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星｜宋明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以蔡清《四书蒙引》对饶双峰的吸收与批评为中心

作者简介

许家星，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蔡清《四书蒙引》是明代颇具代表的四书学著作，被赞为“朱注功臣”。而南宋饶双峰对朱注的诠释则以“多不同于朱子”著称，被史伯璿讥为违逆朱注之代表。然而《四书蒙引》却与《四书大全》所引饶双峰说有着深度交流，或正面引用赞赏其说，或批评否定其说，或对其说褒贬兼具。《四书蒙引》对双峰说的批评与接受，表明朱子学内部有着良性的思想互动，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饶双峰作为不应被忽视的朱子学重要学者的客观影响，同时彰显出《四书大全》作为朱子学交流平台的枢纽意义。
自南宋以来，朱子学就一直主导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不同时代的朱子学者通过对朱子思想和著作的创造性诠释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关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的诠释更是构成后世朱子学思想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明代汇聚宋元朱子后学各说的《四书大全》作为功令之学刊行以来，使得对朱子后学的理解也成为一项必须面对的功课，以《四书大全》为依托的朱子后学之间的深度对话由此得以全面展开，这成为明清朱子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蔡清《四书蒙引》、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即是明清朱子学者与宋元朱子学者交锋对话的代表之作，但稍显遗憾的是，对于明清朱子学依托《四书大全》开展与宋元朱子后学的跨时空交流这一特点学界似有所忽视。本文拟以蔡清《四书蒙引》对南宋朱子再传饶鲁（号双峰）的吸收与批评为中心，来具体呈现明代朱子学与南宋朱子后学在对朱子《集注》理解上的异同，揭示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的若干共性，彰显饶双峰对朱子后学的客观影响及《四书大全》不可忽视的平台意义。　　　 蔡清（1453—1508）字介夫，号虚斋，福建晋江人，其所著《四书蒙引》体现了经学与科举学相融通的特点，“此书虽为科举而作……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未可以体近讲章，遂视为揣摩弋获之书也。”本为举业而作的《四书蒙引》因融入蔡清对于《四书大全》的深刻体会和精细辨析获得高度认可，成为明清经学史上影响广泛的著作。其“羽翼传注，举业准绳”之双重价值得到充分认可，甚至被视为解说《四书》之第一部，用来与朱子《集注》相提并论，并冠以“朱注功臣”之荣誉，被认为对《四书》具有“抽关启钥，直窥堂奥”之意义。蔡清本人也被称为明代朱子学第一人，并视为对重振明代福建朱子学、抵御阳明学发挥了中流砥柱之作用。黄宗羲概括蔡清《四书蒙引》的特点是用功精深、辨析精密，由训诂而通义理：“先生平生精力，尽用之《易》、《四书蒙引》，蚕丝牛毛，不足喻其细也。盖从训诂而窥见大体……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犹无与于学问之事者也。”今人亦认为《四书蒙引》在诠释上具有“句谈字议，折衷群言”，兼重训诂与义理，精细笃实，“从道不从贤”的特色。蔡清著述《四书蒙引》之作，就是出于不满《四书大全》不加区别地选取朱子后学之说而予以甄别取舍之，使所取之说符合朱子之意。他说：“《大全》不分异同，撮取成书，遂使群言无所折衷。故吾为《四书蒙引》，合于文公者取之，异者斥之，使人观朱注珑玲透彻，以归圣贤本旨，如此而已。”周天庆指出蔡清《四书蒙引》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明朱子之后关于四书注解的优劣”，即对《四书大全》引用的朱子后学之说加以比较，择优去劣。
