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初升 舒义文 罗连发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刊于《东南学术》2020年第2期

作者 叶初升教授

作者简介

叶初升，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舒义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罗连发，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

FDI与OFDI存在着密切互动关系，将两者同时引入模型，可更为全面地探究资本双向流动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实际影响，并调和现有文献关于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对立性观点。实证研究显示，我国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统计上呈显著的负向性；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才呈现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其中的一个重要传导路径是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来阻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表明，我国FDI和OFDI存在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的替代问题，而且两者在产业结构变化中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为此，应加大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力度，注重“走出去”的质量，引导企业向发达国家（地区）、向现代服务业、向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探索以产业链为导向的FDI和OFDI互补性发展机制，以实现更好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问题的提出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资本稀缺的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在继续吸引国外直接投资（FDI）的同时，也开始大规模地对外进行直接投资（OFDI）。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净对外直接投资国。据最新统计数据，至2018年我国已连续4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当然，从绝对量来看，中国的存量OFDI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2017年底的存量OFDI为1.8万亿美元，为美国的23%。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与空间。

OFDI作为资本的跨国流动，一方面可以让国内资本寻求更高的回报，另一方面也将对国内的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带来多重影响。在现有研究中，OFDI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一直都是学者们高度关注且存在较大争议的话题。一方面，有学者认为OFDI有利于资本输出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为资本的输出有利于发挥产业的比较优势（Vernon），优化国内资本的配置效率，也能够更好地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品牌等无形资产，通过溢出效应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Li），从而带动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Dunnning）。这一假说在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中得以证实，同时也得到了基于中国数据实证研究的支持（赵云鹏、叶娇；聂飞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OFDI会带来资本输出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Cowling, Tomlinson; 褚振国）。也有学者指出，OFDI对于母国的技术提升作用并不明显（Dunning），或者存在着异质性效应，对欧美日的OFDI不利于技术进步，而对其他国家的OFDI则有利于技术进步（邵玉君）。

如果仅从某个方面或某个维度看，上述关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都合乎逻辑，但两类研究文献的基本结论却是相悖的。我们注意到，现有文献大多是单向度地研究OFDI作为资本跨国流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忽略了与之相对方向的资本跨国流动即FDI的影响，没有充分关注到OFDI与FDI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互动。近年来，FDI与OFDI两者之间的关系被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李磊等；崔新健等）。既然“引进来”的资本（FDI）和“走出去”的资本（OFDI）在数量和结构上存在着紧密关系，本文就在此基础上将FDI与OFDI同时引入模型，进一步探讨资本的双向流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互动效应。本文不仅有利于厘清学界关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认识纷争，同时，对于我国协调“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资本流动，在高水平开放中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二

理论机制分析

（一）双向FDI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机制

1.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结构变迁的实质是指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21世纪以来，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研究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一是需求机制，收入增长导致不同部门相对需求变化，从而引起经济结构变迁，被称为恩格尔效应（Kongsamut et al.; Foellmi＆Zweimuller;Boppart）。二是供给机制，不同部门技术进步或投入要素变化导致产品相对价格变化、要素在不同部门流动，从而引起结构变迁，通常也被称为鲍莫尔效应（Baumol; Ngai＆Pissarides;Acemoglu＆Guerrieri）。三是禀赋机制，人口规模（Leukhina和Turnovsky）、要素禀赋结构（Ju,Lin and Wang）的变化也是驱动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在此分析框架下，市场寻求型FDI拓展东道国市场的同时，以其先进的生产设备、经营理念与分销渠道等，通过竞争效应倒逼东道国企业改进技术进而调整生产成本，不同部门的成本变化最终导致产品相对价格变化，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引入的新产品，增加了消费品种类的多样性，改变了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由需求结构变化引致的供给结构变化，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变迁。此外，效率寻求型FDI与资源寻求型FDI通过影响低端加工制造业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效率，进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

