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畅 | 2021年海外中国学研究综述

2021年，海外中国学及其研究继续呈甚为活跃的态势，国内外学者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本文将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探讨与学术反思、国外中国学著述、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的具体研究、海外中国学译著四个方面进行概括论述，并对关于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进行重点介绍。

作者：黄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刊载于《国际汉学》2022年第2期，转自“北外国际汉学”微信公众号

一、理论探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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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海外中国学研究内容的深入，海外中国学研究对研究内核与理论方法的探讨日趋增多。王战、褚艳红的《世界中国学概论》中第一章即为“世界中国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尝试对“世界中国学”重新定义，提出世界中国学中七大具有全局性的“中国问题”：解释中国的话语权问题、中华文明传承问题、历史大分流问题、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律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未来前景问题、中国道路问题、丝绸之路传承与当代发展问题。目前国内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外语专业背景，欠缺历史学功底，张西平提出“历史学是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他呼吁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者必须要加强历史学训练。在《对“欧美汉学通史”的一种追求》一文中，他指出西方汉学研究领域目前仍处于国别汉学史和汉学家个案研究的阶段，缺乏一部具有总结性质的西方汉学通史性著作。

2021年，国内学者从研究视角、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等角度对海外中国学（汉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学术反思，集中在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问题与海外汉学期刊创办思路两方面。侯且岸、杨华、任增强等对美国汉学史、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进行了学术总结与理论反思。侯且岸的《美国汉学史研究之反思》基于其本人对汉学的动态认识和美国汉学发展的学术史，对美国汉学的演变过程、主要特点和学科变化进行了反思，包括对“汉学”（Sinology）的认知、对学术史研究与学术范式的转换，进而提出“汉学研究的深入，必须回到中国学术的传统，坚持‘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坚持‘理在事中’‘原始察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杨华的《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历程》从时间和问题争论两方面对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美国中国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她认为，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萌芽与初具规模阶段（1978—1995）到美国中国学研究趋向专业化阶段（1995—2019），国内学界就汉学与中国学、汉学主义、新清史研究等的争论为美国中国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启示与反思，提出以从容的心态和多元的文化视角、以学术平等交流与深入对话、以跨文化的国际视野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国内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任增强的《在“美国中国学”之外：再论海外中国学的范式问题》提出应该突破“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义，将“海外中国学与传统汉学的发展置于长时段、世界多国度与多元文化的坐标系下”，考察美国中国学的范式特点、嬗变动因与发展方向。黄涛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真相探索与现实关怀：以费正清为中心的考察》以费正清为中心，探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真相，探索其成果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与基本实现路径，进而指出，美国中国学研究在对“中国历史的真相探索”与“文化的现实关怀”方面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李松等人从视角、主题与方法对海外汉学期刊的创办、发展、内容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深刻的反思，指出海外汉学期刊需要“超越内容概述，发掘核心问题”，“弥合期刊与学术论题研究的裂隙”，“克服自我他者化的汉学主义心态”。

2021年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路径——文献学、目录学得到了不断推进。陈肃、杨慧玲等的《海外中国研究现状与趋势（2006—2016）》利用欧美学术图书馆采购平台数据库的数据首次提供了2006—2016年海外中国研究的数据总目。管永前主编的《当代西方中国学研究英文书目选粹（1949—2019）》对70年来西方中国学的英文书目进行了简要介绍，是一部比较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工具书。谢辉的《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序跋目录集》系统整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等馆藏《绝徼同文纪》《天学集解》《天主圣教书目》等西学序跋集，为学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参考。张西平、李真的《西方早期汉语研究文献目录》全面梳理了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y Cordier, 1849—1925）编纂的《西人论中国书目》中有关中国语言研究的文献，并进行学术导读。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对考狄的汉学书目进行较为深入的专题整理、编译。对海外中国学书目的收集与目录整理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学研究进入学术史脉络的重要体现。

