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视角 | 为国企反腐寻找经验
（文/李松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2015年开始，国有企业领域的反腐败则成为关注重点。年初召开的中纪委五次全会提出，“今年要加大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实现对中管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
2015年中央第一轮巡视截至日前，已将全部反馈情况向社会公示。此轮巡视派出了13个巡视组，历时两个多月时间，巡视26家央企，近20名高管被查。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高潮期间，甚至出现过平均“一天查处一个”的反腐节奏。
国企滋生硕鼠甚至“老虎”，已不是什么新闻。尤其是能源、建设投资、机械与制造、电信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的国有企业已成为腐败高发区。据调查，自2014年至2015年6月初，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至少公布了115名国企高管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信息。十八大以来，仅“老虎”级国企高管便有7人“落马”，国企腐败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国企廉洁性的至关重要。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不仅有助于国有企业的廉洁健康发展，还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纵然巡视央企的反腐效果显著，但这种方式并非长久之计。一方面，反腐不能只靠中央，央企只是国有企业中的一小部分，中央也不可能做到家家巡视，人人调查。若想根治国有企业中的腐败问题，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巡视发现的问题表明央企的监督机制不足。所以，大力反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国有企业中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从根本上改革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真正扭转并清除国有企业存在的腐败隐患。
由北京市委党校罗忠敏教授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国企廉动力》则是当前国企反腐需求下的“应景”之作，是真正契合当今现实需求，并紧扣时代脉搏的研究成果。《国企廉动力》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的成果。由北京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张厚崑为调研组长，领衔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力量，基于历史与现实，集合理论与实践，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知识，整体研究与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对北京市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和反思。整个研究集合了北京市法院近5年来查处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典型案例1086例；北京市纪委近5年来查处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典型案例898例，还有北京市检察院近年来查处的局级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此外，该项研究还通过对131家市属国有企业进行调查，形成正式样本10808个。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作为《国企廉动力》一书的附录），提出的对策建议得到了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被北京市国资委纪委采纳。
诚如该书所言，我国的国有企业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换经济体制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近三十年，国家、社会和企业都处在改革和变化之中。既有整个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权力寻租问题，也有国有企业自身改革所难以克服的制度障碍。因此，从新旧体制转换的艰难过程中来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尽管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挑战，但是国企反腐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这里既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包括制度改革和企业定位，也涉及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国企廉动力》直面当前国企反腐的难题，力求从历史和现实中为国有企业的廉政建设寻找经验。首先，该项研究从国有企业自身廉政建设出发，寻求历史发展所累积的经验教训。为此，课题组将我国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1978-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1992-2002年）；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2002-2012年），深入研究不同阶段国有企业开展的反腐倡廉工作。尽管不同阶段在反腐倡廉工作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基本思路还是具有连续性。譬如，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必须坚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开展工作，为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必须突出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重点，切实提高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必须坚持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企业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党风廉政宣传，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等都是不同历史阶段所强调的成功经验。
《国企廉动力》还将目光转向国外，详细考察了国外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问题。在简要梳理国外国有企业产生发展的过程之后，该书总结了国外国有企业反腐败的基础性理论，诸如产权理论、公司治理、代理理论、寻租理论等给反腐败实践工作提供的指导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国企廉动力》不仅考察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反腐败实践，还研究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以新加坡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如何发挥国有企业的经济引领作用，又能保持国有企业的廉洁治理。
国外实践告诉我们，套用列夫·托尔斯泰的格言就是，成功的经验都是相似的；失败的教训各有各的失败。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中都出现过政企不分、体制僵化、效率低下、遏制竞争等弊端，而这一时期恰是内部交易和腐败丛生的阶段。尽管走出这段泥沼的做法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统行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国企廉动力》很好地捕捉并总结了这些经验。第一，重视法律建设，构建完整有效的法律体系，建立严格的行为规范。第二，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和干预。第三，加强内部审计管控和外部监督，从内外两个方向约束企业行为，同时，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让公正的阳光照进国有企业的内部。第四，以公平竞争预防腐败。政府不恰当的管制不仅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还容易滋生严重的腐败行为。
从《国企廉动力》提取的经验来看，重点还是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这既是反腐败的需要，更是推动国企健康发展的良策。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在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中也逐步认识到，解决国企腐败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调动外部的市场竞争和内部的权利制衡（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计）机制。国务院日前批转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发改委还通过加快推广PPP模式，更好地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参与多个公共领域的市场竞争，营造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实际上，只有握住国企改革的方向盘，踩住制度制衡的刹车，才能真正解决国企腐败的痼疾。
研究国有企业的反腐败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整体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贡献思路，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能够为推进当前的反腐败工作，清除国有企业中的不良现象建言献策。《国企廉动力》是该领域的有益尝试。期待这项成果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反思，更期待这些反思能够帮助国有企业走出腐败灾区。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作者：罗忠敏 主编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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