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恐吓、威胁！他们仍坚持让80年前的今天从“中国记忆”变为“世界记忆”

历史见证人的消逝

12月10日凌晨2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100岁。

今天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正逢南京大屠杀80周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记得，80年前，有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杀害。

而如今，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被记录在册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来回轰炸，年仅20岁的管光镜躲在溧水东河沿边的大石头底下才侥幸生还。

南京沦陷后，他又多次目睹日军在南京郊区残忍地屠杀无辜百姓。而在他90岁高龄时，仍悄悄排队进入纪念馆展厅参观、悼念遇难的同胞。

南京大屠杀部分幸存者影像 

1984年，南京首次统计大屠杀幸存者，记录在册的有1756人。

1997年，这份幸存者名单减少到1200名；

2006年，人数降至400多名；

2017年年初，仅剩104人...

今年1月至今，又有7位幸存者老人去世，现在，在册的幸存者只剩下97位。

1200，400，104，97，这冷冰冰的数字跳动的背后，是一位位历史见证人的消逝，但历史不应该就此被遗忘。

有温度的历史

1994年开始，江苏和南京会在每年的12月13号举行哀悼仪式，全城拉警报、放飞和平鸽、献花圈，社会各界用不同的方式悼念遇难同胞。

2014年，每年的12月13日被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标志着纪念活动从此上升到国家层面。 

同年，国家公祭网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将每日公布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持续100天，共100位幸存者发表证言。

日本士兵、在华外籍人士，越来越多的事件亲历者通过不同的视角记录、还原、反思这段历史。

1987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在回到日本后，根据他的行军日记整理并出版了《东史郎日记》一书。

这本书一经出版，立马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东史郎也因此遭到右翼势力的否认、围攻、威胁。他的家里接到不少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等。

1993年， 书中所提及的参战日本士兵甚至将他告上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引发后来备受中、日各界关注、耗时长达8年的“东史郎诉讼案”。

整个诉讼中最大的争论点，就是东史郎在书中提到的“邮袋杀人”事件。根据《东史郎日记》记载，曾在东史郎 当年所在部队任班长、 伍长的板仓由明曾将中国人装入邮袋，然后浇上汽油，绑上三枚手榴弹验，再扔进附近的水塘任其爆炸。板仓由明则对此进行了否认。

为了向法庭证实书中的描述属实，东史郎组织了有三个律师的团队，多次往返南京进行调查取证，并于1998年专程来到南京模拟事件发生的现场。经过国内媒体报道之后，许多南京市民也前来提供证据。

在案件的第十次开庭审理中，东史郎对法官说：

“侵华战争中的这些残暴行为，是当时我们对中国人民有蔑视心理而产生的残暴行为，必须从心里向中国人民谢罪！”

▲自1987年12月起，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7次来到中国表达自己的忏悔

八年期间，东史郎先后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终没能赢得诉讼。

但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当年的日本士兵也开始反省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并且纷纷拿出保存多年的《阵中日记》，随后，包含了几十份日本老兵私人文件和《战斗详报》等军方文件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南京事件——京都师团有关资料集》于1988年出版。

另一本以不同视角记录着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拉贝日记》也早已被世人所熟知。

电影《拉贝日记》剧照

1937年12月，在华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和十几位外国籍人士，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

他们不顾当时的险境，在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场所。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展示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加剧仇恨

不久前，《波士顿环球报》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南京大屠杀是上世纪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但西方很少有人记得。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从“中国记忆”，走向“世界记忆”，少不了一群群海内外人士的不懈奔走，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美籍华人、《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

她原本与南京大屠杀没有半点关系，出生在美国，生长环境优越的张纯如可以说是大众眼中的“人赢”。她的父母都是博士，自己则是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新闻系的毕业生，后来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写作硕士学位，与老公在旧金山湾区有一个幸福的家。

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硅谷参观了抗日史实维护会的画展后，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尽管那些场景在历史书上提到过，在父母口中反复被提及，但当事实摆在眼前时，那种情感的强烈程度，对张纯如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煎熬。

据张纯如的父母向友人叙述，张纯如参观了这次画展后就马上行动起来，到各个图书馆去查资料。在神学院图书馆，她看到一个外国见证者写的日记，当时就哭了，并打电话给父母讲述了日记中描述的场面，说那很残忍。

她提到的这本日记正是《魏特琳日记》，也是它让张纯如下定决心揭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沉重的一页。

一个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美籍华裔学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被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触动，张纯如也许会照常地享受生活，做一个平凡的世人。

在写作《南京》期间，她经常气得发抖、失眠恶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但张纯如坚持维护历史，希望借此对人类发出“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的警示。

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历经两年，访问了14位幸存者，参阅上千页的历史文献，终于出版了英文著作《南京大屠杀》。

这本书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当年的非虚构类畅销书，被《纽约时报》推荐为优良读物，被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加深了西方世界对大屠杀的认识。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的第7年，张纯如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用手枪自杀身亡。

对此，外界普遍认为她生前活在日本右翼势力恐吓阴影中，不堪精神重负而弃世。

张纯如的母亲则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 》时说，“究竟她为什么要自杀，答案是，没有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这本书，她遭受了无数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

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因此不得不经常变换电话号码，她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张纯如的母亲曾说， “日本右翼势力的确给张纯如寄过两颗子弹”。

张纯如死后，她生前的朋友、纽约大学电影系主任崔明慧披露说，张纯如生前一直带着枪，并说她不敢向人透露她有孩子，怕日本右翼势力对婴儿不利。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不仅在日本遭到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阵营的批评，也遭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

华盛顿与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罗杰·B·吉恩斯评价张纯如的书是“不完全的历史”，

“不幸的是，她（张纯如）削弱了她自己的论据，她忽视了许多关于这一事件的日、英资源。

所以她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夸大了南京当时的人口，以及不加判断使用了远东军事法庭和当时中国对于被杀平民和士兵的统计。”

今年2月，村上春树在新推出的长篇小说《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中承认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也遭到日本右翼人士的攻击和抵制。

在书中，村上春树写到，

“对于准确的被害人数，虽然具体细节在历史学者之间也有争议，但总的来说把大量平民卷入战争并杀害了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有的说法是死亡人数四十万，也有说法是十万人，但是四十万人和十万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曾在酒店客房内放置右翼书籍的APA酒店社长元谷外志雄，则公开嘲讽村上春树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要讨好中国，才把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加到40万人。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把争论的焦点放在具体的数字上。或许，对于屠杀的记忆不应该只是一场 “数字游戏”。

学习和铭记历史不应是一个加剧仇恨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珍视生命、反思仇恨的过程。

历史学家杨大庆曾说，关于像南京大屠杀这类人为惨剧的真正问题是：“人类社会能否可能真正拥有超越国籍的对历史理解与共识？” 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避免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

凤凰卫视欧洲台综合报道

信息来源于网络

实习编辑：韦美智

责任编辑：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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