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石油靠水泥? 新一代“非洲首富”的惊人崛起之路｜文化纵横
【导读】中国的房地产业正经历深刻调整。这个曾对中国经济起到重要作用的行业，也是很多国家的经济支柱，甚至成为其构建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
本文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如今在西非，新兴水泥工业正作为解放“增长潜力”的杠杆，为新一代本土政商精英的崛起创造条件。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水泥产业是基建的基础，其影响力甚至超越当初的石油产业。西非的混凝土价值链，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塑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模式。
作者认为，“混凝土城市”模式的扩张，也折射全球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变化。以往跨国企业攫取大量投资和贸易收益，但在非洲“政商结合”的新型资本主义之下，本土政商精英崛起并形成联盟网络，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已开始发起反向收购并重塑“南北关系”。随着新自由主义影响的退却，西非似乎正出现一种新治理模式：由政府集权推动基建立项，企业响应号召加速落地，民众则根据政绩成果进行投票。
作者指出，新兴的非洲亿万富豪已不再“偏安一隅”。他们有人投身政治，试图复刻特朗普或贝卢斯科尼的“元首之路”。他们也投资海外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事务。以西非的“混凝土城市”为背景，新的地缘政治地图已拉开帷幕。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十，摘译自Armelle Choplin著《混凝土城市：西非的材料流通与城市化》（Concrete City, Material Flows and Urbanisation in West Africa，Published 2023 by John Wiley & Sons Ltd.）。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4年第3期 总第172期
西非的“混凝土政治经济学”
（一）从殖民进口到“非洲制造”
水泥并不是非洲的新鲜事物。在建立本地水泥厂之前，欧洲殖民者携会自带水泥，用于建造沿海地区的早期殖民城镇。1890年，水泥占了贝宁进口商品的四分之一；到1930年，它成为殖民住房中的主要建筑材料。上世纪50年代，与“小麦粉、罐头食品、葡萄酒和利口酒”一道，水泥仍然是一种主要的进口材料。
欧洲殖民者认为，相比非洲人传统的植物建筑，混凝土更加安全、牢固和现代。某些地名中也体现了殖民者带来的隔离：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葡萄牙人的建筑遗产被称为“水泥之城”（Cidade de cimento），而贫困、无规划的地区则被称为“芦苇之城”（Cidade de caniço）。直到今天，从居民选择到法律规定，水泥砌块已逐渐取代了稻草、竹子和黏土，也取代由拉美前奴隶引入的巴西土建筑。
在殖民时期，法国和英国不愿意大规模投资昂贵的水泥厂。直到1930年，西非的第一座水泥厂在塞内加尔的沿海城市鲁菲斯克（Rufisque）开业，这是如今“商业水泥公司”（SOCOCIM）的前身。
这是该地区最早的综合性水泥厂之一。与当时更常见的磨制厂不同，综合性水泥厂的水泥产自当地的石灰石矿。一旦提取出来，石灰石与黏土按照80-20的比例混合。将物质加热至1450°C，制成被称为“熟料”（clinker）的小块状中间产品。然后将这种坚固的熟料粉碎并与石膏混合，制成我们称之为“波特兰水泥”的灰色粉末。磨制厂只执行混合熟料和石膏的第二阶段，这里的原材料往往进口自欧洲或北非。
综合性水泥厂生产流程
综合性水泥厂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导致运营成本高昂。在西非地区，获得足够并持续不断的电力供应非常复杂，而且石灰岩矿床很少。因此，直到1961年，尼日利亚才首次建立了埃韦科罗水泥厂，如今归属法国-瑞士水泥巨头拉法基豪瑞（LafargeHolcim）的非洲子公司。在1978年，贝宁的奥尼格博洛水泥厂（如今的SCB Lafarge）在100公里外的开始建设。
随着这几家综合性水泥厂的成立，更易设立的磨制厂也在新建和扩产。熟料、水泥和石膏都是大宗进口商品，因此磨制厂往往靠近港口：1967年，贝宁水泥公司（SCB）在科托努码头附近成立；1969年，多哥水泥公司（Cimtogo）成立于洛美港口旁边。
