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学术论文写作：选题、资料、规范和方法

　　本文转自“濠江论史”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原文为《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4期《从学术期刊角度看学术素养与论文写作》的第二部分，作者为刘京希教授。

作者简介　　　

　　刘京希，山东大学《文史哲》副主编、教授，著有《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新视域》等。

　　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包含着一系列基本要素，依次是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说明性注释、参考文献。
　　 一个好的选题，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曰新，一曰奇，一曰实。
      新，无非是说选题要新颖，要选别人所未选，言别人所未言。

      奇，就是一个“异”字。就是不同于以往，不同于别人。
　      实，就是无论“新”还是“奇”，都要有个度。离了这个度，就成了华而不实，哗众取宠。
　　学术规范从研究层面看，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写作规范；一是指写作道德。
　　基本的写作规范或者程式应当是，从选题的确定（应反复征求意见），到写作大纲的组合（包括通过资料文献的不断掌握，以及广泛地征求意见，对写作大纲的反复调整的过程），再到正文的写作，以及得出结论的过程。
　　写作道德是个关于如何做人的大问题。解决学术舞弊问题，既要治标，健全学术惩处机制，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又要治本，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制，“以学术代表作作为职称评定的基本依据，以学位论文作为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取消以刊物级别、篇幅大小等为依据的量化标准”，缓解所施与从业者的心理压力。
　　学术论文的写作，需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勇于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大胆借鉴和试验新方法，这是写出好文章的当然前提。
　　摘要文字的特点，是单刀直入，用最为简洁干练的语言，逻辑地抽象和概述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写摘要应当坚持七句话的写作原则：内容完整，重点突出，语言精当，立场客观，表述规范，独立成篇，篇幅适当。 

   

从学术期刊角度看学术素养与论文写作

刘京希副主编

　　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包含着一系列基本要素，依次是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说明性注释、参考文献。这些基本要素，每一项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尽管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要素中有些形式化的东西，不必太过在意。但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并不这样认为。文章千古事。一篇学术论文，有无学术价值，有无创新之处，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在品质，但在很多情况下，外在形式又恰如其分地表达着内容，形式与内容不可二分。况且，在这个讲究规范化的时代，有些形式上的东西也是不能不下功夫打理的。这也是对产品的必要的包装。有这样一篇论述政党法治的内涵与特征的文章，以下两个标题让你取舍：“论政党法治的内涵与特征”；“政党法治：政党文明的新形式”。显然，前者显平实，而后者更有视觉冲击力，更加会引起编辑者的阅读欲望。在此意义上，形式表达着内容，实现着内容。下面就上述要素分别予以说明。

 一选题　　

　　毫不夸张地说，发现一个好的选题，意味着文章成功了一半。一个“好”字说得轻巧，但要真正做好它，就显得沉重得多。凡为学术论文者想必都有这样的体验：为了找到一个好的选题，有时真是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选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一个好的选题，起码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曰新，一曰奇，一曰实。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选取文章就像沙里淘金，非选题新颖者不选。当然，一双“识珠”的慧眼不是凭空而来，它源于编者对于学界研究动态和动向的敏锐观察与灵敏嗅觉。所以编辑从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眼眶子”高。

　　先说“新”。新，无非是说选题要新颖，要选别人所未选，言别人所未言。选题的新颖程度，往往决定着文章观点的新颖程度。这同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难在要对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进行全方位把握。这包括该领域研究的现状、进展、难点和热点，以及预期或是潜在的热点、前景，甚至具体到领军人物的研究状况，也要有所知晓。有了这一铺垫和前提，才能掌控全域而一览众山小，也才能通过排列组合，比较鉴别，发现或观点、或方法、或论据的不足、空白和盲点，进而找到适合自己的选题。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季羡林先生基于自己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以及文献资料的占有和了解，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先生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这个例子是对“新”字的最好注释。如果没有对中印文化交流领域研究的学术史的全面掌握，就不能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也就难以发现“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所以说，学术研究，学术史的考察是基础。在展开研究之前，只有弄明白在该领域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何种进展，提出了何种创见，才能确立自己研究的基点和目标，也才能弄清自己的研究到底有无价值——对前人的成果，到底是否有所补充，甚至是有所突破，还是无谓的重复。以此而论，学术研究要冷静，要理性，不能像写小品文那样，靠灵感，靠感悟。不可否认，一个学术观点的萌发，有时也可能来自灵感和感悟，但不能仅凭此灵感和感悟就急于动笔。应围绕此一观点，进行扎实的学术史的梳理，考察此一观点的学术价值，看看它到底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真创新还是伪创新，以确保“创新”的真实有效。