管永前编：《当代西方中国学研究英文书目选粹（1949—2019）》（图片来源于作者的藏书）

2021年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有四个趋向：其一，从长时段关注全局性的中国问题，将中国问题与历史问题、世界问题进行相互观照，将中国学研究内涵由知识性问题拓展至全球性问题。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但背后的问题却是全球的。其二，文献学、目录学路径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国内日渐开展，从学术史路径进入海外中国学研究，张西平就曾撰文呼吁加强国内海外汉学目录学的研究，提倡建立海外汉学文献学。其三，逐渐打破学科壁垒，学术边界扩大，产生了新视角。对海外中国学理论方法的讨论在以往的历史学、语文学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又逐渐拓展至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其四，深研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并以此为出发点，逐渐破除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和近年来矫枉过正的“中国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从学理上和话语上重塑世界的中国观，重构世界的中国形象，努力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争取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二、国外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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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外学者在中国上古史、边疆史、帝国史等等研究领域产出了大量成果。本文论述以著作为主，兼及少量重要期刊论文。

 “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本年出版了三部著作，分别为：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戴卫·乔纳森·费尔特（David Jonathan Felt）的《地球的结构：上古中国的元地理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中国文学教授陈威（Jack W. Chen）的《轶事、网络、八卦、表演：〈世说新语〉论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特里·弗·克里曼（Terry F. Kleeman）的《天师：早期道家团体的历史与仪式》q。这三部著作分别关注了古代中国的空间与思想、宗教。其中第一部著作以元地理学构建秦汉帝国建立时期和帝国分裂时期的空间复杂性与中国世界观的形成，这本书的核心观念是秦汉帝国有意掩盖空间单位和结构，认为后帝国元地理学揭示了多中心世界中的多中心中国。从时间理论和空间理论、从元地理学探讨中国古代帝国秩序和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是近年来西方史学进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此外，美国历史学家米丹尼（Daniel Mark McMahon）出版了《清时期的中国边疆：帝国边疆考察的视角与方法（1644—1912）》，探讨了北美学界对中国清朝边疆史的解释模式和视角。挪威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出版了《帝国与仁义之国：600年的中韩关系》，概述过去600年来中国与韩国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关系，为当今理解东亚地缘政治提供参考。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了多本中国史研究的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高彦颐（Dorothy Y. Ko）的《砚台的社会百态：清初的工匠与士人》，以紫禁城的御作坊、广东的采石场、苏州的商业作坊、福建的收藏者之家为例，追溯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流通，展现工匠与学者之间的合作如何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首尔国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奥利维亚·米尔本（Olivia Milburn）的《椒房皇后：历史与小说中的赵飞燕》作为海外研究赵飞燕及其文学遗产的第一部专著，利用历史文献重构了赵飞燕故事的演变，在大历史背景下阐明女性的宫廷生活以及小说的社会影响。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语言与文明系程晓文副教授的著作《神明、邪祟与失序：宋代不婚女性》从医疗史、宗教史、文学史角度对六朝至元朝的不婚女性进行研究，试图对性别、性与身体史的研究提出新课题。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历史学系副教授卢苇菁的《安排的伴侣：清代中国的婚姻与亲密关系》根据书信、回忆录、传记等材料，以编年形式呈现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中国的婚姻关系与社会变化。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历史系助理教授墨安屴（Emily Mokros）的《〈京报〉在晚期帝制中国：国家新闻与政治权威》x根据数国所藏档案，对《京报》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京报》的阅读群体以及他们如何使用《京报》中的信息资源与中国政府进行互动入手，探讨媒体、信息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历史系助理教授刘炎的《以毒为药：中古中国的毒药》y探讨了自六朝到唐中期的六百年间，医生、道士、政府官员以及庶民是如何使用毒药治疗疾病与修仙的。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张萌的《清代的木材与林业：市场的可持续化》立足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以环境与市场的可持续性为主题，追踪连接长江中下游经济中心与西南边疆木材供应的贸易渠道，探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近代早期的商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历史系教授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的《中国早期的工匠》将历史、碑文和考古分析结合起来，以中国的私人作坊、市场、宫殿、寺庙和陵墓为出发点，探讨中国早期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阐述他们在早期中国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植物园（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助理研究员孟泽思（Nicholas K. Menzies）的《万物知序：中国传统知识的植物科学转向》探讨了中国传统植物知识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转向植物科学的进程与社会价值。

除了上述专著以外，美国清史研究会的期刊《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2021年出版了第42卷2期。总体来看，较之2020年，2021年美国中国学研究在数量上显著增加，呈现三个特点：第一，重视中国帝国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从性别史、妇女史角度，关注中国古代妇女、家庭与婚姻史；从艺术史角度出发，关注中国古代匠人、古代建筑；从医疗史角度，关注中国古代的医学知识与医疗水平。第二，重视“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经纬视野，以大历史观探讨中国古代的时空变化。第三，研究呈现碎片化趋向，内容比较分散，且多为个案研究。

