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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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述评
洪银兴教授
作者简介
洪银兴，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三角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要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一直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其目标是建立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服从于这一任务，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由此开始到1956年，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党面临如何继续前进、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这一时期党的经济思想主线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探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真正开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包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经济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完整丰富的理论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既是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又是开启现代化建设新进程的时代。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宝库中，不仅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还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是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在探求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许多正确和成功的经验和理论，也有错误和失败的教训。
在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和领导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从此富了起来。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走进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中国进入了强起来的时代。
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著、讲话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主要依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了全党的智慧，也涵盖了经济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本文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有的是领导者个人起过指导作用的思想，有的是整个领导集体的思想；不仅有在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也有在当时没有占统治地位而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济思想；有的经济思想长期起作用，有的经济思想则是在特定阶段和特定条件下提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史不可能是各个时期经济政策的罗列，当然也不能完全回避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反映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其成效可以验证经济思想的正确程度。在不同时期，出于服从于当时中心任务的需要，经济思想有着不同的着重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经济思想服从于革命战争，因而同党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结合较为紧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的经济思想服从于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事实上党的“八大”后已开始了这一转移。遗憾的是“八大”后不久，出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工作重心偏离“八大”精神，又回到了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中心，以致出现了几次大的“政治折腾”，直到“文化大革命”把“左”的一套推向了极端。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才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经济思想才真正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并成为党的“一百年不动摇”的中心思想。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探索民富国强的一百年。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但由于始终不渝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党能自觉地、不断地纠正错误，这种犯错和纠错本身反映了艰难的探索过程。
洪银兴教授与东南学术杂志社合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并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个时代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的28年，一直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其直接目的是建立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服从于这一任务，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解放的道路。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从经济上进行国情和阶级分析，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明确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同盟军。首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的革命不能一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待资本主义，只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而不反对民族资本主义。相应地，目的是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掠夺性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同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这是在条件成熟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经济条件，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服从于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需要，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思想和相应的经济政策，逐步形成清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和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开展土地革命，是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关键环节。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允许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三大经济纲领的提出，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大致框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逐步形成。
在当时我们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实际上已开始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践。其主要经济成分是国营经济（国营工业、商业、银行、邮电和交通等）、合作社经济（生产、消费、粮食、信用、耕牛、肥料等合作社）和私人经济（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尖锐斗争。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把中国引向新的社会制度，毛泽东于1947年12月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要进行没收即剥夺，而对作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工商业要保护其存在和发展。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经济成分，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的这个表述，可以说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最为科学、最为完整的定义。它明确说明：新民主主义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党重视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再次明确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上述五种经济成分，并且要求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劳动条件、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对多种经济成分予以调剂，以促进其共同发展。当时提出的建设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共同纲领》强调，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要对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统一经营。
经济思想理论来源于经济实践，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思想，是适应新民主主义各个阶段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而提出，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不同阶段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点，构成了系统而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支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为随后党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由此开始到1956年，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是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的主线，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尽管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经济思想有过一些偏差，在实践中出现过某些失误，但毕竟还是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我们党依据对国情的经济分析，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明确意见。1949年9月，党中央主持制定并在第一届新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间有多长？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新民主主义的“时间是相当地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还不赞成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认为这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曾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意见。可以看出，当时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作为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过程看待的。只有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后期才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但在实践中，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已基本恢复，而后党中央提出我国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国家工业化和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这反映在“一五”计划中。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已有的理论是剥夺剥夺者，已有的国际样板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国有化和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强制集体化，其明显的代价是牺牲和破坏了生产力。我们党在推进“三大改造”时吸取了这一教训，延续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作为革命同盟军的认识，不走其他国家的强制道路，在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意味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具有两面性。党没有采取没收资本的政策，而是采取和平改造和引导的政策，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但此前没有实现过的“赎买”政策。为此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整个民族资本的赎买。
