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不读书是谁的错？
星
Xing Perspective
4月1日，我们推送了《星视角》系列专栏文章——《大学再牛，为了这群学生，也需要放下身段》（☜点击回顾），分享了程星博士关于“大学的国际招生”的观点。今天程星博士就“为什么大学生不（需要）读书？”这一话题分享其独到见解。
本文原标题:《不读书不是你的错？》
我们全家从纽约搬到香港的时候，女儿还是中学生，每天放学都会带几个“为什么”回家。这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纽约地铁里有很多人读书，而香港地铁里大家都在看手机？我当时没太在意，信口答道：香港地铁里手机信号好呗。
后来在校园里待久了才发现，原来香港的学生在大学里也不读书！注意到这个现象，是在与交换学生的座谈会上。常常听到他们感慨：到了国外才知道，读书原是大学课程的重中之重。有学生这样对我说，在香港上学知识是老师教的，而在国外上学知识是靠自己读书得来的。
这个观点有点深刻。如果知识可以通过阅读获取，那么我们需要老师做什么呢？换个角度：如果老师该教的不是“书”本身，那究竟是什么？按照古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说法，老师该教的是如何“读”，是读书的方法。但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个说法的。其实我就特别理解那些坚持认为教“书”是老师的本职工作的观点。记得当年初为人父母，天天给孩子喂饭，邻居见了笑曰，不用喂，她饿了自然会吃。也许香港老师也和我们一样，生怕饿到孩子。曾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半调侃地告诉我，他教曼昆的经济学教材，每周讲一章，不敢跳过任何章节，不然学生不答应，系主任不答应，连学生家长都不答应。这样看来，学生不读书还真不能全怪他们；我们这些坚持“喂食”的老师们责无旁贷。
教师如何教学？
转变“喂食”教学法，让学生课前“有所知”
那么，国外大学的老师真的不教“书”吗？当然不是。区别在于，国内外大学的老师在上课前对于学生的期待不同，因此他们教“书”的方式也大相径庭。我是在国内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后去国外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之后开始教书，一时难以摆脱“喂食”教学法，以致有了一段“败走麦城”的经历，至今难忘。
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博士班课程，我诚惶诚恐。按照当时的学费标准，学生光是选我这一门课，学费就是2700美元，还不算其他杂费。让学生在课前自己读书，然后来课堂参加讨论，老觉得问心有愧。于是，我努力备课，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知识都教给学生，因此讲授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尽管如此，我还是每次都留下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讨论，作课堂报告。有一个学期不知什么原因有50多个学生注册，面对这么大的课堂，组织讨论变得十分困难。我作了临时改变，增加了“一言堂”的比例。这下学生就受不了了。课后有位学生来找我，十分委婉地问我有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当她得知我在其他大学教过本科，而这是第一次教研究生课程，对我的缺乏教学方法深表同情。下一次上课时，她给我带来一大摞复印材料，全是关于如何组织课堂教学以及学生“学习风格”(learning style)的论文和例证。她甚至暗示，只要我愿意，她可以给我作一次课堂示范！我半开玩笑地问她，“你们花这么贵的学费，难道就是来听自己说话的？”她居然没有理会我的幽默，认真地答道，“是啊！”
这段经历对我教学生涯的影响可谓铭心刻骨。之前我还关注教学方法问题，之后我的关注点转向了教学方法背后的问题。试想，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师道”一直被界定为“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们奉为圭臬。这个定义背后的假设是老师有所知，学生有所不知，所以老师的工作是将知识传递给学生。可是，如果我们假设学生也有所知，那么知识传递的方向还是单向的吗？“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尽管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出现的新名词，但这种教学现象其实早已出现在大学的课堂里。上世纪初哈佛商学院实行案例法教学，在我看来已经几乎具备了“翻转课堂”的主要元素。
那么，老师怎么知道学生是否“有所知”呢？答案是，他们并不知道，但可以要求学生知道。秘密就藏在老师在每一门课开始之前发给学生的那份详细的教学大纲里，其中列出学生在每节课前必须完成的阅读要求。有了这个大纲，老师就可以假定学生对于哪些知识点已经有所了解，而他们在课堂上便可用各种方式确认学生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而不是从头教起。
行文至此，我想起我的老同学朱永新教授为推动全民阅读奔走呼号多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的阅读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在他眼里，读书并不仅仅关乎个人习惯或修养，而是一件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事：“阅读帮助我们更加强大，帮助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语言，帮助我们拥有凝聚力；阅读能够激发国民的创造性，推进社会公平。因此，全民阅读的确是一条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最廉价的提升国民素质的路径。”1然而，朱教授苦口婆心，效果如何呢？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研究，不敢轻易下结论。我的估计是，中小学生、特别是高考之前的低年级学生，通过社会、老师和家长的鼓励和督促，还是可以逐渐养成读书习惯的。但是，大学生如果入学前没有读书习惯，那么要让他们放下手机，捧起书本，可能已经太迟。
