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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丽丽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 田国秀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导读】过去一些研究认为，家庭经济贫困导致青少年的教育养育缺失、人格发展缺陷等问题，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然而，在近年来的一些社会恶性案件和负面事件中，富家子弟的身影频频出现。生活在优裕家境中的青少年，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为何反而成为危害社会的不良因素？
本文以美国为例，分析富家子弟不良发展问题及其成因。研究表明，家境优裕对某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不一定是优势，甚至构成某种特殊的风险。美国富家子弟的物质滥用、违规行为、心理及自残行为等问题较为突出，正成为一个新发现的高危群体。有三个关键风险源：一是过高成就压力，一方面源于父母过度重视成就，另一方面源于竞争性的富裕社区文化导致青少年无法接受失败和挫折；二是情感联结松散，富家子弟的父母对工作过量投入，缺乏亲子互动和父母监管；三是问题掩饰倾向，富家子弟的危险倾向未能得到各方力量的及时控制。作者认为，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对我国分析富家子弟群体特征并开展干预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无论贫困还是富裕，极端的成长环境都有可能侵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尽管贫困青少年被更普遍地认为处于“危险之中”，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出现在富裕的另一端。如何促进富家子弟的良性发展，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原题为《优裕是把双刃剑：美国“富家子弟”不良发展问题研究及启示》。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研究缘起：富家子弟的发展不如预期良好
在美国，富裕成为一种隐喻性的疾病，对物质财富的过度投资正在迅速蔓延到中上阶层、白领家庭，富家子弟正在成为一个新发现的高危群体，他们在物质滥用、抑郁和焦虑等方面问题较为严重，迫切需要采取预防干预措施。在青少年发展研究中，高危一词通常较多用于贫困家庭青少年，因家庭经济贫困导致青少年的教育养育、人格发展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甚至会出现恶性循环，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学界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为贫困青少年构建良好的教育、医疗等服务环境也已达成广泛社会共识。与贫困青少年相比，富家子弟的学术关注度较低。人们通常认为生活在优裕家境中的青少年具有丰富的优势资源，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进而处于社会心理发展风险的较低水平。如马斯腾(Masten，A.S.)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优势扮演着一个保护角色，因为它与完成发展任务有关，而且这些积极影响能持续到成年。学者卢瑟及其研究团队最早关注到美国富家子弟的不良发展问题，其研究对象主要来自那些父母为白领群体且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富裕社区中的青少年，其父母年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中位数大概在11万~15.5万之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收集了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富家子弟的几组样本群，关注该群体的不良发展或者发展风险问题。研究表明，部分来自优裕家境的美国富家子弟的发展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好，家境优裕对某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不一定是优势，甚至构成某种特殊的风险，导致青少年遭遇一系列发展问题，呈现出脆弱性发展的态势。伴随中国社会的日益强盛，富裕人群的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富家子弟”群体表现的“狂妄”“炫富”“戾气”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将富家子弟的发展问题提上日程，给予同等的关注和研究，已经成为时代课题。▍美国富家子弟不良发展的表现与特征
