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 翟秀凤｜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导读】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蔚为风潮，形成一批以世界为布局、以南方国家为重点的新型跨国企业。这些中国企业有哪些新特征？他们在对外合作中为南方国家带来什么？
本文分析“四达时代”这一中国传媒企业的非洲行动，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稳步推进的背景下，这家企业通过持续布局，成功建立起跨网络、跨国家、跨大洲的数字电视网络传输平台，搭建了泛非地区的全传播体系。
文章指出，四达时代凭借“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和“万村通”等工程项目，将世界范围内的各类节目信号传输到在轨卫星，又通过数字卫星直播和地面数字电视传输，送到非洲平民百姓的机顶盒和电视中。这套能够“上天入地”的全传播体系以低廉的收视价格和跨越非洲数十个国家的传播网络推动了非洲媒体生态的显著转型，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颇有特色的一项成就。
作者认为，非洲数字经济和传播网络建设是各国发展对非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未来中国传播基础设施企业、中国运营商、内容服务商和互联网平台应加快在非洲市场的布局与合作，为非洲数字化进程贡献中国方案。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原题为《非洲数字电视普及的中国方案——四达时代的非洲之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非洲数字电视普及的中国方案——四达时代的非洲之路
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中心驱车长途跋涉，行驶在崎岖坑洼的黄土路上，像兔子跳跃一般上下颠簸，我们来到了城郊的瓦卡里加村（Wakaliga）。短短十余公里的行程，耗时一个多小时，彻底改变了我们关于“距离”的常识——要让普通民众受惠于传播（交通）技术的便利，有太多前提条件。在村庄小学的教室里，孩子们正在使用卫星电视设备和崭新的投影系统观看本地新闻。进入课间休息，老师切换了频道，荧屏上播放着斯瓦希里语配音的周星驰功夫片，教室中响起一阵阵欢腾的笑声和掌声。肯尼亚城中心的贫民区基贝拉，号称有几百万人口居住。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行在淤泥遍地、污水横流的小路上，进入一个由七八间民宅围拢起来的小院落。中国公司雇用的当地技术人员爬上一家屋顶，熟练地操作工具，安装好卫星接收设备。“南南合作基金”支持下的“万村通”项目让数字电视以低廉价格接入寻常百姓家中。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只有几排低矮建筑的院落里竖立着中国企业架设的高高信号铁塔，沙土路面上停着台里唯一一辆转播车，上面写着“中国援助”的字样。在略显狭小的演播室里，台长站在五颜六色的大背板前向我们介绍：与中国企业的合资与合作，逐步实现了电视台从制播到传输的数字化转型，也实现了将国家的声音通过免费频道传播到坦桑尼亚乡镇和村社的长久夙愿。在非洲多国电视网络搭建中冲锋陷阵的，是位于北京亦庄一家名叫“四达时代”的民营企业。他们从中国的数字电视转型工程中起步，在“非洲世界大战”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看准了非洲的电视市场，凭借“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和“万村通”等工程项目，将世界范围内的各类节目信号传输到在轨卫星，之后又通过数字卫星直播（DTH）或地面数字电视传输（DTT）送到非洲平民大众的机顶盒和电视中。从基础设施到内容服务，其低廉的收视价格和跨越非洲数十个国家的传输网络、营销网络推动了非洲媒体生态的显著转型，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颇有特色的一项成就。本文作者带领研究团队于2017年、2018年、2023年先后三次赴东非四国（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调研媒体发展状况，其间访问了这些国家的信息通信部长、国家电视台台长等，并深入远离中心城市的郊区和乡村，与数十户电视用户、村长、小学校长、教员等进行深入访谈和集体座谈。希望借此了解中国信息传播类企业在非洲组网传输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这是一个涉及信息传播民间普惠、非洲数字经济发展、项目所在国信息自主权和中国对外文化影响力等多方面议题的综合性现象。对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众而言，传媒消费仍然属于基础性、紧缺性的资源。由于缺乏建设国家传播体系所需的大量资金，如何保障民众传播获得权成为非洲各国政府面临的显著困境。