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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刀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妇联新闻 Author 王长路 刘丽君
重症病房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朱霆医生带领团队做的手术，没有出现在目前任何一版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
“切，保存生的希望；不切，很可能意味着生命终结。”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朱霆说：“这时候，我们别无选择。”
真到了“不得不做”的地步，气切小队也必须谨慎对待。重症、呼吸、传染、耳鼻喉等多科专家们，会先开一场最多10分钟的审定会，大家分别陈述理由之后，决定权就会交到朱霆手中。
做出“动刀”的决定，一位危在旦夕的患者，就有了最后一次“挺过去”的希望。气切小队将要面对的，是带有高浓度病毒的气溶胶“瞬间千倍级”的喷发。
帮助患者重新自主呼吸，从“创伤最小”开始，一定是医生的第一选择。
只有把高流量吸氧、无创呼吸机、有创气管插管 、ECMO（人工肺）等办法都试过一遍，患者呼吸道仍然被阻、无法维持理想的血氧状态，才是气切小队使出“最后一刀”之时。
“这就决定了，越是病情发展到中后期，我们越要时刻准备。”朱霆说。
他的标准，只有两个——病人能从中获益多少？术后风险有多大？
在这二者间求得平衡，并不容易。
前者意味着，如果气切与否并无区别，那就是在给患者平添痛苦。后者则关系到医生与护士是否会成为“中招者”。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在与疫魔短兵相接时，这并不罕见。
在插管两周之后，患者已到拔管临界点。重症医学科主任周晨亮提出疑虑：“一旦拔管，患者还是无法快速恢复自主呼吸怎么办？”
在患者颈部切出一个1厘米左右的创口，让内径7.5毫米的硅胶管撑起患者的呼吸道，继续引入延续生命的氧气，成为一个“没有其他选择”的方案。
这是一场无法在各项手术设施齐全的ICU病房进行的手术。
创口切开瞬间溢出的带毒气溶胶，能否被阻隔率95%的N95口罩完全拦截，“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朱霆说。
一台以往最多不超过5分钟的手术，让这位45岁的“一把刀”，保持着90度弯腰姿势，在床边做了近15分钟。
“成功！”看着伤口没有出现渗血、呼吸逐渐顺畅、血氧饱和度从60%顺利越过95%，朱霆知道，这位患者抓住了最后的机会。
汗流浃背之余，气切小队第一次感受到，气管切开手术也会让人腰酸背疼。“没办法，再强大的内心也需要辅以肌肉锻炼。”朱霆笑着说。
朱霆负责主刀，对面的助手，则要在手术刀的每一次突破阻碍时，准确地夹上止血钳。交替操作的间隔时间，不会超过10秒。
“没有绝对的信任，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重症病房内，语言、眼神都难以完成有效沟通。气切小队成员间能依靠的，是彼此的默契和信任。对此，小队成员丁永军、邓智锋深信不疑。
从组建这支队伍的第一天起，朱霆就清楚，年长10多岁的自己，站在离患者最近的地方主刀，两名年轻同事的内心就能稳定不少。
紧张在所难免。
在这里，医护人员的标配是1层防护服、2层口罩、1双手套。“我们至少得翻倍。”朱霆掰着手指头数：“3层防护服、4层口罩、3双手套。”
用上最好的防护，是气切小队“持续奔跑”的保证。
“病人救回来，医生都安全，一个都不少，才是真的胜利。”17年前曾在广州近距离接触过非典的朱霆说，在他的概念里，宁愿多个家庭，少个烈士。
这也是迄今为止的5例气切手术全部成功，同时小队无一例感染的原因。
对待每一位患者，都小心翼翼地评估，已成为一种自觉。
并不讳言自己“喜欢挑战”的朱霆认为，任何的高难度，如果不能达成让患者“最终自主呼吸”的目标，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责任感，是许多武汉人对人民医院医生的第一印象。这在距离本院20多公里的东院区，同样适用，即使这里病区完全开放尚不满3年。
从一家没有传染病科的综合医院，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救治医院，东院区分党委书记鲜于云艳说，自己最自豪的是，院里252名党员，从一开始就全部战斗在抗疫一线。
朱霆带领的气切小队，正是其中之一。
朱霆执着地认为：“有些事，必须要有人来做。”
3月1日，在专家会上否决了1例气切手术申请、留下“应该再观察”的建议后，朱霆去了趟医院CT室。
在做完首例气切10天后，他想确认一下，自己是否“中招”。
结果出来后，朱霆在给记者发来的信息中写道：“安好，目前。”
-luojia1893-
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妇女报
编辑：王怡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