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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美国建制派智囊谈特朗普与中美关系——乔纳森·波拉克访谈02. 西方应准备接受两种价值体系并存的世界——克里·布朗访谈从小部落到全球化，从小作坊到跨国集群，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组织性、互联性、整体性程度越来越高的新形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依赖共生互利，更需要群体关切。人们能记得蒸汽机是瓦特改进和发明的，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飞机是莱特兄弟发明的……但互联网呢，手机呢，5G呢，超导呢，纳米技术呢，人造卫星呢，量子计算机呢，如此等等，它们分别是谁发明的？谁能答得上来？“人工智能”的概念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提出，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汇。本期封面专题试图超越作为流行词汇的“人工智能”，超越中国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的浪漫或悲观想象，深入讨论这一概念的技术、产业、社会与哲学面向，厘清人工智能到底在挑战什么，以期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也为人类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拓展新的思想方向。
过去数十年，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之争逐渐从喧嚣走向沉寂，一度被遮蔽的国家构建与治理问题——包括行政能力的塑造——重返全球政治议题的中心。在传统世界秩序松动的变局下，国家治理效能更具有竞争性的政治意涵。特别对中美这两个面临大规模复杂治理问题，又兼具全球竞争力的超大型政治体来说，虽然其制度有别、国情迥异，但二者的国家治理都依赖于庞大的行政系统，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行政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困扰。如何重组和优化行政权力结构，塑造一个政治控制适度、权能有机整合、依法高效运行的强大行政体系，维持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对外辐射能力，是两国都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直接对外投资国以及关键性的对外援助国，也提出了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发展合作新倡议，积聚了大量“走出去”的实践经验。但在日常的政策制定、机构管理和项目运作中，仍然处于应对型、临时性、碎片化的状态，缺乏诸如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研究这种纵横交织的学术机制创新，也缺乏战略系统整合的能力，尚未从宏观、长远出发，提出一揽子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像美国战后两次学术创新运动一样动员更多优质学术资源，为中国在新时期认识自身与世界奠定知识基础。
从公益领域内部观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公益发展正在遭遇瓶颈期。公益组织的资源调动能力、公益行为的公信力与专业性问题，都在制约中国公益领域的蓬勃成长。我们认为，在纷繁的现象背后有两个根本性问题：一、中国当代公益的展开长期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缺乏建立公益本土化道路的理论自觉；二、公益研究的问题意识多局限在技术层面，无力将实践问题上升为社会理论问题，并将其与中国思想界建立有机联系。公益理论无法有效引导实践。11. 走向中国社会：构建中国本土的公益理论——“中国公益实践与理论的本土化转型”研讨会综述
12.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悖论——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观察 陈 锋 侯同佳
不论承认与否、偏好如何，二次元文化的存在至少分割了主流文化的部分空间。如何回应这种挑战，既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考验，但也可能是对主流文化的一次丰富。主流文化必须吸收它，丰富主流文化本身的内涵，才能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保持自身的领导力。14. 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以潍坊科技学院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