饶双峰被认为是朱子再传的杰出代表，虽无著作流传，却是宋元朱子学的中心人物，尤其对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影响甚深。其思想以穷理精密、善于出新，“多不同于朱子”而著称，被史伯璿讥为“不肯为朱子下”而“欲自立门户”者，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辨精神。《四书大全》引饶双峰说约570条，仅次于陈栎、辅广。而蔡清对双峰之说予特别关注，《四书蒙引》约50处加以引用论述，对之大致采取了赞同、批判及褒贬兼具三种态度。可见蔡清与双峰二者皆具辨析精密、兼宗训诂、追求创新、不囿朱注的为学风格。
泉州·文庄蔡公祠　

一

《四书蒙引》对双峰说的认同

其一，对于《四书大全》所引双峰之说，《四书蒙引》直接引用十多条而不加评论，其中实有与朱注持不同看法者。如《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章引双峰“井田可行于中原平旷之地，若是地势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贡法，阡陌是田间路。古人车制一车阔六尺有余，两傍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富国，所以凿开阡陌为田，前此诸侯欲富其国，井田大纲已自废了，商君则索性坏却”。此条朱注赞孟子能根据已往之痕迹推断井田制度，“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而双峰则泼冷水，认为井田之说本无从考察，不可拘泥，当根据南北地形差异具体分析，适合北方中原土地平旷之地并不适合江南高低不平之丘陵山地，因井田法早就废止，故“孟子多是臆度言之”。其意在强调切不可认为井田乃一普遍通行制度，实受到客观地理环境及时代因素限制，此说确有所见，故蔡清引之，然删除其中对孟子不满之说。《孟子·滕文公下》“三月无君则吊”章《四书蒙引》引双峰“似亦可疑，如何恰好三月无君便去吊之”句，此说怀疑“三月无君则吊”之礼的存在，实涉及君臣关系。　　　所引双峰说多有对经文、朱注加以引申深化者。如《孟子·滕文公下》“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引双峰“诚哉是言，自古及今，大抵皆然，有暴行必有邪说以文之”，谓言邪说暴行相即不离，是对孟子说的发挥。“孟子四十不动心”章引双峰“要之不疑惑，然后能不恐惧。故《集注》论心之动，则以恐惧居先；论心之所以不动，则又无所疑惑居先”，此为申论朱注“恐惧疑惑”四字之用心及其关系，指向知言与养气先后关系，所论有助于对此问题的理解。《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章引“旧君尚且有服，不应见在之君而待之如此”，双峰首句本为“旧君其恩已绝，尚且为其君有服”，蔡清删“其恩已绝”，恐觉此说不妥。双峰此说是对朱注“王疑孟子之言太甚”的进一步发挥，有助于理解朱注。《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章引双峰“禹三过其门，稷是带说”，双峰此说乃引申文外之意，《四书蒙引》引之，且进一步言，“愚谓易地则皆然”。《孟子·万章上》“咸丘蒙问”章引双峰“尊亲、养亲虽是二事，然尊与养相须，养之至乃所以尊之也”说。此尊、养相须说的论述是对朱注“此舜之所以为尊亲养亲之至”的进一步发挥，《四书蒙引》取之，且申言之。　　　所引双峰说体现了其理学立场及《四书》融贯诠释的特点。如《孟子·离娄上》“爱人不亲反其仁”章引双峰“‘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无间断之意”句，提出以理论命说，且指出本章是对上章“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的补充细化，体现了双峰解经的理学立场和广阔视野。《孟子·离娄上》“孟子谓乐正子”章引双峰说“乐正子始意，只欲来齐见孟子，依王驩来省粮食之费，视为勿紧要事。殊不知一失身从之，便是‘因失其亲’。孟子所以切责之”。此是对朱注“其不择所从，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责之”解的解释与发挥，尤其是结合《论语》“因不失其亲”说，体现了《论》《孟》互诠的特点。　　　所引双峰说涉及字义字音者，体现了双峰与蔡清解经兼重训诂的特点。《孟子·梁惠王下》“人皆谓我毁明堂”章引双峰说“泽是水所都处，梁是水所通处”。《孟子·离娄下》“公行子有子之丧”章引双峰说“‘行’字本文无音，当音‘杭’，《毛诗》‘殊异乎公行’，是主行列以官为氏”。此两条的字义、字音之解，体现了双峰虽以穷理精密见长，然亦不废考据训诂，对朱注实有补充之功，故为《四书蒙引》所引。　　　