从国家广电传播网到数字基建，从传播系统运营到媒体内容生产……在数字化传播发展的背景下，非洲各国的基本传播能力一直面临困境。首先，非洲用电普及率很低的现实状况，使传播业缺乏赖以运转的基础和发展用户的可能。据世界银行统计（2021年），撒哈拉以南有24个国家的用电普及率低于50%，其中南苏丹用电普及率仅为7.7%。坦桑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三国在非洲属于中游水平，但电力普及率仅为43%～49%。即便电力供应充足的南非或普及率较高的肯尼亚（76%），停电也是家常便饭。由于大型传播基础设施（如发射台、上行站）需要足量、稳定的电源，这意味着在非洲投建这些设施还需要额外配备足够的发电设备，建设成本因而大幅增加。其次，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搭建全国性的广电传输网，也无力完成国际电信联盟（ITU）倡议的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程（以下简称“整转”）。相比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具有清晰可靠、传输力强、节约频谱、通用性好、直接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等特点。数字化转型后，无线电频率的利用效率将实现根本性提升，由此释放出来的宝贵频率可直接用于网络宽带和移动数据传输。国际电联最初要求各协议国在2015年6月前完成整转，大部分非洲国家也将广电数字化作为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然而，整转不仅涉及体量巨大的传输网搭建，还需要长期的运营和维护能力。以乌干达为例，为实现整转，乌干达政府于2015年3月在全国建设了18个发射台，总投资达3500万美元。建成后，由于国家台没有资金和运营能力，该国不得不于当年10月公开招标，寻找能够出资增建发射台（10座）和运营该传输网的合作方。考虑到非洲各国实现整转的实际困难，此后国际电联将整转期限延长到了2020年6月。不过，按照非洲联盟的统计，55个非盟成员国中只有16个国家姑且具备整转能力。但这些国家的整转过程也颇费周章。其中，传媒业发展水平居于非洲前列的南非自10多年前便启动了整转，但至今原定目标中仍有350万个家庭未能完成数字化转型。鉴于此，国际电信联盟新近发布的《国际电信联盟2023—2025年非洲区域倡议》仍然将数字化转换列为非洲区域发展的首要目标。与有限的国家传播基建相对应的，是非洲各国官方媒体内容生产能力的严重掣肘。在笔者调研时，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国家电视台分别仅有一台陈旧的电视转播车，且来自早年的外部捐助。这些官方电视机构新闻生产和影视制作产能很低，甚至不能满足日播和黄金时间播出的需求，只能大量转播周边国家的内容。传媒产业产值和人才状况也捉襟见肘，本地影视演员的月薪徘徊在300~400美元。由于没有全国性的广电传输网络，这些国家电视台仅有的节目只能覆盖首都及其近郊，农村几乎全部被排除在国家传播能力之外。尽管这些国家都有较为发达的私有化传媒集团，但这些传媒资本并不愿承担政府所期待的公共服务角色。可以说，国家基础传播能力建设以及传播设备的连通性、可获得性，成了非洲传播能力建设的紧要性和基础性工作。这一状况也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视角。2008年奥运会以来，中国的外宣主流媒体积极增加驻外机构和人员，进行了大量基于英语、法语等国际通用语的内容生产，围绕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话语进行了诸多回应和反驳。但是，这些内容的国际传播效果却遭遇了两个显著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传播渠道和话语主动性完全由西方主流媒体和国外互联网巨头掌握，“中国制造”的内容在西方“主场”中既缺乏传输渠道，又缺少话语竞争力。一些通过传媒投融资进入西方市场的“借船出海”尝试，往往因为欧美传媒业严格的监管和当地媒体的“中资恐惧症”而无疾而终。另一方面，在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国主流媒体与当地官方媒体所开展的内容交流往往局限于官方层面，缺乏民心相通的广泛性，且项目制交往缺乏长期持续性。而非洲各国（如肯尼亚、南非等）较为发达的私有化媒体通常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际传媒资本关系密切。在非洲，不仅“中国故事”的传播空间有限，而且中资传媒公司还被当地传媒集团视作要瓜分非洲市场的洪水猛兽。这种状况与中国在非洲各地广泛的物质性基础建设投资形成了强烈反差。中国的国际传播和非洲国家的本地传播都难以解决一个普遍到达率的问题，这种状况鲜明地反映了全球传媒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局面。从直播卫星到传输网络、从广电产业到数字平台、从新闻宣传到影视消费……非洲各国需要一套具有普惠能力的“全传播系统”。