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集体自恋”的陷阱? 一篇心理学奇文的启示｜文化纵横
【导读】互联网时代，负面情绪弥漫，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对立比比皆是，开展对话却越来越难。对于这种现象，众说纷纭。本文从“集体自恋”这一关键概念切入，从心理学角度提供了一种独特分析。
文章指出，“集体自恋”并非国人所独有，而是一种人类普遍现象。它源于个人对“承认”的需要，是个人补偿在社会上的无力感，投射自己缺乏却又期待的品质，而形成的对某一群体的依赖。集体自恋在适当限度内，可以激发自尊、荣誉等心理，对个人产生积极影响，但超过一定界限，就会成为恶性现象，造成群体对立，即“为承认而斗争”的歧途。要避免恶性或过度的集体自恋，仅靠教育还不够，而需要社会环境的总体改变。
作者认为，把“承认”纳入对集体自恋的研究，降低不必要的群体冲突，加强对个人、自身、他人的承认，对降低恶性集体自恋有积极作用。对人性、人境的阴暗面的观察多一些，我们受其影响的可能就小一些。社会走向成熟、世界步入和谐是一条道阻且长的路，而它就始于每一个人的脚下。
本文转自“心理科学进展”，原题为《我们走出“合群的自大”了吗？》，基于《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载《心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9期）一文写成。为拓展相关思考，文末另附一篇延伸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我们走出“合群的自大”了吗？
以上这些写就于百年以前的辛辣文字，是鲁迅先生对他那个时代我国国民性格的一种“诊断”或批判，现在听起来可能仍有点刺耳——毕竟个体人格之成熟尚非易事，更何况是集体国民性之改造；而且哪怕我们已经不那么自大，我们内心仍可能暗藏这股潜流，它偶尔会因时事变幻而露出一丝端倪。当然，鲁迅先生所言的“合群的自大”并非国人所独有，而是世人所兼有的一种倾向，只不过程度或许有别而已。
在心理学研究中，内涵与这种“合群的自大”最接近的概念当属“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对于集体自恋这一概念，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它是将自恋延伸到群体水平的一个概念，把自恋对象从自我本身延伸至自我所属的群体（也即内群体）——该群体可以是按国家、民族、宗教、地域、阶层、职业、性别等类别而划分的群体（相关研究探讨最多的是国家）。并且研究者们基本也都同意：集体自恋者往往持有一种对于内群体形象的夸大看法，他们倾向于相信内群体的卓越性或非凡性——这可以说是广义的集体自恋。当涉及更具体的界定时，大家的观点还有些不一致处，即有些研究者认为单单认同于夸大的内群体形象就足以构成集体自恋，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集体自恋还应包含与他者的关系，诸如需要他者也承认内群体的夸大形象，乃至要求内群体在群际关系中享有特权或优待。那么，这里仅列出该领域领衔学者目前对集体自恋的定义，也即，一种对于“内群体是卓越的并值得优待，却未充分被他者承认”的信念、态度或倾向。
为了揭示（广义的）集体自恋到底有多么普遍，一项发表于2018年的研究专门调查了来自35个国家或地区的6185名参与者。在该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估计他们眼中的本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度（范围从0%至100%）。结果发现，尽管这种估计的均值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瑞士的11%到俄罗斯的61%），但大家基本上都高估了本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度。不仅如此，随后一项以美国各州民众为样本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结果，也即各州民众基本上都高估了本州对整个国家历史的贡献度。
可见，各地的人们似乎皆有一种夸大内群体形象、地位或身份的倾向。尽管上述两个研究都因测量手段的局限而只能大概反映集体自恋的普遍性，但考虑到集体自恋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哪怕我们只能在一些个案中看到集体自恋的身影，我们仍有理由更深入地了解集体自恋。而且，恐怕只有当我们对集体自恋的特征、影响和成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更有把握地走出“合群的自大”。
集体自恋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中叶，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T.W.阿多诺和E.弗洛姆就分别提出并分析过此概念，而且他们都把集体自恋视为旨在补偿个人失望的一种对于内群体的理想化，并提出了一些经典的理论观点。
受到精神分析等理论及现实的启发，阿多诺在1959年就已明确提出集体自恋：“集体自恋相当于：通过使自己在事实上或在想象中成为某个更高和更具统摄性的整体的成员，人们补偿了自己在社会上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直抵个体的本能驱力丛），同时也补偿了自己的内疚感（它源于个体没能按照理想自我形象成为自己所应成为的样子并做自己所应做的事情）；对于这个整体，人们把自己所缺乏的品质都归给它，并从中得到回报——像是感同身受式地共享着这些品质。” 在他看来，集体自恋可以被视为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弱小自我“如果没有寻求认同于集体的力量和光荣作为补偿，就会遭受难以忍受的自恋损伤”。
相比于阿多诺，弗洛姆更是全面地分析了集体自恋，即他笔下的“群体自恋”或“社会自恋”。在其著作《人心：向善行恶之秉赋》(1964)中，弗洛姆专门用一个章节探讨了“个体自恋和社会自恋”，他认为，群体自恋与个体自恋一样可按良性与恶性形式划为两类：良性自恋会把自恋对象聚焦于需要去完成的成就上，由于成就的实现有赖于联系并结合现实，自恋倾向可被约束在一定限度内，同时又能推动成员一起为实现成就而努力；恶性自恋则把自恋对象聚焦于原本拥有的事物上，如群体特质或过去成就等，由于缺少来自现实的约束作用，自恋倾向及由之产生的危险就可能增加。所以在弗洛姆看来，当群体自恋不超过一定限度时，它不必然是消极的。
进一步，弗洛姆还归纳了群体自恋的病理特征，主要包括：缺乏客观和理性判断；需要从内群体自恋形象中获得满足；具有高度的威胁敏感性；渴望认同于强大领袖。根据弗洛姆的分析，个人在生活中越是缺少真实满足，其群体自恋程度可能就越深（也就越依赖于群体自恋），因群体自恋能补偿自我的可怜状况。他写道：“一个无法使其大多数成员或相当大比例成员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社会，若想避免这些人心生不满，它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种恶性类型的自恋式满足。对那些在经济上贫穷和文化上匮乏的人来说，因为隶属于某个群体而产生的自恋式骄傲是唯一的——而且往往也是非常有效的——满足来源。正是由于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有趣’，也没有给予其培养兴趣的各种可能性，他们才有可能发展出自恋的一种极端形式。”同时他指出，相比个体自恋，群体自恋较不易辨认，因为群体内部可能有许多人都抱有相同看法，这使他们的看法显得合理。此外，他还认为群体自恋是人类群体间攻击行为（如战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群体自恋者内心往往特别敏感和脆弱，容易被威胁内群体形象的事物——无论是真的，还是想象的——所激怒，并产生报复行为。
