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调查了一带一路沿线800余家中企情况, 发现这些普遍问题”｜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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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
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导读】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240.9亿元人民币，增长28.4%（折合318亿美元，增长22.6%）。尽管朝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企出海蓬勃发展，但企业出海依旧面临复杂环境和许多困难。本文依托详尽的调查数据，全面展示海外中企的发展困境。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有近七成的中企明显感受到强烈的发展阻力，六成左右的中企经营者认为自身在当地市场的竞争优势不显，甚至在缓慢下降。
本文指出，海外中资企业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融资阻力、嵌入焦虑、用工短缺、行业竞争四个方面。具体而言，融资过程中，多数海外中资企业认为东道国吸引中国高质量投资的愿景与其提供的金融服务不匹配，向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存在较多制度性阻碍。嵌入东道国社会的过程中，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之间缺少能够稳定情感联系和信任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协调东道国政府管制和审批事务。用工上，东道国缺乏中文能力和专业技能的人才供给，高度依赖“中间人”的招聘方式，以及中资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性不高，都造成用工短缺问题。行业竞争上，海外中企之间无序竞争问题严重，大部分中企管理者把同行当作“假想敌”。
这些问题的成因，既包括上一轮全球化形成的系统性不公，也包括出海企业同东道国本土之间的文化冲突。如何妥善解决这些困境，是未来一段时间必须思考的问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题为《海外中资企业为何扎根难？——基于“一带一路”沿线18国的调查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伴随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展，海外中资企业也因为信息获取局限性与“外来者”身份桎梏面临着一系列境外投资风险。鉴于此，本文基于“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数据，分析和归纳海外中资企业生产经营现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与世界深化经济联系、加强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认同的重要枢纽，中资企业以经济人的形式嵌入区域经济网络的同时，也成为国家形象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有效识别海外中资企业发展困境对培育和强化海外中资企业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动海外中资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关键环节。
注：“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是由云南大学组织实施，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中资企业以及当地员工为调查对象的综合调查。该调查共采集到东南亚九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南亚三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尼泊尔）、中东两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以及非洲四国（肯尼亚、坦桑尼亚、吉布提、南非）等18 个国家的861 个中资企业样本和13205个东道国员工样本。
“一带一路”倡议推广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显示出强大韧性。截至2021 年底，2.86万家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6万家，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或地区。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列全球国家 (地区) 排名的第二位，存量列第三位。这些数据表明，中资企业海外拓展力度、投资规模和投资领域在持续增加和扩大。