其次，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生产合作社的改造道路与发展形式。毛泽东当时还提出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应同农业的技术革命(农业机械化)进程相适应的思想。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三大改造”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创造，其效果也非常明显。这么大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认同，并没有出现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残酷的情况。这与我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始终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敌人对待有关。党把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团结的对象。
党中央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头脑还是清醒的，毛泽东曾预计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应该说当时这种意见是符合我国当时实际的。可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由于党中央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错误，以致这种在过短时间内所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了一些有长期消极影响的问题，也导致了后来发展的困难。特别是“三大改造”最终是要使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急于搞单一的公有制，存在偏急偏快的问题。当然，这些缺点和错误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相比，毕竟还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便是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党面临着如何继续前进，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仿效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寻找。这一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的主线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吹响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号角。十大关系中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有五个，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该文实际上是针对苏联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单纯追求速度的发展战略提出不同的看法，强调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试图在中国开辟一条同苏联道路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1956年和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两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在党的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
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也曾犯过错误，并导致了经济建设的破坏性后果。八大后不久，就出现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工作重心偏离八大的精神。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而使国民经济渡过三年困难时期，1962—1966年的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针对“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否认商品货币关系等“左”倾思想及其产生的后果，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都起重要影响的经济思想。首先是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其次是提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为贯彻当时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陈云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观点。再次是萌发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的观点；朱德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提出在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党在总结和纠正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时，提出不少至今仍有指导价值的经济思想，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考。可惜的是“文革”十年，“左”的指导思想打断了中国经济正常发展，致使一些经济领域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如此，我国在这一时期还是有一些正确的经济决策，创造了一些经济奇迹，如原子弹试爆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南京长江大桥建成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真正开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包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经济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
（一）科学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党从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有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高度评价和肯定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关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认识的讨论涉及三个方面的思想解放：一是抛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二是以实践检验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三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路，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邓小平理论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坚持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不搞两极分化，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就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超越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依据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确认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回归，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确认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需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发展成熟，社会主义性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不能充分显示出来，具体表现为：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身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达到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标准。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处于初级阶段的特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和调整经济体制，使其不是反映未来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反映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是包含了多种非公有制形式的多元结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这个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按此要求，在制度上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包括利用私有制，利用市场经济，利用要素报酬，创新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等。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体现。
（二）市场化推动的经济改革
明确了我国所处的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改革就是要对现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部分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适应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我国的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这一阶段的改革思想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此所有制结构的制度框架中，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发展则是现阶段的中国特色，反映市场化要求。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牵动下，党在两个方面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一是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多种私有制经济。过去私有制经济是属于“制度外”的，现在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内”部分。在广度上，连过去认为必须由国有制经济垄断的领域如零售业、外贸、金融、保险、通讯业等也准许外资进入。只要是不影响国家安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领域都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在深度上，明确了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企业，各种所有制相互合资合营等都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形式。这意味着私人产权也可以进入公有制企业。因此，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共同发展不只是存在于企业的外部关系，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也可以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二是公有制为主体含义的转型。在过去的理论中，公有制为主体被定义为公有企业在数量上为主体。改革的实践打破了这种教条。公有制经济不只是指公有制企业，而是指公有资产，包括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这样公有制为主体也有了新的含义：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不一定都在完全的公有企业中经营，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公有制可以在包含非公有资产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经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企业中的控制力。国有经济将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