富家子弟的不良发展风险是指统计上的概率，不是所有的富裕青少年都面临此类困扰，而是相对于国家标准样本，富家子弟群体存在着较高比例的适应不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质滥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卢瑟在美国东北部一个富裕的郊区社区招募年轻人，作为一项对市区经济困境青少年研究的比较样本，令她吃惊的是，250余名来自十年级的富家子弟在所有物质滥用的指标，如烟草、酒精、吗啡和大量吸食毒品等方面，都比市区经济困境对照组的情况更为糟糕，而且该指标与国家正常标准比较起来也是偏高的，其中72%的女孩在过去一年使用过酒精，59%的男孩使用过非法药物，与之相对应国家标准样本的比例分别是61%和38%。数年后，卢瑟在一个不同的东北郊区的调查中再次印证了富家子弟中所存在的物质滥用问题，针对258名11年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与国家标准相比，这些青少年物质滥用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女孩，其在香烟、酒精、大麻等方面的使用频率是大多数指标的1.5倍。在物质滥用中最需引起关注的是酗酒问题，酗酒已成为富家子弟的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导致一系列酒精中毒事件发生，与之相伴的是胃出血、轻率性行为和暴力等问题。虽然试探性地接触一些酒精和毒品是青少年成长探索的一部分，但是富家子弟使用得更加频繁、数量也更多。他们不仅有充足的金钱来购买酒精，而且还有便捷通道，包括即时的通讯、制作优良的假身份证件、知晓地方供应商以及拥有能方便快速提取货物的汽车等。二是违规行为。人们通常认为贫困更容易导致青少年犯罪，但卢瑟团队的研究表明，富家子弟和经济困境对照组两类群体都存在违规行为，且水平相当，只是他们违规行为的类型不尽相同。其中城内经济困境青少年因生活在犯罪率高的危险社区中，出现为自我防御而携带武器、有意图地攻击伤害他人、参与帮派斗争、恐吓袭击他人等行为，还存在逃学、被学校停学等问题。与之相对照，富家子弟则更多地从事偷盗、欺骗行为，比如从父母或兄弟姐妹处偷钱、从学校偷东西、向陌生人要钱或者要东西、为进入某些场所购买特定物品而在年龄上撒谎、欺骗等，还存在考试中作弊问题。如在大学入学(SAT和ACT)测试中，成绩优异的青少年模仿替代那些成绩稍差的学生，并从中收取费用，金额从500到3600美元不等。三是心理及自残问题。与全国常模群体和经济困境对照组比较来看，富家子弟经历着同等程度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焦虑、抑郁困扰。卢瑟的调查研究显示，22%的富家女孩有临床上的抑郁症状，这一比率3倍于常模群体(7%)，也高于经济困境组女孩(18%)。在焦虑方面，富家子弟中有22%的男孩和26%的女孩有临床焦虑症状，高于常模群体(17%)，也高于经济困境对照组，其比率依次为17%和18%。除了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外，富家子弟中还存在较高比率的自残行为，调查显示，来自美国东西海岸的两所学校的1281名富家子弟中，有近1/3的青少年在过去一年有过自残行为，而且这些青少年中有3/4的人有过重复性的自残行为，这一比率高于大多数其他学校。一是交织性。富家子弟群体中多重不良问题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如来自不同地区的富家子弟群组中，东海岸郊区样本有较严重的物质滥用和违规问题;东海岸城市样本中除了较高比例的物质滥用问题外，还存在焦虑、抑郁、女孩的躯体化问题;西北郊区样本则有严重的违规行为和焦虑-抑郁症状。此外，卢瑟还发现在家境富裕的高中组和经济困境的对照组中都存在一个多问题并存、同现的小群体，他们表现出多种行为问题，包括药物滥用、犯罪行为、学业不佳等。根据以往的经验证据，经济困境容易导致贫困青少年出现多个领域问题并存的现象，但富家子弟群组中近1/10的青少年也存在如此状况。二是阶段性。富家子弟的不良发展问题初次显现普遍在七年级，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卢瑟在对两个群组的六、七年级学生研究时都发现了这一特点，其中一个群组的六年级学生没有明显的问题症状，但在七年级时问题开始出现，如女孩临床抑郁症的发生率为14%，是标准样本(7%)的2倍；7%的男孩每月都会醉酒或使用大麻，而六年级的男孩并没有使用过酒精或大麻。在另一个群组中的六年级学生在抑郁和焦虑方面的得分低于国家标准，也低于经济困境对照组，但在七年级时也开始出现一些麻烦的迹象。为何问题显现于七年级？这一现象是青少年正常身心发展过程与经济优裕情境互构的结果。一方面， 七年级所处的13岁年龄段意味着荷尔蒙变化的青春期到来，伴随抽象思维的发展，青少年开始寻求身份探索，努力应对“我是谁”这个问题，他们比以往更加希望得到朋辈的欢迎和接纳。富家子弟群体中，较高的朋辈地位与不努力学习、不服从学校规定、女孩间挑衅、男孩间物质滥用等行为存在关联，如受欢迎的学生的物质滥用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人，这说明他们热衷于通过从事各种反叛行为以获得同辈的接纳和崇拜，某些违规行为也通过同伴的积极态度而得以强化。另一方面，该年龄段的青少年不断从父母那里寻求独立，而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也因相信孩子处于较好的社区和学校，所处环境非常安全，进而倾向于不对孩子进行过多监管，导致青少年出现越来越多的麻烦迹象。三是性别差异性。除与男孩一样有违规、酗酒等药物滥用问题外，家境富裕的女孩比男孩要经历更多困扰，存在更为严重的抑郁、焦虑等适应不良问题。因为女孩面临来自成人世界更高的、更具竞争性的要求，人们期待女孩在各方面取得成功，不但在女性擅长的领域中，在传统男性占优势的领域也一样出色，诸如学术和体育等领域。而且人们还期待女孩在把握、追求这些竞争性要求时显得很轻松，毫不费力达到完美，即要不费吹灰之力地达到“聪明、有成就、健康、漂亮、受欢迎”的要求，诸多期待使女孩面临巨大压力，她们在努力追求完美，这一追求过程不仅挑战她们的幸福感，而且会导致心理上的消耗。▍富裕亚文化：富家子弟不良发展问题背后的特殊风险源