　　再说“奇”。文贵奇崛，选题也如此。奇，说白了就是一个“异”字。就是不同于以往，不同于别人。重复以往，重复别人，重里说那就是犯罪，犯的是“浪费资源罪”。重复性的选题和写作，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公共资源同时对自己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奇，以新为基础，以异为表现。奇而异的选题才“抓人”，才夺人眼目。赶时髦的人为什么喜欢穿奇装异服，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奇”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不能脱离开前人和别人的已有研究成果另起炉灶，不能脱离开既有的研究范式，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出奇求异，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我们永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说话，而不是抛开前人已有的学术积淀和积累，另起炉灶，自说自话。否则，就丢掉了“讨论”这一学术研究得以深入的力器。

　　最后说“实”。无论是“新”还是“奇”，都要有个度。离了这个度，就不叫新，不叫奇，就成了华而不实，哗众取宠。比如说类似“论曹雪芹之有无胡须”这样的选题，就走进了一味求新求奇的死胡同，而偏离了学术研究意在推进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轨道和法度。所以说，这个实，就是指选题要实事求是，合于现实生活，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离开生活实践的所谓“新”和“奇”，也许可能火上一把，时髦一回，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

《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新视域》

 二资料的搜集和运用　　

　　学术论文的写作，离不开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取舍。一个论点的提出，没有以资料为根据的论据的支撑，怎么能立得住脚呢?有一类文章，论点摆了一大堆，就是没有以充足的资料为基础的论据做支撑，当然更缺乏充分的论证，结果是论点一条接一条，排骨一样干巴巴地摆在那里，没有血肉，一点也不丰满，像是靠“饥饿疗法”打造出来的苗条女子，难免弱不禁风。

　　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同学科，资料的搜集方式也不一样。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对资料的搜集，主要靠对历史文献与经典的梳理来完成。像季羡林先生写作《糖史》，对有关“糖”的资料的搜集，就靠对历史文献的手工查找，没有计算机网络可资利用。应用学科有所不同，除了从已有文献中搜集资料，更重要的，是对来自社会生活实践的第一手资料的搜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很多时候要通过实地考察走访、田野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搜集材料的典型例子。为了澄清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的偏见，1927年1至2月间，毛泽东在参加湖南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湖南湘潭、衡山、长沙等几个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在随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批评了指责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过火”、“过左”的各种右倾观点，明确地指出：解决农民问题，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这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写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不是靠引证书本和文件，而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据以制定党领导农民运动的路线和策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光辉文献。

　　不论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最初掌握的资料都是杂乱无章、没有头绪的。因此，还需要对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工作。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才是为我们所需要的材料。选题再好，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料作支撑，最好的办法就是忍痛放弃。因为这种文章是难以最终完成的。只有钢筋，没有足够的水泥，房子是无论如何也盖不起来的。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写文章不同以往，有了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对资料的搜集就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费心、费时、费力了，输入关键词，轻点鼠标，资料应有尽有。不可否认，网络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写作效率，因为它大大地压缩了我们用于资料搜集的时间。但有些资料搜集方式，网络是无法取代的，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采集。实地走访，田野考察，网络手段无法取代；再者，网络信息缺少权威性，而且更新太快，所以，对网络材料的引用，还是要慎重。

 三写作规范和方法　　

　　1. 规范

　　做人要有规范，作文也离不开规范。但这些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缺少对于规范的关注，认为这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实则不然。学界出现的好多问题，一部分源于考评制度的逼迫，一部分则源于业者对学术规范的漠视。学术规范从研究层面看，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写作规范；一是指写作道德。

