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纠纷裁判规则之《离婚协议书》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约定的法律效力

文 | 稼轩律师事务所 翟孙斌

预计阅读时间 | 15分钟

焦点问题

《离婚协议书》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是否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不动产归属的约定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一方仅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对方主张履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契约义务。在不动产产权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

案情简介

一、1989年10月，付金华与刘剑锋登记结婚，婚后于2000年购买了房屋A、于2003年购买了房屋B。其中房屋A产权登记在刘剑锋名下，房屋B产权共同登记在付金华与刘剑锋名下。房屋B尚有银行抵押贷款，主贷人为刘剑锋。

二、2007年10月29日，付金华与刘剑锋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007年10月31日，付金华与刘剑锋签订离婚协议，约定,两套房屋均归女方所有。离婚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就房屋产权变更登记。

三、2012年，付金华因与刘剑锋股权转让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其诉求得到支持。执行中，人民法院查封上述房屋。

四、其后，付金华遂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法院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系争房屋是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根据婚姻法相关规定，系争房屋应属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我国《物权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上述房屋产权均归原告所有，这是第三人对自己在系争房屋产权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因系争房屋的产权未发生变更登记，第三人刘剑锋仍为系争房屋的登记产权人，其在系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尚未变动至付金华名下，故在刘剑锋对外尚存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被告吕秋白作为第三人刘剑锋的债权人要求对刘剑锋名下的财产予以司法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依据《离婚协议书》对系争房屋产权的约定要求确认系争房屋的所有权属其所有并要求解除对系争房屋的司法查封、停止对系争房屋执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05-05）

第二十五条 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一） 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

（二） 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三） 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

（四） 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五） 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10-01）

第六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第九条第一款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案件来源

付金华诉吕秋白、刘剑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2014）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3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03期公报案例）

延伸阅读

案例1：最高人民法院在刘珊珊与被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支行，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吕春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2019）最高法民申3379号】中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珊珊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案涉房屋的民事权益。

刘珊珊认为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案涉房屋的民事权益，主要理由为以下几点：第一，医疗用品厂及吕春雷已用机器设备及房屋、土地使用权等为案涉债权设立抵押，故应优先以上述抵押物优先受偿，不足部分才由保证人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第二，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刘珊珊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案涉房屋的权益；第三，从成立时间、内容、性质、发生根源及功能上看，刘珊珊对于案涉房屋的权利应当优先于交行友谊支行的权利。

针对第一点，刘珊珊主张应优先以医疗用品厂及吕春雷的抵押财产清偿交行友谊支行的债务。本案中，相关生效判决已确认吕春雷作为案涉债务的保证人，对于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刘珊珊认为应当优先执行抵押财产，再执行保证人的保证财产，系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存在异议，但本案系对刘珊珊是否享有对案涉房屋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进行审查，二者不存在关联。刘珊珊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第二点，刘珊珊主张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案涉房屋的权利。本案中，刘珊珊认为其与吕春雷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签订时间在法院对案涉房屋执行查封之前；在占有上，案涉房屋一直由刘珊珊实际居住；在房款交付上，均由自身筹款交付；在过户登记上，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系因吕春雷未清偿完毕贷款，刘珊珊不存在过错。本院认为，前述第二十八条规定目的在于保护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的民事权益，本案中，刘珊珊主张权利的基础为《离婚协议书》，与前述二十八条规定的“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在协议性质、履行过程、权利基础等方面均不相同，不符合前述第二十八条的适用条件。因此，刘珊珊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第三点，刘珊珊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优先于交行友谊支行的权利问题。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书》作为吕春雷与刘珊珊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系双方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但此种权利处分是否能对抗对《离婚协议书》约定内容不知情的第三人，应以处分的权利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权利变动模式为准。本案诉争的是房屋所有权和处分权利，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登记，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刘珊珊与吕春雷在2013年9月6日协议离婚，医疗用品厂借款、吕春雷提供担保发生在2013年10月，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发生在2015年2月，但直至2017年8月17日，案涉房屋已被依法查封后，刘珊珊方向人民法院起诉吕春雷要求办理房产过户。双方协议离婚时，已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绝大部分巨额财产分割给刘珊珊，债务全部由吕春雷负担。刘珊珊在有条件起诉要求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多年内始终未主张办理，怠于行使因《离婚协议书》取得的请求权，致使案涉房屋因不符合登记要件不能认定为刘珊珊个人财产或刘珊珊取得处分权利。因此，在刘珊珊并未取得对抗执行的权利基础情况下，其关于排除本案执行的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2（相反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在王光为与钟永玉、林荣达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案【（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06期公报案例）中认为，钟永玉对诉争房产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主要理由是：