《四书蒙引》尚有未标注双峰说，其意却与双峰同者，当是遗漏双峰之名。对于《论语·述而》“三人行”章，《四书蒙引》卷六评曰：“然此（亦）姑以一善一恶对言，以见善恶皆我师（耳），若两人皆善，则皆当从；两人皆恶，则皆当改。若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吾亦从其善而改其不善，无往而非师也。”双峰提出“善恶皆吾师”的新论，以解释经文“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善从不善改说。在双峰看来，善恶分别指两种人，并进一步推断言外之意，即如与一人行，则当就其人之善恶言行观之，故亦是我师，并引南轩说证之。《四书蒙引》则删除其“言外之意”，即所引南轩说部分。　　　就《四书蒙引》所引此数条双峰说来看，涉及制度考证、字义新解、义理发挥等方面，既有对经文及朱注的发挥补充，也有双峰提出的新颖之见不为朱注所囿且兼综训诂与义理之精神，故颇为蔡清所重。
其二，《四书蒙引》引双峰说并大加赞赏者，所用措辞包括“最好”“最精”“极有斟酌”“善乎”“至言”“极妙”等，毫不保留地表达了对双峰说的由衷赞赏，此类大概有15条。就所赞双峰之说来看，确有分析细密、别具慧解的特点，无怪乎引发持有同样治学风格的蔡清之共鸣。　　　蔡清赞双峰解《论语·八佾》“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章，“饶氏两句说得最好。曰‘祭于其所近于亵，止祭于奥又非神所栖，故两祭之，尽求神之道也’”。双峰此说是经文的言外之意，阐明祭于其所与祭于奥的意义在亲之、尊之，故两尽求神之道，实发人所未发。在《孟子·公孙丑》“不动心”章赞赏双峰：“饶氏曰‘孟施舍取必于己，其气象如曾子之反求诸已；北宫黝取必于人，其气象如子夏之笃信圣人。’此说最好，‘取必’二字尤妙。”蔡清尤欣赏“取必”二字高妙，取必于己与取必于人是对朱注“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的进一步明确，体现了双峰分析透彻、用语精密的特点。对于《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章“若夫润泽之”说，蔡清赞双峰：“饶氏曰：‘前面记底是个硬局子，到这里须要会变通。’又曰：‘润泽非文饰之谓，乃是和软底意思。’饶氏此说最精。”双峰采用硬局与变通说来理解孟子“大略”与“润泽”说，朱注解润泽为“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双峰进一步确定润泽之意不是“文饰”而是“和软”。关于《论语·八佾》“子语鲁大师乐”章的“翕如”“纯如”“皦如”“绎如”，朱注解为：“翕，合也。从，放也。纯，和也。皦，明也。绎，相续不绝也。成，乐之一终也。”《四书蒙引》极赞双峰对“四如”的解析：“饶氏曰：‘翕合之余有纯和，纯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无间断，方是作乐之妙。’上句著‘余’字，下句著二‘中’字，极有斟酌。”双峰主张本节分为初翕如、中绎如纯如、末皦如的三节说，在朱注基础上突出了“四如”之间的前后贯通关系，蔡清对表示三者关联的“余”“中”字深表赞赏。《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章，朱注引吴才老说，批评子夏“此章之言，不能无弊”；蔡清引双峰说并赞曰：“饶氏谓‘此章用以观人则可，用以律己则不可’，至言也。子夏本意却未分观人律己，此所以有弊。”他认为双峰可用以观人而不可律己说击中了子夏未分观人律己的毛病，故双峰之解颇能救其弊，是对朱子说的推进，由此可见双峰义理分析之功。《论语·子张》“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章，朱注为“致，尽其极也。盖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蔡清引双峰说，“‘乎’字有感动人意，圣人言人无有不能如此者，而不能如此者，是诚何心？此夫子所以默寓微意也。不然，只管说人尽能如此，似乎无味”，赞“饶氏之说极妙”。双峰抓住“乎”字展开分析，认为此字具有感动人心之意义，人皆能此而不能者，其心不孝也。然不可空说人能之，“乎”则有人皆能而未见其能之意，寄托了圣人感慨、劝勉、叹息等诸多微义。从“乎”字这看似无关之虚词入手而分析其中所蕴含之深意，显出双峰分析之细密与思维之敏锐。