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更抱紧四大资本, 美国才能拯救美国 !”?｜文化纵横

Original Robert Delfeld 文化纵横 202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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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2023年6月新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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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Almelor Delfeld

美国政策评论员‍✪ 谈行藏 (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迦然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距美国2024年大选还有较长时间，但美国的政局，已经因为预备大选而出现波澜。拜登支持率持续下跌，特朗普支持率高走但被起诉，很多美国选民表明自己是“中间派”，而精英层则酝酿政治重组，一种熟悉的“混战”味道再次扑面而来。在此背景下，本文作者、美国政策评论员Robert Almelor Delfeld怀着重振美国之心，为共和党献出一计：当前美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企业资本利益全球化之后，与美国内政产生一定疏离。共和党应牵头重建“后新自由主义”的企业资本联盟，把包括能源资本、金融资本、军工资本、科技资本等在内的力量凝聚起来，在实体经济中创造利润和福利，以对抗并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旧方案。他认为这不仅可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与竞争，也可以回应美国民众的需求呼声。

文章指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政治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其本质就是企业与政府之间不再结盟，政府纵容甚至鼓励企业向外流动，而许多企业只要美联储维护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就可以不断盈利。共和党要打破这一现状，可以对能源、生物科技、国防军工、区域金融等重点资本“各个击破”，增强企业与政府的联盟，哪怕是共和党以往忽视的硅谷科技资本，也要积极争取。这样才能形成示范效果，造就新一代“进步的保守主义”大党。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政策建议颇有美国政治传统特点，其本质是对外树敌，对内重演美国历史上的经济模式，扩大美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军工复合体”的一面，并将科技界（尤其是生物科技行业）囊括进来，形成一个新瓶装旧酒的下一代美国。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系列之七，原载《American Affairs》2023年第1期，原题为“Grand Next Party: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Age of Nonalignment”。由于作者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近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3年第22期总第127期

美国政府被削弱了，但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那些原因。美国人满怀希望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美国政治重组，却往往回避了重组的前提：存在一个有待重组的联盟。这个假设，适用于美国选举政治的方方面面。那些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无休止讨论，与其说是在提供信息，不如说是提供娱乐；那些家庭作坊式的民调行业，总能拿着最新的民调图说事，把民意调查编成预言。但如一些评论员所指，别看那些红色和蓝色的拼图碎片（意即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力量分布）总是变来变去，它们只不过是在企业联盟所控制的更深层、更具决定性的权力潮流上沸腾的泡沫。要想准确预言对长期局势更重要的美国政治联盟，了解财富 100 强的想法，比了解美国参议院的一百个办公桌更重要。对于当代美国政治功能的失调，我们最好不要把它理解为美国企业和政治机构之间任何特定联盟的结果，而是它们之间缺乏任何有意义的联盟。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美国企业已经失去了对其授权政府的历史作用，而重新对政府赋权，也看不到能获得什么好处，这种现状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其他所有事项也一样）。因此，决定性的问题是，是否有一个主要政党——尽管最有可能是共和党，作为新自由主义目前的反对党——能采取及时的战略来缩短企业漫无目的漂流的时间，并给这个时代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一种能让企业与政府机构和他们声称所服务的公民形成联盟的措施。

(本文发表截图)