英国“牛津早期帝国研究系列”（Oxford Studies in Early Empires Series）出版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古代史教授沃尔特·沙德尔（Walter Scheidel）主编的《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国家权力》，该书将古代世界最大的政治实体秦汉和罗马帝国进行平行比较，从统治者与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官僚机构的兴起、城市发展的决定因素等方面，探讨古代世界政府与权力的关系及社会演变的独特性。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东方学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危言大“译”：英国与大清帝国两位通事的不凡人生》以李自标与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两位通事的生平为切入点，认为在1793年导致马戛尔尼与乾隆皇帝龃龉的英国出使中国的历史中，清廷因压制翻译的声音而错失了洞悉大英帝国扩张政策和回避文化冲突的机会。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中国法律与治理专业助理教授罗日耶·克里莫斯（Rogier Creemers）和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中国研究教授苏珊·特拉夫斯科斯（Susan Trevaskes）主编的《中国的法律与政党：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该书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需要从中国内部视角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法律的本质及其在中国政策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法律的适用和在中国改革中的体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主编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21年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期（第234—248卷）。其中，第248卷增刊《100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新长征》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及成就。

德国“柏林中国研究”（Berliner China-Studien）出版了第57卷和第58卷。其中第57卷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罗梅君教授（Mechthild Leutner）与阿根廷汉学家李乐伯（Roberto Liebenthal）的《中国佛教的发现——李华德（1886—1982）：流亡研究者的生活》；第58卷是康拉德·赫尔曼（Konrad Hermann）的《从水泥厂、造船和汽车建造到技术转让：论东德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前者对德国汉学家李华德的中国佛教研究做出了系统梳理和高度评价；后者系统梳理了东德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贡献。

法国中国问题研究重镇——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出版了法国汉学家程艾兰（Anne Cheng）主编的《在中国思考中国》ah，该书从思想史角度搜集了中法学者对中国思想史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应当在中国思考中国，在中国倾听中国的声音。法国历史学家玛丽·法弗罗（Marie Favereau）于2021年出版了《汗国：蒙古人如何改变了世界》，并获得了2021年麦吉尔大学坎迪尔历史奖（The Cundill History Prize of McGill）。

俄罗斯中国研究重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2021年成果丰硕，东方文献研究所联合喀山、圣彼得堡、克拉斯诺尔亚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尔滨的学者编撰出版了《院士和东方学家瓦西里耶夫：喀山-北京-圣彼得堡》，该书在俄罗斯学术背景下考察了俄罗斯东方学里程碑式汉学家、佛教学家、梵语学家、圣彼得堡科学院和帝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的生平及学术成就，也是俄罗斯学界首次尝试系统地介绍其佛教思想史。东方文献研究所也是俄罗斯藏学研究重镇，2021年出版了由俄罗斯藏学学者亚历山大·佐林（А. В. Зорин）担任执行编委的论文集《圣彼得堡的藏学》，核心内容为“藏学和佛教的源头：17世纪和18世纪的卫拉特历史遗产”。佐林2021年还在法国的重要藏学研究期刊《藏学杂志》（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上发表了《在圣彼得堡新发现第六世达赖喇嘛道歌集手稿：文本》一文，该文向世界首次展示了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OM RAS）编号为Tib.1000的手稿全文，向世界展示了不为人知的属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道歌集，体现了俄罗斯藏学研究的新成果、新突破。

日本历来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镇，2021年也有多部著作出版，皆延续了日本汉学传统，运用丰富的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三本专著：金子修一的《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研究》从礼制研究中国古代帝制的特点，阐明汉唐皇帝礼制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岸本美绪的《明末清初的中国与近世东亚》以明清史为研究领域，考察作为东亚共时性的“近世”。滨田麻矢的《少女中国：作为被书写对象和书写主体的女学生的百年》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研究缘起，探讨20世纪中国女性象征意义的演变。汲古书院本年度也出版了若干中国历史研究专著：大古敏夫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伊东贵之的《东亚的王权与秩序：以思想、宗教和礼仪为中心》；“汲古丛书”系列出版了平田阳一郎的《隋唐帝国形成时期的军事和外交》、古畑徹的《渤海国与东亚》。京都大学“东方学丛书”出版了宫宅洁的《某个地方官吏的一生：从木简看中国古代人的日常生活》。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的《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为什么非洲应该借鉴其经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壮大历程、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向非洲展示了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纵观2021年海外中国学著述，呈现三大特点：第一，在研究进路上，除了传统语文学研究，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热情高涨，历史学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进路之一。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有一定的成果。令人欣喜的是，拉丁美洲、非洲一些新兴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学家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国外对清史的关注热度逐渐退却，更多地转向“内亚”框架下的宋史和明史研究，将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割裂的情况十分明显。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打破单一的研究视角，结合医疗史、性别史、宗教史、文化史、妇女史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之以前有了显著的提升。