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紧接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定为资源配置方式即经济运行机制的范畴。这样，经济运行机制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反映经济制度的性质。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国家则加强宏观调控。在这里，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市场机制起基础性调节作用，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在市场经济前冠以社会主义，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性，而是突出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只是克服市场失灵，还要贯彻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特别是公平正义的要求，防止两极分化。与此相应，需要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其中包括：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强有力的、灵活自如的、分层次的金融宏观调控和调节体系；发展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是建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程度上属私人所有，由此提出多种分配方式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富裕，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存在先富和后富的差别，要提高效率就要承认这种差别，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里，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则是现阶段的中国特色。这一规定同样有两方面效应。一方面为了动员各种要素投入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使各种创造财富的活力得到充分迸发，就要允许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就要允许人们除了获取劳动收入以外获取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从而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分配制度需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分配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央文件中的提法改变过多次。从十三大报告的“促进效率提高下体现社会公平”，到十四大报告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再到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从发展过程来看，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为了缩小和扭转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出现贫富分化趋势，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权利；既要防止权钱交易和以权谋私，又要调节垄断收入。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社会公平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鼓励和引导先富者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以上三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后来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三）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的新探索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同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第一次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明确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党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
首先，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成为工作重心，现代化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邓小平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出发，提出现代化建设具有阶段性的论断，这就是三步走战略。后来，他用“温饱”“小康”“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三步战略目标，使人民能够生动地、直观地认识和切身感受到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其中头20年致力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意义非常重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必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既要遵循先行现代化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新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环境，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包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作为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来推进，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的创造。
其次，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城镇化道路。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改变三农的落后状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我国从1979年起，推进以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从家庭财产和经营制度上推动农民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随着苏南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全国开始了在农村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这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国情，不但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且明显带动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提出在新历史起点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并提出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其主要路径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庄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第三，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产业结构明显改善，人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资源耗竭问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等。这些问题有的原来就存在，但在快速发展时矛盾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解决在新的历史阶段怎样发展得更好更快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七大根据科学发展观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更为突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突出又好又快，突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突出可持续发展。
第四，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1995年所制定的“九五”计划中，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提法的改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发展涵盖更多的内容。根据转变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的要求，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把保障和解决民生问题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第五，探索建立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对外开放明确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1980年党中央决定建设深圳经济特区标志着中国开始实行全面开放，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是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强调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在开放的同时做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是十六大关于协调发展的五个统筹之一。十七大则明确提出了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要求。这样，我国不仅能够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同时也使我国经济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作为我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十大宝贵经验之一。
2010年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可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和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的成功，这表明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不采用西方经济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宣布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时代，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时期，又是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时代。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一）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闭幕会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可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观。根据《共产党宣言》所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基本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体现在习近平说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首先，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且绘就了两个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蓝图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第一个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要使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个15年全面现代化时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是以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的发展进程。