▍不结盟时代

简单地说：没有企业赞助，美国政治就没有权力。与软件（轻资本、高利润的产品）不同，持久的政治运动是资本密集型的、低利润的项目。从长远看，立法席位就像投票工厂，需要可靠、长期的资金和激励措施。企业权力对政府影响最直观的领域就是游说。事实上，商业游说行业的成功似乎主要在于其总体规模——这种团体的数量比公民支持的团体更多。如Pepper Culpepper（译注：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讲席教授）所描述的“安静的政治”所言，这是一种温和的企业影响力，有利于培养善意、可预测的商业监管环境。换句话说，直观的企业游说努力是更深层次影响力的体现，而不是其决定性工具。因此，持久的“重新结盟”会胜出，崛起的企业联盟要么积极协调，要么更有力地配置自身力量，以施加被动的、持久的影响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形成一种“治理共识”，这种共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一个新的两党中心。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1896年威廉·麦金莱的联合主义，第二次是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里根-克林顿新自由主义。从功能上讲，最后一个可定义的“重新结盟”——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其说是新的企业重新结盟，不如说是一种去联盟，开启了企业不结盟的时代。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全球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有意的外交决策，国内工业生产的回报逐渐减少，罗斯福新政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促成的和解破裂了。因此，美国企业的激励范式从投资以提高国内生产率，转向依靠政府授权（后来变成了政府鼓励）的不同方式套利。即用国外廉价劳动力代替国内劳动力，投资更便宜的外国合伙企业，衍生品工程和股票回购计划。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公司结构本身也开始发生变化。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存在的垂直整合的福特主义模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耐克”结构。这种结构将知识产权用轻资产控股公司隔离，纯粹收取租金，并将大部分业务、大量资本投资和劳动力负债分包给“商品化”的低利润公司。产生的综合效果是：财富远没有像新自由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形成“涓滴”，而是大量流向高处，融化在曼哈顿南部上空，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这段时间里，让人数不断缩减的美国富人群体越来越富。然而，十年又十年，代价开始显现：国内工人阶级的工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停滞不前，随后是新世纪初较少讨论的专业阶层工资停滞不前。二者都没有跟上传统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中“里程碑”商品（家庭，房产，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成本提高。在此过程中，政府试图纠正新自由主义的“外部性”的努力大多失败了，导致该体系在2008年部分崩溃。“需求侧”修正，例如各种形式的债务推动的“再分配”，有的导致了通货膨胀，有的完全不到位；而给“供给侧”的相应的好处（通常以减税的形式），则主要流向持股阶层中最富有的成员。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不结盟时代”最明显的好处——更便宜的消费品——是对许多其他综合损失的微薄补偿。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影响这么多人生活的停滞，无疑激化了困扰当今美国的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社会流动性下降，惊人的贫富差距，大规模的区域失衡，日益孤立和防御性的统治精英，顽固的身份政治和种族矛盾。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已经不结盟公司的必要支持，公众认为政府成了越来越软弱无能的所谓监护人，希求其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样来看，过去十年的选举动荡只是令人沮丧的结局，而非美国政治崩溃的原因——几十年来，绝望的情绪在公共空间的表面之下压抑地沸腾着。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边边角角进行修补，宣告失败。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替代方案出现，因为没有企业和选民有兴趣推动方案形成。其原因在于两点：首先，资本目前对美国公民的兴趣主要是作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这恰恰是联合主义及其新政成果的必要基础）；其次，维持美国消费者的功能，并不需要资本支持政府形成任何连贯的积极议程，只需要美联储继续小心翼翼地保护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至少在短期内，这并不难实现。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结盟立场是美国企业成本最低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的选择。换句话来解释：资本的利益，与美国国内投资和生产能力的增长，并不一致。这意味着美国工人无法成为资本所需的生产单元。但他们的存在，又是塑造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的必要基础。如果能够诱使一定数量的不结盟公司与国家签订有利的政策契约，这些公司反过来将有动力支持一个连贯的、积极的政策议程：在国内保护其新的生产利益，并在对外策略上，保证稳定需求，给国外市场设定更平衡的交易条件。此外，这个新的政治联盟滩头阵地，推动更广泛的谈判——行政治理、劳动监管、家庭政策等等。如果改革运动失败了，那也绝不是因为缺乏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批评，令人信服的理论反模型或清晰的倡议，而是因为忽视了吸引资本作为庇护者和合作伙伴。不管是改革者高估民众情绪在推动治理变革上的作用，还是低估企业权力对政府的支持作用，都是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政治更像软件而非工业。许多改革者似乎认为，可以像应用软件一样应用政治，轻资产的政治运动和个人崇拜可以发挥魅力和影响力，就像软件下载曲线一样进入有效的政党结构中。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党也可以通过轻资产的政策商店下载议程。尽管新自由主义表现不佳，也未能保障自身合法性，但其思维模式可以解释当代改革运动为什么如此令人失望。未来几年内，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当选，只要新自由主义政府不改变他们一贯的行为方式——仅仅诉诸话语上的法律权力而非实际的经济权力，那么人们最终都会得到失望的结局。此外，国家行政精英的取向——许多改革者认为他们可以对企业权力形成制衡——并不能使政治跳出自然法则。正义的愤怒可能会在一两个季节内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但它不能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品提供持久的燃料。从长远来看，资本可以由政府引导，但无法被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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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企业联盟