加西亚·科尔(Garcia Coll C.)等学者曾有预见性地指出，在研究那些很少被关注到的儿童、青少年群体时，不仅要考虑对所有人群都有影响的风险，还应关注到该群体所处情境中的亚文化的运作机制。本文中的富家子弟之所以出现不良发展问题，其风险正是来源于生活其中的富裕情境亚文化。卢瑟团队曾采用访谈的方法探索富家子弟发展问题的潜在原因，访谈对象均来自较为富裕社区且对社区比较了解的人，包括学校管理者、社区服务提供者、一些父母和孩子，了解到富家子弟面临着来自社区、家庭等环境中的成就压力及其与成人的低度联结、问题掩饰倾向，这些因素构成富家子弟不良发展问题背后的特殊风险源。富家子弟承受着过高的成就压力，不仅要在学业方面表现突出，还要在各种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这些压力在他们进入中学阶段集中袭来。过量的成就压力一方面源于父母的期待和看重，父母自身拥有高阶的教育经历和专业技能，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充沛的物质财富使其生活充满自主和选择，他们热切期待子女保持同样的成功地位，甚至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一项调查青少年所感知到的父母最为看重的十个方面的价值议题中，发现有一半以上的父母所看重的价值与成就有关，如学业优异、在学校和课外活动及社交活动中脱颖而出、进入一所好的大学等。另一方面源于竞争性的富裕社区文化。社区通过获得高质量的机构资源、规范以及社区榜样来促进社区青少年的成就及认知发展，普遍存在着要青少年在各方面均表现优秀的舆论氛围，对成功的强调无处不在，成功是在意料之中，失败让人无法接受。但同时因寻求社会声望、社会认可或者社区内的稀缺资源，如精英私立学校的名额，也会引发富家子弟之间的激烈竞争。置身于这样竞争性的社区文化氛围，让富家子弟无法忽视，只有表现优秀、保持成功，才能契合富裕、成功的“家族品牌”。过高的成就压力下，富家子弟会竭力将时间、精力投资于外在成就，不断地追求成功，“我可以，所以我必须做到，争取到达顶端位置，达到我父母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核心的紧迫的生活目标：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成功，我将会被抛在后面，因为其他人会达到很高的高度”。具体体现为，为进入久负盛名的大学，富家子弟在整个初中、高中阶段参与大量的学术活动和课外活动，这种活动参与不是为了追求单纯的快乐，不是为了度过一段美好时光，而是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即通过不断提升技巧来获得胜利，制作出让人印象深刻的简历用于大学申请，作为通往名校的通行证，因此繁忙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常态。过量活动参与让富家子弟长期暴露于竞争压力之下，对外在成就的过度投资阻碍了其身份同一性的探索，他们很少追问思索我是谁，无暇培育兴趣爱好，忽视自我内心的成长，因此更容易经历较高的困扰，无论是外化的行为问题还是内在的心理问题。此外，因为父母过度重视成就（如当前的成绩和未来的职业），高度投资于子女的“明星品质”，使得富家子弟相信父母更为看重的是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是谁，这导致青少年会依靠自身成就来感知自我价值，“我就是我所取得的”，进而担心任何失败都会严重削弱父母对他们的接受和尊重，“没有我的成就，我将成为一个失败者”。面对不断地超越压力，过于关注那些与成就相关的任务，担心那些或真实的或想象的失败，导致青少年处于适应不良的风险之中，出现与压力相关的症状，如焦虑和抑郁等。此外还有一些青少年会夸大自身的健康问题，以达到“可接受”的路线，从而避免与他人竞争。通常人们认为，富家子弟更容易亲近父母，但卢瑟团队的研究显示，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相比，富家子弟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亲密，亲子间情感联结较为松散。如来自富裕家庭(主要是双亲高加索家庭)的郊区六年级学生对亲子关系的评价，并不比来自单亲少数民族家庭、生活在恶劣贫困条件下的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更积极。美国健康与服务部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12~17岁的青少年和父母的亲密度与家庭收入呈反比，家庭收入低于15000美元的青少年中有75%的人与母亲关系密切，65%的人与父亲关系密切;但家庭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青少年与母亲关系密切的比例为66%，与父亲关系密切的比例也仅为54%。在富裕社区，一些青少年觉得离父母很远，“他们好像无处不在，但同时又无一处所在”。与父母情感联结松散是富家子弟群体心理、行为不良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约翰·鲍比(John Bowlby)提出，儿童与照顾者建立的亲密关系是早期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不同个体所建立依恋关系的质量存在差异，如果关系质量不佳，必然影响到其未来成功适应和健康发展。因此在依恋关系建立的关键期，父母需要给予足够关注，而富家子弟的状况恰恰相反，他们虽然有与父母建立亲密情感的需求，渴望父母的关注甚至是管教，但父母因职业发展需要，经常缺席于他们的成长过程，导致富家子弟无法发展出安全的依恋。因为父母“为了保持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工作”，对工作的过量投入，已严重侵蚀了亲子共享的休闲时光。