虽然集体自恋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被深入分析，但围绕它的实证研究仅始于十余年前。2009年，该领域开创者Golec de Zavala和同事们在顶尖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集体自恋及其社会后果》(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的论文——它标志着该实证研究领域的诞生。在该文中，他们借鉴自恋与自尊的联系与区别，既指出了集体自恋核心是一种夸大的内群体形象，又把集体自恋视为一种依赖于“他者之钦佩和承认”的集体自尊，同时还通过几个研究揭示了集体自恋在群际关系上的消极影响。
自这篇论文发表以来，研究者们对集体自恋、尤其是恶性形式的集体自恋展开了广泛探索。大体而言，前期研究主要聚焦于集体自恋对一系列群际心理与行为结果（如威胁感知、群际敌对性、偏见和歧视等）的预测效应，以确立集体自恋的独立地位；近几年的研究则在继续验证集体自恋对众多社会现象（如性别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等）的解释力的同时，也开始尝试探明集体自恋的成因或前因变量，以期构建出成熟的理论模型。基于对过往文献的综述，该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大体可由下图所概括：
更具体地说，已有一系列研究表明，集体自恋者对内群体形象、地位或身份所受威胁高度敏感，容易高估威胁和怀疑外群体。例如有研究发现，即便不是确切受到外群体侮辱的情况（即那些存在争议的、他人并不这样感知的或并非对方有意的情况），集体自恋者仍更倾向于将其感知为内群体受到了侮辱。而且，集体自恋能预测更高水平的受围心理（即认为本群体四面受敌）、敌意归因偏向（即把外群体感知为对内群体怀有敌意）和阴谋论信念（即相信许多事情都是遭敌方暗算所致）。
也有一系列研究表明，集体自恋对敌对性有较强解释力，而且不论这种敌对性是指向部分内群体成员还是指向外群体。例如，有几项以波兰人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通过著作揭示了波兰历史污点的波兰裔美国历史学者，还是通过电影呈现了本国不光彩历史的本国制片人及主演，集体自恋者都更倾向于对这些内群体成员做出直接或间接的敌对反应，而且起到中介作用的是感知到的侮辱或冒犯。类似地，集体自恋能预测美国人对2003年伊拉克军事介入的支持度，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的是对本国受到威胁的感知。还有一项以中美关系为背景的调查发现，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集体自恋都能预测更高水平的对对方国民的偏见、对对方政府的负面态度以及对采取强硬政策对付对方国家的支持度。
众多政治心理学研究还发现，诸如意识形态、公民投票等政治心理与行为也经常反映出集体自恋者的排外(xenophobia)倾向。例如，集体自恋可以预测美国选民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对特朗普的支持，英国民众对脱欧的支持，还有波兰、匈牙利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促成这些结果的重要因素是集体自恋者所感知到的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比如英国脱欧支持者倾向于认为英国受到了移民和外国人的威胁，这种威胁感知在集体自恋与脱欧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另外，集体自恋能预测民族主义，即集体自恋者倾向于感到本族的优越性，并以维护本族利益为由而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族群冲突背景下，集体自恋还能预测对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暴力的支持，而且这种关系在激进社会环境（如暴力被合理化的环境）中尤其突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一般都聚焦于恶性集体自恋，也即超过一定限度的集体自恋。至于正常限度内的集体自恋，过往文献其实并未充分探讨，究其原因可能是这方面研究与围绕集体自尊等更积极的变量的研究有诸多重合，无法突出集体自恋的独特性，所以研究者们主要聚焦于恶性集体自恋及其后效。
鉴于集体自恋所可能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探索集体自恋的成因就变得十分重要。不过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近些年才有一些较为初步的成果。这些研究表明，缺乏自我价值感（或者说自卑、低自尊）、缺乏对生活的控制感可能是导致集体自恋的重要原因。另外还有研究发现，文化因素（如垂直集体主义）可以预测集体自恋，而且内群体所受的威胁——无论是现实性威胁（如内群体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胁），还是象征性威胁（如内群体的形象、名誉受到威胁）——也可能增强集体自恋及其后效。
承认(recognition)是西方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2018)一书中，当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耐特(Axel Honneth)分析了不同思想家眼中的承认，以及它所蕴涵的或褒或贬的意义。他发现，卢梭与黑格尔这两位著名思想家都曾论及承认与自恋的关系，并且他们似乎都把自恋视为一种对于被剥夺承认进行心理补偿的结果。他写道，“在卢梭和黑格尔赖以对社会病症进行诊断的观念中却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似乎都持这样一种理念：人会普遍地倾向于用傲慢的吹嘘和虚荣的卖弄，来应对平等尊重或相互承认中所受的剥夺。”那么在这些思想家眼中，自恋作为一种心理补偿的结果，似乎就暗含着对承认或尊重的基本需要。
根据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的看法，对身份获得承认的需要则是一个统合了当今世界舞台上众多现象的主要概念，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因为在福山眼中，寻求承认的渴望，以及伴随而来的愤怒、羞耻和自豪情绪，既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又是驱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斗争与冲突正是它所促成。这方面，福山还强调了“为承认而斗争”的两面性，如他在新著《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2018)中写道，“驱动当代身份政治的，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对平等承认的追求。但是，对平等承认的渴求，很容易滑向要求承认其所属群体高人一等。民族主义、民族身份以及现在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宗教政治大多如此。”而且，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一书序言中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这种寻求承认的需要既可能是暴政、帝国主义和支配欲望的根源，但它同时也可能是勇敢、patriotic心和正义这些美德的心理学基础。那么据此看来，集体自恋种种现象大抵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见证。