　　先说写作规范。基本的写作规范或者程式应当是，从选题的确定（应反复征求意见），到写作大纲的组合（包括通过资料文献的不断掌握，以及广泛地征求意见，对写作大纲的反复调整的过程），再到正文的写作，以及得出结论的过程。

　　选题一旦确定，就进入围绕选题列出大纲的过程。大纲是文章的骨架，支撑起文章的躯体，因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有的人写论文喜欢率性而为，不列大纲，信马由缰，写到哪儿算哪儿。这也算是一种写法，但很容易跑题；也有这种可能，写到中间，无以为继，断片儿了。对于写作经验并不丰富的写作者来说，还是应当老老实实地列出纲目，而且最好是层级纲目。纲目之间既要有很强的层次性，又要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最要紧的是紧扣题旨，不能游离于选题之外。

　　进入论文的写作过程，一个需要遵守的极其重要的规范，是在引论部分，扼要综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学术派别及其代表性观点，研究进展与不足，进而提出自己力图有所推进或创新的问题或假设。这样就让读者在作者的引导下，很容易地把握了这一领域的动态，并了解作者所做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很多人往往无视这一规范，开篇就迫不及待地自说自话，大谈该选题及其观点的创新与价值，而对这种创新的由来和根据却避而不谈，既不顾及前人的贡献，也无视同行的所得，就好像他的所谓“新观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让人不知所云；正是由于缺乏对前人或同行相关研究进展的必要评述，使得对于所研究之“问题”的提出，有些无厘头；是否有研究的必要，更是让人如坠云里雾里。

　　在文章主体部分的写作中，所遵守的写作规范，是对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假设或问题，进行充分的说理和论证。具体说，就是对已经取得的文献资料、调查材料和各种论据进行分析、归类，分别充实到各章节中，再进行解释、论证。各种材料和论据，不是天生就可以证明论点或说明具体问题的，需要通过作者细致的梳理、组织和论证，才能使其变得富有生命力，从而极其自然地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没有论证过程，只有论点的堆积，是学术文章之大忌。作者提出一个观点，可能很新鲜。比如说，“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观点确实不同以往。但如果你不能通过严密的论证过程来说明、揭示它，这个观点就只是个口号。如果只是“口号”的堆砌，这样的文章当然就没有学术价值，更没有生命力了。

　　再说写作道德。作文先做人。写作道德是个关于如何做人的大问题。文章写得好坏，是一个人的技能层面的问题，不关涉一个人的品性；写作道德如何，则涉及一个人的人格问题，就更要严肃对待了。这些年，在社会环境和学术制度环境的影响和逼迫下，出现了无以计数的学术舞弊事件。这些事件的出现，不排除客观环境的影响，但根本的因素还是在舞弊者自身，是舞弊者的写作道德或是心态出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治标，健全学术惩处机制，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又要治本，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制，“以学术代表作作为职称评定的基本依据，以学位论文作为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取消以刊物级别、篇幅大小等为依据的量化标准”，缓解所施与从业者的心理压力。

　　2. 方法

　　一般而言，学术文章的写作，“需要逻辑学或社会调查统计的知识，用正确的逻辑思维和严谨的数据组织方式，紧紧围绕已经确定的理论假设或具体问题，调动自己所学的各种知识，通过正论（这是主要的）、反论、设论、驳论、喻论等等手法，论证观点或问题，得出结论，完成论文”。这是最基本的方法。进一步说，研究方法又区分为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大类别。思辨性研究以先验知识为前提，通过逻辑推理进行分析、归纳。实证性研究方法就是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以经验证据为理论的唯一检验尺度的研究方法。它又细化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方法。思辨与实证两种研究方法，不存在优劣之别，高下之分，究竟采用哪种方法，决定于论文选题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写作者的自身喜好和能力。文学研究中的文艺理论，史学研究中的史学理论，哲学学科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与分支学科，如美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领域的问题，当然适合于思辨性研究；一些应用性强的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等，更适合于实证性研究。所以，一篇论文，单从标题上看，我们就能轻易地分辨出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像《论公民与公民意识》，一般会采用思辨性研究方法；《中国可持续发展试验区研究》，采用的多半是实证性研究方法。

