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基于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文本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自我革命的？
——基于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文本分析
王建华教授
作者简介
王建华，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
摘要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与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考察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可以发现，勇于承认错误是党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是党内团结，这也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组织保障。从解决问题出发，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着力点是肃清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而非针对个人的责任导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与使命，决定了在守正中寻求创新之道是自我革命的努力方向，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则是检视一切问题的方法论。
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1945年4月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文简称“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和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文简称“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检讨学界研究现状，主要是围绕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历史地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展开。梳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时期的成功经验，勇于自我革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标识身份的内在属性，而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更是党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何深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学界还缺少从经典文本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基于此，本文从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出发，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逻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任何政党都是会犯错误的。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发现问题、改正错误看作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
勇于承认错误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无私才能无畏，才能坚持问题导向，改正缺点、纠正错误。同时，实现远大理想与崇高目标的初心与使命，也要求共产党人必须丢掉个人的名利得失。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可以说，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有着勇于承认错误的优良传统。早在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就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反思罢工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缺乏知识，而中央的政治主张也不够明确。其后，国内外形势与战争态势千变万化，如果党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为此，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自我革命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1945年4月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必须指出，“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曾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就是要在总结党的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基础上，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为了使全体党员不在此后工作上重犯类似错误，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分别指出“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 ，同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左”倾路线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深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正是因为有了对三次“左”倾错误的深刻认识，有了思想路线上的深刻总结，才有了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才有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政权的建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由于党缺少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出现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等错误。对此，应该看到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挫折与失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必须付出的阶段性代价。“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是一个不断修正错误与接近真理的过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承认错误的态度很重要，勇于承担责任更重要。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邓小平的意见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错误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政治高度。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
承认错误是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它是作为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它的阶级利益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它的奋斗目标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此，就要勇于自我否定，超越自我。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实践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常态，“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党内团结是实现无产阶级意志的必要条件。针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存在的问题，列宁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如何消除派别活动，实现党内团结，俄共（布）没有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及时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砥砺前行。
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星星之火虽可以燎原，但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处于敌我斗争的劣势。面对强大的敌人，以弱搏强是斗争的常态，因而党内团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强调，党内团结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维护党内团结首先要正视问题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的辩证法，“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可见，党内团结既是共产党人解决党内斗争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只有党内团结才能坚持正确的问题导向。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起草时，成立了由任弼时为召集人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充分征求党内负责同志的意见，强调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是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唯如此，才能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原本是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但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建议，将这个问题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以便使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对此，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点上，“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作为对中共过去二十四年历史的全面总结的一个文件，从法理上说，这个决议理应放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改为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充分说明党内团结对党的重要性。
党内团结需要凝聚全体党员的智慧。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听取了陈云等老同志的意见，并专门增加一部分——“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使决议修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1981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胡乔木在会上指出，这个决议稿是二十几位同志耗时一年多的集体作品，“稿中的重要观点很难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许多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许多是四千人讨论和三月三十一日向五十二位同志征求意见时提出的”。充分征询党内意见既凝聚了全党智慧，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又促进了党内团结，引导全体党员团结一致向前看。
为了突出团结这个主题，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最后一部分标题就是“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强调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成就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凝聚全党的力量，去迎接各种问题与挑战；以组织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也是组党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必然逻辑。党内斗争应是原则的斗争，“是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实行斗争，为确立这一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来进行斗争，为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此目标的斗争方式而斗争”。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并没有回避党内矛盾，而是客观分析党的发展每一个阶段的经验与教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每一个历史事件，均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缺点就是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反思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引入党内的危害——“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为此，决议文本中描述党内矛盾已不再使用“路线斗争”这一概念，目的就是要创造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开展原则性党内斗争，以促进党的团结统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并以人类社会的解放为最终奋斗目标。为了实现崇高的历史使命，自党的二大制定第一个章程始，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要修正章程（党的五大除外），目的是调整自己的行动纲领以适应新的革命形势。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问题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这次会议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
毛泽东的方针就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早在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清查党内历史问题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要厘清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即“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新的中共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提出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
以问题为导向是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鲜明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决议的题目上，更体现于各部分的内容中。前者全面分析了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危害。后者在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三十二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指出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同时强调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找到了问题就要深挖背后的思想根源，是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共同特点。前者全面揭示了中国革命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并深刻分析其之所以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后者从社会历史原因出发，强调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反封建斗争中虽“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土壤。可以说，正是有了对问题的深刻剖析，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与自我超越。
问题而非责任的革命导向，并非对党内问题不谈责任，而是强调总结历史问题的工作重心是解决思想问题，不是追究个体的责任。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因而取得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进步，并团结了全体党员。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并不回避一些问题的领导者责任，同时强调这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解决问题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研究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指出，从毛泽东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而这一决议从起草到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历时十一个月，就是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及至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从完成初稿到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更是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充分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调查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解决问题的行动指南。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强调，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可见，调查研究是解决主客观问题的桥梁与纽带，也是党自我革命的手段与工具，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行进，在守正中创新。为此，既要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自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要全面客观地总结党的历史，勘定方位，推进党的事业开拓创新。在守正中寻求创新之道，是党自我革命的努力方向，也是两个历史问题决议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对十年内战时期党内路线斗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强调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的奋斗中，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领导着广大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艰苦卓绝而又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着一些攸关中国革命全局的路线问题。“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就是共产党人守正的过程，唯有守正才能创新。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讨论指出：“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在理论上，这就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与毛泽东思想的逐步成熟。
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可以说是在全党思想特别混乱的特殊时期产生的。出台决议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对此，邓小平强调决议的起草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对党过去的历史做个基本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有哪些贡献。不但要恢复、坚持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毛泽东都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在邓小平看来，不提毛泽东思想，就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不能丢。丢掉了这面旗帜，就等于否定了党的光辉历史。这就是守正在“文革”结束后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评价，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拨乱反正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守正不是守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一度盛行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它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等新中国成立三十二年的历史，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提出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并创造性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强调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创造性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六个方面，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是贯穿上述各部分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实现了守正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人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所谓矛盾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分析事物的内外部矛盾，掌握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就要辩证地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于矛盾运动造成的，矛盾是指事物自身所包含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对于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重点检视的问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的历史，并不是一概否定。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他与博古、洛甫等同志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强调，“六大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另一方面，强调六大“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也体现在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全部内容中。如上所述，决议既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三十二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全面客观分析党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存在的问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曲折探索中前行。对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既客观地指出了主要负责人存在的责任，也不回避党的其他领导人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其中，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可谓中国共产党人以辩证观点看问题的典范。
坚持矛盾分析法，就要以全面的系统的观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最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指出：“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远处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表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这样的做法，是没有不出乱子的。
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指出，要有系统地去考察过去所走过的路和经验，要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分析，“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有了全面的观点才能认清中国革命道路上存在的问题。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
坚持矛盾分析法，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既把矛盾法则作为事物运动的根本规律，又把矛盾法则作为观察问题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使矛盾分析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成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坚持用矛盾分析法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方法论。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作为践行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紧密结合，并加以灵活运用。
综上，矛盾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任何组织都是内外部矛盾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内在的自我否定与扬弃，因而又被称为自我革命。回首建党百年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在挫折中成长，就源于它有着勇于承认错误、超越自我的组织自觉。通过解读党内经典文本，来理解党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不仅可以感受到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战略定力与创新力量，更可以感受到先锋队政党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与方法论意义。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只要能够团结全体党员，勇于面对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在守正中寻求创新，就一定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一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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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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