总之，在“承认”这一概念的脉络下，我们可以看到集体自恋可能与诸多社会矛盾之间的联系。也许正是“承认”的丰富意义，促使集体自恋领域的开创者们把“承认”包含在了集体自恋的定义中。
在当今世界，集体自恋仍值得各国人民的警惕，因它还有着被利用或者滑入恶性自恋的危险，毕竟人性与人境的阴暗面至今依然距离我们很近，直到足够比例的个体和集体达到成熟以前，谁也无法保证恶性自恋不会卷土重来，导致冲突升级甚至引发重大灾难。在看到人类在20世纪所遭受的苦难后，弗洛姆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认为，人的成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而人的完全成熟则是通过彻底摆脱自恋而实现的，包括个体自恋和集体自恋——当然，弗洛姆所说的自恋已经不单单是补偿承认缺失所致的自恋，同时还牵涉过度的自爱倾向，如自我中心主义、族群中心主义。
那么作为人类整体，我们如何才能走出“为承认而斗争”的歧途呢？我们如何才能脱离个体自恋与集体自恋呢？这类问题也许显得天真，因其预设了人性可变、人境可治、理想可成的可能性。但是，恐怕只有深入探索这类问题、寻求越来越大的共识、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我们才可能走向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安然之世。在这个方向上，弗洛姆曾谈到两个重要的助力因素，其一是科学或理性主义（涉及“进一步推动批判性思维、客观性、对现实的坦然接受以及真理概念的教育”），其二是人文主义（涉及“人文主义哲学和人类学知识的传播”）。但弗洛姆亦指出，单单靠教育肯定是不够的，“只有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转变，所有这些教育举措才会产生影响。”所以，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仍是我们不得不认清并面对的现实，只不过仅仅致力于这些环境的变革而忽略人本身的精神发展与成熟，恐怕终究还是南辕北辙。
与此同时，在走出“为承认而斗争”的歧途以前，我们应持续努力减少不必要的群际冲突。在这方面，霍耐特的一些观点挺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在国际冲突中，不单单要看到国家利益的逻辑，同时还要看到诸如“争取承认”这样的动机的作用。基于对“争取承认”这种动机及其可能陷入的扭曲的认识，他写道：“持续努力传达对其他国家的集体认同的尊重与尊敬，是通往文明的国际关系的主要道路。甚至是在旨在促进和平的法律协议起作用之前，在外交关系培养和经济协议能减少国际紧张之前，我们也需要一些公开可见的信号来表明：在世界不同族群的不和谐之声中，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值得被倾听。只有通过这样的承认——即，越过政府代表和政治代理人首脑的承认——我们才能确保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再相信由政治精英们所实施的妖魔化行动，并确保他们能够开始相信对方是尊重他们的。国际关系史中有足够多的例子可证明，对这一规范性原则的违反只会提升国际冲突的危险，而对这原则的显见的尊重则会降低这种冲突的潜在可能。”
最后落脚到个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对集体自恋的了解和思考本身或许就能让自己与之保持距离。我们对人性、人境阴暗面的觉察多一些，我们受其影响可能就少一些。同时，借助科学和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富有爱与理性之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按照弗洛姆的解释，其“内心会具备人类曾经拥有的以及即将拥有的人之为人的一切体验”。尽管理性之启蒙、国民性之改造是一项道阻且长的事业，但它很可能是社会走向成熟、世界步入和谐的必经之路，并且它就始于你我每一个人——平凡却又本具价值和尊严的人类一员。
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2月刊）
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19年6月3日报道：2009至2017八年间该国的年轻人自杀率增长了56%，严重抑郁者在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中分别增长69%至100%。相关消息是，美联社同年9月14日报道：二十年来合成阿片类药物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800%以上。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1月5日报告，已覆盖人口1/5的抑郁症，估计在未来十年或十五年内将超过癌症，成为全球第二大致亡疾病，在不少地方成为第一大杀手。
这一趋势无关贫困。发生最高自杀率的不乏富国，不乏富国的都市和大学，倒是与全球四十多个最不发展国家的重合率极低。
这一趋势似乎也无关道德禁锢。历史上造成各种以身殉教、殉道、殉主、殉亲的意识形态，恰好在这个时代坍塌，让位于纵欲的消费主义最高峰值。
那么每年约80万人的自杀，数百万人的自伤，已如一次次血腥战争——敌人在哪里？敌人又是谁？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写过著名的《自杀论》。在他看来，西方近代以来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破碎了“作为整体的社会”，使个人与家庭、宗教、社会相脱离，让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因此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催生了“利己型自杀”。眼下，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身边相关案例，稍稍了解一点案情，看看很多当事人那苍白的面孔、冷漠的眼神、孤独的背影，特别是那里诸多似曾相识的低级心理事故，还有无端的紧张关系，那么重新想起涂尔干，不是什么难事。
▍僧侣或家族的社会主义
不少人认为，最早的个人主义来自游牧者一个个孤零零的毡包。那些先民没有邻居，或者说邻居总在远处的地平线那边。限于一种刚性的生产方式，他们需要游居，以不断发现新的水草；也必然散居，以便均匀分配各家的水草——扎堆肯定会徒增牛羊觅食之难。与之相异的是，农耕社会里长期定居和聚居的大家族，在这里不可想象。大禹治水一类水利建设所需要的大规模集群协作，在这里也几无根由。除了战争，七零八落各行其是的生活图景，更是这里的日常。
