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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二代“在游族”, 会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生力军吗 | 文化纵横

文化纵横 Today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修远基金会 Author 黄岩

修远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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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 |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袁中华整理)

导读大量游走在城市中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甚至与冲突方没有任何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但当事件发生,他们却走上街头冲在抗争的最前列。我们把这个群体称为“在游族”,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内地的小城市,在城乡结合部或工厂文化中成长,父母打工或做小生意为生,他们一般受过中专或职高教育,但也有一个大学梦,年纪不大但社会历练不少,徘徊在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在游族”的冲击性力量首先取决于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超低认同,而他们作为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结构性力量,甚至可以理解为未来中国社会运动的生力军。一个有生机的城市一定是非常开放的城市;一个有生机的国家,一定也是对外来移民包容接纳度高的国家。因此,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要出台包容性政策,城市居民也必须有一个包容心态来对待“在游族”。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爱丽丝·戈夫曼博士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她的调研报告《在逃:费城通缉犯》,这篇报告描述了费城第六街区黑人青年的生活。五年后,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名叫弗格森的小镇发生的一起黑人被枪杀事件引发全美数百个城市的骚乱,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枪杀这种事情在美国并不少见,种族歧视问题经常被拿出来讨论。但是在爱丽丝看来,黑人青年生活在底层,没有前途,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才是问题的关键。爱丽丝在她的报告中向读者展示了一群漫无目的地在城市游荡,大多数时候又需要四处躲避警察的黑人青年的生活,并用“在逃”一词来形容它。许多黑人青年生活在公共秩序之外,美国政府花费了大量警力来对付这群时刻都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在逃族”,却从没有想过如何调动公共资源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爱丽丝·戈夫曼博士的观察并不孤立。2010上半年,中国最大的代工企业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多达17起工人连环自杀案,工人为什么要自杀?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等都想尽办法进行解释,富士康公司甚至不得不在宿舍拉起铁丝网以防工人再跳楼,还请来民间方士在厂区设台烧香祈平安。2011年,广州增城区新塘镇发生持续三天的大规模外来工人骚乱事件,其起因是城市治安人员对一位四川籍怀孕女工在街边违章摆卖的粗暴执法,此次事件引发数万外来农民工的抗议,结果导致警车被毁,政府大楼受到冲击。类似的事件后来连续发生在广东潮州和中山沙溪等地。

从看似不足一提的街边冲突、劳资矛盾上升到官民冲突,再上升到族群冲突,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似乎正面临一个转向——这些事件起因都非常简单,完全是一个常态社会经常发生的小事故,最后何以会酿成数万人参与的特大事件呢?在这些事件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群体:大量游走在城市中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甚至与冲突方没有任何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但当事件发生,他们却走上街头冲在抗争的最前列。借用爱丽丝的“在逃”表述,我们把这个群体称为“在游族”,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内地的小城市,在城乡结合部或工厂文化中成长,父母打工或做小生意为生,他们一般受过中专或职高教育,但也有一个大学梦,年纪不大但社会历练不少,徘徊在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之间。

与爱丽丝所描述的费城第六街区的“在逃”黑人青年不同,中国的“在游族”向往城市生活,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种种社会排斥制度却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受到不公对待和歧视。近1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速,更多的农二代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已经成为深圳富士康公司、东莞裕元公司这些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主力军,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却被不断压缩。

拆分型劳动体制

中国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58年,国家出台的第一个管制人口流动的法律规定,劳动力被严格地限制流动是计划经济衰败和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后,农村兴起乡镇企业,一批农民走上“离土不离乡”的致富道路,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直到1980年末才开始,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颁发《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农民流动到沿海地区打工,“春运”和“民工潮”等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由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引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的内地农民离开家乡来到珠三角地区从事服装、玩具、电子等加工业。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84名女工惨死在深圳龙岗葵涌的这家香港人开办的工厂中,这一事件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兴打工群体的关注。致丽玩具厂女工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虽然每年的国家一号文件都会象征性地对这个群体表达关怀,但实质性的保护措施要么根本就没有(如公平的社保体系),要么就是无法落实(如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两个为主”政策)。2004年,国务院文件第一次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他们被看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后,关于农民工的全面系统性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已不容忽视。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与第一代已经完全不同,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挑战,不仅是沿海地区,全国各地都出现劳动力短缺。由劳动力短缺所引发的劳动管理和劳动控制也在发生变化。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人权利意识觉醒,沿海地区许多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富士康内迁河南和成都等地已经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但是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在城市或沿海地区打工的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是否能够随着产业内迁回去呢?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正在适应城市生活,适应了工厂生活,城市政府如何向他们打开制度空间,让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二代留下来,而不是被边缘和被排斥。