《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章关于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问题，《四书蒙引》注意到此与前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相对应，提出“均则无贫无寡，无贫无寡则和，和则安无倾”说，但同时亦能欣赏双峰说，其说为“愚意只是均则无贫无寡，无贫无寡则和，和则安而无倾矣。饶氏之说亦好”。双峰主张“均无贫而后能和，和无寡而后能安，三者又自相因”，突出均、和、安的相互作用。对于《孟子·公孙丑》“知言养气”章“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双峰主张以“圣”为中心来把握仁智，体现了学与教之两面，“不厌不倦须粘上‘圣’字说，言学圣人之道而不厌，又以圣人之道教人而不倦”；蔡清认为，“今据《论语注》‘为之谓为仁圣之道，诲人亦谓以此教人’，则可从饶说”。可见蔡清通常以朱注为标准来衡量双峰说，同时兼顾四书等经典之间的互诠，体现了贯通诠释的立场。《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章“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双峰解为“孟子教时君行仁政，只是教与养两事……使之君与臣自相亲，父与子自相亲，长与幼自相亲，非尊君亲上之亲”。蔡清肯定双峰：“此说可从。盖合帝命契所谓‘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之义，然后自该得亲上之义矣。”《论语·阳货》“君子有九思”章，双峰解析九思之次第及关系，言“九者之目有次第，视听色貌言是就自身说，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说。一身之间，视听向前，其次则有色貌，又其次言出于口，又其次见之行事”。蔡清认为：“九思次第，饶氏说亦无妨。盖视听色貌言，皆吾身事件。事疑忿得，则以身连事说。然大抵都是君子诚身之事。”　　　蔡清对双峰说不够完美之创新亦颇欣赏。《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章，朱注“愚谓圣人当行而行，无所顾虑；处困而亨，无所怨悔”；双峰解为：“‘当行而行，无所顾虑’，是说‘明日遂行’；‘处困而亨，无所怨悔’是说‘在陈绝粮’以下。顾是顾后，虑是虑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他以朱注两句分别对应经文“明日遂行”与“在陈绝粮”，又以前后人己对应朱注顾虑怨悔。蔡清赞同双峰前句“当行而行”之分，不满顾虑怨悔之分，“但全章题目则不可如此分截，且依饶氏分。但谓‘顾是顾后，虑是虑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不必依他。”他主张“明日遂行，在陈绝粮”皆属“当行而行”，“处困而亨”则引入“君子固穷”；但认为就全章而言还是应照双峰之划分，与朱注对应紧密。在此体现了尊重文本的态度，但他并不满双峰对于顾虑怨悔的解释。双峰解《孟子·公孙丑》“矢人岂不仁”章：“此上三四章，皆是为当时君大夫言之。此章与仁则荣一章之意同，皆是教时君以择术之意……我若为仁，虽大国岂能役之？”蔡清亦认同孟子此论对象是诸侯，赞同双峰的为仁则不必大国役之说，“饶氏一说甚当”。王夫之亦赞赏双峰说。　　　举蔡清赞同双峰之说，颇有被后世王夫之、陆陇其等朱子学名家反对者，此恰显出蔡清对于双峰的特别认可。如《论语·子路》“无欲速”章，双峰不循朱注把欲速与不达、见小利与大事不成的相对应说，而提出跨句组合，把欲速和见小利结合之，认为二者相因，言“见小与欲速相因，才要速成，便是只见得目前小小利便处，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远大底规模，自然是急不得”。蔡清指出双峰的欲速、见小利的相因说虽不合经文正意，然则对道理实有发明，且证诸现实，确有所合。“饶氏合说虽非正意，然于道理有发”，在此体现了双峰善于出其不意的创新思想，亦见蔡清注重结合实践体会经义的方法，重视经典对于现实工夫的指导意义，对经典诠释并不拘泥经文正意的阐明。王夫之则反对双峰的相因说。又如《论语·卫灵公》“知德者鲜”章，朱注为“德，谓义理之得于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实也”；《四书蒙引》赞赏双峰对“德”的理解：“善乎！饶氏之说曰：‘既知得这里面滋味，则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夺之’。”