。⼀战期间，ICRC的⼯作⼈员对士兵和平民受害者开展了⼀系列救助活动。1918年⼀战结束以后，ICRC继续在⼀些内战和国内动乱局势中提供人道援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了寻人局，使战俘的家属及亲人能够给他们发送信件与包裹。

作为⼀个独立和中立的组织，ICRC发展的历史中，是否遇到过个⼈利益与战时救援⼯作之间出现冲突的情况？ 

对此，帕尔米耶⾥说，在某些情况下，ICRC内部的个别人，可能会影响到外界对整个组织的评价。“举例说，在第⼀次世界⼤战期间，ICRC的主席古斯塔夫·阿多尔（Gustave Ador）是⼀个狂热的亲法国者。时至今日，人们还是会读到他的⼀些观点，觉得他的⽴场并不是完全中立或独立的。”

但帕尔⽶耶⾥说，虽然ICRC的中立性和独⽴性在过去偶尔会受到质疑，但作为⼀个组织，ICRC整体上⼀直是中立的──即始终尽其所能地帮助所有冲突中的受害者，不对他们加以任何区分。

本文转载至财新网报道
记者 田佳玮  实习记者 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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