三、国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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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史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关注较多，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梳理。在古代史研究上，汤开建的《法国耶稣会士聂仲迁在华传教活动考述——兼论〈鞑靼统治下的中国历史〉一书的史料价值》结合东西方史料，钩沉考述聂仲迁（Adrien Greslon, 1618—1696）在中国南方的传教活动，高度肯定其著作《鞑靼统治下的中国历史》（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史料价值。谢泽颖的《马伯乐之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结合中法文献史料，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早期文明特征的分析，他指出：“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以法国社会科学的整体视野为导向，在其系列研究中完成了驳斥人种西来说，辨明夷夏之别的根源所在以及概括早期中国文明特征的三重任务。”魏京翔的《〈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文献来源初考》以17世纪下半叶来华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0—1689）的七卷本《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quía de China）为基础，并结合其他来华传教士的一手文献，剖析考订《论集》的中外文献出处。吕超的《宫崎市定中国史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论”》通过梳理宫崎市定著述中的“素朴民族”和“文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认为宫崎市定的学说源于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Abū Khaldūn, 1322—1406）的论著，指出“该学说在学术外衣下隐藏着合理化侵略战争的思想实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推出的胡祥雨等著的《百年清史研究史·海外研究卷》则汇集了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学者撰写的相关国家的清史研究状况。

在近代史研究上，李雷、沈弘的《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将法国遣使会传教士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1826—1900）在华的三次田野科考的传教背景与博物学考察活动结合，梳理了谭卫道考察活动以及译介中西博物学的缘起，得出“法国有关中国博物学知识的建构，是在19世纪欧洲列强对华的侵略性扩张的背景下形成的”的结论。李洋的《〈中国评论〉所载英国汉学家哲美森译〈大清律例〉篇章述评》着重考察了19世纪末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刊物《中国评论》所刊载的来华英人哲美森（George Jamieson, 1843—1920）所译《大清律例》之部分篇章，该文关注了19世纪末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研究，中国法在海外的研究与影响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黄东兰的《内在视角与外在标准——内藤湖南的同时代中国叙述》认为，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使用了基于中国历史内在脉络的“内在理解”方法，“从‘内在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上下悬隔、官民疏离等问题”，她指出，内藤湖南超越民族国家的“东洋”视角实则为日本在华利益扩张背书，“这种基于‘外在标准’的中国研究不能称之为‘内在理解’。”张德明的《他者的观察：外国人笔下的辛亥革命亲历记》考察了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 Dingle, 1881—1972)、美国传教士阿瑟·布朗（Arthur Judson Brown, 1856—1963）等在华外国人眼中亲历的辛亥革命的复杂面相。

在民国史研究上，武占江、王保超的《论传教士与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潮的关系》论述近代西方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并提出的“三伦观”和“文明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目前学界对在华传教士与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潮的关系梳理、分析得很少，这篇文章为近代中西伦理思想的交流与冲突研究提供了观照。吴原元的《民国史家著述在美国汉学界的境遇及其启示》选取了八位来过中国的美国汉学家的八部汉学著作，考察其对民国史家著述之观点或史料的引用情况，探讨民国史家著述在美国汉学界的接受及影响状况。