双峰认为如真知内心有得于己的义理之滋味，则外面世界种种味道自然不足以夺其内在固有之德。此解以内外对比的形式表明实得于理的意义与滋味，王夫之则不满双峰此解。又如《中庸》“君子依乎中庸”章，双峰强调遁世不知不悔比依乎中庸更难，“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见其为难，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方是难处，故曰‘唯圣者能之’”。陆陇其指出蔡清《四书蒙引》实用双峰之意，言“依乎中庸只说得智仁，至于遯世无悔方是智尽仁至处，勇即在中也”。陆陇其认为朱注并无把依乎中庸与遁世不知当作难易两层意思，而是主张二者的一体，此即至诚不息义，“双峰饶氏又谓依乎中庸未见其为难，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方是难处，将二句强分难易……何难易之可分哉！”

二

《四书蒙引》对双峰的批评

双峰思想活跃，分析力强，常能就经文提出新解，由此引起蔡清批评条目约18条。如关于《论语》“颜渊问仁”章“行夏之时”解，双峰认为“行”兼摄了政令，“行字兼令说了”。不仅是改正朔，而且是行每月政令，《四书蒙引》批评此说不通，“夫敬授人时者，古圣帝明王所以敬天勤民之第一件事也。故夫子首以行夏时告之，取其时之正者，以其为春令之首月，于时为正也。令之善者，三阳开泰，协风乃至，景候善也。饶氏之说不可晓。”蔡清认为“行夏之时”仅是敬授人时之义，此乃帝王第一大事，故夫子告之以行夏之时，突出时之正。然《四书章句集注》“令之善”乃是指时节气候之善，批评双峰说无有理据，难以理解。蔡清或依据朱注来批评双峰新解，如《孟子·离娄上》“天下有道”章“小贤、大贤”的“贤”，双峰解为“贤兼才德”。蔡清认为朱注只是“德”，而双峰多补一“才”字不妥，“饶氏谓贤兼才德，未必然也。朱子注只是德字”。关于《孟子·离娄上》“自暴者不可与有言”章的“旷安宅弗居，舍正路弗由”，双峰认为“后面说不居不由，又只指自弃者言之”。《四书蒙引》认为当是兼自暴自弃，而非专指自弃，“兼自暴自弃，不可依饶氏说”。其实双峰说乃依本章孟子“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对自暴自弃的区分不无理据。　　　双峰善于对朱注加以剖析，且往往偏离或突破朱子之意，故蔡清对双峰之反驳亦多基于对朱注的理解。如双峰把《大学》“赫兮喧兮”的“赫”“喧”解为“宣著貌”“盛大貌”，不同于朱子《诗集传》“喧为宣著”，《四书蒙引》批评双峰说流于穿凿，“饶氏分解‘赫，宣著貌，喧，盛大貌’，而《诗传》却解喧为‘宣著’。可见饶氏之穿凿。按：赫赫师尹，赫赫于盛大义尤近，不必分者为是。”蔡清认为“赫赫师尹”表明“赫赫”具有盛大之意，故应当回归《集注》解，把“赫”与“喧”一并解为“宣著盛大之貌”。又《论语》“屡空”章，双峰提出造道与用心之分，主张经文颜子“庶乎”与“亿则屡中”为对，此造道之异也；“屡空”与“不受命货殖”为对，此用心之异也。《四书蒙引》批评此说过于拘泥，“饶氏造道、用心之说，似未豁然。全依他说，则是以‘不受命而货殖’对屡空，以‘亿则屡中’对其‘庶乎’，似太拘耳。圣人亦是信口说出，未尝立字骨也，细思自觉烦碎。”蔡清指出双峰剖析对说看似分明，实则语义未明，过于拘束琐细，未能把握圣人大意。这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双峰精于辨析的，具有“入乎朱注而出乎朱注”的特点。《论语·卫灵公》“好行小慧”章，双峰又把经文“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分别与朱注“无以入德，故将有患害”相比配。此一分配的根据当是来自朱注“以言不及义为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为行险侥幸之机熟”，二者分别就心与机而言。《四书蒙引》反对之，“小慧是不顺义理之正，就其利欲之私者。饶氏谓‘言不及义，故无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将有患害’。此说非也。‘放辟邪侈’，则陷乎罪矣；‘行险侥幸’，则心术自亏矣。”蔡清以小慧是不顺义理之正而就利欲之私，批评双峰把经文言不及义与好行小慧对应于《集注》“无以入德而将有患害”说。此说于《集注》本用来解释经文“难矣哉”，而《四书蒙引》坚持《集注》说，进一步把《集注》的“放辟”解释为“陷乎罪”，“行险”是“心术亏”。