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以相对低的成本在非洲各国开展数字电视传播工程建设与运营不成问题，国际传播的需求又十分旺盛。在这些前提下，中非数字电视合作有着巨大的空间，中国企业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初步验证了全传播体系的在地化价值。2008年前后，位于北京的民营企业四达时代开始成规模进入非洲各国电视市场。非洲地广人稀、入网率低，入户成本较高的有线电视需求不足、缺乏可行性。因此，该公司将主要业务定位于地面数字电视传输（DTT）和数字卫星直播（DTH）。前者依托地面发射台工作，能够有效覆盖周边信号，投资相对较小，用户收视费定价相对较低；后者覆盖范围大，传输容量大，适合泛非大范围传播的现实需求，用户收视费相对较高。两者的地-空配合，能够保障广播电视信号的整体覆盖。经过多年的持续性投资和传播基础设施搭建，并依托中非基金、两优贷款所提供的中非政策机遇，四达时代得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建立起一套服务各国发展的全传播体系。一方面，传播基建层面实现了直播卫星、节目中继、地面数字电视传输的设施搭建。其中，直播卫星平台可覆盖撒哈拉以南非洲45个国家、约9.3亿人口，地面数字电视平台覆盖3亿左右主要城市人口。为保障卫星传输，该公司在全球依托16座地球卫星上行站，将北京译制的节目和非洲各国节目中心汇集的本地频道节目上传到卫星。为保障地面覆盖和用户接入，该公司在非洲建设了300多个地面发射台。其中，公司位于肯尼亚的23座地面发射台覆盖该国90%的人口；位于乌干达的10个发射台投资金额超过4000万美元，覆盖该国60%的人口。为克服供电问题，每个发射台配备1～2台发电机（例如尼日利亚是非洲主要的节目制作中心和传输站点，但该国部分地区24小时无电），机房则是由国内加工并运到当地的集装箱。另一方面是电视节目传输和网络平台建设。基于以上系统，中国公司已经在21个非洲国家开展数字电视运营，并成为泛非地区的主要内容提供商。通过采购国际频道、自建频道和传输本地渠道，其内容传输平台已拥有11种语言（如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豪萨语、依波语、约鲁巴语、汉语等）近700个频道的节目内容，并自建了平台APP。该公司的数字电视用户和互联网移动端用户已达4400万，且拥有1500多万的国际社交媒体粉丝。基于此，该公司成为非洲目前唯一一家拥有节目中继平台、地面电视平台、直播卫星平台、互联网视频服务四大平台的运营商，且是唯一一家同时支持在非洲英、法、葡三大语区开展数字电视业务的平台。在这套能够“上天入地”的全传播体系陆续建设的过程中，其对非洲各国传播能力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效益开始逐渐凸显，并逐渐助力非洲各国的传播基建、广电升级、数字转型、文化普惠、教育科普、人才储备等诸多方面。第一，中国企业的传播基建工程与非洲各国开展数字整转的需求紧密结合。在四达时代的参与下，坦桑尼亚是非洲首个完成数字整转的国家。在整转之前，当地电视台要实现数字化传输只能考虑自建费用高昂的发射塔。而整转之后，坦桑尼亚当地频道只需要通过四达时代在当地建成的广电传输网和信号传输平台，就可以将自身节目传播给用户。因此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提高内容生产能力和培养传媒人才。为此，该公司获得了坦桑尼亚政府颁授的“数字整转贡献奖”。如今，整转完成后的频谱红利开始逐渐释放，腾退出的频段可以通过拍卖等方式给予电信运营商使用，直接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基于此，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传媒市场和数字化产业将获得建立和涌现的可能。为了实现整转，非洲各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为贫困家庭提供数字机顶盒采购补贴等。如今四达时代已经协助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布隆迪、卢旺达等国政府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并与尼日利亚、贝宁等21个非洲国家订立了数字化整转合同或达成合作意向。第二，中国企业以优惠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打破了非洲数字电视的已有市场格局，以传播普惠助力非洲民众文化权利的保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洲的数字电视市场由少数几家电视运营商垄断：CANAL+（法国企业）、Multichoice（南非企业，旗下有DSTV和GOTV）、Zuku（美国Liberty Global集团持股）、Azam（坦桑尼亚巴克雷萨集团，主要面向东非）等。这些企业只聚焦消费能力突出的高端用户，主要提供费用高昂的DTH服务。几家运营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用户规模常年保持在1000万左右，数字电视只是少数有钱人的奢侈消费，市场开发程度位于较低水平。2008年四达时代开始提供费用低廉的DTT服务，2014年开始提供DTH服务。