　　思辨性研究，要求写作者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抽象思维能力。但由于它以写作者的先验知识为前提，面对同一论题，每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因其知识背景和视角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不首先对选题所涉相关概念，基于学术积累和共识，进行明确的界定，往往会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思辨性研究最易出现的弊端。所以，思辨性研究，一定要交代清楚相关的概念、范畴，这是展开研究的前提。而实证性研究，由于其论据来源于经验事实，带有经验性知识的特征，这样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有利于问题的探讨。

　　写学术文章，从选题，到观点，到角度，当然是不断出新、出奇最好，“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新，不奇，靠什么惊人?但有那么多的人在吃学术这碗饭，某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反复研究，再求出新，真是难于上青天了。比如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鲁迅死因的研究成果，达到惊人的1244项。真可以说是掘地三尺了。即使是这样，关于鲁迅的研究也远未到黔驴技穷的地步。原因在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不断有新的材料被披露，被发现；随着科研手段的进步，不断有新的研究方法被采用。这就是说，不仅是新的材料中暗含着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中也有蕴含着新观点的可能。当我们不能在现有材料中发掘新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妨从方法论的角度打开缺口，寻求突破。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向，是学科细分与学科融合并存。一方面，学科分化更加专业和细密；另一方面，跨学科性质的学术融合正方兴未艾。这种细分尤其是融合，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试图寻求方法论上的突破。方法上的互借和创新，无疑带动了学术观点的创新，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也因此应运而生。所以，学术论文的写作，需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勇于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大胆借鉴和试验新方法，这是写出好文章的当然前提。

 四附属性文字的写作　　

　　所谓附属性文字，是指摘要、关键词、说明性注释、参考文献等项内容。它们虽然不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却是学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表现着文章的学术成色和丰满度，强化着文章的创新程度，同样应予认真对待。笔者在日常审稿过程中所接触的一些学术文章，附属性文字经常占据相当大的篇幅，有的文章，仅是说明性注释文字，甚至占到了文章篇幅的三分之一，可见这些文字在作者心目及其文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 摘要

　　摘要，是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容和观点的、高度凝练的文字信息。由此可见，摘要文字的特点，是单刀直入，用最为简洁干练的语言，逻辑地抽象和概述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因此，字数不宜过长，二三百字为宜。

　　如果说，标题是文章的“眼”，从这里能够洞彻文章的“内心”，那么，摘要就是文章的“脸面”，由之可以大致窥知文章的美丑。所以，读“摘要”，往往是学术期刊编辑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值得通读的一种“偷懒”的办法。

　　写作摘要，最为常见的问题，一是文字冗长、散漫；二是把摘要写成了关于论文的主观评述性文字。文字太长，难免有所枝蔓，反而淹没了文章的主旨，淡化了文章的主要观点。而把摘要写成评述性文字，对文章进行自我评价和定性，难免有自卖自夸之嫌，容易失去客观性。常见的是，“本文认为如何如何……在该领域实现了何种突破……填补了该领域的哪些空白……如此等等”，都属于对摘要的误写。其实，作为学术文章的写作者，当一篇文章形成正式文本的时候，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文章的评价，那是别人的事情。作者只是“运动员”，所以就不要越俎代庖，去行使“裁判员”的评判职责了。因此，在给自己的文章写摘要，应当坚持一个七句话的写作原则：内容完整，重点突出，语言精当，立场客观，表述规范，独立成篇，篇幅适当。