与此同时，中资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也在加剧。2023年4月和5月中国贸促会发布的经贸摩擦指数显示，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等19个国家（地区）在进出口关税、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进出口限制等方面对海外中资企业有诸多针对性的条款，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持续处于高位。另外，近几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赞比亚中资企业科蓝煤矿劳资冲突、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搁置、柬埔寨中资制衣厂订单流失等事件都说明东道国经济状况、市场规模、文化差异、政权更迭对海外中资企业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海外中资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和挑战。OCEES数据显示，受东道国营商环境的影响，近三年来有近七成的中资企业明显感受到强烈的发展阻力，六成左右的中资企业经营者认为自身在当地市场的竞争优势不显，甚至在缓慢下降。
造成中资企业海外经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中资企业获取的境外投资信息有限。尽管越来越多的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经验式的投资报告，但这不能保证所有企业都深谙“知己知彼”的现实价值。调查数据显示，虽然近九成的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前具有可行性考察的意识，但是考察内容和考察时间都有局限性。从考察内容看，多数中资企业以考察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为主，东道国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和人文风险等内容很少涉及。从考察时长上看，中资企业投资考察时间最大值为3年，最小值仅为1天。这为企业投资风险扩大化埋下隐患。另一方面，中资企业“外来者”身份限制企业“在地化”的发挥。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中资企业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与适应。从外部环境来看，中资企业不仅要熟悉东道国招商政策和市场规制，还要承受比本地企业更多的监管负担。从内部管理来看，中资企业需要协调传统的政商关系、城乡关系和同行关系，还需解决本土化过程中价值观冲突和文化敏感性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海外中资企业发展困境，主要表现为融资阻力、嵌入焦虑、用工短缺、行业竞争四个方面。
企业融资是海外中资企业提升自身资金实力、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渠道。据OCEES数据显示，除依靠母公司外，向境内或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是海外中资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另外，海外中资企业也在尝试通过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方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总体上看，虽然融资方式逐渐多元化，但是中资企业境外融资之路依然艰辛。以乌干达为例，受新冠疫情、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影响，乌干达经济低迷，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国际援助。截至2022年，乌干达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12%，政府外债占GDP的比重高达51%，获得的净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在40%～60%之间浮动。面对东道国低迷的经济形势，海外中资企业需要主动协同银行或金融机构为当地政府提供融资方案，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高质量发展。其中，因安全性和融资成本上的出色表现，大部分中资企业倾向于向东道国银行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然而，中资企业对东道国银行或金融机构融资方式的认可，并没有转换成东道国提升金融服务的动力。调查数据显示，多数海外中资企业认为东道国吸引中国高质量投资的愿景与其提供的金融服务不匹配，向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多制度性阻碍，严重妨碍中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首先，一些国家的银行、金融机构重视国内企业的资金申请，忽视中资企业的融资诉求。一方面，受到银行业务范围和资本实力的影响，部分当地银行、金融机构会谨慎处理中资企业融资申请，优先满足本地企业的贷款需求，以保障国内业务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健全的银行债务追偿机制和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当地银行、金融机构会倾向于批准回报率较高、风险较小的短期资金融通业务，或是为了控制风险，限制中国资产占比较大、中国居民具有较大控制权的融资申请数额。
其次，出于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考量和偿债风险的控制，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中资企业授信额度审批更加严苛。有效的担保条件被中资企业经营者视为提高银行授信额度的关键，资产实力有限的中小型中资企业自然成为当地银行、金融机构的重点评估对象。此外，某些国家当地银行本身不具备资产评估的条件，且完全依赖国际银行提供的保函作为审批外资企业融资资质的重要参考。这种情况下，国际银行就对申请企业的授信额度核定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一旦遇到风险管控保守或对中资企业存在偏见的国际银行，那么规模有限的中资企业的融资之路势必“如履薄冰”。