10

陈江,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祖籍广东。他的父亲陈华辉和母亲叶小文1992年来到东莞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们换过许多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东莞,于是陈江成为了一位十分符合世俗定义的“农民工二代”,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甚至有点反感媒体这个称谓,难道不是吗?他所在的城市东莞已经称他们为“新莞人”,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新莞人服务和管理局”。陈江现在已经可以听懂一些广东话,平时喜欢看粤语电视节目,虽然陈江否认自己的农民工身份并试图融入他打工的城市,但事实是他的确和真正城里的年轻人有些不同:陈江的小学、初中都是在当地的民办学校完成的,初中毕业后他在广州读了技校,因为没有广东户口,他不能在广东参加高考只能选择读中专。虽然国家在9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限制,但户籍制度仍然是“陈江们”融入他们生长和工作的城市的藩篱。

居民户口簿,这个定义中国人基本身份的法律文书只是薄薄的几张纸,但对于陈江的父亲陈华辉来说,这张薄纸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东西,尤其城镇户口,它是农村人无法企及的“奢侈品”,有时候它可以用钱买到,但更多时候用钱也买不到。1988年,陈华辉高考落榜后用4000元换取了县棉纺厂“集资入厂”的资格,这相当于当时县城高中老师两年的收入,但他的父亲为了儿子获得这个“城里人”的身份“砸锅卖铁”,甚至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耕牛。第一年,陈华辉被厂方送到上海去培训,实习工资每月80元,三年后他与同厂的叶小文订婚,叶小文同样是花了4000元“集资入厂”的,陈家用6000元为女方买了县城户口作为订婚礼物。1992年,棉纺厂正式投产不到三年后就关门,8000元的集资款到现在还没有要回来,陈华辉带着新婚妻子到东莞打工,次年陈江出生,今天他也与父母一样成为新一代的打工仔,延续着父母当年的职业,同时也成为了一名本文所说的“在游族”。

1980年具体到户籍制度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城市对农民的剥削,这个户籍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进步在于,农民终于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用钱来购买到过去无法获得的户口。陈华辉一家倾其全力终于得到了一份城市工作和一张城市户口纸,但当沿海地区开始大量吸引外资,吸引外地劳动力兴办劳动密集型产业时,陈华辉们所在的城市却还在通过集资入厂兴办国有企业,这个国有企业的生命注定是要短命的,因此,集资入厂和合法出售蓝印户口这些事件也就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B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已有超过2.6亿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仅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就分布着近4000万外来工人,以深圳为例,本地户籍人口不到250万,外来人口超过1000万,再如东莞市虎门镇,本地人口不到10万,外来人口100多万。农民工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阶级称谓,而是一种歧视性的身份称谓。农民工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沿海地区一些企业不允许农民工加入工会,理由就是他们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企业不用为这些农民工缴纳社保,理由是他们在老家有土地作为保障。作为一个特定的身份产物,农民工一直没有进入国家政策保护范围之内,更多的时候,以户籍作为身份识别标志一直是地方政府惯常和有效的工具,只要不是本地人,在工厂做工,他们都被看成是农民工。

陈江与他的父母就有着这样一个尴尬的身份,技校毕业后陈江辗转在珠三角的各个工业园工业区打工,与陈华辉当年不一样的是,陈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到处都缺工,到处都是招工广告。但陈江一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不断地流动和跳槽可以看作是陈江对自己的处境不满的发泄。陈江并不只是对工厂管理的不满,还包括对自己及家庭的这种漂泊状态的不满。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包括市场力量、劳动力生产过程、国家角色和劳动力再生产,其中劳动力再生产包括补偿和恢复现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能力、培育和补充新的劳动者、积累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等内容。在《生产政治》一书中,劳工社会学家布若威区分了早期资本主义利用家庭进行资本积累的两种模式,在英国,整个家庭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工人彻底地依赖工资收入,生产关系由家庭体制演变为工厂体制;而在俄罗斯,家庭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工人在工作地赚得一份工资收入,但工人的再生产则由留在村社的其他成员负担,生活资料由村社承担使得低工资成为可能,这实际上形成一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拆分机制,今天这种拆分机制在中国已经上演了近30年。


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保护性投入,农民基本不用再受饥饿折磨,但他们还是要面临“现金饥渴”,市场化也使得农民必须面对更多的风险,正如社会学家托尼所说,“有些地区的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外出打工寻找现金收入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新自由主义的空间策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理不平等相结合催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抚养子女、居住、教育的开支,他们不得不像侯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这种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也称为“流动劳动体制”,国家政策和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在引导农民到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并创造剥削性的劳动力移民政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输入地政府的许多政策导致农民工的应得利益没有获得平等对待,地方政府与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地方专制主义治理体系,有学者把它总结为“地方专制资本主义”。

“地方专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机制,对农民工进行的侵害首先体现在户籍歧视上,陈江和他的众多伙伴每年不得不在家乡与东莞来回流动,尽管他们也是在学校读书,但是接受的教育完全不正规。另一方面,生源减少、生源流失、师资老化,乡村小学逐渐凋零,有点能力的家长都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镇上或县城读书,像陈江这样的留守儿童只能与那些留守教师一起坚守学校。陈江所在的村小学总共才有六位教师,其中有三位是年过60岁的返聘老教师,陈华辉不愿意孩子在这种学校读书,所以在小学一年级时把他带到了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