其次，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经过30多年的实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等人民不满意的问题。针对这些新矛盾和新挑战，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注的，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要求全党“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精神”。相应的，新时代所要解决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就包含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容。最为突出的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2013年党中央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底实现全面脱贫后，把共同富裕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就“十四五”规划建议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为此，“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包含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内容，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进入新时代后，支持30多年高速增长的要素已经得到充分释放，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城市化率已过60%，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支持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第二，实施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人口红利明显减少,老龄化社会也随之到来,这意味着支持高投资的高储蓄不可持续。第三，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正在成为增长的自然界限。在此背景下，转向中高速增长不可避免。这种状况被习近平称为经济新常态。新常态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的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基于新常态的这些表现，习近平在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一阐述，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是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的科学把握。基于客观规律及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任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驱动力也有所不同。最初的发展阶段为要素驱动，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为投资驱动，靠持续的高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支持物质资源高投入的要素供给已至极限，居民也不愿以低收入和低消费水平为代价支持高投资。为此，习近平提出：“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作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其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是国际前沿核心技术。习近平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这既需要以研发核心高新技术为导向的基础研究，也需要推动占领产业制高点的产业创新。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和通道。为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
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进入新时代，针对多年不平衡发展带来的不协调问题，习近平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协调成为发展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经济增长在数量上的累积，而是追求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协调成为发展手段意味着发展更加注重平衡性、系统性与可持续性。协调能够促进国家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发展的整体水平。协调成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意味着，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涉及产业、城乡、区域等在结构上的平衡发展。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不能为谋求物质财富而牺牲生态财富。习近平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利用工业化的文明成果对大自然进行索取和掠夺，已造成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时代，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包含财富观的创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与超级大国推行反全球化的政策相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扛起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遵循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利用自由贸易区等开放载体，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服从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国外要素的着力点将转向创新要素，实行开放式创新；参与全球化分工，将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重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依托核心技术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过去偏重制造业对外开放，转向涵盖各个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全方位开放；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步伐，推动内陆沿边地区生成为开放前沿。与此同时，习近平警示，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的“重大调整”，“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这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国家发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伟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全民共享是目标，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基础，渐进共享是途径。
根据新发展理念，创新着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着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着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着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着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新发展理念是指引中国走向富强的理论之魂，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境界。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涉及生产力水平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我国在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把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据这一主要矛盾，发展成为硬道理，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引领我国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基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告别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依据是，在人民需要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第一，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第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所谓发展的不充分，最为突出的是由创新能力不足产生的核心技术供给不充分，由供给体系质量不高产生的有效供给不足。所谓发展的不平衡，涉及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短板，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短板等。第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由此提出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其基本要求是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当今世界，技术进步更多来源于科学的新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核心技术的三大特征：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现在所关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是以智能化、信息化为核心，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代表，所有这些产业革命都直接以科技革命为基础。因此，需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建立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
其次，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根据木桶原理，无论全面小康还是现代化，其进程都是由短板决定的。协调发展就是要补齐短板。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是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协调发展，要求着力补齐农业、农村短板，从根本上克服农业的弱势状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关键在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第三，走绿色发展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处于工业文明时代，资源环境的供给相对宽松，它们可以无所顾忌、无障碍地高排放并掠夺国外资源来支持其粗放方式的现代化。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在生态文明时代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在工业文明时代走的高投入、高排放的道路。需要通过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了应对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新时代的绿色发展不仅不能产生新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还要治理过去的发展所遗留的环境生态问题。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绿色发展的道路。我们所要推进的现代化如十九大要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四）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拉开改革开放时代大幕的里程碑，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新的里程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明确新时代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由此出发，经济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推进。自2013年至党的十九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1.确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围绕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的，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是长期坚持和完善的。