2.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变迁

市场寻求型OFDI，通过“走出去”扩大了市场规模，由规模经济使得母国公司生产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海外子公司为了满足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倒逼母国产品生产流程升级。微观层面而言，产品质量提高与规模经济分别从需求侧与供给侧推动东道国子公司产品升级与流程升级，通过技术溢出与传递效应影响母国产品与流程升级。最终从宏观层面推动产业结构变迁。资源寻求型OFDI通过开发利用东道国资源供给母国，由此改变母国原有产业部门要素投入比例，最终从供给侧推动结构变迁。战略寻求型OFDI投资目的国，与东道国企业通过前后关联效应及协同效应，最后通过反向技术溢出，改变产业部门技术进步率，同样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变迁。

（二）双向FDI对产业结构间接影响机制：基于技术进步的分析

1.FDI与东道国技术进步

FDI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总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一般而言，FDI进入东道国所携带的先进管理理念、机器设备、资本运作模式与人员培训经验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都直接促进了东道国接受投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选择的技术，必须与自身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如果违背这一比较优势，技术可能存在适宜性问题（林毅夫）。FDI通过竞争效应、关联效应与模仿示范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FDI进入后以其自身的生产和销售优势扩展原有的产品市场，与东道国产业形成竞争，从而“倒逼”东道国企业提升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其次，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使得内资与外资企业成为彼此供应链的一环。外资企业较高的质量标准也将拉动东道国企业基于质量提升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通过前向联系外资企业为内资企业提供的中间品或者产品，会促使内资企业模仿学习提升技术水平。除此之外，外资企业的正外部性通过水平效应影响行业内的整体技术水平。最后，外资带来的先进的软硬经济基础条件，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也带动了内资企业提升技术水平。

2.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

OFDI通过人员流动效应、竞争示范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影响母国的技术进步。一方面，海外子公司员工回流至母公司或创办新公司，在实现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外新技术的转移，进而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母公司获取海外子公司掌握的新技术，在国内市场凭借新技术优势在竞争中胜出，不仅同行业甚至其他产业均会模仿学习促发技术革新。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海外子公司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母公司与本国企业的前向、后向与水平关联效应扩散至其他产业，并带动企业及国家层面的技术进步。

3.技术进步对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

结构变迁的供给侧的基本原理是跨部门的技术变迁，不同部门技术进步的速率是不同的，这最终会反应到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来。Ngai和Pissarides认为TFP增长率差异与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结构变迁的决定性条件。相应的表达式为：

     (1)

其中，表示产业部门i的劳动力增长率；ε表示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表示产业部门i的TFP增长率。（1）式表明，劳动力要素从技术进步较快的部门向技术进步滞后部门转移还是相反，取决于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小于1还是大于1。当ε=1时，结构变迁将停止。并且如果不同产业部门的产品存在一定的互补性，那么技术进步较快的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较低。即使技术进步的速率相同的两个部门，由于要素比例与资本深化差异仍会造成持续的结构变迁（Acemoglu和Guerrieri）。现有研究表明，供给侧导致结构变迁的因素有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与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从资本总量角度而言，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资本深化从而削弱了对结构变迁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提升商品的质量增加商品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东道国的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从而引起结构变迁。

三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基于第二部分的机制分析，本文构建了以下实证分析模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基准回归模型，我们以产业结构变化为被解释变量，考察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交互效应；二是中介效应模型，主要检验FDI与OFDI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年份,Y表示产业结构指标，本文主要选取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指标。表示接受的外商（含港澳台）直接投资,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含港澳台）,，二者的交互项的系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Xit是控制变量向量，包括：贸易开放度（）、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水平（）、资本存量（）、要素禀赋水平（），，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动态化的产业协调发展形态。产业结构合理化是资源有效利用的集中反映，结构合理化不仅仅体现在要素投入，更体现在与产出结构相耦合的程度上（干春晖，郑若谷）。以往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构偏离度指标的缺陷在于不能体现各产业在总产出中的权重，而泰尔指数不仅能够很好地度量结构偏离度，并且能将各产业的权重考虑进来。由于泰尔指数相较于结构偏离度在度量产业结构合理性上的优越性，本文采用前者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如下：

为刻画产业结构之间动态跃迁的过程，本文沿用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选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粗略刻画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指标如下：

