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今天，为何读经典

作者简介
　　刘跃进，195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中古文学文献学》《从师记》等。

摘　　要

　　◉ 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终还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

　　◉ 阅读经典，不仅仅是为了扩大知识，更是为了凝聚民族的力量。

　　◉ 什么叫礼乐文明？从大处讲，礼乐文明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的规章；往小处讲，具体到个人，就是一个人如何处事。

　　◉ 礼、乐、法互补，礼是王道，乐是美育，法是霸道。这是贾谊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礼乐文化与法制文明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

　　◉ 我们这一代人将能给后人留下什么？最基本的目标应当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的学术链条上留下我们这一代的印痕，为下一代开创更广阔的天地。

原编者的话：　　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必然有自己经久不衰的经典。经，是经久不易之书；典，是规范神圣的典册。经典穿越历史烟尘，让千百哲人的思想光辉照进不同时代读者的精神世界。在文化资源极大丰富的当下，经典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心灵滋养作用。从经典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助于我们增长中国人的底气和自信，更能凝聚中华民族磅礴力量。日前，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京举行。中州古籍出版社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刘跃进先生，就“今天，为何读经典”这一话题与现场读者分享，这是他在活动现场所发表的主旨演讲。现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一

“为何读经典”话题：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有关“经典”的话题很多，从大的方面说，无外乎两个问题：一是为何读经典，二是如何读经典。两个问题，角度不同，内容也不一样。如何读经典，专业不同，见解自然不同，见仁见智，没有定论。为何读经典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肤浅的认识。这里，我想从一个大的历史时段来试图再作说明。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非常迅速。据说，18世纪以前，知识的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了3至5年翻一番。新世纪以来，新技术、新经济革命如潮水般涌来，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总之，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三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有种说法，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困乏时代。粉碎“四人帮”之初，出版社为应对读书难的窘境，重印了一些经典名著。那时，我还在乡下，听说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现过昼夜排队抢购图书的场面，叫人羡慕不已。毕竟，他们终于有书可读，而我，还在乡下“修理”地球，无缘抢购图书。此后，图书市场逐渐活跃，读书难的状况迅速改观。20世纪80年代，全民读书，如饥似渴，留下了浓郁的时代烙印。

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文献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成为了各类知识竞相涌入的“跑马场”，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书虽然越来越多，但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在过去无书可读的年代，大家特别想读书，偶然得一本书，即使是手抄本，都抢着去读，十分珍惜。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手机、电脑等各类新媒介迅速抢占我们的视听空间，不断投递各种信息，阅读越来越碎片化、快餐化。久而久之，读者又会感到空虚，觉得这种阅读留不下什么东西。作为出版人，作为教育工作者，大家似乎都有这种担忧：不能让快餐文化占据我们生活的全部。不仅新媒体，商品经济也在催生着新的价值观，那就是以实用为标准来衡量一切。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很容易缺失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精神。身处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时常能感受到焦虑，面临着选择的艰难，迷惘于进退的失据。这是一种文化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

我们知道，在纸张发明之前，文字主要凭借甲骨和竹简来记载和传播，受到载体的制约，文字通常很简约。东汉之后，纸张开始大量出现，图书有了市场，于是在大城市中，书店应运而生。王充就是在书肆中开始读书生涯的。书店的出现，说明新型文化的普及时代来临。传统的文化典籍，新颖的文学创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可以使“洛阳纸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雕版印刷，尤其是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更是伟大的发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及时地把这一发明记录下来。他说，如果印数较少，活字印刷未必占有优势；如果印上千份，就会显出神奇的效果。印刷时，一般备用两块版排字，一版印刷时，另外一块版上业已排好字，一版印完，另一版迅速跟进，这样轮番进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这样，书籍得以成倍增长，读者取阅极为便利。

这是宋代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漫长的中国学术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抄本的时代，一是刻本的时代。所谓抄本时代，就是雕版印刷出现以前的时期。抄本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文本的流动性、不稳定性，甚至还有一些不可靠性。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所谓从唐到宋是中国“中古”进入“近世”的变革。这个大的判断是否正确，这里姑且不论。但他认为唐宋不一样，确是事实。一个最显著的区别是，唐代及其以前是抄本的时代，宋代是雕版印刷的时代。