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了数字电视普惠工程“万村通”项目。该项目旨在为非洲国家的1万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四达时代成为项目的实施方。这一项目为这家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各国广电产业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机遇。截至2022年12月，“万村通”已在非洲21个国家顺利完成建设，覆盖非洲9512个村落，直接受益家庭超过19万户，覆盖民众近千万。在中国企业进入之前，东非用户收看数字电视，不仅要花200多美元购买机顶盒等终端设备，每月还要为最低档的基础节目包缴纳约47美元的收视费（ZUKU、CANAL+、DSTV的优质节目包高达近200美元）。作为参照，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近郊一个相对富裕、商贩居多的村庄，家庭月收入为55000肯尼亚先令（约366美元）。而四达时代提供的机顶盒仅需20美元，收视费最低为每月3美元。2018年，四达时代在乌干达发展用户130万，市场份额超过70%。肯尼亚信息、科技和通信部秘书 Katherine Getao表示，中国传媒基建所覆盖的地方，是本国媒体所未能覆盖，而欧美国家不愿投资的。在中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原本仅提供高昂DTH业务的Multichoice集团被迫于2013年成立DTT项目，与四达竞争地面电视用户。肯尼亚完成整转催生了大量新的数字电视用户，为了抢占向这些用户销售机顶盒的短暂窗口期，竞争对手不惜采取了购买四达时代的机顶盒进而销毁的商战策略，可见中国企业给市场格局带来的冲击。第三，中国企业的泛非传输网络为本地频道提供节目传输服务，助力各国国家传播能力建设、社会认同建构和传媒内容生产。由于传播基础设施的缺失，非洲各国的国家台长期以来仅能在少数城市地区传输节目。中国的“万村通”和四达时代的参与改变了这一现状。乌干达“万村通”所提供的公共免费节目包共有20个频道，其中10个本地频道涵盖乌干达国家台新闻频道、本地宗教频道、本地娱乐频道，此外还提供国际儿童频道、部分中国频道（如CGTN、CCTV-4），以及由四达时代购买版权并译制成本地语种的影视频道和体育频道。此外，四达时代的传输平台上纳入的本地优质频道长期占据收视榜前列，如肯尼亚的Citizen TV、乌干达的Sanyuka TV、坦桑尼亚的Mambo TV、尼日利亚的Channels TV和Wakaati TV等。这些本地频道，能够为开展公共电视服务、培育本地文化、提升国族认同提供助力。除传输服务外，中国企业还通过合资、合办娱乐节目等方式，直接支持当地广电产业内容生产。如在尼日利亚，四达时代出资采购本地节目提供给Orisun频道，该频道则负责策划、编排和播出，共享广告收入分成。再如，乌干达的本地频道Sanyuka TV播出的节目则由当地节目和四达时代译配的中国影视剧共同构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非洲本地语众多，受众英语/法语水平有限，尤其偏好本地语，四达时代开展了大量的译制工作。如今该公司拥有可容纳200人工作的32个译配间，节目译制年产能达10000小时。第四，基于数字电视普及的“万村通”直接促进了20多个非洲国家的农村教育普惠，中国企业所提供的其他节目则进一步丰富了非洲民众的文化生活。一方面，电视的普及有利于提高本地民众的文化素养，提升全社会的信息接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对儿童教育的直接支持。“万村通”项目除入户家庭设备外，还在各村的公共场所部署播放设备，其中最常安装的位置便是小学。一个以售卖家纺产品为生的肯尼亚商贩家庭，在“万村通”之前只能收看一套本地国家台节目，在安装“万村通”设备后，能够收看免费节目包提供的37套节目，他家每天晚上都聚集了附近的孩子们。乌干达的受访农户想要多给孩子看卡通节目和教育类节目，自己则希望能了解到种植大米、务农技能等农业资讯，而且表示有意愿为孩子订阅更多的付费节目。第五，泛非全传播体系培养了大量传媒从业人才，也改善了当地员工的生活状况。为保障该体系对设施维护、传媒公关、内容运营、影视译制、营业网点、客服中心、上门售后维修的全方位、日常运营需求，中国企业开展了大量技术培训。四达时代在20多个运营国家有5000多名本地员工，且当地主管主要是本地人。例如，乌干达分公司共有员工309人，其中乌干达员工297人，且25%的员工为女性员工。肯尼亚分公司总人数为700人，其中97%的员工为当地员工，中层管理人员全部是当地员工。尽管与大型基建工程相比，这些雇员的绝对数量并不突出，但这些专门人才的成长对本地传媒产业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这些具备传媒经营管理和内容生产能力的从业者，将是非洲广电产业和未来数字产业重要的储备人才。第六，一个跨国联通的数字电视基础设施网，符合非盟对泛非合作的期待，也为非洲各国的互联互通提供了可能。四达时代北京总部曾接待过数十位非洲国家元首，该公司在2018年举办的“非洲数字电视发展论坛”有非洲和亚洲的49个国家的广播电视部门领导受邀参会。