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深化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称为“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又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方面的制度一起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三个方面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具有制度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促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以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动员了一切发展生产力的资源和活力。尤其是外资的进入，民资的迅猛发展。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促使国有制经济改革自身的体制、有进有退，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从而增强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同一个企业内共同发展，为各类企业增强活力、做大做强做优提供资本动力和机制。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多种分配方式表现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其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提高了劳动效率；二是充分动员和激励属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投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一切创造财富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的活力竞相迸发。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优势，不只是提高劳动效率，还是在要素报酬的分配结构中增加一线劳动者劳动收入，鼓励勤劳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所特有的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和奖惩分明的激励功能，不仅能按效率目标决定资源流向哪里（部门、企业），还能决定各种要素的有效组合，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制度优势不只是克服两极分化、外部性和宏观失衡等方面的市场失灵，还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跨地区建设项目可以在制度上举全国之力得以完成。二是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建设市场，市场体系的标准会更高。三是在推进创新、共享、绿色、协调和开放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政府作用非常明显。
2.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重点
党的十九大明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改革重点：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二是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产权制度目标是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即产权激励制度。产权的有效激励要求产权制度从三个方面完善：一是严格保护产权。保护产权要以公平为核心，全面保护，依法保护。二是产权顺畅流转。产权在规范的资本市场流转最为有效。三是产权确保安全，入股和交易的产权必须保证安全。产权激励是市场经济最强大的动力源，产权激励制度涉及产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把人们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晰企业产权的归属、控制、产权收益和风险，这是稳定持久的激励。
市场配置的要素必须是有一定产权归属的要素，既有增量又有存量。相比于增量要素，存量要素规模巨大。市场配置存量要素可以在优化资产质量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以产权流转方式进行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帮助被束缚在低效率的产能过剩的部门和企业的资源由“死”变“活”，在淘汰过剩产能、污染产能、落后产能基础上腾出发展的空间和资源用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二是企业在资产重组中得以做强做优做大。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由市场决定效率，谁的效率高，谁就是兼并重组的主体。由此使资产向高效率企业集中。
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目标。市场体系是要素市场配置的载体和平台。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商品市场已完全放开，大部分要素市场也已经形成并开放，但市场体系还存在短板，需要按高标准要求补齐市场短板。一是完善并规范金融市场。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建设高标准的金融市场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优化企业融资结构，促进金融资源顺畅流动，并规范运行。二是建设和规范土地市场。土地市场建设的重点在规范。土地一级市场要引入公平竞争的机制。土地二级市场上不仅要充分竞争，也需要建立防止过度投机的监管机制。三是发展技术市场。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克服新技术供求信息的不对称。活跃科技中介，强化技术市场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营。四是充分开放劳动力市场，实现人尽其才。一方面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服从于创新驱动，建设和完善人才市场，其中包括科技人才市场和企业家市场。五是数据的市场分享。进入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后，数据成为除资本、技术、劳动、管理、土地以外的新的发展要素。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需要尽快建设和完善数据市场，以市场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有偿共享和互联互通。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打通数据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公平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效率提高，供求平衡。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本身属于微观经济。竞争政策则是政府为保护、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而实施的经济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是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体系中竞争政策起着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资源配置以竞争为导向。第二，市场主体的培育以竞争为基础。第三，产业组织政策以竞争为基础。第四，市场秩序建设以建竞争秩序为基础。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形成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其所要强化的竞争政策包含规范竞争秩序的要求，特别需要建立和完善针对新经济业态的竞争秩序建设。
3.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下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有度。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进入新时代后国家的宏观调控思想有如下特点。
一是“总量+结构+防风险”的组合构成了宏观调控目标。2013年的宏观调控目标为“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2014年的宏观调控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2015年的宏观调控目标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2016年扩充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2017年到2019年的宏观调控目标都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2018年以后我国经济既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又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央宏观调控突出六个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二是明确宏观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出席在伦敦金融城举行的中英工商峰会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都稳中有进，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之内。”并且强调：“中国经济运行将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不会硬着陆。”合理区间的上限即是通货膨胀的下限。合理区间的下限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失业率的上限，二是人口新增条件下居民收入不下降。这样，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就有一个合理区间。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相关影响因素的综合判断，将合理区间作为政府进行科学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和宏观调控政策运用的主要依据。合理区间是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区间，在这一区间内国家就不需要随意的调控，货币政策也可以是中性的。为了防止经济运行越出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时出现大起大落所导致的经济破坏以及相应的强调节所带来的较大的调节成本，在接近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时国家需要及时进行微调，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区间调控方式。区间调控需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组合起来，分别作为经济运行的“上限”和“下限”， 以防止单目标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区间目标代替单一目标，更易于稳定市场主体对政策的预期，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精准度。
三是明确定向调控方式。区间调控不意味着在合理区间内国家不做任何调控，而是不搞“大水漫灌”式的调控，进行定向调控。定向调控以调结构为重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差别化地制定调控政策。通过对不同部门、不同群体有针对性降税、降费、降准、降息，着力解决小微企业、“三农”和新型行业的经营困难，增强他们的活力，做到有保有压，有扶有控，这是宏观调控的精准化、定向化。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各有侧重，区间调控侧重于稳总量，定向调控注重调结构。两者紧密结合，形成稳增长调结构合力，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内涵和方式手段，是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对宏观调控理论的重大贡献。
四是创新宏观调控手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涉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税收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此，十九大提出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要求。
基于以上改革，我国构建了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较为完善的经济体制。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激发需求侧活力：培育新动能
习近平指出：“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根据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长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因此改革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推进。“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就调节方式来说，“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调控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长期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调控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改革，建立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即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与微观的需求侧改革相适应，在宏观上，一方面建立宏观总量调控机制，明确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相机采取紧缩性的、扩张性的或平衡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管理转向需求管理。在需求侧改革进行了30多年后，需求侧体制还有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和空间，但重点是完善总需求管理。
实践证明，只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只是完善需求管理，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的效率和供给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供给侧的问题归结为结构、效率和质量。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令：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明确：“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推动经济发展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与一般的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解决发展本身的问题。