即使面临工作与家庭的不平衡，但因事业有成带来较高物质回报和满足感，很少有父母会拒绝这种奖励而放弃有利可图的职业。缺少父母陪伴和课后监护的富家子弟要在各种课后活动中穿梭，而且每个星期中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些富家子弟会被单独安置在家里，父母相信这样做有利于孩子自立，但忽视了孩子被关注的需要。卢瑟的一项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七年级男生和25%的女生放学后没有成人监督；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部分中上阶层的家庭中，初中生课后很少或几乎没有成人陪伴和监管。父母陪伴的不足和课后监管的匮乏，使得富家子弟与家庭脱节，导致其经常面对空荡荡的房子，过着没有成年人在场和监督的日常生活，产生没有目标、不被需要的感觉，唯有努力表现出色，才能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无助于富家子弟形成明确的家庭规则、稳定的家庭安全感与归属感，导致其情感诉求得不到满足，造成与父母在语言沟通和情感交流方面的隔离。而这种隔离与富家子弟的痛苦和物质滥用具有很强的关联，他们除了对原始的快乐追求外，不与成年人、任务和任何有意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认为教育和金钱能使人获得幸福。如果孩子们踌躇不前，他们将迅速得到服务，教育和资金会成为危机的缓冲，但在部分富家子弟那里情况不尽相同。虽然家庭经济资源丰富，富家子弟可以获得包括心理健康服务在内的诸多服务，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得到及时、适宜的服务，这一切源于各方的问题掩饰倾向。一是父母的掩饰。富裕亚文化对隐私格外强调，如果富家子弟缺乏肉眼可见的、不太明显的问题，他们的父母不情愿去寻求专业帮助，因为父母们通常将家庭困扰视为隐私，担心问题暴露会对孩子的学业和职业前途构成重大障碍。而且父母们还认为处于社会顶层的人应该比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更能处理问题，因而会保持一种幸福的外表，穿戴着“看起来很好”的情感盔甲，因为富裕者的不幸会让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幸灾乐祸。如当青少年有抑郁症时，虽然父母会给予关注，但他们不倾向于寻求专业帮助，除非孩子的症状已经很明显并且带来了麻烦。二是服务提供者的忽视。人们通常认为富人掌握足够的资源，不会真正成为受害者，所以富家子弟可能比不富裕的同伴获得更少的学校服务和医疗服务。如一些学校老师察觉到富家子弟的适应问题后，他们会犹豫是否向其父母吐露、表达他们的担忧，因为害怕由此引发父母的不满甚至是诉讼，所以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富家子弟会被剥夺学校所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务的机会，最终可能比不富裕的学生获得更少的学校咨询服务。此外临床医生也会忽视他们在富人中看到的问题，同样的症状在穷人中比在富人中更常被视为精神疾病的征兆，因为富人拥有丰富的资源，经常被认为“不需要帮助”，即使他们的痛苦与通常被认为需要帮助的其他人的痛苦是相当的。三是青少年的自我疗愈。在典型的以成就为导向的富家子弟群体中，基于对完美主义的自我表现的追求，他们对自身的弱点、不足十分不安，进而会极力隐藏，害怕公开化的负面判断会引发流言蜚语，而且出于隐私等各方面考虑，他们也不愿意使用学校或社区提供的服务。因此在有限的休闲时光里，这些富家子弟经常通过喝酒、吸烟、吸食大麻等，来缓解自身的焦虑和抑郁，掩饰自身的不完美。研究显示，富家子弟群体的物质滥用与生理焦虑、社会焦虑、抑郁的相关性尤为显著，然而这一现象并未出现在经济困境对照组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富家子弟的物质滥用是一种“自我疗愈”。▍美国富家子弟不良发展问题的启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富裕家庭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加，成长于优越环境的富家子弟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发展，任性骄横、炫耀性消费等问题开始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富二代”开始成为一个负面标签，但当前学术界尚未对富家子弟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对我国针对该群体的探讨与干预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家境优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青少年享有优裕的生活和教育资源，但同时家境优裕所带来的成就压力导致青少年遭受上行之苦，出现行为偏差和心理症状。曾经，美国梦泛滥让很多人认为常春藤教育和接下来让人艳羡的职业对青少年的长久幸福很关键，但一心追求这些目标让人们对精神健康的成本和幸福缺少一种洞察力。对于富家子弟的父母们来说，虽然事业有成带来许多个人奖励，但事业成功、家境优裕等因素不会在子女教育方面自动给予智慧，反而在应对繁忙工作、竞争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降低了与子女的情感联结，导致孩子出现发展问题，这是事业成功背后的潜在成本代价。