非洲水泥产业链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巨大转折。此前，由于更高的能源和投资成本（1.5到2.5倍）以及产能过剩，非洲本地的水泥价格一直在每吨40美元到60美元左右，相比工业化世界的价格高出两到三倍。随着197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欧洲建筑市场产能过程并扩大对非洲出口，水泥价格开始下跌，这也为其21世纪初在当地的投资建厂奠定了基础。
（二）爱国消费与国家认同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少15家综合水泥厂在西非开业。拉法基豪瑞和德国的海德堡水泥（Heidelberg Cement）等公司引领了相关投资，非洲本土的丹格特水泥公司（Dangote）也是主要推动者。
西非的石灰岩储量有限，但品相良好。类似于赞比亚曾经丰富的铜矿带，如今在西非出现了一个“石灰岩带”，从多哥经由贝宁到尼日利亚，这将塑造该地区产业的未来。在原有磨制厂之外，各大水泥巨头都在该矿带的沿线设厂布局，用以供应本地及周边无石灰岩矿的市场。
在相关地区，加热窑炉所需的能源（尤其是电力）的缺乏是建厂的最大障碍。因此，海德堡公司过去更倾向于从中国或印度尼西亚进口熟料，然后在洛美和科托努港口附近的磨制厂进行加工。尽管解决了矿产来源，但非洲水泥厂仍然高度依赖外部原材料：窑炉用的石油焦来自委内瑞拉，混合用的石膏来自西班牙。由于外部原材料价格对水泥成本影响过大，大企业越发倾向于建设综合性工厂。
几内亚湾周边的的水泥厂
非洲各国独立后，前殖民者建设的水泥厂连同石油精炼厂、汽车组装厂、啤酒厂、航空公司、面粉厂等通通被国有化，并成为了“国家自豪感”的象征。近60年来，水泥已经非洲化，该地区许多人会很自豪地购买和使用“本土”水泥，因为这是少数几种在当地生产的商品之一。
虽然混凝土是一种全球商品，但在非洲却与地区和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水泥公司也制定了一种论调，宣扬消费“国产水泥”是爱国行为。非洲几乎没有类似于其他工业国的标杆产业或愿景，而混凝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味。
（三）“非洲首富”：水泥大亨丹戈特的崛起
作为丹格特工业（Dangot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其自传《世界上最富有的黑人》中，阿里科·丹格特曾用简单而宏大的话语表达了他的职业信仰：“要建立一个成功的业务，你必须从小处开始，梦想大一点”。根据这书的叙述，丹格特在叔叔和祖父的帮助下卖出了三卡车的水泥，并由此打造起了一个商业帝国。而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他成为了非洲领先的水泥生产商，尼日利亚乃至非洲首富，甚至是世界第25富有的人。
在非洲水泥行业，丹格特成功颠覆了欧洲大型跨国企业的主导地位。该公司成立于1977年，目前经营着超过10个综合水泥厂，雇佣了超3万名员工，业务覆盖10个国家（尼日利亚，喀麦隆，刚果，埃塞俄比亚，加纳，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丹格特能实现从采矿到终端销售全链条，2021年总产能达到5155万吨。该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三个水泥厂（Obajana，Ibese和Benue）的年产量就达到了2930万吨，控制该国65%的水泥市场，拥有定价权。
自2020年4月以来，丹格特通过水泥涨价和政府扶持的大型炼油项目，让公司营收增加了40亿美元。仅在2021年，随着尼日利亚住房和基建领域的“繁荣发展”，丹格特水泥公司的股价上涨30%，其个人财富也增长14.8%，并在2022年达到了167亿美元。
在彭博社“全球5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榜单中，丹格特是唯一的非洲人。他的财富、家庭和成功是很多西非人奋斗的榜样，甚至可以说已跻身“世界精英”。2018年3月，他为女儿在拉各斯举办婚礼，比尔·盖茨等“全球名流”甚至亲临现场，而每位宾客也都获赠了一块劳力士手表作为纪念品。在他的鼓舞下，当地男性青年的梦想不再局限于明星足球运动员——水泥生产商也有光明的未来。对于女性而言，该公司生产的VIP荷兰蜡布，也逐渐成为奢华时尚的品牌代表。
丹格特创造了非洲水泥产业的新模式：由非洲人拥有，在西非获得原材料并加工，甚至停止进口。尽管某些原材料依赖进口，但终端产品已成为“非洲制造”的代表，甚至有望扭转与前殖民者的地位关系。此前，丹格特曾暗示计划购买英超足球俱乐部阿森纳；在2019年，马克龙总统也曾邀请丹格特到法国投资兴业。
（一）水泥企业在非洲“跑马圈地”
在远处，一条新铺设的红土轨道的尽头，一座崭新的水泥厂正从非洲大草原中崭露头角。我看了看在皮卡车仪表板上的时间，已经迟到了。尽管在黎明时分我就出发了，但从科托努出发所需的时间还是超出了预期。我有些紧张。NOCIBE的首席执行官曾警告我：“我没有太多时间；咱们只能在早上8:30到9:00之间交流。”