不过，以游牧为主要生计的西方先民，并不是只认个人，只重个人，只有个人化（或小家化）的习俗。他们有过行会和村社里多见的互助，起码还有宗教。宗教的教产公有、律己守诫、博爱济贫，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制衡，差不多是一种僧侣社会主义，特别适合相互陌生的下层民众，比如亚欧大陆上那些足迹漫长而复杂的牧人和难民。日后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与《太阳城》（康帕内拉），作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钟声里萌发。
另一种形态是，儒家成长于东亚，有“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依托稳固的家族体制和亲缘关系。人们在什么地方一住就是几代，甚至几十代，因此更看重“孝悌”：以前者凝聚纵向的长幼，以后者和睦横向的同辈，编织亲属亲情网络。哪怕向外延伸，也是以“父子”推及“君臣”，以“同胞”推及“百姓”，以家喻国，视国为家，往根子上说，或可称之为家族社会主义，稍加放大便是天下“大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以后，宗教也好，儒家也好，都成了现代启蒙主义碾压的弃物。《圣经》说：“上帝爱世人”。但上帝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是那个让童女未孕而生并以圣血清洗世人原罪的耶和华大叔？《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那么“天”又是什么？白云苍狗不就是一些水蒸汽？雷公电母一遇到避雷针，不也得黯然下岗？
显然，因无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以为支撑，缺乏足够的证据链和逻辑链，先人们只能把一种群体关怀和道德理性大而化之，含糊其辞，凑合一点故事想象和武断格言，最终归因于僧侣的“神意”或儒生的“天道”。这在人类文明早期也许够了——放到16世纪以后，就不大容易听入耳，缺少实验室和方程式的配置。
一个科学的时代正在到场。
随着“神意”和“天道”退去，包括教会、儒林的腐败自损其公信力，群己关系的最大一次失衡由此开始，个人主义也开始由一种文化基因，彰显为一种文化巨流。只有到这时候，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面生忧色，心生不安，渐启微词。费孝通担心西方文化长于“扬己”而短于“克己”。钱穆怀疑西方文化不过是偏离人性的“小我教”而非“大群教”。连严复也受欧洲一战的刺激，一反坚定西化派的立场，顾不上自己所译介的《天演论》（赫胥黎著），在晚年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痛斥西方所为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反而是自己曾恶批过的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恩泽寰宇”。不过，这些声音来自一个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很快就被学西方、赶西方、同西方一个样的激进声浪所淹没，并不能阻止个人主义挟工业化大势，在全球范围内一路高歌猛进。
▍重己、崇私、尚恶恶现代伦理启蒙
看来，“个人”只是一项现代的发明。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游历世界，写出了《物种起源》，动摇了基督教的创世论。他提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获得了大批死忠粉，也派生出不少夸张的解释或发挥。斯宾塞、赫胥黎、霍布斯、马尔萨斯……这些大牌学者争相把“个人自由竞争”视为现代伦理的核心，把“自然选择”简化为人间互争大法。
即便达尔文不曾这样极端。
在这些人“科学”的目光里，人也是一种动物，人类社会也是凶险丛林，是弱肉强食的喋血屠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永无休止的自由混战”（斯宾塞语）——这既包括个体之间的混战（霍布斯等强调的），也包括群体之间的混战（卡尔·施密特等强调的）。哪怕他人或他们和颜悦色，但无论富豪还是乞丐、白皮肤还是黑头发、陌生路人还是至爱亲朋……严格地说，对任何一个生命主体而言，都是潜在的对手，有天然的敌意，有凶险的虎爪和鹰嘴，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曾被黑格尔一语道破：“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大争之世必有大争之道。时值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掠夺与萧条乱象纷呈，战争与革命四处冒烟，全球动荡不安。几乎每个人都恐慌，担心自己落入饥饿、破产、流亡、灭绝的第二天。在这种情况下，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人们都无法坐以待毙，必须摩拳擦掌干点什么，于是“神意”或“天道”的心灵鸡汤自然成了废话，更像是自我精神去势，连社会主义者也听不下去，对不上心，用不上手——倒是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更愿意用利益的硬道理来解释历史和动员民众。
民主制就是一种政治个人主义。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将英国式的代议制，定义为“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一人一票，当然得个体本位了。至于民主，那不过是通过博弈和契约的方式，追求“生命、自由、财产”（洛克语）三大个人权利，相当于搭建一种AA制的临时集体，在无限期的零和游戏中，形成一种争成了啥样就啥样的机制，有机会就再争下去的机制。应该说，这对于及时解放社会中下层（特别是最需财产权的男性工商业者），唤醒较大面积的人权意识，意义非比寻常。只是由此伏下一种重己、崇私、尚恶的伦理性半盲，一种基础性的知识片面，到后来才逐渐看得清楚——比如民主既可以结束神权、君权那种虚伪的整体性，一旦需要向外争夺，也可以走火入魔，通向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杀戮。
市场化是一种经济个人主义。作为一位重量级辩手，哈耶克（Hayek）既黑马克思，也灭凯恩斯，批评一切红色、粉色、白色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据说一度有助于扭转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失速，只是他的伦理学基点，仍沿袭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尼采、黑格尔、霍布斯一脉，是个人主义的忠实传人。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宣称国有化一类出于“人为的设计和强制”，因此是必败的乌托邦；而私有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内在优势，不可战胜的最大理由，乃因“自生自发而生”，是一种“自然秩序”。这话听上去耳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明显撞脸。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主流经济学家都这么说，大学里差不多都是这么教的。在他们看来，人类这些衣冠猴子面对食物和领地时，互争是“自然”，互助当然就是强制；恶是“真实”，善当然就是虚伪……这一叙事数百年来已成普遍共识，板上钉钉，不言而喻，以至日常生活中各种耍奸使坏的私语，大多能引起在场者会心一笑或挤挤眼皮，足以证明它的常识化、默契化、甚至DAN化。哈耶克不过是从DAN再次提取学问——即便他在日后的经济危机中遭遇冷却。