雕版印刷的发明，书籍成倍增加，流通更加便利。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不承想又衍生出另外一种趋势，即书多了，人们反而不再愿意精读，或者说没有心思去精读。宋人读书很多，崇尚心解经典，强调性理之学，都觉得自己近似圣人，甚至以圣人自居。如何成为圣人，却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想立足于这个社会，首先要读书，并且要熟读圣贤书，从圣人的言论中发掘天理深意。《朱子语类》头三卷讲的就是读书法，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地讲怎样读书、怎样读好经典。他的《韩文考异》《诗集传》《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都是围绕古代经典而做的工作。可以说，朱熹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就是勤勤恳恳、乐此不疲地叮嘱人们要读圣人书。陆九渊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圣人的时代，可读的书并不多，他们通过自己的思索，创造出天才的思想。如果跟在他们后面读书，只能读到糟粕。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约请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寺。陆九渊作诗：“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三年后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就是对陆九渊而言。当然参加这次聚会的朱亨道总结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熹、陆九渊的是非曲直，这里也姑且不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他们都承认，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具有颠覆性的能量。从此，读书的方式、做学问的方式也必然发生重要的变化。就像纸张的发明，促使文化普及，重心下移。过去为少数人垄断的学术文化迅速为大众所熟知，信口雌黄、大讲天人合一的今文经学由此败落。雕版印刷的发明也具有这种革命性意义，人们也不再迷信权威，而是更多地强调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这种学风的变化固然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时也与这种文字载体的变化密切相关。

今天强调重读经典，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国学经典典藏》（部分）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

“如何读经典”方法论：立足自身文化立场

今天，我们对快餐文化、舶来的“短平快”文化，已经有了不满足感。“短平快”的东西可以迅速地捕获大部分人，但是它很难在人的心灵上扎根。那么，我们该怎样选择呢？答案简洁明快：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终还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

近十来年，人们都在探讨如何回到中华文化本位，以应对时代的挑战。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大的历史观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具包容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朝代不断更迭，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家庭里。西方的一些观点，如“崖山之后无中国”“新清史”等，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些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崖山就是南宋小皇帝投海的地方，持“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者，无外乎认为，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投海后，蒙古族入主中原，中华文化就断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构成，本来就是多元一体。任何一个民族入主中原之后，都要认祖归宗，蒙元也不例外。所谓“新清史”，是说清军入关后，中华文化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概念。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坐落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宏伟的中华帝王庙，到那里走一走就知道答案了。康熙皇帝晚年，政权稳定后，他想把历代帝王庙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来，乾隆皇帝把这个事情落实了。历代帝王庙里现在还有乾隆皇帝撰写的碑刻，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不管是东夷，还是南蛮，或者北狄、西戎，都凝聚在“中华统绪”这条悠长的历史轴线上。持“新清史”论调的人，不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始终屹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军事实力，不在政治实力，而在文化。中华版图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家长相不一样，语言有区别，是什么将如此辽阔土地上这么多的人集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支撑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它的“根”就在我们的经典里，就在一个“化”字上。

《周易·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与“化”对举，则“化”是指变化，尤其是通过文明的方式促成这种变化。诚如《庄子·逍遥游》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中华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多元一体，以文化人，润物无声，顺随自然而变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强调整体思考，注意到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另外，中华文化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强调以文化天下，春风化雨。这又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这些深邃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文化的这种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上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上，上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

阅读经典，不仅仅是为了扩大知识，更是为了凝聚民族的力量。

《从师记》

三

文化培育：出版人的努力会有回报

中国的经典很多，除了一般意义上说的儒家经典之外，还有文学经典、历史经典、哲学经典，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红色经典等。事实上，经典早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尚未察觉，可能没有读过这些书，但是你的血脉深处是有这些文化基因的。这是从一代代人的耳传、口授，乃至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当中生发出来的。

中国人教育孩子从小要立志，要修身养性、礼乐文明。什么叫礼乐文明？从大处讲，礼乐文明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的规章；往小处讲，具体到个人，就是一个人如何处事。所谓礼，无外乎就是规章制度，就是规矩。一个人要讲礼，一个族群要讲礼，就要有规矩。在中国古代，礼的作用非常大。《陈政事疏》中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即是说，礼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等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发生之后。“禁于将然之前”的礼，其贵在能绝恶于未萌，起教于细小，使人们从开始就见善则迁，畏罪而离，不知不觉就自动地从善避罪。