我刚进入办公室，首席执行官向我发问：“你知道是谁发明了水泥吗？”究竟谁是水泥的“亲生父亲”尚有争议，但我知道他是法国人，于是答道：“路易斯·维卡特（Louis Vicat）。”“什么时候发明的？”“十八世纪初，建造苏亚克桥时。”他对我的答案似乎满意，微微一笑，然后邀请我坐下，并提出要带我参观公司新建的水泥厂、采石场和约50个家庭的住宅区。这次会面在下午1点结束。
自2010年代以来，拉法基豪瑞、海德堡水泥、丹格特等公司都在西非市场激烈角逐。参与竞争的企业还有塞内加尔的CDS水泥公司（贝宁NOCIBE工厂的所有者）和Amida集团（贝宁SCB Bouclier和科特迪瓦Ciments d’Abidjan的所有者）、印度的西非水泥公司WACEM（由印度迪亚姆水泥厂和爱尔兰Fortia Group持有）、摩洛哥的CIMAF集团、土耳其的Limak集团，或布基纳法索的Kanazoé集团。
综合性水泥厂和磨制厂产能扩张引发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兼并重组时有发生。贝宁最古老的水泥厂之一Onigbolo成立于1978年，是贝宁和尼日利亚的合资企业。1998年，贝宁政府将其51%的股份出售给了拉法基，而尼日利亚则将其43%的股份出售给了丹格特。贝宁保留了该工厂的6%股份，工厂的名称也改为了SCB-Lafarge。
丹格特集团无疑最有影响力西非水泥巨头。据其官网介绍，尼日利亚拥有2.1亿居民，水泥需求从2000年到2014年间增长了从5百万立方米到2,300万立方米，增长了400%。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该公司拥有三座大型水泥厂：科吉州的Obajana工厂于2008年开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规模最大，年产量达到1325万吨；奥贡州贝努埃工厂成立最早（2007年），年产量达到1200万吨，主要供应尼日利亚东部和喀麦隆；奥贡州伊贝塞工厂，靠近贝宁边境，年产量也高达1200万吨。丹格特帮助尼日利亚实现了水泥的“自给自足”，并在随后成为非洲大陆的头部出口商。
丹格特的加纳子公司于2010年开始运营，现在直接或间接地为5000人提供就业机会。该公司在加纳的主要港口特马（Tema）占地10公顷，用于建立卡车和包装操作的物流平台，用于将产品出口到布基纳法索、马里和科特迪瓦。2020年，一座综合性水泥工厂在塔科拉迪港（Takoradi）开工，这将与印度迪亚姆水泥的加纳子公司展开竞争，后者在阿夫劳港（Aflao）建厂，距离多哥边界及其首都洛美市仅几百米。
该集团从不掩饰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每年都公布战略报告进行详细阐述。2015年，该集团在达喀尔郊外开设了一家新工厂，与法国维卡特集团（Vicat Group）旗下的SOCOCIM工厂直接竞争。SOCOCIM工厂30%的产能用于出口，尤其是销往冈比亚和马里。与此同时，丹格特还计划在尼日尔的尼亚美（Niamey）和科尔（Kao）继续开设新工厂。
2015年，海德堡水泥在多哥首都塔布利博（Tabligbo，距洛美80公里）开设熟料生产工厂Scantogo，加强了其在西非的影响力。该厂能对洛美、科托努、瓦加杜古以及特马的多家磨制厂供应熟料。该集团自1999年以来就从挪威的斯堪的那维亚水泥公司（SCANCEM）里接手了上述工厂，此前这些都是当地的国有企业。此外，该集团在布基纳法索拥有三座水泥厂，最新的一座于2015年在首都瓦加杜古附近开工，年产量为80万吨，预计很快将增加到170万吨。在多哥卡拉的（Kara）工厂正在加倍产能。在贝宁，工厂规模扩大明显，其产量的近20%出口到尼日尔。海德堡集团不仅是该西非第三大水泥生产商，而且是该地区最大的砾石生产商——其距离洛美72公里的Granutogo砾石工厂日产能可达1000吨。
（二）“水泥价格就像股票市场”
“水泥的价格就像股票市场，每天都在变化”，当地的零售商乔埃尔向我解释道。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记录每吨水泥的价格。
在过去五年中，随着新工厂开设，供给短缺已经让位于产能过剩，导致该地区的价格下降。然而，尽管竞争激烈，非洲的平均水泥价格依然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183%。平均数也掩盖了西非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贝宁，每吨水泥的成本从2014年的110,000西非法郎降至2017年11月的67,000西非法郎（约100美元），是周边国家的最低值。
表1：2020年每吨水泥价格