其中，代表第三产业的产值，代表第二产业产值。

2.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参考了汪思齐、王恕立所建立的生产效率模型，并将双向FDI及二者交互项纳入钱纳里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标准结构”模型。我们选取了以下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1）与，分别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流量来度量。其中，、分别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为了能够进一步探明二者对产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效应是否彼此影响，交互项是本文重要的解释变量。

（2）贸易开放度（），用各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各省GDP的比值度量。

（3）人力资本存量（），选用全国地区就业人数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来度量。这样，既可以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同时也能规避中国教育回报率数据缺失的问题。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参照彭国华的计算方法，文盲及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对应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5，6，3，3，3.5。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计算整理。

（4）资本存量 采用单豪杰的计算方法。

（5）全要素生产率，使用Malmquist指数法，利用软件DEAP2.1计算得来，用以衡量计算技术进步。以资本与劳动作为投入变量，各省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变量。

（6）要素禀赋水平，用资本存量与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7）地区GDP增长率用表示，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

（8）城市化率，用城镇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数之比来度量。

四

实证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我们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表2），FDI在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O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与赵云鹏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FDI与OFDI二者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5%），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一研究发现说明，双向FDI与产业结构之间还未形成良性的促进机制。

（二）动态面板方法估计

为了捕捉产业结构变迁的连续性影响，我们采用动态系统GMM进行估计，模型扩展为：

将因变量滞后项引入模型可以降低模型的偏误。我们将因变量滞后项、FDI、OFDI以及二者的交互项视为内生变量，并将内生变量的一阶、二阶或者更高阶作为工具变量。GMM估计结果报告在表2的第（3）、（4）列中。为了确认系统GMM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检验：通过Sargan检验，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为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即所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中AR（1）的P值为0.105，AR（2）的P值为0.215，表明不存在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性，以此可以推断原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从动态面板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FDI的促进作用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OFDI的效应则呈现显著性。FDI与OFDI对（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刻画）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积极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期滞后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变迁具有连续性和长期累积效应。

（三）分位数回归

为检验双向FDI对不同水平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运用分位数回归进行验证。表3检验结果表明，在各个不同分位上，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与表2中GMM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O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分位上都是正的，且其大小整体呈递增的趋势，但只有75%分位的回归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说明OFDI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较高时才是显著的。结果还显示，FDI与OFDI的交互项，在75%分位回归时是显著为负的。FDI与OFDI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并未有效地协调并进，二者并不一定是互补，也可能是同质的，从而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生显著为负的调节效应。

　　表4回归结果显示，FDI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分位上都是负的，系数的大小在各个分位上是相似的，不过只有在50%分位和75%分位上是统计显著的。O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回归系数，在各个分位上都是负的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同时参数估计值呈递增趋势。这说明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不同水平上并不是均衡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其负效应越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对外投资比较集中于第二产业，而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较少，且带动作用也不明显，因此，以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表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FDI和OFDI呈负相关性。

五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的机制检验

（一）中介效应的模型设定

在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中，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来实现的。在此，我们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来分析FDI与OFDI对于产业结构影响的技术进步中介效应。考虑到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动态变化的连续性，机制检验部分继续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系统GMM估计法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地克服变量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借鉴Baron and Kenny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式（6）表示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变迁（TL、TS）影响的总效应，系数,衡量总效应的大小；式（7）表示双向FDI对中介变量技术进步（TFP）的影响；式（8）表示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变迁（TL、TS）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衡量直接效应的大小，若将(7)式代入（8）式中，得到的系数乘积，为TFP的中介效应，分别表示FDI与OFDI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的效应大小，中介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二）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1.中介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5给出了FDI与OFDI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回归结果。

从结果可知，由于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均为不显著，因而其通过技术进步来影响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也不存在。而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为正的效应，同时OFDI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为负的效应。由于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进一步经过sobel检验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说明OFDI并不是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产能的转移以及资本的优化配置来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由于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为负的效应，且OFDI对TFP具有显著的负效应、TFP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以直接计算出OFDI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4.2%。值得注意的是，OFDI对TFP是显著为负的效应，也就是OFDI通过抑制技术进步而降低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TL滞后一期，TS滞后一期。城市化率、资本存量、要素禀赋水平、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存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机制检验为系统GMM估计，无标准误，因此未报告标准误，下同。