从善还不够，还要爱美、求真，这就是需要“乐”的介入。中国古代的乐教，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音乐，而是美育教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是中国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纯真自然，这与后来的诗词创作，迥然有别。诗词创作，按理说应当能反映作者的真情，但有时也会说假话，这是不言而喻的。“乐”却不能作假。《乐记》：“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吕氏春秋·音初》：“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为此，孔颖达《毛诗正义》特别关注到诗乐本质的差异，这是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乐”不仅美，更蕴含了一个“真”字，所以感人。《孟子·尽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就说明了音乐的教化作用。有了礼，有了乐，便具有了传统的人文精神。这是正面的教育。此外，便有“法”来守住底线。“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见效慢，推行难，而法的效用很快，“是故法之所用易见”。礼、乐、法互补，礼是王道，乐是美育，法是霸道。这是贾谊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二十四史”中，“礼乐志”一定在最前面，“刑法志”通常殿后，礼乐文化与法制文明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

由此看出，古代中国人并不追求西方那种“超道德”的“大全”“上帝”，却将道德的、人生的哲学视为“终极关怀”，而这种关怀往往又是通过审美来实现的。在美学追求方面，中国人始终将内在与外在、形式与内容、景象与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明确辨识度的中华美学精神和美学追求。

儒家学说很早就把“尽善尽美”作为一种审美评价标准。《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美善兼备，“武乐”却缺少了善。在孔子的审美判断中，艺术必须既“尽善”又“尽美”，才能引起人愉悦的审美体验。在孔子以善为核心的美学体系构架中，“善”无疑所指向的是内容的和精神的，而“美”则是感官的和形式的。也就是说，“尽美”指的是形式，“尽善”指的是内容。所以“尽善尽美”实际上指的就是形神兼备，指的是外在形式和内在状态的统一。孔子在闻听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自然地流露出了儒家极高的审美品位。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在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审美判断时也说：“形象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象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我们的经典文化作品，就是要传达这样一种审美情趣，让读者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有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有助于照亮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长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和自信。在社会商业化氛围下，对人的精神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出版界、教育界都在努力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面上看，我们做的似乎看不见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这确实不像商业投入，投入之后可以看到具体的产出，但我们总还是需要文化的。

许多前辈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人生理想，做研究、当老师、办机构，一步步地向着理想前行。他们在万千青年心中植下了赓续中华文脉的种子，为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贡献了无尽力量和智慧。当我们捧起前辈们一代又一代的著述，不禁为他们的坚守和执着感动。我相信我们的晚辈，在回望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期望能收获这种感动。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可以在经典的阅读和传承中收获感动，我们的文明是永远都不会衰落的。

近年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国学经典典藏版”“国学经典”“家藏文库”“刘学锴讲唐诗”等经典普及图书已经有200余种。当然，这200多的数字放在中国古籍的汪洋大海里，还只是小部分。中国的古籍，按照现在保守的说法有20多万种。20多万种不一定都是珍品，但是留下来的终究是经过了历史筛选的。前代学者的背影，是后来学者仰望的星空。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需要不断地警醒自己，不断地反问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将能给后人留下什么？最基本的目标应当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的学术链条上留下我们这一代的印痕，为下一代开创更广阔的天地。

《中古文学文献学》
　　本文原载于《 人民政协报 》（2023年03月27日第 11 版），作者为刘跃进教授。

　　为进一步规范稿件采编流程，提高编辑部工作效率，东南学术杂志社和中国知网合作，正式启用线上采编系统，热诚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赐稿支持。《东南学术》唯一线上采编系统的网址为http://dnxsh.cbpt.cnki.net，作者可在网站的“作者投稿系统”中注册账号，进行网上投稿，跟踪稿件处理结果。即日起，原投稿邮箱不再接受投稿。    《东南学术》一向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从不以任何名义向作者收取费用，凡要求作者缴纳诸如审稿费、版面费的，均系假冒我刊的诈骗行为；任何非dnxsh.cbpt.cnki.net的所谓“官方投稿网站”，均系假冒网站。敬请广大读者与作者注意。    《东南学术》是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社科学术理论刊物，是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期刊、全国重点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和福建省十大名刊名社。多年来，《东南学术》平均影响因子进入全国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前列，发文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国性重要文科学术文摘刊物上的转载率均居福建省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前列。

本微信公众号系《东南学术》杂志官方微信，如无特殊说明，本微信内容均来自《东南学术》杂志，版权所有。

微信号 : dnxs0591

● 扫码关注我们 ●