在专题史上，任大援的《〈华裔学志〉研究》全面介绍了《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的创办历史和学术成果、中国学者对《华裔学志》的影响，以及《华裔学志》研究对西方汉学的贡献，该书的三个附录，将《华裔学志》60余年来发表的论文目录、“华裔学志丛书”69卷的目录、“华裔选集”24卷的目录迻译为中文，书后还附有《人名译名对照表》，对于研究20世纪欧洲汉学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薛维华的《边缘风景：汉学期刊研究视域中的〈教务杂志〉》梳理了近代汉学知识传播过程中《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办刊历程，展现了汉学期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价值。李鑫妍的《罗兹·墨菲和他的亚洲研究》对美国中国学家墨菲（Rhoads Murphey, 1919—2012）以上海为研究出发点进而拓展至亚洲港口城市的研究进行梳理，重估墨菲从上海出发寻找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价值，检视在西方理论冲击下的亚洲区域研究的学术意义。韩琦的《康熙时代的江南天主教徒与“礼仪之争”》以欧洲所藏档案为基础，探讨江南天主教徒活动，分析他们在1700—1702年“礼仪之争”中扮演的角色和与耶稣会士的关系，揭示康熙时代天主教传播的关系网络。裴梦苏的《谱系与环流：〈康熙字典〉东亚传播考论》围绕《康熙字典》在朝鲜、日本、越南三国的传播情况，从东亚各国《康熙字典》辞书谱系的分类、接受的共性条件、发展的差异特征三方面探讨《康熙字典》对东亚的影响。陈喆的《从东方学到汉学：19世纪的比较语言学与艾约瑟的汉语研究》以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的汉语研究为中心，展现19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对汉语以及中国文明的认识情况，及背后所体现的欧洲学术的东方学到汉学的转向。此外，杨慧玲主编的《文明互鉴——世界著名汉学家访谈录》bl共汇集了《国际汉学》上刊发的海外汉学家的31篇访谈稿，涉及欧洲、亚洲、北美洲、大洋洲汉学家。海外汉学家的访谈录是了解他们学术人生的捷径，访谈者以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文字中记录了汉学家的人生。

任大援主编：《〈华裔学志〉研究》

（图片来源于作者的藏书）

在文化史、艺术史、环境史上，谭树林的《英华书院研究：1818—1873》从文化交流史视角对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英华书院进行了全景式、全时段研究，肯定其在西方汉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徐静波的《同域与异乡：近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图像》选取了七位在20世纪前半叶访问中国的日本作家，介绍并梳理了这些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深度剖析大正中后期到昭和前期日本知识人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变化和对中日关系的思考。顾年茂的《德国迈森瓷器与中国文化》通过对德国迈森瓷器的诞生历史及特点进行研究，指出16—18世纪大量流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是一种典型的“东物西渐”与全球化现象，“东物西渐”对西方社会构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传玮的《20世纪齐白石艺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传播》梳理20世纪齐白石艺术在捷克斯洛伐克传播的历史，分析齐白石艺术在捷克斯洛伐克备受推崇的原因，探讨其背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汉学研究的历史因素。丁红卫的《日本的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研究》通过梳理日本社会科学领域对中国环境政策的研究，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角度出发，提倡贡献中国智慧。马学良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研究》对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64种汉学引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评价，介绍了引得丛刊的产生、体例、价值、影响以及引得编纂处的重要人物。

谭树林：《英华书院研究：1818—1873》

（图片来源于作者的藏书）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外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研究文章颇多，国内学界对海外“四史”研究进行了细致爬梳、分析和研究。梁怡的《百年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与“四史”教育》一文指出国外“四史”研究对于国内“四史”学习教育的意义，可以拓展国内研究视角，扩大研究范围。李媛的《基于开源情报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bt使用科学计量分析工具Cite Space5.6R4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文献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总结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类型和研究范式。近年来，计量学工具和社会学方法逐步进入海外中国学研究中，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启示。戢炳惠的《俄罗斯各界对百年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解读》梳理了2021年上半年以来俄罗斯政治家、专家学者、媒体人士等从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入解读。王峰的《国际视野下中共党史研究的三重维度》指出需要从史实、史料和史著三个维度拓宽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唐磊的《中国新时代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新变》指出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中国发展的新动向，使得海外中国研究“从视角上出现‘重新发现政党’的新趋势”。还有学者对来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进行了专门考察，如赵兴胜在《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发表的《如何认识中共的先进性？——抗战时期西方观察家的思想、实践与经验》、赵小琪等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发表的《抗战时期来华西方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等代表文章。特别是黄静的《美国左翼作家笔下的“红色中国”》bx借助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全面讨论了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 1905—1972）、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等为代表的美国左翼作家们如何发现“红色中国”。陈媛的《荷兰智库的“一带一路”观——海外话语实践建构》梳理以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为代表的荷兰智库的“一带一路”知识形成过程，分析影响荷兰智库“一带一路”观的因素，反思“一带一路”海外传播的话语实践。