再次，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的企业信用评级机构不一致。母公司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时，部分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会要求中资企业母公司提供企业信用评级。部分中资企业因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价倾向导致国际信用评级过低，增加境外中资企业母公司的担保负担。
最后，中资企业缺乏申请贷款的必要信息，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信息更新不及时和不对称，加重了中资企业境外融资的时间成本。OCEES数据显示，中资企业贷款信息的获取主要来源于市场渠道，当地政府对搭建银行与企业合作交流平台态度消极，且长期忽视中资企业商会在实现银行与企业良性合作和深度交流上的关键作用。事实上，大部分中资企业商会已有较为成熟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且超过七成的中资企业已经成为当地商会的固定成员。这预示着中资企业商会在参与搭建银企合作交流平台上大有可为，既可以作为母国公共外交主体之一争取融资优惠政策和传达中资企业融资诉求，也可以承担传递融资知识、规范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指导企业融资规划的“家长”角色。显然，目前东道国政府促推银企合作交流的意识缺位以及行动力的滞后，加大了中资企业获取融资信息的难度，增加了中资企业境外融资的时间成本。
于是，境外融资对中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阻力，许多中小型中资企业因企业规模和融资信息缺失而暂缓融资计划，或寻求其他不适合自身的融资渠道，承担了难以预估的资金风险；大型中资企业则受到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能力的限制，被迫支付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费用，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嵌入行为指的是中资企业嵌入东道国社会关系和制度网络的过程。受文化差异和工作习惯的影响，中资企业能否有效嵌入当地员工的关系网络会直接影响企业内部管理效率，进而降低或加剧企业生产经营风险。中资企业融入东道国制度网络的效率，成为能否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事实上，尽管中资企业在学习当地企业成功经验方面态度积极，但是“外来者”的信任危机仍然带给中资企业不同程度的嵌入焦虑。
从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来看，中资企业与当地员工的劳动争议时有发生，而且地区差异较大。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受访中资企业发生劳动争议均值达到每年2次，并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而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中资企业每年发生劳动争议均值均低于1次。制造业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最容易发生劳动争议的行业，纺织服装业是制造业劳动争议中的主要领域之一，202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268.7亿美元，中国纺织服装业对外投资1.8亿美元。劳动争议频发对纺织服装类中资企业，乃至制造业类中资企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以柬埔寨为例，柬埔寨仲裁委员会2016年的年度报告指出，2013～2016年柬埔寨仲裁委员会累计调停2656例劳动争议仲裁案，纺织服装业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就有2326例。另外，罢工是中资企业与当地员工发生劳动冲突时常见的表现形式，只有极少数的劳动冲突会升级为打砸抢的严重冲突。有趣的是，中资企业管理者与当地员工对劳动争议发生原因的观点不同。企业管理者表示，企业发生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工资纠纷和劳动合同纠纷，寻求企业工会的帮助或诉诸法律途径是他们解决争议的主要方式。当地员工则认为劳动争议发生的原因，是中资企业未给予当地员工足够的关注和尊重。当地员工这种主观感受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工作绩效感，如中资企业是否制定合理的工作作息，东道国员工与中国员工是否拥有同样的晋升机会，都影响他们对自身工作绩效感的判断；二是社会距离感，如中资企业是否尊重当地习俗、是否尊重东道国员工的宗教文化，都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同事、企业管理者甚至企业本身的观感和评价。
劳动争议频发的关键原因，在于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之间缺少能够稳定情感联系和信任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旦双方在工资和合同上发上争执，辞职、罢工、游行示威这些一步步升级的抗争行为将增加中资企业内部管理的成本。