随着数字电视覆盖范围和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数字电视网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区域发展价值会逐渐凸显；随着非洲移动设备使用量和网络普及率的不断增加，数字电视产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将会进一步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稳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企业通过持续的布局，建立起跨网络、跨国家、跨大洲的数字电视网络传输平台，搭建了泛非地区的全传播体系。这一实践获得了当地政府部门官员的肯定。肯尼亚的受访官员表示，“世界银行的贷款往往建立在他们对于‘发展’的理解上，从以往的经验看世界银行更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而南南合作基金则带来了转变——更加重视精神方面的需求”。她还表示，“中国企业的一个优势在于在商言商，而不附带政治条件，且擅长通过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中非的传播实践只有践行互联互通这一主线，真正面向非洲的实际需求，切实服务当地的民生福祉，才能够获得由衷的认同。当然，这一全传播体系的建设过程并不完美，也并非一帆风顺：诸多非洲国家尚未完成数字化整转，传播工程落实过程中遭遇诸多现实困境，基础设施之后还需要更加深入的人文合作，非洲信息产业中的中国参与仍相当有限……中非的传播产业合作若要行稳致远，需要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再次出发。首先，要更加重视非洲各国的主体性和现实需求。调研中，多国受访政府部门官员表达了一种共性的想法。他们期待中国在当地的传播产业投资能够与本国的2030愿景/2040愿景结合起来，而中国的在地项目也不要仅仅是一次性的援助，而要能够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而这种长期交往和互利合作同样也是中国企业所希求的。未来，中国的传媒企业应充分、深入了解非洲各国的现实需求，在尊重各国主体性的前提下推进投资部署，将有助于形成更加深入和持久的合作。其次，相关部门要重视对海外中资企业的动态跟踪和问题应对支持。中企海外项目不仅是商业性工程，更带有显著的外交色彩，尤其是经由“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确立的合作工程。就项目落实而言，签署双边协议和完成换文仅仅是第一步。若后续推进困难，不仅会直接导致项目搁浅、经济损失，还会伤及中企海外信誉和中国形象。再次，优化国际传播资源和政策分配机制，发挥民营传媒企业在民心相通中的独特价值。一方面，相比我国官方媒体，民营企业在国际合作中有着政治色彩弱化、当地政策限制较少等优势。另一方面，不同国际传播主体的业务类型有显著区别，需要分门别类提供针对性政策支持。非洲数字经济和传播网络建设是各国发展对非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重要性。2022年末，拜登-哈里斯政府基于“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发布了《非洲数字化转型新倡议》。按照该倡议，美国政府将通过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等10多个部门为非洲数字产业投资3.5亿美元以上并协助融资超过4.5亿美元，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开发和数字化赋能。近年来，随着手机用户的激增，网络服务和移动支付在非洲迅速发展。四达时代目前在全非合作的20个运营商主要是以Safricom、Airtell、Africell为代表的欧美或印度的私有资本运营商。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中移国际）虽然自2015年试水非洲业务，但目前其在全球拥有的230个海外网络服务接入点（Point of Presence，PoP）中仅有约20个位于非洲，且主要集中于南非、肯尼亚及尼日利亚等少数国家，覆盖范围相对有限，尚不具备与其他运营商相抗衡的市场竞争力。未来，面向非洲联盟及非洲各国对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中国传播基础设施企业、中国运营商、内容服务商和互联网平台应加快在非洲市场的布局与合作，积极为非洲的数字化进程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原题为《非洲数字电视普及的中国方案——四达时代的非洲之路》。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欢迎分享转发，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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