在一些西非国家中，水泥被视为与面包或大米类似的基本商品，因此其价格受到政府监管。在贝宁，每吨水泥的官方价格到2014年仍为90,000西非法郎，但零售价格可能高达110,000西非法郎。随着NOCIBE水泥厂开工，价格开始下降，这也符合政府、金融家和市民一直以来的预期。
波多诺伏市的商店主帕斯卡尔对我说，“以前有黑市和水泥走私。人们去尼日利亚购买水泥，然后偷偷带回来”。在贝宁和尼日利亚之间走私水泥，就像走私劣质燃料一样，以前是常见现象，这在尼日利亚奈拉贬值时尤为明显。然而，自NOCIBE厂开工以来，水泥走私急剧减少。
贝宁政府对该厂提供了税收豁免，帮助其维持“出厂价”，导致每吨单价一开始就下降了5,000西非法郎，并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继续下降了25,000西非法郎。竞争对手别无选择，只能重新调整价格。一些企业开始谴责不公平竞争，呼吁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SCB Bouclier的销售总监主张“国家加强市场监管”，自己“只能勉强盈亏平衡”。同期，拉法基的Onigbolo工厂也在过去的10年里将员工从500人减少到380人。根据工厂主任的说法，问题不在于产能：“工厂每年生产约50万吨。它可以生产更多，但这会有过剩和价格崩溃的风险。”
事实上，主要的水泥生产商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满负荷生产。面对竞争，他们开始关闭销售点，迫使分销市场重新组织。在贝宁，降低价格对丹格特来说并不划算，因为他已经从尼日利亚政府购买了超过43%的SCB Lafarge股份。然而，贝宁的多位总统都拒绝在丹格特在本国销售水泥。然而，2018年曾有传言，情况可能会改变。事实上，如果尼日利亚能够允许贝宁企业在该国销售水泥，那么贝宁政府没有理由对丹格特进行封锁。
多哥的价格管制持续有效，单价维持在82,000西非法郎。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企业倾销。这正是丹格特在2016年秋天想做的事情，他提出以65,000西非法郎的单价销售。当多哥政府拒绝时，国民议会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不少议员站在丹格特一边。然而，多哥政府态度坚决，它希望保护本地生产的稀缺领域，如大米、谷物和水泥。
2016年11月，加纳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本地生产商Ghacem和印度的迪亚姆水泥公司牵头的“加纳水泥制造商协会”（CMAG）公开呼吁抵制丹格特水泥。丹格特的加纳子公司辩护道，其已经支付了税款，并且该企业稳定了当地水泥价格。丹格特还指出，上述两家企业在加纳市场经营55年后仅雇佣3,000人，而丹格特公司在经营6年内就拥有了2,000名员工。
在塞内加尔，水泥价格由政府制定。然而，在达喀尔到新城迪亚姆尼亚久（Diamniadio）的高速公路等大型项目的驱动下，该国水泥价格飙升到每袋约3,500西非法郎，而官方价格为每袋2,900法郎。政府发现自己无法控制价格，只能寄希望于丹格特工厂增产后市场价格主动下降。然而，丹格特公开表示，其将继续提高质量而非降低价格，引来媒体和民众的广泛批评。
尽管西非水泥厂商往往能通过行业协会展开对话，但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大家都在抱怨竞争对手的不公平做法。例如，Cimtogo的首席执行官对丹格特非常恼火：“为了赢得市场，丹格特依赖于规模效应。该公司几乎以成本价进行倾销，并通过规模来获利。我们无法与这样一个巨头竞争，因为他能从各方面获得支持”。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甚至也能对水泥价格产生影响——平均单价从60,000上升到80,000西非法郎。水泥价格的持续波动助长了激烈竞争，同时也推动了“灰色黄金”在西非地区的广泛流通。
（三）“一直在路上”：水泥与卡车物流
2016年9月的一天，我在多哥-贝宁边境看到了将近300辆载有水泥的丹格特卡车。它们都注册在加纳。我不禁好奇，这些满载货物卡车究竟来自哪里？几天后，我在距加纳-多哥边界60公里处再次遇到了相同车队，它们仍然满载。三天后，我再次在阿克拉市（Accra）郊外的工业区和特马港看到它们，不过这次是空车。
2016年5月，阿里科·丹格特收购了一个特马的物流平台，作为他在尼日利亚生产水泥的分销点。从这里，水泥不仅能出口到加纳，还将流入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马里，那里的价格要高得多。为此，丹格特于2016年7月从中国重汽购买了1500辆卡车，双方还在尼日利亚成立了合资企业，用于组装卡车投入到水泥运输。卡车组装厂位于伊贝斯，距离贝宁首都波多诺伏不到100公里。
几乎每晚，你都可以看到一辆辆卡车穿过伊贝斯市中心，前往500公里外的加纳特马港。每个车队由400辆卡车组成，每辆卡车满载50吨水泥。司机是加纳人，只有一名司机负责携带所有文件并操作相关手续，旨在防止个别司机私下进行谈判并限制可能的腐败行为。