在不结盟时代，共和党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暂时的反对党。在克林顿政府讨好华尔街和硅谷之后，民主党在美国最强大的机构中形成了文化霸权，包括：大学系统、主流和精英媒体、好莱坞，以及咨询、金融、法律机构。尽管民主党已经远离了罗斯福新政的实质，但它比共和党更成功地保留了总体上的进步精神，并使其适应了当代的管理要求。因此，民主党现在是核心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构的主要守护者，这些结构使企业可以承诺在周边取得进展，但不结盟。讽刺的是，由于民主党政治家和执行者是不结盟的受益者，当他们掌握选举权时，就没有任何意愿推动真正进步议程，包括：积极的税收改革和征收行动，福利扩张，以及行政改革。新自由主义民主党人所做的不过是通过有缺陷的老程序，来尽可能扩大拨款法案，这是不结盟的美国企业可以接受的结果，它们甚至经常从中获利。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党内部存在许多对新自由主义有疑虑的改革派系，但他们将扮演的角色，很可能是社会保守派在里根派“三条腿的板凳”（译注：指里根建立的美国养老保障体系）联盟中的那样——偶尔做出让步，不触及核心经济结构。民主党中任何有意义的改革运动都不太可能从华盛顿发源，而是由州长们发起，他们理解并监督着最前沿的技术官僚政治。科罗拉多州的贾里德·波利斯（Jared Polis）就是一个典型。但他们发起改革的这一设想也更可能只存在于希望之中。因为对民主党人而言，即使是像波利斯这样有能力的人，当下的激励结构也让他们更愿意维持现状。而共和党没有持久的企业支持者，这让它更有可能与专注于国内投资和生产的新企业进行联盟。一些改革者呼吁共和党成为一个“多种族的工人阶级政党”，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美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身份，代替民主党中的保守派。虽然这一最终目标足够好，但该战略似乎还缺乏必要的实现渠道。没有强大工会或城市机器的支持，这样的共和党要么被永久孤立（也许偶尔能为持续的文化冲突提供弹药），要么被迫无限期地等待制度立足点出现。即使其成功转化，这样的共和党也很可能得打一场残酷的消耗战，才能获得无差别的、不结盟的企业部门的让步。这样的共和党只能开启一场“十字军东征”，将民主党、“精英”、媒体、大学系统、好莱坞、中国和美国企业都定位为敌人，发动一场无止尽的战争。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听起来很英勇，甚至在理论上有一定基础，但实际上不可能成功。