为此，人们应提高对此风险感知的敏感性，在养育塑造下一代的过程中好好思考，过度计划、过度竞争生活方式的心理成本，财富、威望、权力背后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进而对附着于财富背后的潜在风险有足够的警觉。因为损害福祉的不是财富本身的过剩，而是对财富和地位的过分强调和追逐。没有人能免受环境的压力，贫困、富裕等各种极端环境都可能有一系列问题侵袭青少年发展，贫困青少年被普遍认为处于“危险之中”，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在社会经济连续体的另一端，富家子弟遭遇一些不寻常的威胁。基于此，人们需要改变惯有认知，改变对富家子弟群体的长期忽视。同贫困家庭青少年一样，富家子弟也需要社会各方研究、教育和引导，加强其发展风险的研究和服务实践，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积极适应能力。一方面，在科学研究和服务实践方面，忽视任何一个已知有统计学风险的青少年群体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造成问题积重难返。虽然富家子弟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但过度的成就压力及与父母较低的情感联结，使得他们在物质滥用、行为违规、焦虑抑郁等方面的问题较为凸显。因此在未来，父母、教育工作者以及决策者需对貌似“低风险”的他们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支持，深入研究富裕亚文化中突出问题的性质、规模和连续性，考虑富家子弟的特殊心理需求，探究富裕给青少年带来高风险的条件，精确定位富家子弟所面临风险的远端和近端来源，完善社区到家庭再到青少年的服务实践。否则即使这些青少年进入心仪大学就读，问题非但不会得到缓解，反而会变得更糟，甚至会伴随终生。学者马兰诺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一些大学的咨询中心接待了数量空前的学生，这些学生非常迷茫，不仅吸食毒品、焦虑、饮食失调，还伴随非自杀性自残行为。究其原因，除大学繁重的课程竞争以外，还源于过去多年来不断努力进入一流大学所积累的压力。另一方面，支持、促进富家子弟的良性发展，不仅对家庭重要，而且对整个社会发展也意义重大。青少年代表着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接受过优质教育，部分富家子弟很可能在未来社会中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成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对教育、政治、商业规范和习俗等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一味忽视对富家子弟的引领和支持，成年后的他们将成为“追求外在成就”的富裕亚文化的积极实践者，在竞争中不断追逐财富、权力和地位以巩固其明星地位，更注重为自己获利，忽视对他人和社会的道德责任担当，无法发现生命更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这种行为模式，将在社会中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引发消极连锁反应，破坏利他主义价值观，对“物质繁荣和社会衰退的悖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照顾者和榜样，富裕父母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福祉有着惊人的影响，当青少年遭遇富裕亚文化冲击时，父母可发挥缓冲器功能，但前提条件是父母“足够好”。在一个强调超高成就、充满竞争的亚文化中，要成为“足够好的父母”并非易事，因父母们自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极力展现成功、自立、有力量的一面，即使面临压力困扰也不去寻求专业帮助，这种困扰可能会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如何平衡积极的父母身份和未来的职业生涯，父母们需要获得支持，开发针对富裕家庭的干预措施迫在眉睫。这些措施旨在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帮助他们管理释放压力、改善亲子沟通，为其做好父母添加能量和动力。这些措施包括：一是要塑造内外兼顾的价值观，不再一味强调保持成功、取得成就，而是帮助孩子树立正直、善良的品格和价值体系。二是要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保持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结，共享闲暇时光、保持良好沟通。因为即使青少年能够接受高质量的心理治疗，高质量的服务也无法替代孩子对父母的情感依恋。三是要严格规则和边界。关注青少年的交往和休闲活动，禁止无监督的聚会及无限量的饮酒，防范违规行为，父母的警觉审视和零容忍对青少年扭转偏差行为具有强大作用。最后，积极求助。关注青少年的问题和痛苦所在，如果有需要，必须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否则在困境中一味掩盖隐私对青少年和父母来说代价高昂。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原题为《优裕是把双刃剑：美国“富家子弟”不良发展问题研究及启示》。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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