文化领域里的个人主义更是异象纷呈，其中弗洛伊德当然是不可漏提的一位。他推出了个人主义的非理性版，影响至深至远，以至作家罗曼·罗兰提名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精神分析学……在过去三十年间深深影响了文学界”——后来还差一点就真获了。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考虑到“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干脆把自己的大部头取名《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不过，据这本书说，在弗洛伊德以前，“无意识”也好，“力比多”也好，早已是流行话题，并非弗氏发明。他的发明不过是把性欲视为所有癔症的根源，又是所有创造力的奥秘。这使他爆得一时大名，却一再依靠临床数据造假，差不多是“江湖骗子”所为（沃森语）。有意思的是，文化圈根本不理睬精神医学界的质疑和举报。外来的和尚就是好，就是灵，就是“科学”。诗人、小说家、画家、影评人等还是纷纷投奔弗门，热捧“本我/自我/超我”这一高端模式，把他人、思想、道德、法律、公权力、意识形态等统统视为压迫性力量，视为无意识的天然之敌，与神圣“本我”势不两立。
也许，身为单干户，这些人并不觉得群体有多重要，不在乎群体在哪里和怎么样，一直职业性地擅长个人视角。他们最喜欢理法之外的异想天开，差不多都是靠鼻子来嗅思想的，那么拥护弗门的个人化+非理性，就再容易不过。于是，“自我”从此成了文化圈频度最高的用词，“怎样都行”（达达派语），“他人即地狱”（萨特语），“一切障碍都粉碎了我”（卡夫卡语）等流行金句，满满的精神分析味，满满的疑似荷尔蒙，塑造出各种幽闭的、放浪的、孤绝的、晦涩的文艺风，释放出真痛苦或装痛苦、真疯狂或假疯狂、真多元或冒牌多元的文本，改写了20世纪全球大半个文化版图。
甚至改写了后来世界上大半个文科的面貌和性能。
相对于理科生，相对于理科的一是一二是二，后来的“文青”们更可能自恋、自闭、自狂，以特立独行自许，甚至没几分无厘头或神经质，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糟糟，就不好在圈子里混一般。后来的青少年亚文化，其中最浮嚣的那些广义“文青”，不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情绪往颓废里整，往虚无里整，往要死要活的地步整，就疑似平庸的废物，有负“先锋”和“前卫”的自我人设。
鲁迅曾对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在《听说梦》一文中讥讽过：“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只是这种声音在当时为数甚少。
而且有些批评家还一窝蜂上前，在鲁迅的小说里大挖荷尔蒙，一心揪出他这个暗藏的弗门分子，以维护整个文科的团结感和整体感。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一些旅行者在南美洲森林边缘目睹过一幕：一次不慎失火，使荒火像一挂红色的项链围向一个小山丘。一群蚂蚁被火包围了，眼看黑压压的一片将葬身火海，甚至已在热浪中散发出灼伤的焦臭。突然，意料之外，这些无声的弱小生命并未坐以待毙，竟开始迅速行动，扭结成一团，形成一个黑色的蚁球，向河岸突然哗哗哗地滚去。穿越火浪的时候，蚁球不断迸放出外层蚂蚁被烧焦的爆裂声，但蚁球不见缩小。全靠烧焦的蚁尸至死也不离开自己的岗位，至死也相互紧紧勾联，直到整个蚁球最终冲下河流，在一片薄薄的烟雾中，赢得部分幸存者的成功突围……
这一故事随着《蚂蚁的故事》及其学术版《蚂蚁》传闻于世。
在这个蚁球前，人们也许会感慨万千，联想到人间的志士英烈，那些在灾难或战争面前曾经真实的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奋不顾身，惊天地泣鬼神。稍稍不同的是，作为一种高智能动物，能够打领带、读诗歌、订外卖的直立智人，可能还比不上蚂蚁那里的奇妙、敏捷、默契、团结一致，竟无任何懦夫和逃兵。
敲黑板：这也是“自然秩序”！
动物并不是道德家，并不都是温情脉脉和高风亮节。但一只蚂蚁会总是将入腹的半消化物反哺同类，让它们分享营养；几只蟹可以帮一只仰面朝天的蟹翻身，以助其恢复行动能力；一群海鸥常相互紧密配合，协同反击来犯的猛禽；一群大象还会对一具象尸依依不舍，于是久久地绕行和凄厉长号……这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它们在生物学家们的笔记、档案、著作、标本库里车载斗量——至于完全独居的动物，其实为数不多，且易于衰退和折损。因此，在更多的生物学家看来，首先是合群，首先是互助，才是自然界的首要通则，是动物强大（比如延长寿命）和进化（比如发展智力）的最大优势。这坐实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决定着各个部分发生作用的情况”（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语），于是惠及整体的“部分+”开始出现，不再是散沙化的各个部分。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形成暗合与呼应——作为一种对有机现象的物理学解释，该定律把组织有序、共生互利看作负熵的生命化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应该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包括达尔文的另一面——比如他关注过蚂蚁和蜜蜂的利他行为，还记录过企鹅叼着一条鱼远赴30英里以拯救目盲伙伴的动人故事。
在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动物诚然不乏互争，不乏有尾的霍布斯和卡尔˖施密特。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是“弱肉强食”远非事实全部。恰恰相反，“食肉动物的数目是多么微不足道”（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语），实在是被人们夸张得太多了。动物一般来说也并不缺少食物和空间，蚁战之类多属偶然。若放到种群、生态、气候的大范围来看，如同时下网民说的来一点观察“升维”，就可以发现：动物“最害怕的并不是其他动物，而是几乎每一年都要发生的气候突然变化”（德国森林学家阿尔登语），还有传染病。请注意，这些宏观事实大异于微观事实。昆虫、鱼类、鸟类、哺乳类的大规模集群迁徙，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团结求生，构成一幕幕神奇的壮阔图景。在这一过程中，脱群者往往命运悲惨——相反，组织就是希望，纪律就是出路，合作就是看家本领，担当与牺牲才是普适真理，是“丛林”里必备的正义，差不多就是动物界不言自明的“神意”与“天道”。当它们终于抵达遥远的安全地，也许会忍不住用鸣叫、触须、羽振、液臭一类来交流心得：动物只为己，那才会天诛地灭呢。