▍推进替代议程

在近期全球事件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的不结盟议程，正出现四道裂缝。这些新兴趋势说明，协调形成企业联盟的杠杆已经出现，这是一个以利润为基础的利益联盟，与美国政府建立伙伴关系推动国内投资和生产能力。首先，俄乌冲突将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之间的政策紧张关系暴露无疑。这场能源冲击迫使政策制定者面对过去十年间被廉价化石燃料所掩盖的张力，甚至可以说是悖论。其次，新冠大流行表明严格的公共卫生监管和有效的医疗保健结果所需的代价，让美国公共卫生当局必须为公众道歉，并再也不能用回原本的无效政策。第三，中国的崛起和竞争凸显了美国战略性工业自主与中美经济高度纠缠之间的矛盾。最后，上述三种趋势，加上国内政治的紧张局势，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公司治理框架在适当平衡相互竞争的社会目标上可以有怎样的作用。因此，要打造美国的“后新自由主义”企业联盟，最有可能的是以下领域：（1）石油、天然气，核能源，采矿业;（2）新兴生物技术，而非现有技术;（3）区域性金融公司;（4）基础国防工业。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反精英政党领导、增强之下，一个清晰、易消化、有效的政策议程可能是这样的：（一）国防和经济安全为应对中国，建议美国加快武装亚洲盟友，以增强其防御边界。共和党要与国防部长合作，将短期激励措施改为中期激励措施，协调增加顶级国防开支和优惠合同待遇。这样的一揽子政策可以采取美国国防部内部直接增加预算的形式，还可以通过资助盟国国防预算来间接增加预算，以有效提高其实际购买力。作为交换，这些预算将主要用于支持“国防工业银行”的成立，以资助和扩展下一代高价值军事技术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民用产品。理想情况下，国会将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美国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合作，将银行资本化，并确保为包括成熟的基础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所有公司提供专门资金流。然而，如果这一方案在政治上被证明不可行，就需要进一步探索替代方案，以建立这样一家银行。例如，国防部和国务院共同推动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计划，对外军售（FMS）和国际军事和培训（IMET），这样可能有足够的规则自由度，以建立债券项目，为外国国防提供资金，让他们在中时段继续武装自己的国家。然后，这些资产又可以被抵押，通过杠杆有效地扩大美国的国防研发预算。区域金融公司——位于达拉斯和丹佛等城市的小型基金经理——将优先于跨国银行，共同监督贷款条件并配置资金，因为他们更熟悉当地军事基地和国防相关的机构和人员。（二）国家能源安全作为聪明的保守派，共和党将支持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美国能源安全的保证者：支持当前化石燃料的开采（确保其在不确定世界中的价格稳定），同时积极建设，准备好在几十年内真正过渡到清洁核能。政策方面，石油和天然气将从联邦政府获得长期、可延续、有保障的购买和收入协议，以大幅扩大战略石油储备（SPR），既是为了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价格冲击，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液化天然气来销售给欧洲国家，使其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化石燃料行业——尤其是页岩钻探企业可能在未来十年内面临油井枯竭的境况——正在寻找下一个金融模式。共和党可以以联邦政府投资伙伴关系为基础，设计并推进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模式。这一政策可以采取两种可能的形式。第一，国会“农业法案”为蓝本，通过化石燃料行业的法案，授权联邦资金用于生产商和炼油商之间的购买协议，由能源部管理，能源部对SPR拥有管辖权。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国会可能需要考虑提高SPR的授权量，目前法规上限为10亿桶。第二，财政部使用外汇稳定基金（ESF）来保证远期需求，从而降低对新项目投资的风险。通过部署做空期权和贷款担保的组合，财政部可以有效地降低行业投资门槛（需要投资回报率来证明新项目的合理性），以促进小规模、试探性的油井项目。无论哪种形式，作为联邦政府提供这些新收入的交换，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要同意将这些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下一代核能项目，监管者的首选则是共和党。在州一级，共和党资助候选人，并依靠州立法机构支持重启暂停建设的新核能设施，目前有十二个州都有类似设施。效仿红色州现有的数据中心建设激励政策，通过州级立法设立税收抵免政策，进一步激励核投资，使之自然地进入州共和党平台中。同时，在联邦层面，优先确认核管理委员会（NRC）的委员，选择赞成废除对辐射暴露严格限制的“合理最低”（as long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标准的委员。“合理最低”标准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法案，扼杀了诸多新的核项目。尽管最近专家支持NRC请愿废除该标准没有成功，但其依然不符合常识，可以作为共和党的成熟目标。正如埃米特·彭尼（Emmet Penney，美国知名政策分析作家）所说：如果把“合理最低”标准用于任何其他领域，我们得立刻关闭航空公司，撤空科罗拉多州的所有山城，并推平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德巴尔加斯滑板公园（该公园坐落在一个曾被铀元素射穿的花岗岩矿床上）。这三个环境里都有人定期暴露在高水平辐射中，但我们不对其他行业提这种要求，只针对核电。跨越这一标准，是共和党早就该领导的美国能源革命的关键监管推动力。除了为核项目本身提供资金外，上述区域金融公司也会对重组电网和为新反应堆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感兴趣，这些机构依然可以优先于跨国银行获得国家合同，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州和地方信息，也与区域公用事业有更多关系。美国采矿业也将受益于这些政策的溢出效应;国内生产和精炼诸多行业所需的稀土元素，需要联邦管理和融资。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ESF）机制也可以用于拉动需求并降低新稀土项目的回报率门槛。最后，把共和党的全部力量放在核转型上，可以分化公司治理思想圈，为建立实用的ESG标准提供支持，以替代华尔街和民主党支持的不可靠的可再生能源和环保“边际主义”路线。西弗吉尼亚州财政部长莱利·摩尔（Riley Moore）的联盟正在努力将红色州的资金从受ESG影响的机构中撤出，这一行为可能在边际上遏制ESG的过度扩张，但共和党可以不只追求关于公司治理的否定性论证。事实上，一个对核能有利的积极的替代性框架，可以成为共和党推进其他联盟议程的工具，这些议程包括：家庭政策、劳工监管，和国家安全目标。另外，在外交事务方面，这样的框架还可以为与中国竞争的发展中“摇摆国”提供贷款，取代以盈利为目的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ESG联合贷款。