此外，多个学术期刊开辟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专栏文章。如《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特辟建党一百周年专栏“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回望与前瞻”，发表了韩强、田兆臣、管永前、刘佳、周文华、高晓林等人的六篇文章，从海外党史研究的性质、缘起、价值、研究范式、理论方法、前沿等角度全面把握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精髓。《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特辟“中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百年”专栏，翻译了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至关重要》、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基（Юрий Вадимович Тавровский）的《伟大征程，伟大斗争——百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在路上》、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彼得·科尼格（Peter Koenig）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及未来愿景》、尼泊尔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的《中国共产党百年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等国外重要政治、经济、外交人物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及成就的论述。

在国别中国学上，国内学者对美国、法国、日本、阿拉伯国家、加拿大、罗马尼亚、哥伦比亚、西班牙、墨西哥、荷兰等国的中国学家和中国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梳理。代表性著述有：姬艳芳的《法国汉学家戴遂良对道家典籍的译介传播》、陈妙丹的《波多野太郎及其汉学研究》、肖娟娟的《汉学家加法尔和他的丝路史学研究》、丁超的《罗马尼亚汉学家萨安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郭存海与张静亭的《19世纪哥伦比亚汉学家唐可·阿尔梅罗笔下的中国》、王晓阳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的中国之行与中国认识》以及龙宇飞与甘露合著的《加拿大传教士汉学的启蒙和发展》等。关于国别中国学的整体性研究2021年有三部书和一篇文章值得一提：张冠梓主编的三卷本《哈佛中国学》从“政治与历史”“经济与社会”“文化与学术”角度对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进行了系列专访，哈佛中国学家的观点和思考可以作为中国了解美国的重要参考。王晓玲等所著的《1840年以前的西方汉学》论述了1840年以前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波兰、法国、俄罗斯、瑞典、英国、美国的汉学发展情况。这部著述虽在材料、内容和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却是近年来较为少见的关于西方汉学通史性著作的尝试。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组织翻译了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主编的《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该书对了解荷兰中国研究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论述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李兴华的《墨西哥汉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基于西班牙语文献与墨西哥汉学研究机构的数据，总结墨西哥汉学研究成果、发展趋势及所面临的问题，这也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拉丁美洲地区汉学的关注。

伊维德（Wilt L. Idema）主编：《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图片来源于作者的藏书）

在学术会议方面，2021年9月27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此次会议设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与国际传播”“地方形象国际传播”“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等8个分论坛，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2021年10月18—19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设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实践与全球治理”“中国‘十四五’规划与世界经济复苏”“多彩的文明、共同的命运”“共同未来与青年作为”5个分论坛，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世界中国学论坛已经成为中国研究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2021年10月30—31日，“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海外汉学研究分会2021年年会暨国际汉学高级研修班”在镇江举行，与会学者总结了百年来海外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反思理论方法的不足。

2021年，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硕果累累，不仅集中在对欧美国家中国学成果进行研究，也对拉美有所关注，但关于非洲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成果多为对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更关注传统汉学研究，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从研究内容上看，2021年海外党史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过于碎片化，缺少海外中国学通史性著作。自20世纪30年代国内开始关注海外汉学起，已有将近100年的时间了，而海外中国学通史性著作却屈指可数。当前，亟需从学术史全面细致梳理、深入总结各国中国学研究成果，形成通史性著作。第二，当前的研究仍以译介为主，少量文章有精彩论述，客观地、批判地看待海外中国学成果仍需学者们共同努力。第三，海外中国学学科边界模糊，涉及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展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是当前展开研究的难点。