丹格特官方声称，其扩张战略是出于善意：目标是降低价格，让各地都能买得起水泥。然而，这可能也只是其拓展新市场的借口。自2016年7月以来，尼日利亚一直在经历经济危机。该国奈拉贬值严重，使尼日利亚的水泥的出口价格很有竞争力。很快，贝宁-尼日利亚边界的水泥走私就频繁起来，这对丹格特也意味着进入更大西非市场的机会。在与多哥和贝宁政府多轮谈判后，丹格特获得了市场准入，能够接管快速扩大的加纳水泥水厂。
丹格特集团采用“垂直一体化”架构，使其能够控制生产和分销。该战略在空间上有深远影响：3500辆卡车穿梭在西非公路上，然后公司在偏远城市的郊区开设生产和分销点，那里水泥价格相比人口数量的增长最为迅猛。垂直一体化使丹格特能控制整个行业，并将影响力辐射到所有地区。
作为扩展计划的一部分，丹格特集团公司与尼日利亚政府在2020年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重建该国各地的混凝土道路。垂直一体化也使丹格特免受物流公司可能造成的干扰，特别是游说和罢工的风险。掌握运输也使丹格特能快速响应需求，不仅能获得政府合同，还能供应私人工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丹格特也引领了非洲物流业的变革。
在西非沿海的公路上，丹格特车队并不“孤独”。还有700辆“水牛”卡车，满载海德堡水泥旗下产品，从多哥塔布利博的工厂销往贝宁、多哥、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分公司。这个车队属于尼日尔富商伊利亚苏·穆穆尼（Illiassou Moumouni），他与海德堡水泥签署了长期的运输协议，而德国集团也声称不计划垂直整合运输业务。海德堡水泥旗下Cimbénin公司的销售总监对我说：“我们的业务是水泥，而不是物流”。Cimtogo的CEO也强调了这一点，该公司20%的物流由“水牛”车队负责。
在西非商界有传言，穆穆尼拥有多达2000辆卡车，从不空载上路。穆穆尼的父亲是一名二手衣物商，他自己则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摩托车出租车司机。据传，他擅长找到任何产品并以高利润出售。在科托努时，他常常睡在水泥工厂前的摩托车上。在1985年至2004年之间，他定居在贝宁和尼日尔之间的边境口岸马朗维尔（Malanville），倒卖各种各样的产品。从2004年开始，他搬到加亚港（Gaya），和彼时尼日尔最大的水泥批发商之一查尔福（Charfo）合作，开始销售和运输水泥。
此外，在多哥的水泥行业，还有一名叫加多（Gado）的重要承运商。他以6.6万非洲法郎的单价购买丹格特车队的货物，然后在当地市场以8.8万法郎出售。
物流是基础。道路不再是解决孤立问题的手段，而是运输速度和盈利能力的必要条件，水泥则是不断加速的核心商品。尽管重型材料的运输费用高昂，但水泥依然不断在通过平板卡车、独木舟或摩托车跨境流通，而水泥公司也加速相关贸易。出口数据也反映了相关趋势：水泥和熟料是贝宁第五大出口产品，仅次于棉花、腰果、油果和石油，每年出口额达到144亿非洲法郎，主要目的地是尼日尔（60%）和布基纳法索（40%）。
水泥已随处可见，在道路干线两边、每个街角、每个建筑工地、市区外围、集装箱和小型皮卡车上都有出售。Ciment Bouclier的销售总监强调：“我们目标就是靠近客户，确保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水泥”。SCB Lafarge的董事也表示：“分销已经发生了变化：购买者不再愿意去寻找产品，而产品必须送到他们面前”。
在科特迪瓦，拉法基豪瑞开发了一个基于特许经营的本地分销网络Binastore。水泥制造商正在小心翼翼砍掉中间商环节，避免利润被摊薄，应对价格的持续下降。SCB Lafarge的董事指出：“目前的趋势就是减少正式销售点的数量，并通过特许经营系统与私人批发商合作。我们现在只承担15%到20%的交付任务”。因此，水泥制造商正培育小型零售市场，并辩称自己为西非地区经济创造了更多新岗位。
（四）口号响亮：“一切为了发展”
非洲的城市化需求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住房和基础设施方面。在此背景下，水泥制造商都声称其为地区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房屋提供材料，为道路铺设沥青，为每个人建立学校和医院，从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西非政治家们也在积极推动这种叙事，多次主张混凝土是当下非洲崛起的核心构件。对水泥的热情被塑造成为一种共识：这不仅服务了经济发展和富人的利益，同时也改善了穷人的生活条件。
