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与《实践论》对应着什么实际政治问题?｜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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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伟大的思想总是对应着深刻的现实问题，这一点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历程中尤为明显。为何20世纪20年代思想界要争论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为何30年代毛泽东要讲授、写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两论”对应着何种具体的政治问题？为何40年代毛泽东要讨论新启蒙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问题？本文把毛泽东思想还原到具体的革命历史中，指出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想背后，潜藏着的对革命形势的深刻思考，并分析这些思想如何进入现实，帮助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赢得文化领导权。
本文指出，20世纪2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共两条道路”之争，背后隐藏着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张力，这也反映在毛泽东著作中。随着1936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展，毛泽东通过“两论”妥善解决“暂时放弃苏维埃制度，接受国民党领导”在红军内部可能引起的反弹，通过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深入教育保证党的文化领导权。而到了《新民主主义论》时期，在“两论”基础上，毛泽东思想开始强调“中国化问题”，最终形成一种完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
革命总是有着“眼前任务”与“未来目标”的张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始终将革命实践的需要放在首位，坚持调查研究，并善于吸收各路思想论争中的资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走出“本本主义”，要依靠中国革命者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的战略；另一方面，这种对时代境况之特殊性的挖掘，又必须放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话语下，才有可能避免革命目的的模糊漂移，进而不至于引发思想的混乱并凝聚人心。毛泽东诸多作品，使得普遍理论与特殊情境得以连接，也为我们展现了理论之于行动的力量所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原题为《在思想斗争中赢得文化领导权——中国近现代革命话语的形成过程及历史回溯》。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所经历的是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并开始承认周孔教化已经难以继续承担国家价值基础和秩序原则的使命。严复等人引入进化论的思想，在警示亡国灭种的危机的同时，给国人带来了新的历史意识。这启发了康有为将进化论和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结合，建构起一套新的历史哲学。他指出，文本上的孔子思想只是为据乱世所创立的法则，而时代已经发展到升平世，儒家不能仅仅作为祖宗之法的守护者，更要成为“变革”者，唯其如此，才能保存种族、国家和文明。
晚清的危机以清朝的覆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为终点。但新成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不能有效地运转，特别是以政党为载体的议会制度这个新生事物在旧体制下圆熟的政治家手里，并不是政治利益的代表而更多是摄取政治权力的符号。
▍三民主义与纯正的三民主义
“制度移植”所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让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很快陷入政治混乱之中，各地的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由此，新一代的知识群体意识到必须有一场“最后的觉悟”，才能从观念上消解接引新制度所可能带来的价值上的冲突。故而，新文化运动以一种彻底的与传统决裂的立场呼吁进行国民价值的重构，并以批评孔子及儒家的伦理观念作为突破口。按陈独秀的话说，伦理的觉悟才是最后的觉悟。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在如何改造社会的方式的认知上产生了分歧，伴随“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改变了近代中国政治的走向。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形成的一个新型政党，从而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的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这次战争成果的巴黎和会，让国人失去了对“西方文明”的膜拜，产生的后果是走向两端，一端是以新儒家、学衡派等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强调本土的文化资源对未来制度建构的意义，另一端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话语属性而言，前一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而后一端则属于“革命”性言说。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政治现实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短暂分享了现代性批判的“革命”话语。孙中山根据苏联政党建设的经验对国民党做了改组，并实行接纳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容共”政策。这些举措中，有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因素，也有对中国自身的社会性质的认定，一个短暂的共识是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视为共同的革命对象。然而，以全民政党自居的国民党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基础和革命目标上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次统一战线只维持了不到四年即告破裂。
作为晚清多重政治力量结合体的国民党，其核心力量呈多元化倾向，表现为“左派”“右派”和“中派”等立场互相掣肘的派系斗争。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便明显地暴露出来。在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力图通过重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强化新旧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从而达到把共产党从国民党组织中清除出来的目的。在1925年前后，戴季陶就致力于进行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重建，他将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进行儒家化的解读，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承接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而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提倡一种虚无主义和激进的斗争哲学，对于中国社会有害无益。戴季陶将马克思比喻为病理学家，看准了资本主义的病根，但并不能找到治疗疾病的良方，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将革命寓于建设之中，因而是一个“生理”学家。孙中山的主张可以包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据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最为合理的一种主张。戴季陶称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为“纯正的三民主义”。
1927年之后，蒋介石等人将国民党的依赖对象变成城市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确立的一系列以工农为目标的社会变革措施，并通过“清党”而将共产党视为政治上的敌对党派。赵庆河总结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理论冲突，集中在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两方面，其中以民族主义的冲突更是以后社会史论战的主要伏线。远在一九二〇年之前，胡汉民和戴季陶就对社会主义抱持同情，但后来联俄联共之后，又怕中共在第三国际的指挥下，放弃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进行世界革命，因此，胡氏于一九二四年向孙中山提出‘民族国际’的构想，以对抗第三国际。……民族国际的根本基础是民族主义，正好和第三国际的世界主义相反。”国民党之所以要“清党”，内在的原因是看到了社会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吸引力。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中十分流行，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纷争中，马克思主义这种世界化的思想恰好与寻求平等的中国思想界形成共振。
毛泽东在《矛盾论》的开篇就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的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破除教条主义一直是一个迫切任务，尤其是在如何处理共产国际的指令和按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形做出准确的决断上，需要有勇气和创造力。
红军到延安之后，中国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由日本侵略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在此环境中，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是一个符合全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吁，并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在统一战线这个大目标下，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如何应对面对日本侵略这个全局问题和共产党独立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在此意义上，《矛盾论》是毛泽东回答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政治哲学著作。