个人主义无视或掩盖这一大块“自然秩序”和“自然选择”，算哪门子“科学”？看不到微观利益之外的宏观利益，看不到短期利益之外的长远利益，连某种可持续的个人主义都算不上，即便对个人来说也很不够用，很不负责吧。
他们又科学又哲学又艺术地反复折腾，折腾出很多高学历和大名头，到头来反而不如懵懂的虫鱼鸟兽——仅靠遗传的生理本能，就能直觉到最大利益所在，包括轻易超越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这是一个欧美大学里常用的经典案例，说的是两个（设定更多也差不多）嫌犯被拘，明知共同抵赖的结果最优，但因缺乏对同伙的信任和忠诚，只求自己减损，于是双双选择背叛。这样，同伙抵赖的话，自己就能被优待释放；同伙坦白的话，自己也可望坦白在先而被轻判一点点。事实上，他们不约而同争相背叛，把案情越吐越多，不可能达到结果最优，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算计，无异于适得其反，对自己下刀。在该案例的推定下，“他们分别获刑8年”。
在这里，同那些愣头愣脑的昆虫、鱼类、鸟类、哺乳类相比，个人主义者的“最大化”在哪里？人们眼睁睁地发现，微观有效再一次≠中观、宏观的有效。他们利益理性的相加，居然加出了一个糟糕的集体非理性，有何优越可言？
何况，从小部落到全球化，从小作坊到跨国集群，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组织性、互联性、整体性程度越来越高的新形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依赖共生互利，更需要群体关切。人们能记得蒸汽机是瓦特改进和发明的，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飞机是莱特兄弟发明的……但互联网呢，手机呢，5G呢，超导呢，纳米技术呢，人造卫星呢，量子计算机呢，如此等等，它们分别是谁发明的？谁能答得上来？可见，哪怕在科技研发领域，单枪匹马的时代也已远去，个人奋斗的造型日渐模糊，黑压压的无名英雄群像却越来越多。研发几乎都成了大协作、长周期的持久共业，成了一些大规模的团体赛和接力赛。如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所说：5G靠的就是“合作与友好的力量”，靠的是数千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及其它专业人才一起扑上去，持续多年集中“朝一个城墙的缺口猛攻”。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眼下很多企业的各种人才选用，既要看智商，更要看情商，甚至强调后者的权重须达80%。
什么是情商？说直白一点，就是一种道德觉悟，一种适群者和利群者的心胸、眼界、性情、能力，一种能推进“合作与友好”的阳光品质。
▍“唯一者”们的世纪困局
战国时代的杨子哲学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很快被中国知识界主流拉黑。一千多年后，似乎是杨子附体的德国人施蒂纳（Max Stirner）宣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是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真理。”“什么对我来说是正当的，那么它就是正当的。”他反对一切纪律、组织、道德、国家以及宗教，终生迷醉于“我”这个世界上的“唯一者”和“纯个人”，堪称“拜我教”的洋鼻祖。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他针锋相对地叫板：“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们、唯一者们联合起来！”
据恩格斯说，他这位朋友其实为人温和，只是有些学究气。他年仅49岁就在贫困中死去，大概是那年头即便社会达尔文主义正香，他的“情商”也一定吓坏了太多人，吓走了自己的职位、面包、健康、合作人、亲友的笑脸。
差不多是一个欧版杨子的故事重演。
也许，“纯个人”“唯一者”的一根筋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最终只能害己。这样，哪怕是为了公共关系的营销策略，信奉者看来也需要几分含蓄，几分婉转，再加几分变通，离施蒂纳远一点，比如用“个人主义”来撇清“利己主义”，又用“自我实现”来包装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用“物质化时代”指代“利益化时代”和“个人利益化时代”，让用语不那么敏感和刺耳，能与道德、公众、精神、诗与远方之类话题马马虎虎兼容，甚至能戴上平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面具，抢占道德C位。这就是说，通行的话语风格务必改变。在很多地方，个人主义由此从一种文化大潮转型为一种文化暗流，有时看上去不过是文化亚健康，不那么要紧。
社会主义革命是穷人抱团闹翻身的故事，从无物质和财务的优势，只能以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为立身之本，事实上也一度迸涌出“部分+”的“大我”气象，至今温暖着很多人的记忆，深藏于老照片或老歌曲。不过，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共同的危机压力缓解，财富和资源逐渐丰裕，大家的个人利益重合度降低，大面积的私欲就必然归来，甚至可能补偿性的加倍袭来——公有制只能压抑出它的虚伪。德育的政治化（如“文革”前后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里只讲阶级斗争），或德育的经济化（比如1980-1990年代各地官方电视台的新年贺语，几乎全是“恭喜发财”，对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宗教人士也是如此热情励志），会使情况更糟。事实上，自引入市场和私有权，一些地方的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此前某些人政治投机、政治歧视、政治构陷和迫害的改头换面，其价值观的滑坡却是一脉相承。
往远里看，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虽未公开肯定），意在为大众争利，有正义的内核，涉及千万万生灵解救，包括倒逼资本主义改革，其意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但这可能被误解为争利即一切，一如后来的“分田地”“富起来”“GDP翻两番”等，一旦被看作最高目标，哪怕是最高的群体目标，也就疑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相当于“灵魂搭台肉体唱戏”），把精神事务降格为争利手段。这可能轻忽富足之后几乎同样多的问题，也给自己的合法性增加风险——毕竟经济发展难免受挫、失速、停滞、遇到极限之时，毕竟人间最大的正义，是帮助人们在任何时候，包括贫困日子里也能活出尊严和幸福。
GDP远不是幸福的全部。