四、海外中国学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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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外中国学译著数量颇丰，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宗教、文化、文学等方面，各出版社逐渐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译丛，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年来，受影像史学的影响，加之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史料被不断挖掘，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图片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如“西洋镜”系列2021年出版了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 1873—1949）的《中国的宝塔》（全两册）和《中国建筑陶艺》、德国学者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uchs, 1870—1940）的《五脊六兽》。“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出版了《中国十八省府1910》《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中国五岳1924》《20世纪初的中国铁路旧影》《一个法国记者的大清帝国观察手记》《苏州园林》《中国瓷器史》《1908：甘博兄弟发现的彩色中国》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文库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2021年出版了比利时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的《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美国汉学家萧邦奇（Robert Keith Schoppa）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等中译本。后浪“汗青堂丛书”推出了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麦克林（Frank McLynn）的《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英国汉学家魏泓（Susan Whitfield）的《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英国霍普柯克（Peter Stuart Hopkirk, 1930—2014）的《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美国窦德士（John Wolfe Dardess, 1937—2020）的《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美国何肯（Charles Holcombe）的《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美国汉学家付罗文（Rowan K. Flad）的《古代中国内陆：景观考古视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峡和长江中游》、美国学者龙沛（Peter Lorge）的《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等，从不同研究视角展现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丛书”出版了前泰国外交官的吴汉泉（Sarasin Virphol）的《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德国汉学家白莎（Elisabeth Kaske）的《“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美国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历史学教授罗安妮（Anne Reinhardt）的《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日本汉学家滨下武志的《资本的旅行：华侨、侨汇与中华网》、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程麟荪教授的《近代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关注了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丛书”出版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韩清安的《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英国学者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的《仙那度：追寻马可·波罗的脚步》和美国汉学家丁爱博（Albert E. Dien）的《六朝文明》等中译本。

除了系列丛书外，2021年国内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海外中国学译著。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汉学家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的《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美国学者白瑞德（Bradly W. Reed）的《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法国皮埃尔·辛加拉维鲁（Pierre Singaravélou）的《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英国学者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等所著的《企鹅一战中国史》。这些译著选题视角新颖，利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推动了清史及民国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则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柯博文（Parks M. Coble）的《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的中译本，该书对日本侵华时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如何应对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分析，该书原著出版于1991年，时隔30年推出中译本，可见此书的影响力。

2021年国内出版社还推出了多部有关中共党史的译著。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该书致力于复原《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过程与版本流变，详细梳理了它在中国、苏联、日本等地的历史命运，澄清了后世对于这一名著的诸多误解与不实指控。人民文学出版社则推出了托马森·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1979）的《1937，延安对话》，该书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美国学者毕森一行人于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真实境况，记录了在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港澳台地区2021年也有相关成果，台湾联经出版社组织翻译了“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五卷本，分别是：渡边信一郎的《中华的成立》、丸桥充拓的《江南的发展》、古松崇志的《草原的称霸》、檀上宽的《陆海的交会》、冈本隆史的《中国的形成》。这套书2020年才问世，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翻译并出版，可见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关注之敏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和澳门文化公所出版了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的《已故中国皇帝道光传及清廷回忆录：含中华帝国近50年大事记》。

2021年，海外中国学译著数量颇丰，涉及主题广泛，内容涵盖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国内海外中国学译著已经形成学术译丛和学术品牌意识。二是从时间段上来看，关注传统中国与20世纪的中国。这些译著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国际学术参考，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三是从历史叙事与研究内容来看，多为宏观历史概述，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但也暴露出三个问题：第一，选取译介的对象大多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中国学家的重要著作，对青年中国学家的最新成果关注不够。目前，西方中国学界处在代际转换阶段，而我们与第五代青年中国学家的交流明显不充分。第二，有些著述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并不大，研究深度和力度均不够，适合作科普读物。第三，选择翻译的著作大多都是以个案研究、实证研究为主，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和最新成果关注不够。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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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外中国学界痛失重要学者，包括：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瑞典汉学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 1932—2021），为中国道教在国际学界正名的荷兰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 1934—2021），让西方学者理解中国历史境遇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 1936—2021），以及俄罗斯汉学家阿尔捷米·米哈伊诺维奇·卡拉佩季扬茨（Арте́м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петья́нц, 1943—2021）和俄罗斯汉学家欧福钦（Все́воло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Овчи́нников, 1926—2021）。他们扎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对中国材料的灵活运用，对西方学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殒殁使得海外中国学在一些重要领域丧失灵魂带头人物，他们的陨落也使得一些国家面临着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的代际转换问题，中国学界需要关注一些年轻学者的最新成果。

总的来看，2021年海外中国学著述、译著和研究成果较之2020年数量有所增加，研究队伍学科背景趋向多元。国内学者针对国外著述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个案研究工作，推进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同时，着力探索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加强与海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从未来发展来看，海外中国学研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第一，重视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加强海外中国学通史编纂工作。第二，客观理性地看待海外中国学家的成果、贡献与学术价值。当前对海外中国学家及成果的关注过于集中，呈现扎堆式研究学术生态。第三，国内学者应与海外中国学家展开基于学术的平等对话。第四，加快国内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海外中国学研究不仅需要多语种的外语功底，也需要扎实的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