　　2. 关键词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和主旨的概念性的词或词组。其选取标准是反映主题，专业特点，公知公用，名词性词语。关键词不是对论文题目的简单分拆，这种情况我们在翻阅学术期刊时会经常见到，而是通过词或词组对文章主旨的一种反映形式。比如说，一篇标题为《关于公民权利研究的思考》的文章，其关键词不是“公民权利”“研究”“思考”的简单组合。这其中，只有“公民权利”或者是“公民”、“权利”属于关键词，因为它们反映着文章的主旨，并且符合其他各项选取标准；“研究”“思考”等词语，既不反映这篇文章的主旨，也无专业特点，故而不能作为该篇文章的关键词。从文章标题看，这篇文章既然以公民权利为研究对象，就不能不涉及与之相对应的公民义务，就不能不涉及对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予以制度界定的宪法与法律。所以，这篇文章的关键词，应当由“公民”“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宪法”“法律”等词语和词组组成。

　　3. 说明性注释

　　说明性注释，是标注于页下，用以对某一概念、观点或现象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注释性文字。当然，有时也用来说明某项研究的进展情况。由于这些文字一般比较琐细，放在正文中，会影响到文气的流畅性，所以一般会作为解释性文字置于文下。说明性注释虽然是学术论文的补充性文字，但它并非可有可无。从中往往可以透视出作者的研究旨趣，学术视野，研究思路，以及学界的研究动向、研究进展等学术信息，不可轻视。甚至可以说，这些文字是学术文章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没有说明性注释的学术文章，其学术性可能会大打折扣。正因如此，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术文章，往往少不了说明性注释文字，有时甚至相当大的篇幅。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的《发展话语中第三世界妇女知识的构建》一文，共计10页，说明性注释文字的字号尽管比正文小一号，但仍然占了近一页半的篇幅。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平时阅读学术文章，也不应忽略对说明性注释的阅读，其中经常会有一些富有情趣的思想内容，更具可读性。

　　4.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一般列于文后。参考文献有两种类别。一种是引文性参考文献，它是对文章中具体引文出处的信息标示。一种是非引文性参考文献，一般单独著录于引文性参考文献之后。有这样一些参考文献，虽然未被论文作者所直接引用，但它们对作者的写作构思有所启发，对作者观点的形成有间接的帮助，都可以被列为非引文性参考文献。这也体现着论文作者对他人著作权的尊重。限于篇幅，一般的学术文章，只列出引文性参考文献。如果说，非引文性参考文献可以被忽略的话，那么，引文性参考文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省略的附属性文字。

　　谈到引文性参考文献，就不能不提到引文问题。引文一般有三种性质或类别。一种引文，是作为论证材料，帮助作者立论的引用文字；一种是作为与作者所持观点相异或相对的观点予以引用的文字，一般见于争鸣性文章之中，意在通过对他人成果的引用，形成争鸣和对话；还有一种，是学术动态性引用文字，引用他人成果，是为了说明该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然后，以此为基础，展开自己的研究。以上三种引文的出处，都应在参考文献中标注清楚，这既表明作者对他人成果的尊重，也表明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也便于读者查阅相关信息。

　　有些写作者，写论文很少著录参考文献，甚至根本就不著录参考文献。这样的文章，十有八九不会是像样的学术文章。不著录参考文献，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不懂学术文章的写作规范，凭一时的灵感，偶然有一个感想，一种触动，就动手写作，全然不顾这种来自一时灵感的所谓新鲜观点，在他人那里早已成为旧识。因为他不懂得文献检索，不去参考别人的成果，在他的文章中，当然就没有“参考文献”一说了。另一种情况，涉及学术不端。明明引用了他人的成果，既不用引号标注，更不著录参考文献。这就另当别论了。

　　有关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等附属性文字的写作要求的这些说明，意在提醒论文作者，一定要重视这些文字的写作和标注。功利一点儿说，重视附属性文字的写作或标注，甚至有可能会增加文章被刊用的可能性。学术期刊的编辑，是很重视学术规范的。他拿到一篇文章，并不一定直接就进入对文章正文的阅读状态，而是往往先看你的选题的新颖程度，摘要的学术含量，参考文献的丰富程度。仅是这些内容，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透露出这篇文章的学术含量，为编辑提供一定的取舍参考，决定着他是否有进一步的兴趣，去阅读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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