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价值观困境。尽管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那里共同的前世今生，私有制传统深厚，“拜我教”深藏于各种彬彬有礼之后，虽经多番危机和改革，社会的风险和动荡仍频。如秦晖在《群己权界》一文中分析的，一般情况下，欧美左、右两派各执一端——前者（美国民主党等）在经济上颇有“群体派”模样，赞成国家干预和全民福利，同情女性、少数族裔、中下层群体；在文化上则偏向“个人派”，差不多是性解放、堕胎权、同性恋、反宗教、纵欲主义文化的啦啦队。相比之下，后者（美国共和党等）在文化上很像“群体派”，最厌恶青年人的自由放任和举止乖张，一直重视家庭、国家、宗教的传统凝聚功能；在经济上倒是“个人派”，醉心于私有制，崇尚个人奋斗，最反感工会、高福利、国有企业这些妨碍市场自由的恶政。一旦气不顺，忍不了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就乱扣政治帽子，把总统画成头戴红五星、身着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的红色领袖。
至于穷人，没人说不该去帮。只是在左派看来，这属于公共领域，应通过公权力予以制度性安排；而在右派看来，这属于私人领域，只能依靠爱心个体的志愿慈善——不少华尔街富豪确实也愿意慷慨解囊。
作者似乎认为，这种左右两派的相互错位、相互卡位，差不多已是一种较好的自然平衡了。只是读者的疑点可能在于，各持一端其实是各有选票利益的牵制吧，否则，双方沟通起来何至于如此装聋作哑心不在焉？医保问题、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控枪问题、流浪者问题、基础设施老旧问题、产业空心化问题……还要不要解决？为什么总是无法解决？为什么一些连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次等经济体（更不要说中国）都能解决的，就是死活也解决不了，老是止步在两派相互扒粪、相互死磕、相互刨祖坟的虚耗中？与作者对美国的制度信心不同，不少美国人倒是觉得这种制度已经有病，也需要痛加改革（如弗朗西斯˖福山等）；或者说，制度再好，也非灵丹妙药，不一定治得了文化和人性的疑难顽症。2010年1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指出：美国选民们“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想要储蓄，既要性解放又想要完整家庭，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左翼主张）又不愿缴税（右翼主张）……”有一种“减肥可乐”式的纠结和自我分裂。这意思差不多是，怪不了左派，也怪不了右派，是这一届人民真的不行。选民们本身亦左亦右，非左非右，时左时右，想把天下好事占全，又想把责任统统推卸，因此只能让民主死机，陷于一片道德伦理的深深泥沼。
面对这样一届人民，政治家（哪怕是优秀政治家）能怎么样？真正可行的破局之策在哪里？
▍人口崩溃是最后的“自然”？
诊断个人主义，家庭大概算得上一项特别重要的体检指标。
家庭是最小的“群”，最小的“公”，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和团结单元，即费孝通所说“差序结构”这一同心圆的最小内径，因此是遏阻个人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赫胥黎（Henry Huxley）说过：“人生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自由混战。除了有限的和暂时的家庭关系，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war of each against all），是生存的正常状态。”这里的家庭，虽被他贬为“有限”和“暂时”（limited and temporary），但还算是他勉强豁免的唯一群体形式。
不幸的是，眼下对于很多人来说，“家”这件事也已难以启齿，“家”的概念日渐空洞。不久前，美国的销畅书《乡下人的悲歌》透漏：作者从穷人区一路打拼到大学名校，发现很多同龄人“常为‘兄弟姐妹’这个词的意思伤透脑筋：你母亲前任丈夫们的孩子算不算你的兄弟姐妹？如果是的话，你母亲前任丈夫们后来又有了孩子呢？……”其实，美国有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垫底，一般来说维系家庭还算够努力的，只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家福”的照片过于奢侈，想想都太难。接下来，笔者遇到非洲某国一青年作家P君。他说该国的新政府投巨资办教育，应考上线者只须填写一张含有家庭情况的表格，便可免费上大学。但居然是这一小小的表格，竟将大半青年挡在门外，因为他们眼下根本没法知道父母分别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父亲是谁，不知“监护人”是啥东西以及该如何联系……
对那里的“家庭”，我们该如何想象？
好吧，再来看一看东亚。这里的先民曾以家族为价值核心，创造过“国家”这一合成词，血亲意识根深蒂固，决非“有限和暂时”（赫胥黎语）的小事。1920年代末，陶希圣等推动制定《亲属法》，既想扫除腐朽的族权、父权、夫权，又想防堵西方法理中的个人本位，制衡个人主义，至少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楔入“亲属”一环，从婚姻、财务、人伦秩序、互助责任等方面来巩固“家”的地位，巩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与俄国、印度等地一些学人曾企图以立法手段，维护他们的村社传统，可谓异曲同工。但这一类努力均告失败。眼下国人们重新热炒孝文化，用法律催儿女们“常回家看看”，不过是大家吃后悔药，亡羊补牢。
韩国统计局2019年8月28日发布数据，显示该国总生育率已降至0.98，低于紧随其后的日本（1.42），在全世界垫底，意味着人口崩溃危机已经到来（稳定人口的总生育率需要达到2.1）。中国也不妙，民政部《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各地离婚数已升至或超过结婚数的一半，且从历年情况看，前升后降的总趋势恐难逆转，正在助推生育率一路破底（已至1.7），一个“未富先老”的萧瑟前景和社保困局正在赫然逼近。这一切令人震惊。似乎一夜之间，畏婚、畏育、不婚、不育在东亚已蔚为新潮，儿女被很多人视为经济负担或对自己幸福的侵犯，“累觉不爱”正大幅度削弱、减少、取消家庭。这一切居然发生在往日那个阡陌相连、鸡犬相闻、儿孙满堂的东亚，如果不说是程度最深，至少也是速度最快！
家庭不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选择”和“自然秩序”吗？精子和卵子还要“自然”到哪里去？眉来眼去、谈情说爱、男婚女嫁、生儿育女，这些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寻常，怎么“自然”来“自然”去的，竟在当今变成了全社会紧急而艰巨的救援工程——难道断子绝孙才是“自然”所向？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以色列人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肯定不会相信这一点，不相信有关“自然”的经典假设。他说过：“欲望并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自由意志”不过是“自由主义的神话”，已变得相当危险。人类已暴露出“可驯化的动物”真面目，那些“最容易被操纵的人将是那些相信自由意志的人”。
