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功能最大的广播电台——昆明广播电台及其旧址
1940年8月1日正式播音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抗战时期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中波50千瓦）。除国语广播外，该台先后开播的外语广播有英语、法语、越南语、缅甸语、日语、泰国语、马来西亚语，汉语方言有粤语、厦门语、台湾语、沪语。此外，还同美、英、苏盟方合作，对日全力进行广播战，动员沦陷区民众和海外侨胞奋起抗日，呼吁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舆论宣传和反侵略思想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台不仅是抗战时期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而且其旧址也是国内完整保存至今唯一的抗战广播旧址，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是云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又一个第一。
1938年5月2日，昆明广播电台筹备处致云南省政府公函说，本处奉军事委员会宣传部令来昆明筹设“强力广播电台，务期速成，以利国防。”清楚表明该台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的战略目的。
昆明广播电台全称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昆明广播电台”，直属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辖，1938年5月筹建，1940年5月试播。当时有中波、短波发射机各1台，中波功率50千瓦、短波功率2千瓦（开播后不久移往西昌电台使用）。1949年12月25日，中共云南省工委接收昆明广播电台，1950年3月4日改编为昆明人民广播电台，1951年3月23日更名为“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因此，这里也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旧址，一直使用到1969年搬迁到五华山播音为止。1983年5月，云南音像出版社成立，对这里的播音室略加改造以录制音像制品，一直使用至今。
昆明广播电台旧址原貌，外墙为砖墙，约摄于20世纪50年代（原载《云南省志·广播电视志》）
昆明广播电台旧址现貌，约在20世纪90年代修整过。外墙添了水泥细石涂层，增加了少数房间。戴美政摄于2005年。
昆明广播电台旧址简况
昆明广播电台现存旧址，即该台主体建筑播音办公楼（播送台），两层钢混结构，楼下为大发音室（演播厅）、控制室等，楼上为小发音室（播音室）3间、控制房、台长室、编辑室、无线电发报室等，共有各类房间30间（包括后来增建的），总面积约1250平方米（包括后来增建的300多平方米）。近70年来一直使用，整座建筑基本保持原貌。其中，北面一列房间，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增建。
据该台档案资料和曾到该台多次演讲的联大教授曾昭抡1940年日记记载，该建筑1938年筹建，1940年5月竣工，所用的水泥、钢材、玻璃等材料均为进口，所用墙砖为当时现场所建的三座砖窑烧制。该建筑施工及内部装修非常严格认真，施工现场均有工务员监督，每日均要填写日报上报该台筹备处，工程进度每周均要上报重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该工程由扬子建筑公司承包。建造坚固结实，大门主墙厚约97厘米，内部隔墙厚约40厘米，内部房间重重，尤如迷宫，地板铺设平整紧密，历数十年使用至今完好。大发音室（演播厅）、小发音室（播音）均被两道墙体包围，设计科学，用材精良，安装讲究，所用数千块吸音版全由美国进口，每块价值1美元。其中，大发音室有双道门隔音，单门厚10厘米以上，厚重结实，启闭严密，至今仍不扭不裂。1983年起，该建筑由云南音像出版社使用至今。
昆明广播电台大发音室（演播厅）历经60余年变故保存至今，云南音像出版社
一直用于录音，其优良的声学性能为现今所建录音棚所不及。戴美政摄
昆明广播电台的播出信号经地下电缆传送到11公里外的普坪村地下机房，再由铁塔天线发射至空中，发射天线高185.32米，位于现在普坪村附近的滇缅公路旁。天线利用铁塔本身传导信号，不再另挂铜线，塔脚用磁质绝缘子与地绝缘。铁塔天线地下约1尺深处，以铁塔为中心埋设圆形铜线网，与铁塔组成天线系统。昆明广播电台的发射机为英国标准公司制造的50千瓦广播发射机，由高度稳定振荡器、调幅振荡发达器、强力放大器三部分组成。1950年4月，根据中央广播事业局指示，该发射机改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转播台使用，以后移往昆钢平顶山。地下机房和天线现已不存。
昆明广播电台原播音办公楼设计科学（设计者尚未查到），用材优良，施工严格，其播音室有着极其良好的声学性能。经过专门测试，其声学指标明显超过了现代许多新建的录音建筑。云南音像出版社使用20余年来，所录制的大量音像制品具有较高的质量，享有良好的声誉。
抗战时期昆明广播电台播音时间表之一，1940年12月1日起实行（原载《广播周报》）
昆明广播电台开播为中国抗战宣传的重大事件
昆明广播电台的成立是中国抗战广播宣传总体安排的重要部署，完全出于抗战国际宣传紧迫需要的战略考虑。该台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其职权类似现今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吴保丰、中央电台总工程师刘振清带领中央电台的骨干到昆明筹建，开播后刘俊英、吴祥祜、高义等中国广播界知名人物均在该台工作。1940年除发射功率为战时中国第一外，其日均播出时间、新闻节目播出比例、外语节目和汉语方言节目种类、在职专业人员数等，均属国内前列，在抗战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均清楚表明中国抗战广播概貌和昆明广播电台在抗战广播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1940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局极为艰苦的一年，日本侵略者推行南进政策，意图断绝国际援华通道，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当年9月下旬，日军侵入越南北部，26日在海防登陆，中国战时陆上、海上的对外交通线便被完全封锁。但是，昆明电台的主要机件已赶在侵略者之前运到昆明，保证了该台的筹设，这是同侵略者争时间抢速度得来的重大成果，由此改变了中国对外抗战宣传的战略态势。
