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g这无聊世界：The Fugs 乐队小史（中）
一个书店老板和一个垮掉派诗人，他们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取名The Fugs；这支即兴成立的乐队的兴盛与衰落，在不经意间映射出整个六十年代的疯狂历史。
文丨子非鱼
注：部分内容编译自Ed Sanders口述史
（三）被查封的Peace Eye与The Fugs的决心
虽然发行了第一张专辑《The Fugs First Album》，The Fugs回到纽约之后仍然寂寂无名。但就像Sanders自述的那样，他们就如同“《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站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顶点，面对整个巴黎宣示着自己的决心。”
1965年末，Steve Weber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The Fugs，乐队在《另一个东村》（the East Village Other）和《村声》（The Village Voice）杂志上为空缺的职位打了个广告，最后找到了一个在纽约大学书店工作的吉他手，Pete Kearney。
因为各个成员都不是循规蹈矩的人物，乐队在很多层面挑战了美国的制度，又奇迹般地在支撑这个制度的机器碾压下存活了下来——虽然麻烦不断。
在Bridge Theater的1965-1966新年音乐会期间，警察突袭了Peace Eye书店，收缴了杂志并且逮捕了Ed Sanders。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接手了这件案子，Sanders最终在1967年的审判中胜诉。
曾经见报的，乐队在第一张专辑发行后不久被袭击的新闻
他们开始在Bleeckr街的Café Au Go Go On演出，那时候Al Kooper、Danny Kalb等人也在那里，里奇·黑文斯（Richie Havens，如今是民谣界元老级人物）还只是个翻唱鲍勃·迪伦歌曲的年轻歌手。
就在发誓要取得成绩之后不久，The Fugs遇到了一个名叫Bernard Stollman的人，后者在父母的资助下，开了一家名为ESP-Disk的唱片公司。The Fugs和这个名Stollman在联合广场的一间素食餐厅吃饭时，达成了一个暂时性的协议：ESP为The Fugs弄来一间剧院用来搞创作，The Fugs为ESP录制一张专辑。
结果又一次，没有律师的帮助，The Fugs签订了一个相比第一张专辑更加奇怪的合同。ESP提出的每张专辑分成是25美分，其中还包括录制和出版费用，而在1966年，类似专辑的每张售价为5美元，所以The Fugs的分成比例少于3%。难怪Sanders会自嘲似的说，这是“西方文明史上最低的比例之一。”
ESP唱片
Bernard Stollman
ESP发行的The Fugs黑胶
（四）《The Fugs Second Album》发行
那个正值摇滚兴盛的年代，唱片公司无论大小都会拼命压低乐队和歌手的分成比例，像“民谣之路”的Moe Asch那样还曾自掏腰包发行专辑的老板，少之又少。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看上去The Fugs是被ESP压榨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为他们录音的是一个真正爱好音乐的人。
既是录音师也是出版人的Richard Alderson，和Harry Belafonte一同拥有在西六十五街的RLA工作室（这间工作室后来被拆毁，在原址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建筑，是林肯中心）。Alderson建造这间工作室，主要便是为了搞他自己的电子乐实验。
RLA拥有当时最先进的Ampex（安派克斯）四轨录音机和两轨录音机。披头士在当时也录制Ampex的四轨。The Fugs的专辑包括了许多从四轨到两轨再到四轨的跳跃变化，空出的声轨被他们加入了自己的录音。Alderson不像很多录音师那样是个控制狂，The Fugs在剪辑歌曲的同时，还能向他学习录音技术。Sanders说他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和许多好点子，为The Fugs的专辑带来了第一张所没有的精准。
然而The Fugs的第一张专辑只需要两个下午，而从1966年的一月到二月，第二张专辑断断续续耗费了乐队足足四周时间。他们借来了一些放大器，Ken Weaver搞来了全套架子鼓，他们在低音鼓上喷上了自己设计的红、白、蓝三色的Fugs旗帜。录音在即兴发挥和蹩脚的器乐演奏中如常进行。
那时候The Beach Boys引领的“冲浪摇滚”风头正劲，The Fugs很想像他们一样优雅，结果是，就像在1965年第一张专辑录制时所做的那样，乐队成员更多是拥挤在话筒前，用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尽情嘶吼。
《The Fugs Second Album》
专辑内页
《The Fugs Second Album》最终在1966年的5月发行，艾伦·金斯堡撰写了封面文字。这张专辑是一次成功——至少对ESP来说。不过相比销量，几个星期之后，The Fugs体验到了另一种奇怪、可怕而且非常短暂的激动历程。
7月9号那天，The Trogg乐队的“Wild Thing”在单曲榜上名列第七，“Paperback Writers”名列第二。而在专辑排行榜上，The Fugs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专辑排到了第八十九位。这样的成绩引发了一种被Sanders称作“chart-anguia”（排行榜病）的“饥渴症状”，乐队急切地想要再登上排行榜，而且很难再创作出像“Kill for Peace”以及“I Feel Like Homemade Yodel”这样的歌曲了。
（五）Astor Place剧场的反叛轶事
在第二张专辑录制期间，The Fugs开始在Lafayette街的The Astor Place剧场进行每周的例行演出。从1月21日一直到5月中旬，The Fugs和ESP的其他歌手一直在这间剧院演出。
有一天，一个自称是可口可乐公司副经理的人来到Astor，在演出结束之后愤愤不平地找到了Sanders，威胁说要起诉他们，就因为Fugs那句“粗俗”的小调“Coca Cola Douche（灌洗）”（Douche意为灌洗、灌洗器，常指女性生殖器的灌洗，这里显然是在讽刺可口可乐）。Sanders随即说，“拜托了，拜托你一定要起诉我们！”
Astor Place剧场
The Fugs在Astor Place剧场的演出照片
那段时期，The Fugs的表演确实充满争议。
1966年，Lenny Bruce（当时美国著名演员、编剧和导演）因为言论问题在纽约被一个狂热的反对者检举。所以不久之后，当纽约地方检察院的代表参加Astor的一次演出时，The Fugs的成员们普遍感到了紧张。但他们决定不去管代表们，在表演时连一个动作、一句关于性爱的歌词或者对越战的抗议都没有修改（几年之后，等他们收到FBI的文件时才意识到，那其实是一项政府主导的、对The Fugs的全面调查）。
当时还有一件事非常出名。
在Bridge剧院，一个反战组织点燃了一面美国国旗——这在美国一直是富有争议性的举动。结果整个事件出现在了报纸头版新闻中，而东村所有剧场自那以后都布置了警察和消防人员。
The Fugs知道了情况，决定烧毁一面旗帜——以表明这只是一面“旗帜”而已。Sanders认为，即使你点燃了一本书的封面，也并不代表你不喜欢这本书。所以，他们在一面旗帜上喷上了一句“下东区”（Low East Side），并在Astor的舞台上像火炬一样点燃了它。一个名叫Sid Zion的记者为《New York City News》上写了一则消息说，The Fugs“烧毁了一面旗帜”，而另一家报纸则指认那是一面美国国旗。消防员和大楼检查员包剧场包围了，乐队在四个月的拉锯之后，不得不离开了Astor Place剧场。
现在来看，早在滚石和大门乐队的在舞台上闹事捣乱、MC5连同新左派们把芝加哥闹得乌烟瘴气、旧金山的迷幻摇滚们在剧场里嗑药之前，The Fugs就已经在实践反叛的艺术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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