丹格特等水泥企业都将自己呈现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赞助者。丹格特声称，通过生产“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材料能“丰富非洲人的生活”。拉法基豪瑞强调社会住房计划对建设包容性城市的贡献，并资助了14Trees计划以提供所谓的“体面”住房，还针对贫困郊区的人口推出了DuraBric产品。在肯尼亚，豪瑞已交付了非洲最大的3D打印经济适用房项目，声称其解决了非洲最为迫切的住房问题。，
水泥企业迫切地积极参与解决当地社会问题，并表示所谓“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不是慈善，而是其业务战略的一部分。海德堡水泥的基金会启动了一系列措施“支持社区发展”：提供水泥供建设学校、医疗中心和其他基础设施，如井和道路。拉法基豪瑞也采取类似的方式，在Onigbolo水泥厂附近建造学校。丹格特则强调其对于当地就业的带动作用。NOCIBE水泥厂还赞助了“环贝宁自行车赛”，提供了两吨水泥作为奖品。
然而，上述举动往往被各界称为“洗绿”（Greenwash），旨在抵消水泥行业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但无论外界评价如何，所有行动都表明，水泥公司已是非洲城市事务的全面参与者。
（一）水泥产业：“释放非洲增长潜力”的杠杆
自200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和援助机构开始公开支持水泥工业。世界银行将其视为消除贫困和“释放非洲潜力”的杠杆，法德的国家援助机构则为新建水泥工厂提供贷款。这些机构一致表示，通过竞争能够降低水泥价格，而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将为非洲贫困人口提供收入和生计。例如，法国开发署（AFD）通过旗下私营投资公司Proparco为土耳其Limak公司的项目投资了2000万欧元，用于在阿比让郊区设立工厂；德国发展银行的子公司DEG也支持了该项目。
此外，这些机构还将水泥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相关联。联合国人居署提出，超级城市、城市走廊和都市圈能为全球经济生产做出重大贡献。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越大越好”。这个结论来自西方世界的经验，但世界银行等机构认为也适用于全球南方，并将其纳入2015年9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2016年10月联合国人居大会（UN-Habitat III）报告。
因此，非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的发展银行也在积极资助西非地区的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显然，上述所有项目都需要大量混凝土。受到申根模式的启发，西非也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大型道路动脉就是人员和货物流通的基础。阿比让-拉各斯走廊（CORAL）具有代表意义，其沿线占该地区经济活动的75%。得益于周边政府的关税和政策支持，大量水泥也沿着这一走廊运输。
丹格特集团及其战略正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非洲联盟（AU）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大力支持。丹格特实现混凝土生产“本地化”的目标与非洲联盟的原则一致，而ECOWAS则为丹格特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法规框架。加纳迪亚姆水泥公司就曾表示，“丹格特获得了尼日利亚出口扩张补贴计划30%的资金，并获得了ECOWAS的免税权”。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丹格特集团的车队可以不受关税约束，轻松越过尼日利亚、加纳和尼日尔边境。从官方角度来看，该公司提前在州一级上缴税款，从而避免相对更加“腐败”的边境盘剥。非正式地，该企业很可能已与政治家们在私下达成了分成协议。
透过混凝土，我们能够透视政府的转向、跨国联盟的博弈，以及私营部门的战略。没有政府和资方的强力支持，没有一个水泥厂能开办。此外，风险与利润并存，如果要吸引外国资本进入，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扶持能干的本土企业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总统也是“建设者”，更是“企业家”
——2017年贝宁科托努政府大楼旁一处工地的标语
自2016年担任贝宁总统以来，帕特里斯·塔隆（Patrice Talon）一直希望通过清除街头摊贩来“清洁”主要道路，政府官员也附和提出“解放公共领域的行动”。然而，许多居民却将此举称为“驱逐”。