此外，双峰还就《孟子·公孙丑上》“及是时般乐怠敖”章提出比对式分解，言“般乐则不暇明其政刑，怠敖则不能贵德尊士”，《四书蒙引》评此过于分析，“般乐怠傲，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无求于贤才，而惟奸谀是崇是用矣。自与本文相反对，不必如饶氏所分。”蔡清认为“般乐怠傲”即“不恤政刑”，如不恤政刑、无求贤才，自然是走向重用奸邪，其意与原文相反，故不必如双峰之分。朱注即未加分别，故见双峰之学具有分析性强的特色。又《论语·宪问》“羿善射奡荡舟”章，双峰据朱注“适之意盖以羿奡比当世之有权力”说，推出“权力”指鲁国季氏、孟氏、叔氏三家，盖三家权力盛而有无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四书蒙引》批评此说不合史实，“饶氏以为南容是以羿奡比三家，非也。南容亲为孟懿子之兄，其心固知三家之非义，然于说词之间，必不若是其自讦也。”蔡清认为南容与孟懿子为兄弟，自然知三家举动之非义，故不当于言语间如此自我指责；假如真是此意，则夫子当不会如此肯定。对夫子道自家之恶事，又不合当时鲁国三家实力强弱之情况，故南容之意乃泛指有权力者而非指其家事。《论语·子路》“正名”章，双峰提出“正名”是一切事物所必具之普遍法则，而君臣父子则是正名之大者。《四书蒙引》批评此说与朱注相违，“此说虽善，而非本章之意，与下面‘施之政事皆失其道’相戾”。蔡清认为此说单独而言虽有意义，然偏离了文本，尤其是与《集注》“施之政事皆失其道”说相反，政事才是正名中之大者。《论语·颜回》“樊迟问仁”章，针对《集注》所引程子“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虽若有浅近者，而其包含无所不尽”说，双峰进一步分析为“爱人、知人是仁、知之浅近处，‘包含无所不尽’，则深者、远者亦在其中”。《四书蒙引》认为此对说不妥，“‘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一条，饶氏解得不是。只浅浅恁地说，欲樊迟得受用也。然舜汤云云，亦不外此，便见‘包含无所不尽’”。蔡清指出，《集注》所引程子说既指出夫子对樊迟之言本来就是浅显说，同时也包含舜汤有天下选于众意，故《集注》谓“包含无所不尽”。这与“道千乘之国”章注“虽言近上下皆通”及本章朱子对“富哉言乎”注“叹其所包者广”一致。　　　双峰还对朱注提出异议或批评，引起蔡清反驳。如《论语·卫灵公》“人无远虑”章，《集注》引苏氏解“故虑不在千里之外，则患在几席之下矣”。双峰认为此说“只说得地之远近，欠说时之远近”，故而补充“虑不及千百年之远”说。《四书蒙引》则认为：“朱子引苏氏注，蔡氏、饶氏都看错了，只管分争个地与时做甚。不知苏子所谓‘千里之外几席之下’字样，只是发明‘远近’二字之意……孔子正是以时言。”蔡清批评双峰执着于时间与空间之分，盖要领不在时、地，而在“远近”。他并不认为真的需要远虑千里，才能无几席之忧，孔子的远近也正是就时间而言，远近是包含时间与空间的。但双峰说作为一种补充，最少明晰了时间的一面，确实有其意义。《论语》“以杖荷蓧”章，《集注》引范氏“隐者为高，仕者为通”说，双峰解“为”是“作为”，认为“隐者专要做那高尚底事，仕者专要做那通达底事”。《四书蒙引》则认为“‘为’字不必依饶氏作‘作为’说”，主张还是解作一般意义的“以为”较好。　　　双峰有的解释本用朱注，但蔡清亦对之加以批评，其实针对的是朱注。如双峰解《孟子·梁惠王下》“师行而粮食”遭到《四书蒙引》的批评：“饶氏曰‘君之行也以师，其食以粮’。如此，则只是人君食粮矣。愚尝笑而驳之曰：‘恐糗糒之属，非当时食前方丈之诸侯所能甘矣。’”蔡清讽刺双峰之解乃是人君食粮，认为“糗糒之属”绝非当时享受富贵之诸侯所乐意者。然双峰并未违背《集注》，《集注》即认为是“糗糒之属”，而《四书蒙引》则认为此食粮是泛指。　　　蔡清对双峰的某些批评不仅针对朱注，且提出自家不同于朱子的看法亦未见得确。如《论语·卫灵公》“谁毁谁誉”章，《集注》认为善善恶恶而无所私曲之民即三代之民。双峰则主张本章的“人”是相对于已而言，“民”则相对于君而言。《四书蒙引》表达了对朱子的反对，并批评双峰：“‘善其善，恶其恶，而无所私曲’，指民而言，不指三代之民言，故曰‘即三代之时’云云。饶氏谓此节以君对民而言，非也。”蔡清认为此“民”并非指“三代之民”，而是指民，根据是“即三代之时之民”不等于“三代之民”。蔡清此说似乎有误。此外，双峰的君民相对说就概念分析而言似并无误。关于《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说，双峰提出“四端甚微，扩而充之，则不可胜用，此之谓人能弘道”，又说“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说，若就道体上说道，则际天蟠地，何待人弘”。