这个判断让人难以接受，但掩耳盗铃式的否认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安慰。作为大学的教育者，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回到“翻转课堂”这个新名词，和我们提倡多年的“启发式教学”似乎并无本质区别。百度百科如此定义“启发式教学”：“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的一种教学指导思想。”这个定义有几个问题。其一，它还是假定教学过程是从老师到学生的单向传授：老师的任务是“启发”和“调动”；其二，假如学生课前不读书，那么他们的思维便没有内容；没有内容的思维，老师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启发”或“调动”啊！其三，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靠师生间的互动产生的；不读书的学生连提问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哪里还有“生动活泼”的互动呢？
上述第三个问题尤其重要。最近看到一段国际知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的访谈视频，他在其中谈到，科学研究需要质疑，但中国历史上问问题的文章，除了屈原的《天问》之外，几乎没有。到了今天，他教过的哈佛课堂上的中国学生也不问问题。丘教授的抱怨可谓击中要害：对于世界没有好奇，何来问题？可为什么学生缺少好奇心呢？因为他们不读书；为什么不读书呢？因为他们不好奇。于是，我们的孩子进入了一个怪圈：不好奇所以不读书；不读书所以不好奇。试问天下谁能打破这个怪圈呢？答案是，非老师莫属！
但是，光靠劝谕并不能帮助学生跳出怪圈，睿智的老师也不会奢望学生通过自律克服习惯的力量。据说当年新加坡就是用罚款的手段彻底改变了人们随地吐痰的坏习惯，而外在的推动——从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运动到1980年代的“五讲四美”运动—似乎从未在根绝恶习上有过太大的作为。既然如此，我们的大学不如在学生读书这个问题上抛弃幻想，鼓励老师合理运用奖惩工具，通过改变教学要求，逼着学生在课前读书，包括与课程相关的教科书、案例和原创作品，把课堂时间留给质疑与讨论。
推行这个方法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知识点已不再需要通过授课传给学生。人手一部手机，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甚至每分每秒都在课堂上查验老师传递的信息。对于习惯于“喂食”的老师们来说，他们的担心也不再是孩子会饿着，而是他们有可能吃得太多、太杂、甚至吃错东西。因此，如果学生能在课前完成阅读任务，老师在课堂上便能围绕课程的知识点与学生一起核实、反思、探讨、深究，并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翻转课堂为难了谁？
教师需要放下思维旧习惯
话说回来，如此翻转课堂，真正为难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明知互联网已经改变学习模式，还有那么多老师坚持“喂食”，其中一定有原因。前些年写作《美国大学小史》一书，在对美国高等教育近四百年的历史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悟出一个道理。原来大学的发展演进并没有一个事前拟定的草稿，更不按照任何假想的逻辑作线性的延伸。相反，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对于今天大学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还常常带着一些偶然性。然而，我们的老师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中有着太多的体系思维。比如说，他们在学校所念的历史大多是编年史，教材的作者将事件发展的历程按照时间顺序收集排列。这样的叙事虽然条理清晰，却也容易给人太多的因果联想。更加糟糕的是，很多史家的叙述是先得知果，然后才去追溯因，这样一来，所有的冲突都已经有了完满的解决方案，所有的悬念早已变得清澈见底。由于预先知道答案，任何细节只要不符合事前设定的逻辑还可以随时删除。
带着这样的思维习惯走上讲台，我们的老师最不放心的是学生在念书时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不了解书中叙事所谓的前因后果，于是在课上喋喋不休地总结中心思想、历史局限，等等，却忘了让学生精读、分析作品本身。一部部生动活泼的文史哲经典就这样被拆成一地碎片。这还不够。碎片化了的知识还要进行串联，以适应那个早已设置好了的“前因后果”。证据之一就是我们在大学课程目录上见到太多“XX概论”、“XX发展史”之类框架性的课程，太少“XX选读”、“XX研究”之类的专题性课程。前者离不开老师的讲解，后者更需要学生仔细的阅读。哈佛商学院发明的“案例教学法”之所以风靡全球，经百年而不衰，原因在于，老师根本不担心学生因为缺少理论背景而在面对实际案例时会乱了方寸。学生熟读案例如同亲临其境，在处理复杂、偶发、甚至反常的事件中长见识，学办事。
当然，我这里所描述的只是大而化之的现象，不一定符合很多科目或课程的具体情况，也还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但教学方法事关学生成长，而我们的毕业生在互联网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一味地让学生浮光掠影地上概论课，不如让他们精读一些尘封的、却是原汁原味的思想表述，在读书和其后的讨论中学会思考、分辨、鉴定。
同学，这样看来不读书还真不是你的错。
¹朱永新“阅读与人生”。https://www.mj.org.cn/xwll/kmsd/202008/t20200817_230711.htm。
预 告
下期，程星博士将就“大学教育作为能力的信号”这一话题进行分享，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程星博士，现任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与管理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助理院长兼教育学院教授、纽约市立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规划与院校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域学养深厚，经验丰富。
著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研究导论》《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美国大学小史》《细读美国大学》，合著《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案例》等。
往
期
精
彩
声明：欢迎转载和分享，转载前请获取转载授权并注明来自“麦可思研究”。获取白名单或建立长期合作请联系编辑部（电话或微信搜索18602824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