外语广播语种全国第二
抗战期间，昆明广播电台先后开播的外语节目有英语、法语、越南语、缅甸语、日语、马来语、泰语等，汉语方言节目有粤语、厦门语、台湾语、沪语等。其播出外语语种和播出时间，仅次于1938年在重庆建立的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国际广播电台（35千瓦短波）。昆明广播电台的每一种外语节目和汉语方言节目，均是为了抗战国际宣传，对抗日本广播战而设立，均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有关，紧密配合中国抗战的军事部署，服从于中国抗战宣传战略的整体需要。
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广播电台——昆明广播电台及其旧址昆明广播电台小发音室（播音室）之一现貌（戴美政摄）
广播主音为抗日御侮
抗日御侮是抗战期间昆明广播电台新闻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主要面向海外播音并兼顾国内。它经常与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互相转播节目，而很多时候是中央电台、国际电台转播昆明电台的节目，在相当时间、相当程度上取代重庆两台发挥了重要宣传作用。另外，昆明电台与苏联、美国、英国等盟方广播合作交流也多，除举办对华盟军广播外，还适时转播美国之音电台、联合国电台和旧金山电台的节目等，使国人与盟友了解战时的中国与世界，藉以争取国际援助，动员海外爱国侨胞参加抗战。
抗战期间，昆明抗战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昆明广播电台文艺节目主要有戏曲、歌咏、国乐、西乐等，除介绍抗战文艺、播出唱片、报道演出消息外，还举办周末特别节目，请平剧、滇剧名角和票友演播节目，请音乐家和歌咏团体演播音乐会。其中，每周六的“特别节目”最受听众欢迎。主要约请外来文艺团体和文艺界人士演播。
西南联大师生为编播主体
昆明电台依靠西南联大，组织起一个学科齐全、阵容齐整的广播演讲专家群体，使“名人演讲”“学术讲座”、“时事论述”、“空中学校”等节目办出了特色和影响，达到抗战时代广播宣传的高水平，起到了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宣传功效。1940年7月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应邀到该台演讲的西南联大专家有蒋梦麟、查良钊、曾昭抡、黄钰生、陶葆楷、陈岱孙、马约翰、张大煜、贺麟、钱端升、蔡维藩、汤佩松、林良桐、施嘉炀、朱汝华、张泽熙、任之恭、傅锡永、王信忠、张印堂、罗常培、罗庸、陈铨、梅贻琦、陈友松、李景汉、唐兰、庄前鼎、伍启元、潘光旦、王赣愚、汤用彤、吴宓、雷海宗、邵循正、邵循恪、陈省身、鲍觉民、杨业冶、戴世光、冯友兰、费孝通，等等。
昆明广播电台与西南联大形成了特殊的合作关系。西南联大以不可替代的思想、学术、人才的优势全力支持了昆明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据该台档案统计，1940年至1945年间，经中广处批准在传音科任专职和兼职的人员（不包括临时约请的演讲人员）达133人次之多。
1940年8月20日，曾昭抡在昆明广播电台的播音稿《抗战以来中国工业的进展》（原载《云南日报》1940年8月23日） 戴美政摄
中国共产党所以伟大，就在于她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关头，以宽宏气魄和时代眼光审时度势，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团结起中华民族一致对敌。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下，取得了一百余年来反抗侵略的完全胜利。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爱国人士运用广播武器宣传抗战、促进民族觉醒、进行国际交流、推动抗日救国的特殊历史阶段。抗战时期的昆明广播电台顺应抗日救亡的历史大势，成为中国向国内和全世界宣传抗战的重要舆论阵地和传播工具，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特殊贡献。西南联大师生全力支持昆明广播电台宣传抗战救国，为国人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坚定抗战决心，重振民族精神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抗战时期中国工矿业、商业、教育文化机关向西部的大迁移，是为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转移。它保证了我国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胜利的物质基础、人才资本和精神财富，为战后中国的新的历史行程提供了物质力量和思想文化基础，昆明广播电台与西南联大通过广播传播的思想文化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既是整个抗战救国事业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文化先声。像一条不可阻断的“空中滇缅路”，源源不断传播了反侵略思想文化的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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