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钟永玉与林荣达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钟永玉与林荣达解除婚姻关系及有关财产约定的意思表示真实。根据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王光与林荣达之间转让股权的时间为2009年9月，王光因该股权转让纠纷根据生效判决申请原审法院对讼争房产进行查封的时间为2013年6月，此时讼争房产登记在债务人林荣达个人名下。钟永玉一审中提供的复印自上杭县档案馆的《离婚登记申请书》、《离婚协议书》、《审查处理结果》等三份证据，能够证明钟永玉与林荣达两人于1996年7月22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将夫妻双方共有的讼争房产归钟永玉及其子女所有。上述《离婚协议书》系钟永玉与林荣达两人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由于该《离婚协议书》签订时间（1996年7月)在先，法院对讼争房产的执行查封(2013年6月)在后，时间上前后相隔长达十几年之久，林荣达与钟永玉不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据此，钟永玉与林荣达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亦属有效。王光上诉认为钟永玉与林荣达之间的离婚协议属恶意逃避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钟永玉对讼争房产的请求权的内容问题。根据《上杭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杭房权字第06072号《房屋所有权证》及杭国用（1997)字第446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等证据可知，讼争房产的用地面积为172.8平方米。由于钟永玉与林荣达签订《离婚协议书》时，讼争房产尚未办理门牌号码也未测量其实际面积，因此，钟永玉与林荣达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建在上杭县城关和平路的面积一百七十三平方米（尚未办理门牌号码）的房屋归女方及女方所生子女所有”，该约定的内容即应解释为诉争房屋的全部而非其中的173平方米归钟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所有。尤其是，在《离婚协议书》签订之后，钟永玉及其所生子女也一直实际占有、使用了诉争房屋。因此，王光上诉以钟永玉仅对诉争房屋的173平方米部分享有请求权、人民法院不应停止对该房屋其他部分执行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由于《离婚协议书》并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问题，且钟永玉对案涉全部房产享有请求权，因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钟永玉依据《离婚协议书》对讼争房产享有的权利是否足以排除执行。

在法律适用上，应当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

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

在本案中，钟永玉与林荣达于19%年7月22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讼争房产归钟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钟永玉及其所生子女享有的是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王光的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

首先，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要远远早于王光因与林荣达股权转让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出卖人就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明确规定，在均未受领交付且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就优先于其他买受人。以此类推，在本案情形，至少不能得出王光成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钟永玉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

第二，从内容上看，钟永玉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王光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诉争房屋只是作为林荣达的责任财产成为王光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钟永玉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王光的金钱债权。

第三，从性质上看，王光与林荣达之间的金钱债权，系林荣达与钟永玉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林荣达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钟永玉与林荣达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林荣达的责任财产。因此，在王光与林荣达交易时以及最终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诉争房产都未影响到林荣达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钟永玉的请求权即使排除王光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王光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

第四，从发生的根源上看，讼争房产系钟永玉与林荣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合法建造而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钟永玉与林荣达婚姻关系解除之时约定讼争房产归钟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所有。从功能上看，该房产具有为钟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王光的金钱债权相比，钟永玉及其子女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基于钟永玉与王光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根源等方面来看，钟永玉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的执行，钟永玉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判决停止对讼争的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和平路121号房产的执行正确，应予维持。

编辑 | 稼轩文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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