第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虚拟经济只是经济的润滑剂，即使其有扩张资本的能力，也要反映在其所推动的实体经济的扩张上。在现实中存在“脱实向虚”的现象，除了虚拟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一夜暴富”的诱人投机现象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经营困难，因负担太重无利可图而投资不足。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还是要实体经济发力，保障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在实体经济领域培育发展的新动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强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
第二，解决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问题。其衡量标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应该说，经过改革，尤其是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企业的效率，单个要素的生产率，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都有明显提高。但各个要素集合所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不高。这同供给侧的要素配置结构相关。一是资源错配：相当多的资源被束缚在过剩的污染的、落后的产能上，存量结构调整难度大，有效产能投资不足；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比例上，偏重物质资本，忽视人力资本，造成创新能力不足。二是过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难以遏制的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行政性垄断、繁琐的行政审批、地方保护等问题，都产生了高昂的要素配置成本，严重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对此，习近平提出的改革目标是：“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
第三，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的结构性问题。如习近平所说：“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产品的质量、技术档次、卫生、安全等不适合需求表明我国有效供给的短缺。与此同时又存在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无效产能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属于长期问题。这种结构性矛盾反映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等方面的需求。而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满足中高端消费的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产能过剩、中低端产品过剩问题。供给侧的这些结构性问题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得到解决。
第四，解决供给侧的动力不足问题。已有的市场化改革在需求侧产生了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压力。已有的改革解决了产权制度的动力问题，但供给侧仍动力不足。这与激励制度相关，突出表现是企业的高税负、高利息、高社会负担。还有不少企业因高杠杆而面临财务困难，陷入债务困境，其中一些成为所谓的“僵尸企业”。企业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也就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与需求侧突出的市场选择不同，供给侧则突出经济激励，提供发展的动力。供给侧突出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一是降低企业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轻装上阵。二是保护企业家财产，激励企业家精神。
从2015年底开始的供给侧改革采取结构性改革方式：针对无效产能去产能、去库存；针对有效供给不足补短板；针对企业负担，去杠杆、降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同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发展政策，有着长远的目标。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供给侧改革会有新的任务。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取得明显进展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转向培育新动能。十九大明确在现阶段所要培育的新动能主要涉及“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和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实际上这六大领域的新动能主要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基础上产生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忽视需求侧动力的激发。在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流行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同样面临需求不足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党中央及时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和“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任务。这时刺激需求，在需求端激发活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要求。
（六）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开放带来进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对外开放也随之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就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带动我国沿边、内陆地区发展。
其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个对外开放新格局充分体现了高质量的开放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步伐，推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第二，进口与出口并重。2018年起每年都在上海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2020年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扩大对外开放。第三，扩大引进外资的领域和深度。不仅以负面清单保障外资进入中国各领域，而且进一步放开外资进入的限制，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第四，建立对外开放的新载体。为推动资源和商品更为便利地进行国际流动，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第三，形成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某些发达国家推行反全球化政策，保护主义盛行，再加上2020年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使一系列全球产业链断裂。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要扛起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还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处于世界前列。实际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及新发展格局，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生战略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由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内需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内需的开放核心是以创新为导向，注重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推动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因此需要以创新为导向发展开放型经济。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引领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体现了增长的内生性，需发挥开放型经济的引擎作用。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具有四个特征。第一，以出口高科技的绿色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产品，特别是要替代高能源消耗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第二，以进口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替代进口一般的最终产品。第三，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应注重外资的质量。以创新为导向对引进的外资进行选择，鼓励外资在中国本土创新研发新技术，投资国际先进的新兴产业。第四，着力引进创新资源。开放型经济要着力引进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开放式创新。
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关键是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面对我国多个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断，不仅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还需要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有两个方向。首先，依托所拥有的高端技术布局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需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所谓自主，就是基于中国设计和研发自身的系统集成能力和中国营销这个制高点，以“我”为主进行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布局。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要求加入价值链的零部件供应商也必须是世界先进水平的，否则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没有国际竞争力。有些零部件对整条价值链可能会“一剑封喉”。面对保护主义可能的“封杀”，产业链的“链主”就要未雨绸缪，对国内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其次，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攀升也要布局创新链。我国大部分产业和企业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其所处的环节主要是加工装配之类的低端环节；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一般都需要进口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中间产品。我国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中高端环节的产业和企业较少，一些还处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上，不仅附加值低，还受制于人，且随着劳动成本和土地价格上涨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这就提出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其路径就是对处于高端环节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边干边学，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
国民经济外循环思想同时可应用到“走出去”的战略中。尤其是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进入“一带一路”，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走出去的价值链既有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也包括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转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全球价值链是我国在“一带一路”上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布局，可使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与中国企业互利共赢。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都努力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站在改革和发展的前列，并将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统一，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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