（三）国家卫生安全更好地保护美国人免受未来大流行的影响（并降低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而扩张的医疗保健成本），，需要倡导美国政府在21世纪最成功的计划所开创的模式：曲速行动（OWS，特朗普政府通过的推动疫苗快速上市的政策）。正如大卫·阿德勒（David Adler）在《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撰文指出的，OWS的成功是因为它有效利用了两种政府合同机制：其他交易（OT）协议，允许确定政府合同条款时更加快速和灵活；以及紧急授权（EUA），它触发快速且严格的FDA评估，以允许产品在等待FDA“全面”批准的同时进入市场。为防止机制滥用，共和党应优先考虑扩大授权项目或调整其结构以进行法定改革。如果共和党以OWS为模型，领导重新规范生物制药技术的测试和生产，将对硅谷新崛起的生物技术公司和与当前政府政见不同的技术圈有很高的吸引力，这可能会推动更多潜在利润丰厚的探索性行业发展，如：生物打印、生物酿造和广泛的3D打印行业。此外，在国家安全的旗帜下，共和党可以在控制仿制药和药品制造商回流的“规模扩张”问题上发挥政策作用——大型政府合同可以证明对国内供应链的投资是合理的，因为风险资本主要对软件产品零成本复制感兴趣，并不愿提供资金。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人不愿意或无法在今天复制克林顿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向崛起的新兴行业递橄榄枝的动作。共和党未能在硅谷培养支持者阶层。委婉点说，共和党忽视了这个机会，因为硅谷的政治和态度，要比共和党人心目中敌对的单一形象，丰富得多。这种忽视使彼得·泰尔（Peter Thiel，译注：PayPal 创始人之一，2008年成为共和党候选人Ron Paul的铁杆粉丝）这个阶层“叛逃者”至今仍是个例，这应该让共和党领导人意识到党派战略上的问题，尤其是如今硅谷已经进入经济和政治转型期。在过去几年的全球危机和中国崛起之下，越来越多主体在争夺硅谷群体的政治忠诚。一些企业开始从加利福尼亚向更加商业友好的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等红色州的外流；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在推特上强调了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理论（译注：这位美国政治学家曾在1941年提出，资本主义不会持续太久）；All-In Podcast中，四位著名的科技投资者批判性地讨论美国政治，并将自己定位为“中间派”，受到广泛欢迎。对下一届共和党而言，对技术政策改革的承诺——当然可以包括反垄断行动，但不应狭隘地局限于反垄断行动——可以作为促进与这一阶层开展实质性接触的基础。

▍真正的重新结盟

以上这些政策建议，建议如果只是把某一条单拎出来，可能都成不了事。但如果能把这些政策联合起来，也许在未来的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中，可能会传达出美国民众需求的某种信号，即美国企业中有足够多的分子，不再像云一样在国家上空漂浮、移动，而是凝结并落回地面，从而在实体经济中追求政府推动的利润。随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各种裂痕出现、消退，一些细节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翻过公司不结盟的这一页，美国需要重建一个企业联盟：这是诸多关于必须“重新结盟”的思考中，经常被忽略的前提。必须先形成一个联盟。只有形成一个联盟后，更理智、更具建设性的政治周期，才有可能出现。[ 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 ]（点击标题可阅读完整内容）
专题一“世界权力的迭代与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