2.中介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在对外开放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区域之间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异，因而，FDI与OFDI的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在不同地区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文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来检验这一差异性。在对外开放程度上，考虑到东部地区有较大的领先优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相对较小，本文将中西部地区样本合并，而聚焦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表6给出的是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均不显著，因而中介效应不存在。O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的效应不显著，因而无须进一步考虑中介效应。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时我们发现了对于东部地区而言OFDI对于技术进步有显著的负效应。但由于TFP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不显著，可通过sobel检验来进一步验证其中介效应。Soebel检验的结果是中介效应不显著，说明OFDI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来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不显著。我们发现，在东部地区，OFDI和FDI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效应是相反的：FDI的效应显著为正，而OFDI的效应则显著为负，这说明东部地区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正向的技术外溢效益。

表7给出的是中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正效应，但由于FDI对TFP以及TFP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均不显著，因而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技术进步中介效应不存在。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不显著，因而无须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西部的OFDI对产业合理化有显著正效应，同时OFDI对技术进步有显著正效应，但TFP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通过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中介效应占比为64.3%。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显著负效应，对TFP是显著为正的效应，但TFP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不显著，进行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1.7%。

六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FDI与OFDI同时引入模型，使用2003—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力求厘清现实中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其间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为推进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四个方面：

第一，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是负向的，并在统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这说明外商来华投资多发生在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及带动作用并不明显。第二，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负效应。这一结果说明，OFDI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国国内的资本配置效率，但是对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进程可能存在着负效应。分位数回归显示，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效应，只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高时才是显著的。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负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居于中等水平时是显著的。第三，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说明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资本流动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其协调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第四，本文的实证研究并未发现FDI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证据，也没有发现OFDI会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然而，本文发现OFDI存在通过抑制技术进步而降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这表明，技术进步的抑制导致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出负效应。也就是说，我国在大规模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存在着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之间的替代问题，虽然海外投资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状况，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技术外溢效应。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的OFDI更多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加便宜的劳动力或其他要素，以提高资本的产出水平；这些投资可能与国内的相关产业并未形成有效的互补，因而不利于结构升级。

我国提出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资本投资领域强调“创新对外投资新方式，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因而，更高质量地“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尝试通过对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多维度影响的研究，来探讨这一路径的实现方式：其一，在制造业基本实现对外资开放的基础上，加大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力度，提升国内服务业竞争力，促进服务业发展；其二，在继续发挥OFDI优化国内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走出去”的质量，引导企业向发达的国家（地区）、向现代服务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发展；其三，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调性，探索以产业链为导向的FDI和OFDI互补性发展机制，以实现更好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责任编辑：徐淑云﹞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0年第2期

     为进一步规范稿件采编流程，提高编辑部工作效率，东南学术杂志社和中国知网合作，正式启用线上采编系统，热诚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赐稿支持。《东南学术》唯一线上采编系统的网址为http://dnxsh.cbpt.cnki.net，作者可在网站的“作者投稿系统”中注册账号，进行网上投稿，跟踪稿件处理结果。即日起，原投稿邮箱不再接受投稿。

    《东南学术》一向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从不以任何名义向作者收取费用，凡要求作者缴纳诸如审稿费、版面费的，均系假冒我刊的诈骗行为；任何非dnxsh.cbpt.cnki.net的所谓“官方投稿网站”，均系假冒网站。敬请广大读者与作者注意。

    《东南学术》是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社科学术理论刊物，是全国重点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和福建省十大名刊名社（2019）。多年来，《东南学术》平均影响因子进入全国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前列，发文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国性重要文科学术文摘刊物上的转载率均居福建省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前列。

本微信公众号系《东南学术》杂志官方微信，如无特殊说明，本微信内容均来自《东南学术》杂志，版权所有。

欢迎扫码关注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