其实，笃信“自然”的知识界主流，一开始就参与了对人类的“驯化”，参与了哈耶克所言“人为的设计与强制”，包括伪女权主义就是瓦解千万家庭的“人为”——至少是“人为”之一。其俗名叫“作”。本来，随着工业化实现，战争与生产都越来越不再依靠肌肉，女性解放拦也拦不住。女人靠撒娇、崇拜、侍候、服从来依附男人的日子一去不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不过，这并不不意味女人看了几部韩剧、几首粉色小诗、几篇“咪蒙”公号的毒鸡汤文，就有理由张牙舞爪打天下，就可以要求“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把自己当作生活不能自理者，靠专业杠精+公主病，将男性霸权那一肚子坏水全套照搬。不，这种“作”，这种不作不死，与女性解放毫无关系，总是指向幻觉中一切可能的“舔狗”，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比如男方的母亲、姐妹、女亲戚、女同事、女邻居，更不要说那些看上去地位低下的女摊贩和女保姆。换句话说，这种尊卑等级的新款，不可能带来性别的平等与和谐，只可能加大两性沟通成本，造成更多一拍两散的孤男寡女。
“范跑跑”差不多也是一个男版的公主病患者，一份“拜我教”样本。这位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新闻人物，北大才子，据说当教师还不错，竟在轻度地震时弃学生而先跑，还认为哪怕丢下自己母亲，也理所当然，因为他“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因此不需要先人后己一类虚招子。这位“纯个人”“唯一者”的高调自炫，引起了一场公共舆论风波。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风波早期，质疑声音并不占优势，报纸、电视、网络上为他站台的精英大咖众多，甚至有人称颂他为“中国第一文科教师”，连政府官网也曾载文赞其“诚实是最可贵的美德”。直到后来，有人搬出泰坦尼克号沉船（搬出黄继光、关云长、佛陀一类估计不管用），拿他与西方绅士和义士的美德相比，才使公议风头开始转向。不过，对他的支持声量恐怕已给人留下深深寒意，特别是在千万女人的心里。想想看，如果男人都这样，都横下一条心这样了，婚姻的温暖和浪漫还剩下几何？“舔狗”终于暴露狼性，那么一个个小公主还当不当得下去？
在更多底层民众那里，家庭当然还意味着一大堆具体难题。有些困难是心理的。消费主义时尚吊高大家的胃口，穷人也要享富人的福，要比照着广告过日子，那么无房、无车、无包包、不能吃喝玩乐天天爽，简直就没法活，就是十足的苦逼，婚姻自然无从谈起。在另一方面，有些困难当真是物理的。房价飚升，医药费看涨，化妆和应酬成了职场刚需，子女的课外班是无底洞，各种生活成本洗劫钱包，自己的那份破职业哪一天还可能不保。在这种情况下，婚姻那事即便成了，岂不也是自添其苦？一旦养育出儿女将来眼中的轻蔑和怨恨，为父母者哪有地缝可钻，又何以面对残生？
于是，心理和物理的两头夹击之下，双重煎熬中，有些人或有出头的机会，但学习、劳动、节俭在他们眼里更是多么扎眼的超级苦逼呵。如果他们不愿这样，不愿这样缺心眼和丢份儿，那么沦为“屌丝”的概率必定不小。
到最后，作为一片“原子化”的散沙，这些人既无群体抗争的意愿，也无个体抗争的能力，依据个人主义利益理性的精算，弱者的最后出路和自救方略，当然只能是对更弱者下手，比如“啃老”——去父母那里咬牙切齿，连哭带闹，拍桌打椅。
直到父母消失，直到其他更弱者也消失（或搞不定），这些在底层和边缘飘来飘去的独行人，相信满世界十面埋伏，无处不是套路，无一不是操蛋，终于活成了一大批又“渣”又“丧”的游魂。
“我想有一个家……”这样的歌常让他们泪流满面心头滴血。但除了毒品或抑郁，他们的家园似乎已无迹可寻。
再敲黑板：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还是“驯化”的过程？是一切本该如此还是一切不该如此？
美国电影《超脱》（2011年）里，一个女校医面对一位浑不吝的问题女生，面对一张永远的冷脸及其挑衅的利目，终于忍无可忍发出咆哮：
呵，上帝！你真肤浅，真令我作呕！
你想知道事实吗？第一，你进不了任何乐队，也当不了模特，因为你一无所长，没有抱负和努力。你只能去同80%的美国劳动力竞争一份薪水低微的工作，直到你最后被电脑取代！第二，你唯一的才能，是让男人们上你，让你的人生变成痛苦不堪的嘉年华，直到你无法忍受，直到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难以忍受，情况还会变得更糟！
现在，我每天来到这个办公室，看着你们作践自己。说实话，熟视无睹太容易了，在乎你们才需要巨大的勇气！
但你们不配！
不配！
滚！滚出去！滚出去！滚你妹！
女校医骂哭了自己。在那一刻，两个女人都是伤害者，也都是受害者，却不知道一切的一切为何会变成这样。
对于她们来说，伏尔泰的一句话也许不合时宜，却也并非多余：“雪崩时没有哪片雪花会认为自己负有责任。”
▍“上帝”的原型“与化身
母亲为什么总是受到歌颂？
一个名校才子“自由和公正”地弃母而逃，跑得比谁都快，为什么总让人觉得不对劲？因为母亲并不是AA制下的另一方，不是博弈者和交易者，通常意味着奉献和牺牲，意味着权利的自我放弃，意味着自我责任的最大化，而不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至少在儿女面前是这样，从而已是儿女生命的一部分。人们日后日夜思念的，是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张饼给了你，从未扣下自己应有的那一半。人们日后泪如雨下的，是母亲承担了沉重的家务操劳，从未想到无可厚非的所谓母权（如果女权、童权、民权、族权、国权等都是合理的话），不会自己每洗一个碗，要求你也必洗一个，甚至按年龄、体力、食量的公平计算要求你多洗一个。当车祸或地震袭来，母亲最可能下意识地把你搂在怀里护在身下，不惜以命换命，并不在乎自己的安全、健康、美丽以及性自由。
母亲是人类道德伦理的起点，几乎是上帝的原型和化身。以母爱为代表、为高标的所有美好情感和高尚精神（部分+），才是“自然选择”和“自然秩序”的最大秘密，一种浩瀚无边和无处不在的伟大力量，使人间得以延续至今，也值得经历一次。
不错，个人当然也是硬道理。只要机器人还未替代人类，私利就真真切切，个人主义也就无法消灭，相关的制度与文化源远流长，需要一种包容、尊重、引导、协调、合理利用——这正是群体关怀的应有之义。
不仅如此，在一个组织性、互联性、整体性更强的人类新时代，阻止个人主义对个人的危害迫在眉睫，是重建群体关怀的重要议程。否则，如果让个人主义的隐形瘟疫继续反噬世界的方方面面，反噬所有的制度和文化，人类就只能滑入一种可悲的自由落体。在那种情况下，多少年、多少代的启蒙积累也没用，理性这种“激情的奴隶”（休谟语），一不留神就是蒸腾私欲的小奴隶。知识、思想、运动等都会程度不同地成为一地鸡毛，既无心肝，也缺脑子，常常不过是一些小人的借壳上市和谋财分赃。他们的旗号五花八门，但这派或那派都暗伏一颗有毒灵魂，说到底都是小算盘派、有口无心派、入戏太深派、双重标准派，你一嗅就气味可知，你一认真就先输了。
进一步说，那种散沙化也是权力、资本、宗教任性和恶变的条件就位，是利益寡头们最感安全、最可放心、最少民众压力和群体反抗的好日子，甚至是他们最可能被无奈者们奉为救世强人从而加以盼望和欢呼的时刻。
德国的施蒂纳之后有希特勒，这一前鉴并不遥远。
对这事，你不认真可能就更输了。
本文转自“心理科学进展”，原题为《我们走出“合群的自大”了吗？》，基于《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载《心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9期）一文写成，篇幅所限，有所删节。延伸阅读转自《文化纵横》2020年2月刊。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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