《四书蒙引》批评双峰解不合正意。蔡清认为双峰以四端为弘道之道对“弘”字较有意义，然非经文正意。盖道与性有区别，照双峰解则是人能弘性而非弘道，但性道有别，故《集注》所引张子注在外，言“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提出道即是事物当然之理，道在我身，需要扩充，从心上推扩，此即《集注》“人心有觉”。至于四端则是性，心、性皆是活物，故不合《集注》“道体无为”说，蔡清视性与心皆是活物似不合朱子意。蔡清又据《中庸》“道待人而后行”说，以之反驳双峰的“道自能行而不待人”说。此似有误解，双峰指的是道体无需人弘而非道。又如《孟子》“浩然之气”章，双峰把“无是馁也”解释为无气道义馁，“行有不慊于心则馁”则是无道义气馁。《四书蒙引》认为双峰此说荒谬，主张所谓“馁”皆是指体不充，即体不充之形馁，“饶氏又云，‘无是，馁也’，是无气则道义馁；‘行有不慊于心则馁’，是无道义则气馁。’此说尤谬。二‘馁’字本同也，皆谓体不充”。对此问题，中韩学者有不同说法，双峰说、蔡清说各代表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的“不忍”，双峰认为此忍是遏制不住、忍不住的爱人之心；《四书蒙引》批评之：“不忍人‘忍’字是反字，饶氏谓‘人心慈爱恻怛，才见人便发将出来，更忍不住者’，非是。不忍人，不忍害人也。”即认为此忍其实是反面之义，指残忍、忍心，不忍即是不忍心害人。　　　上述诸条，双峰就“贤”“为”“弘”“忍”等字义在朱注基础上提出深入细腻的新解，而在蔡清看来，其解有过于拘束琐细的弊病，亦存在偏离朱子之意者。　　　此外，蔡清对双峰尚有不点名之批评。如“笃信好学”章，双峰言“邦有道而贫贱，是无学也；邦无道而富贵，是无守也”，此是将学与守分别对应有道贫贱和无道富贵。《四书蒙引》并未点双峰之名，据其所论，则实际针对双峰分别学、守说而主张学守一体，“以此见得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不可专为无学；世乱而无能守之节，不可专为无守。盖此两句自是说他去就之义不洁，出处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则是无学无守也”。蔡清认为本章主旨在论去就与出处之根源在于学与守，二者不可分而论之。陆陇其大赞蔡清说，称其“学守分属，是《大全》饶氏解，《蒙引》驳之最是”。
　

三

对双峰说褒贬兼具者

蔡清对双峰说亦存在褒贬兼具的情况，约6条。《孟子·梁惠王下》“为巨室”章，双峰提出“两个譬喻是两段意，上面是说任贤不如任匠，下面是说爱国不如爱玉”。蔡清认为双峰“此说虽未得孟子两喻相贯之意，然犹未甚失”。他特别指出陈栎之前譬“小用贤”及后譬“不专用贤”之说，完全偏离孟子之意。陈栎之说实受双峰影响，其《四书发明》亦引双峰说。史伯璿则认为双峰后一譬喻尚可，前一譬喻不合文意。《孟子·梁惠王下》“交邻国有道”章引《书》“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说，双峰比较此句在《孟子》与《尚书》中之不同意义。蔡清对其说作出具体分析，表达了赞同和批评之意。　　　饶氏曰：“《书》言‘宠绥四方’，指君言；《孟子》言‘宠之四方’指天而言；《书》之有罪、无罪，指纣而言；《孟子》之有罪无罪，指诸侯而言。”此语皆是。但下又云‘《书》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此却未安。盖《孟子》之‘越厥志’亦不但指民，凡诸侯卿大夫亦有称乱者耳。且《书》言‘予曷敢越厥志’，是武王自谓我非敢越厥志，而侥幸非望也，一听夫命以除暴安民耳。”　　　他认同双峰以“四方”“有罪无罪”分别指君与天、纣与诸侯的辨析，但不满双峰对“越厥志”的君与民之分，主张“越厥志”在《书》中指武王，在《孟子》中则包括诸侯大夫、民等。蔡清在肯定双峰说之时，又指出双峰前后说的矛盾处。《孟子·公孙丑上》“知言养气”章，双峰讨论了为何从气配义与道转入集义说而不再提及道，双峰的解释是道体义用的体用合一论，“道是体，义是用，浩然之气，有体有用。其体配道，其用配义，故曰配义与道，其体用一也”。他认为无法直接于作为体的道上做工夫，故只说集义。蔡清对其说加以辨析：“饶氏曰‘道体义用，体上无做工夫处，故只说集义’为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气，其体配道，其用配义’，此说似戾。盖配义与道，皆是就行处说。”