从企业外部的制度网络来看，东道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影响着中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作为境外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要素，基础设施连通状况是评估东道国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东道国政府对中资企业用电、用水、用网等基础设施管制、审批以及当地政府部门走访、检查的过程，有利于我们管窥中资企业嵌入东道国制度结构的门槛高低。OCEES数据显示，中资企业管理者需每年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协调东道国政府管制和审批事务，并且有超过五成的中资企业管理者认为政府管制和审批已经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主要表现为：第一，中资企业向东道国相关政府部门申请获得电力、用水、网络的过程极为漫长，受访中资企业需平均花费两至三个月的时间才能获批用电、用水和用网的许可（图1），甚至有中资企业为缩短办理周期而付出额外的经济成本。第二，大部分中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都曾受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的影响。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访问的前一年，除遭遇停水的次数较少之外，大部分中资企业都曾遇到过大规模停电、停网（图2）。第三，中资企业需应对当地政府部门频繁的走访。OCEES数据显示，有五成的中资企业每年需要经历1次包括税务机构在内的当地政府部门的走访，有三成左右的中资企业一年内经历了多次当地政府部门的走访，甚至有少部分企业一年内经历多达12次的走访。这就意味着中资企业不仅需要在等待审批的过程中耗费耐心，还要承受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以及应对政府监管带来的生产成本。
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东道国当地员工是链接中资企业和当地社区的“毛细血管”。在当地员工、中资企业、当地社区构建的互动链条中，当地员工向中资企业贡献自己的技术价值、传递市场信息，在当地员工技术和人力的助力下，中资企业积极拓展合作机会，加速企业升级，以回馈当地社区。可见，拥有稳定的、训练有素的东道国员工队伍，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资源的属地化，是海外中资企业规避东道国经济风险的重要措施，也是中资企业与东道国社会形成高质量互动的重要议题。
多数中资企业管理者表示，东道国员工是否具备中文沟通能力和专业技能，是企业招募员工时看重的指标。但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很少为中资企业提供具备以上特质的员工，当地员工招聘难这一问题仍旧阻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OCEES数据显示，超过六成中资企业认为很难招聘到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尤为突出。另外，中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与当地一线员工之间存在“组长”这位中间人。“组长”不仅拥有流畅的中文沟通能力和技术能力，还广受当地员工的尊敬与信赖。除完成本职工作外，“组长”还要承担把工作任务翻译为当地语言传达给当地员工，或把当地员工的工作疑问、建议和诉求翻译为中文解释给中方人员的任务。一旦“组长”离职，中资企业管理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替补人员。
稳定的雇佣关系有赖于招聘与应聘两个环节的连锁反应，而中资企业作为外来招聘者与当地求职者处于脱节状态，招聘信息和应聘信息在双向流动中分离、错位。在实地调研中，许多中资企业管理者多次向调研团队表示，希望调研团队能帮忙在中国高校留学生群体内发布招聘信息，或寄希望于参与调研的来自东道国高校汉语专业的当地访员能把招聘信息告知身边的同学，以吸引更多当地人应聘。另外，在有关当地员工获得就业机会途径的问题中，超过四成的当地员工是从亲戚和朋友处获取招聘信息，超过两成的当地员工是主动上门询问中资企业是否有招聘需求，只有一成左右的员工是通过媒体获悉招聘信息；而招聘会、学校就业推荐、在职业介绍机构登记求职等方式均不是常见的求职途径。（图3）可见，无论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的角度来看，中资企业与当地员工雇佣关系的确立非常依赖“中间人”这一传统方式桥接信息。这让中资企业经常招聘不到符合企业要求的当地人，还受到既会中文又有工作能力的“组长”牵制。
另外，中资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性不高也会加重企业的用工短缺问题。OCEES数据显示，大部分中资企业没有制定相应的员工培训制度并且缺乏统筹管理当地员工与中国员工的意识。从员工培训来看，不系统的培训体系制约了当地员工工作技能的提升。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当地员工接受的培训类型以入职培训为主，且入职后没有再接受过企业定期的技能培训。培训内容以技术性技能、安全生产为主，很少涉及中文读写、管理与领导能力、写作技巧、职业道德等方面。另外，部分企业没有为当地员工职业发展提供合理的空间，当地员工晋升通道狭窄。OCEES数据显示，有近三成的当地员工认为其与中国员工的晋升制度不一致，有近八成的当地员工表示自己从没有得到过职位晋升，仅有两成左右的当地员工有职位晋升的经历。由此，招聘与应聘环节的脱节、人力资源开发的惰性共同催生中资企业用工短缺现象。
企业的行业竞争可能来自竞争对手的先动行为，也会来自动态和不可预计的竞争环境。前者强调的是与同行企业在合作伙伴、产品市场和供销关系重叠的情境下，企业管理者担心被超越的心理负担；后者侧重的是国际市场技术革新的动态性、市场规制的不可预期性对企业管理者威胁意识的塑造。