塔隆正试图实现贝宁经济首都的“现代化”，加强与其他非洲大城市竞争。“科托努在与阿比让和阿克拉竞争”，他在2016年向媒体放言。作为塔隆政府“贝宁之梦”的一部分，这位“建设者”总统开始了大兴土木推动城市化，为道路基础设施、社会住房计划、智能城市、新机场、沿江和沿海开发，以及“城市环卫项目”提供大规模投资。
在贝宁和其他地区一样，政治领导人都在以“建设者”的身份留下印记，并通过基建项目以赢得选民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元首类似于“招商引资”的首席代表，这也映射出非洲国家形象在近年来转变——摆脱过去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强加的预算限制，通过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基础设施项目来促进发展。
与此同时，各国总统的形象也与其发起的项目融为一体，因而陷入“短任期”和“长建设周期”的矛盾。为避免行政延误，总统创设了类似公司新机构，绕开议会和监管，推动公私合作来加快项目建设。政府集权搞基建，民众也根据成果来进行政绩评估，这正是西非国家治理的新趋势。
在贝宁，总统已经创建了旅游、饮用水、生活环境和数字技术等机构，并任命在外国接受过教育的贝宁人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机构往往通过国际咨询公司来协调资源，推动公私合作伙伴协议的签署和落地。这些新机构大力扶持新的私营企业，并用更商业化的表达介绍项目企划。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要求于1990年代成立的实施机构则逐渐式微。
塞内加尔的情况也相同。该国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和大型项目促进局”（APIX）负责监督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尤其关注新卫星城市迪亚姆尼亚迪奥及配套交通设施的建设。这个机构在部长制度外单列，由总统直接控制。对于非洲公民而言，这些没有明确定位的“准国家机构”已开始引发管理混乱，事实上也意味着部公共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国家向私营实体的转移。
在“国家”的框架下，总统也具备了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身份。他们将国家公权力与私营部门干预相结合，合法化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对于各位“总统企业家”而言，“快速城市化”已是全球南方的发展共识，也推动着水泥行业的普及和繁荣。
（三）“先富带后富”的非洲式资本家崛起
在全球各地，建筑业与选举政治之间的关联都是常态。非洲走出“计划经济”时代已有三十年，国家并没有“消失”，而是与企业家和大资本融为一体——这在土地、房地产和建筑业领域尤为突出，这是许多投资者眼中最安全的存放地。因此，某些金融集团、政治家和企业家往往也因为在各种“混凝土块”上“翻车”，安哥拉杜桑托斯家族在近期爆发的丑闻就是很好的例证。
作为非洲特殊政商关系的杰出代表，丹格特的情况尤其值得分析。尽管从未声称过竞选野心，但他与尼日利亚政府的联系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几届政府支持了丹格特在国内建立起垄断地位，为其提供了石灰岩采矿权、减税、国有企业股份以及产品出口等一系列帮助。
尼日利亚本土学者指出，丹格特曾与前总统奥巴桑乔（Ọbasanjọ）结盟，颁布了该国水泥工业的整合计划。丹格特积极资助奥巴桑乔的竞选活动，并帮助其在2003年成功连任。2017年，新总统布哈里（Buhari）则亲自祝贺丹格特，感谢其帮助该国成为水泥出口国。在官方支持和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化”，丹格特能避开公开招标规则以获得合同，实现了租金提取和利润最大化。
在国外，丹格特自称“非洲式资本家”（Africapitalist）。“丹格特们”取代了上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国家形象代表。其中一些非洲式资本家正在积极参政，借鉴美国的特朗普或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的选举轨迹，试图成为国家元首。他们将权力人格化，强调自身能实现资源再分配，进而争取合法化地位。事实上，这些非洲式资本家大多继承了自殖民时代到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关系，并且具有强大宗教、家庭和社区支持背景。