毛泽东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决定事物运动发展这一规律出发，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并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而是由内部矛盾激化引起的，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也必须从中国内部加以总结。毛泽东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通过对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并认为如果站在辩证法的高度，就会关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他说：“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所针对的就是教条主义问题。
教条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依赖某一经典并将之作为一成不变的原则来处理不同的问题。对教条主义的突破，从哲学上就是要让人了解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即普遍性是通过对特殊事物的认识而加以升华的，存在着由特殊向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对于矛盾的特性，毛泽东有很细致的分析：“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认识了矛盾的多种形态，也就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分分合合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在不同时期需要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
对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区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区分主要矛盾有利于确定重点。比如，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变成主要矛盾，而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因此应该建设统一战线，共同对敌。
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对矛盾问题更深一层的分析，也就是说在各种矛盾之中，总有一方面是起主导作用的。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助于我们找到事物发展的方向。比如在中日矛盾中，如果能看到正义的力量总是会战胜不正义的力量，就会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样，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中，如果能够看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会增强社会主义必然会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信念。
毛泽东最后还分析了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以及它们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用了大量的传统典故来分析说明这个问题，并用“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在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与以往国家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是成为国家的消灭者。
当红军长征进入延安之后，通过《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样的著作，根据地的人民开始理解了革命的眼前任务与未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也据此开始强调“中国化”，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得到了初步的阐述，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述。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事实上是对中国革命是否要继续，并要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的一个说明。在这一点上，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分析，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表明中国革命不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资产阶级力量还不足，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同时，毛泽东站在世界的立场上，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一部分。这些条件都决定了中国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应该采用各阶层平等的选举制和民主集中制，经济上要遵循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策略，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和地主垄断、操纵国民生计。基于此，毛泽东不但批评了党内不结合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者，也反驳了国民党以“纯正的三民主义”来“反共”的孤立主义，提出应该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结合，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由此，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不可能是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单纯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三个方向，首先继承了近代中国持续有效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即民族主义，从而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做了合理的协调。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则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最关键的是文化的大众性，它使得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真正基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的文化，从而不但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中国人，而且真正体现了平等这个最为核心的价值。
如何处理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传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重点。毛泽东在这个阶段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共产党员道德价值的文章，比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作品。如果说苏维埃时期，共产党更多的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朴素的手段吸引人们加入革命队伍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在价值观建构上则弱化了物质方面的因素，而强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随后诸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样的作品的出现，也意味着儒家式的修身理念被有机地整合到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过程中。
在延安时期，从毛泽东的整体思想倾向而言，他更为倾向于传统中代表下层民众价值的墨子等人的思想，对于儒家的道德论说则多有批评。他在读完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举“智仁勇”为例，认为仁爱和勇敢都只是维护统治者而压迫人民的，并非基于客观事实的认识，并说“‘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很显然，毛泽东对于儒家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斗争的策略因素。1940年9月5日，毛泽东在读了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演讲提纲后指出：“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这些哲学创造与当时兴起的“新启蒙运动”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个由艾思奇、张申府等人所提倡的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运动，新启蒙运动主张在继承五四启蒙精神的前提下，反思其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主动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张申府“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中，可以看出其现实主张。
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地处西北，似乎远离中国的思想中心。然而由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特别善于吸收各种思想资源，加上他们对于中国的现实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前述各种论战的思想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其核心价值、反对王明等党内人士的教条主义、探索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随后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这些探索的重要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原题为《在思想斗争中赢得文化领导权——中国近现代革命话语的形成过程及历史回溯》。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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