OCEES数据显示，七成的中资企业管理者感知到明显的同行竞争压力，行业竞争不断加剧被中资企业视为未来一年主要的经营风险。在同行企业的先动行为和紧张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部分中资企业管理者把同行中资企业当作“假想敌”。一方面，在维护企业利益的理性思维指引下，同行中资企业赴当地投资数额、市场份额的上升、销售额的涨幅，都会与企业自身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燃料成本的增加以及利润总额、销售收入的下降形成内在张力。以泰国为例，近几年来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稳步增加。2020年和2021年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分别为东盟第3位和第4位。截至2021年底，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99.4亿美元。先期进入泰国市场的中资企业需面对新兴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和国际环境下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带来的直接冲击，后期投资泰国市场的中资企业需承受抢占市场份额和克服文化差异的现实压力。与此同时，以上两类企业还需承担泰国劳动力总量不足、最低工资水平上调、电费上涨、政局不稳等带来的经营成本增加，企业竞争压力感知明显；另一方面，在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施压下，中资企业想要在东道国政府部门监管、获取当地社区的舆论支持、维持经销商和供应商稳定关系中获得话语权，就需要发展和积累企业资本，以应对不可预见的投资环境挑战。在国际市场这个天然的“敌对市场”中，争夺企业资本的目标让中国“走出去”的同行之间被动形成竞争关系，同行企业国际化提升带来的心理压力，甚至无形中塑造了中资企业管理者对合作和交流的心理壁垒。OCEES数据显示，四成的中资企业与同行企业有往来经历，仅有三成左右的企业与同行企业交流频繁，剩余两成企业较少与同行企业往来，有一成企业从不与同行企业交流往来。其中，同行中资企业间疏于交流的情况在工业行业最为普遍，有超过三成的工业类中资企业与同行之间毫无交流经历。
笔者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工程承包类的中国企业承受的同行竞争压力最为明显。负责工程承包的某非洲中国企业经营者表示，受埃塞俄比亚内战和肯尼亚大选的影响，来自周边国家的企业不断涌入当地市场，让本就基数庞大的工程承包行业市场更显拥挤。OCEES数据显示，海外中资企业渴望同行间的良性竞争。可是事与愿违，无序竞争却在国际市场中更为常见，也成为制约海外中资企业发展的顽疾。以肯尼亚某一公路的现汇投标项目为例，当地政府发布项目信息后，得到众多外资企业的关注。其中，有三成参与竞标的企业来自东道国和外资同行。这部分外资企业为避免互相竞争，经过企业间互相协商，一个国家通常只会有一个企业参与竞标，很少会发生同一国家多家企业参与竞标的情况。其余参与竞标企业均来自中国央企、省属地方企业，这使得中资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异常激烈。由于当地市场缺少相互约束、协调的行业规范和机制，某些企业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参与竞投，或者向当地政府机构恶意诬告和抹黑竞争对手，迫使当地政府重新评标。整个无序竞争的过程不仅严重损害同行业企业的利益，而且极易滋生腐败问题。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国际环境变化和东道国营商环境诸多限制，如何突破融资阻力、嵌入焦虑、用工短缺、同行竞争形成的困境是海外中资企业谋求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这预示着海外中资企业不仅需要重视融资禀赋和内部管理能力的提升，还需要妥善维持自身与当地政府、当地银行、当地员工和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可持续性，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社会影响和国际声誉的综合价值最大化。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中资企业在为发展问题“踌躇不前”，有的企业却为突破境外投资困境做出尝试和努力。例如，泰国罗勇地区奥金物流公司以稳定的供销关系为突破口扩展企业资源优势、定期与当地华人会计事务公司进行融资信息沟通来缩短自身与大型中资企业融资圈层的距离，以此来降低融资难度。中寮钾盐有限公司重视与老挝政府的需求对接和信息互通、优化绿色开采技术，积极回应当地员工工作与当地居民生活需求，促进企业文化与东道国社会价值观的相互适应与认同，从而缓解企业的嵌入焦虑。为解决用工短缺的问题，中铁建工肯尼亚分公司通过举办人才双选会、引进在华留学的肯尼亚籍大学生、与非洲其他地区企业打造人才互助模式来拓展招聘渠道，通过岗前培训和“师带徒”的模式形成对当地员工技能素质的长期追踪和指导。企业把非洲历史文化纳入中国员工日常培训内容的同时，还通过荣誉激励与奖金嘉奖结合的方式激发当地员工工作积极性。另外，中国交建依托全产业链升级，从传统的工程承包向全球工程承包商、城市综合体开发运营商、特色房地产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海洋重型装备与港口机械制造商及系统集成总承包商的多维身份转型，以此来规避海外市场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事实上，“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发展存在多种实践路径，而正确认识中资企业现状、困难，准确归纳中资企业发展困境，将为识别中资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底层逻辑，是实现中国影响力精准传播的重要开端。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原题为《海外中资企业为何扎根难？——基于“一带一路”沿线18国的调查分析》。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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