然而，“丹格特们”的轨迹也具备开创性，即通过创造了国家权力与全球资本主义结合的新模式。一些“新富人”声称比前辈更加低调，突出公司业务与慈善事业的关联。丹格特就自称是“为非洲人民服务”而工作：“我的秘密是将利润重新投资回国家，而不是将钱藏进瑞士银行账户；我过着简朴的生活方式，将一切押在非洲市场上”。尽管他声称优先投资于非洲，但也在积极转向美国市场，并在那里创建了首个“非洲家族财务投资办公室”。丹格特不仅仅是水泥制造商——他是世界亿万富翁阶层的一员，象征这当今非洲经济发展的变化。
建筑业创造了非洲新一代的富人阶层。越来越多的建筑合同，尤其是大型项目，都被优先授予本地企业而非外企。本土房地产企业的实控人和管理者也被传言与国家元首关系密切。尼日利亚的拉比乌（Abdul Samad Rabiu）同样从事水泥业务，他正与丹格特争夺“非洲首富”的称号。布基纳法索的建筑企业家邦孔古（Mahamadou Bonkoungou）也深得前总统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厚爱，并与多位西非总统关系密切。
非洲式资本家也在挑战由欧洲建筑公司的准垄断地位，甚至质疑欧洲企业在当地的存在的必要性。例如，法国企业博洛雷（Bolloré）和布依格（Bouygues）经常因腐败和欺诈合同而受到媒体的抨击。除了遭遇非洲国内“新殖民主义”等一众批评，欧洲企业还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后者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大举投资非洲，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贸易。2020年，中国已将加纳列为其首选的外国直接投资国之一，并加强了与尼日利亚在银行业的合作。
在西非地区，官员与水泥企业和建筑企业的非正式（甚至可以说“腐败”）关系已经广为人知。然而，在这个鼓励发展和创业的大背景下，这种关系或许正是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和政治领袖“崭露头角”的必要手段。过去，非洲的投资重点集中在“三农”事业，官方提法中“房地产”和“土地”也很少出现。正是随着公私领域对发展重心的转变，当前非洲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30%的投资都进入到城市化过程。
混凝土不仅是物质世界的建筑材料，也构筑了当今国内和地缘秩序大厦的基础。在西非，新兴的水泥工业牵动着城市的政治经济，为政治和商业精英的产生和再生产创造条件。道路、住房和基建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水泥产业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当初的石油部门。从石灰岩矿带延展开来，混凝土价值链跨越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距离和行程，重塑这西非城市生产的方式。
在“混凝土城市”模式的扩张背后，也折射出全球“南北”间持久而不平等的关系。外国公司再一次进入非洲开发资源，寻找新市场，并攫取大量投资和贸易收益。然而，在“非洲式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本土政商精英的崛起和联盟，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准垄断地位，其中的精英代表已开始重塑甚至挑战所谓的“北-南支配关系”。
西非的“混凝土城市”繁荣织起一张新的大网，总统、官员、地方政府、市政当局、国际组织、本土商人以及国际建筑公司都卷入其中。其中，“水泥大亨”“非洲首富”丹格特正体现了这片土地对“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其成功愿景不再是追求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而是“为了非洲的人民和国家发展”。当然，混凝土的政治经济学体现是一种“政商结合”的新型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巨头企业相辅相成，共同为彼此提供权威和合法性依据。
最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新兴的非洲亿万富豪已不再“偏安一隅”。他们有人投身国内政治，试图复刻特朗普或贝卢斯科尼的“元首之路”。作为全球顶级富豪，他们也将相当大的收入投向海外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事务，甚至对前殖民者进行反向收购。以西非的“混凝土城市”为背景，新的地缘政治地图已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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