蔡清认同双峰的道义体用、体无工夫说，但认为此与双峰提出的“体配道用配义”说相矛盾，盖“配”即工夫用力之意，朱注“行之勇决无所疑惮”即强调了行动。又《孟子》“知言养气”章朱注“孟子之不动心，其原盖出于此，下文详之”，蔡清对此详细阐发，认为孟子集义以养气说来自孔子自反而缩的以直养气说，“盖谓孟子之不动心在集义以养浩然之气，而孔子此言正以直养气之说也。是孟子得之于曾子，曾子得之于孔子者也，故曰‘其原盖出于此’。然孟子之不动心寔兼知言养气，而养气中许多节目皆未及也。故又曰‘下文详之’”。但双峰之解则与此略有不同，“浩然之气便是大勇，以直养便是自反而缩，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便是自反而不缩”。他认为孟子浩然之气即是曾子的大勇，以直养是自反而缩，行有不慊则馁则对应自反而不缩。双峰说又补充了大勇与自反不缩。《孟子·公孙丑上》“以力假仁”章，双峰辨析假仁与假义之别，认为仁即包含了义，“孟子不说假义，却说假仁。盖仁包五常，言仁则义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搜示礼，皆是假仁处”。蔡清具体辨析双峰说得失，“愚按：饶氏引伐原示信、大蒐示礼，谓假仁字兼义礼智信，固是。但详左氏本旨，则于以力假仁及大注中‘假借其事以为功’，以力服人，非心服、力不赡等语俱不切。按：‘假借其事以为功’，如救邢、存卫、定襄王、定王世子之类，方是假仁之功。然此非以其力，亦不能纠合一时诸侯以为此事”。蔡清认为，双峰引伐原示信等典故来阐明“仁包义礼智信”说固然可以，但《左传》的本意却与经文“以力假仁”、以力服人及非心服等说及朱注不合。盖《左传》乃赞赏晋文公伐原示信，赞赏以力假仁之霸道，实不同于汤王之以德行仁的仁政。《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章，双峰提出“进善无穷已，故其取善也亦无穷已。取善无穷已，则其进善也亦无穷已”。此说突出进善与取善的相互作用关系。蔡清对此说加以辨析：“双峰之说虽有可听，然前段所云，似欠主张……不知上条作已进善了，然后取善；下条作既取善了，然后进善，是果何说？饶氏独能无所疑乎！”他认为双峰之说看似好听，其实前后矛盾。如进善无穷与取善无穷说是指一乡之善士，至于“取善无穷则进善无穷”说则是主“友天下之善未足言”，故而批评双峰进善取善交互说存在逻辑混乱问题。盖双峰认为二者交替促进，而在蔡清看来则双峰存在进善了然后取善和取善了然后进善两种次序相反之论。　　　上述蔡清对双峰说数十处之评点，反映了明代朱子学者以《四书大全》为平台，对宋代朱子后学的朱子四书诠释所开展之交流对话。它给吾人带来了以下思考：一是明清朱子学是在与宋元朱子学的交流对话、批判接受中展开，其观点之异同往往体现为对朱注的不同理解。二是明清朱子学与宋元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借助《四书大全》这一枢纽平台展开，经由对《四书大全》所收各家之说进行批判，建构思想理论，形成明清朱子学者治学的一条普遍路径。不仅蔡清《四书蒙引》如此，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亦是如此。故《四书大全》的思想平台意义不可忽视，而相较于中国，韩国朱子学者尤为重视《四书大全》之缘由恐即在此。三是朱子学通过对《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大全》的再诠释彰显自身哲学观点的做法，体现了经学与哲学一体、述与作兼具的特色，对于今日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不乏借鉴意义。四是体现了朱子学所具有的善于分析、义理精密、兼顾训诂、不囿朱注、独立思辨、勇于创新的特点。双峰之学与蔡清之学皆具有穷理精密的风格，双峰与陈淳并列为朱子后学中穷理精密的代表，双峰极为精细的辨析之学引起了同样以辨析细密如牛毛茧丝的蔡清的惺惺相惜，二者堪为各自时代朱子学中分析精密之代表。其分析以义理辨析为主，同时兼顾训诂，且充满了对朱注及前人之说的反思精神，推动了朱子学在各自时代的向前发展，其治学精神与方法对于当下朱子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李　欣〕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2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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